历史主义

发布时间:2012-04-27 21:19:19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在对历史主义的历史作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试图得出历史主义本身的内在发展脉络以及它对现在的意义和价值,全文寻求在哲学高度把握历史主义。

关键词:历史主义  存在



一、历史主义到底是什么



    在一个人运用试图快速理解和把握一种现象时,一种办法就是寻找相关的定义。定义是一种归纳概括,是作者本人的理性和知觉与他所认为的外在现实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所谓经典定义,就是多数人认同或接受作者的见解,但也暗示着这种见解有作进一步修正的必要。定义可以让学者暂时摆脱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的骚扰,从而让学者有时间去构建庞大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定义只是一种某些人的共同见解,一种对现实的简单抽象,过一段时间之后,定义就会被重新定义。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定义作为一种快速入门的工具,可以换来心安理得,却很容易陷入字符丛林,因为我们很少去追究定义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思考的自由度。当我在图书馆起劲地摘抄一些关于历史主义的基本的定义时,我仿佛听见了历史主义的嘲笑声。一切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历史主义独自低语,似乎带有某种告诫意味。

    历史主义最初主要是在德国兴起的浪漫主义的伴生物,它代表的一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抗。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虽然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同时,它已经变成一种思想方法,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蔓延至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领域中。用伊格尔斯的话来说,历史主义不只是一种历史理论而已,它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而尤其是人文科学和文化科学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结合1



二、对历史主义历史的一般考察



    德国是历史主义的重镇。早在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提出了普遍差异律和连续律。随后,从维科、卢梭到康德、黑赛尔,最后在赫尔德那里初步形成了历史主义的理论体系。

    19世纪是历史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萨维尼和艾希霍恩的法学思想体现了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芒。洪堡在《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中阐述了历史主义史学的原则。而兰克更加注重对个体特殊性的关注,提倡如实直书,在考证方法上借助于语言学和诠释学,登上了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顶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也展示出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及其内在目的。德罗伊森同样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注重理解对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和人的关系是本体论上的关系。但到了19世纪末,历史主义开始受到实证主义的强大挑战,所以狄尔泰的主要任务是调和实证主义史学和历史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历史主义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思想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而且德国的历史主义史学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流派。在法国、比利时、苏联、甚至德国本身都产生了一些背离历史主义的新趋势。德国的历史主义史学由于拒绝像其它学派那样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逐渐蜕变成保守主义。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主义史学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战争最终使历史主义史学日渐式微。1954年,迈纳克的逝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学家开始探索新的道路。

    接下来的五、六十年代历史学越多越多地转向结构式、分析式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德国(主要指西德)的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则直面德国自身的历史,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探讨纳粹何以会出现以及它和德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弗里茨.费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争目的》一书代表着与近代德国史的传统解释的彻底决裂。2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历史学家越来越质疑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前提现代化的力量。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因此历史学研究开始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对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的主题已经从他们所称为权力的权力转移到了边缘,转移到了多数人3历史不再是被看作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是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4卡罗.金茨伯格的《奶酪和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汉斯.梅迪克的《划艇中的传教士》以及乔凡.尼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魔法师的故事》都体现出了上述历史学的新趋向。这就是科卡批评梅迪克的研究思想时所称的一种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术语最早见之于格林布莱特1982年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写的一篇导言。它是对旧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双重反驳,是在吸收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完成的一种新的构建。新历史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较为中性的概念,处于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并反过来影响到了艺术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和历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



三、历史主义对现在的意义



    人的存在问题始终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核心。在此维度上,历史主义代表着一种哲学,一种人生态度。人为什么存在?人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取个体的自由,还是不可避免的沦为某种外在强力的附着物?这些问题是历史主义在德意志这块哲学圣地一出生就注定是要扪心自问的问题,也是历史学家苦心孤诣试图要展示给世人的问题。

    历史主义认为人性和理性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或具体历史环境,它关注事物生成的连续性,并将它当做个体,注意阐释其特殊价值。5历史主义强调人与事物的特殊具体,它试图与过去展开丰富的对话,以获得一种完整和充实的理解,而在展开对话、寻求理解时,人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这个实际上包含三个:一个人是寻找证据、如实直书的历史学家本人,另一个人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有名的或者卑微的人。最后一个人是阅读并理解这些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文本的后来人。原本这三类人的生命都何其短暂,但都因为进入了历史领域而获得了某种不朽。试想,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曾经是一个个新鲜灵动的生命个体,有各自的故事,有各自的思想,有各自的喜怒哀乐,但是最后大多数人都消逝在历史深处,似乎什么也来不及留下。但是否因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少数强人的历史。有人会回答是。但历史主义历史学家却回答到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历史,那么当我们回头看时,看到的不过是一团迷雾、一堆碎片,找不出意义的任何出处。而当我们强作欢喜向前看、试图抛弃这段糟糕的历史时,那就是一颗干瘪的心灵去迎接或抗拒外在强力早就笼罩于个人头顶上的一种巨大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如此强大,它就像是一个黑洞,不仅我们个人无法逃脱,就是历史主义和历史学家也深陷其中,所以历史主义和历史学家本身需要一种新的回归,这种回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的面目出现。(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可以促使我们对全球化做一番新的审视?)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应时而生的学说,历史学家作为生活在某个国家中的具体情境中的单个人,两者都无法脱离那个时代赋予的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规定性。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的历史学学术研究是在19世纪最初三分之二的时间内获得其现代形态的,那是在德国工业化和民主化之前,并且带来那一时代的烙印。德意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让19世纪的历史主义史学是如此乐观以至于和国家和政治走的如此接近。虽然战争最终击碎了历史主义的这种符咒,但在20世纪前半期历史主义确实已经成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历史主义的实质就在于用对历史的个别理解来代替对历史一般化的看法的迈纳克在其《德国的灾难》一书中就认为纳粹的出现只是偶然,和德意志文化并无本质上的联系。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历过越战和经济危机之后,终于兴起劳伦斯.斯通所宣称的对具体的各个人的经验的重新强调新历史主义就是在那时开始发展壮大的,它是在对以前旧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从而开始新的建构的。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对普通边缘人具体生活情境的挖掘丰富,借助语言学和符号学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解读,对经济过程和政治权力的更为审慎的参与,是历史主义在当代意义上的新的价值和方法论上的双重回归,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和尽量防止很容易出现在历史主义史学中的那些相对的、保守的、虚无的以及主观的东西。从历史主义的重新回归这个角度讲,历史不是一个终结的问题,而是一个开始的问题,不是一个教义闭合的问题,而是(像哲学一开始的那样)一个探索和追求和揭示的问题;历史主义同样应从这种历史化的方面理解6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社,2006P29

2同上,P70

34同上,P106

5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社,2004P250

6康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P502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这本包含八编四十六章的鸿篇巨著绝不仅仅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背后最为核心的考量还是为了彰显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指明一个方向,即从先民的历史中寻找生机。这一点从钱穆在开篇所列举的信念以及引论的详述中就可清晰地看出来。钱穆的这种对中国个性,中国独特之精神的极度推崇是其历史主义情怀在文中的显现。所以,我们说《国史大纲》这本钱穆的代表作强烈地体现着著作本身以及作者的历史主义情怀。

      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启蒙运动的反弹,按照梅尼克的经典性研究,虽然历史主义在欧洲与理性主义一样古老,但作为一种思潮,是出现在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其核心概念有两个:个性和发展。从古希腊的自然正当、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一直到世俗化的启蒙理性,都认为历史的价值在普遍的自然、神意或人性之中,有其客观性的保证。但历史主义相信历史的背后不存在客观的法则、超越的意志或普遍的人性,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有效的价值或跨越历史文化的普遍秩序。所有人类的价值都属于特定的历史世界,属于某种文化、文明或者民族精神。价值是否正当,唯有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才能加以衡量。中国的历史主义是从明代阳明学的良知解放开始,到清代龚自珍的我气造天地,再到梁启超的个性主义。其中对个性和强调与唯意志论是中国历史主义前后相接的一个思想脉络。

      钱穆也继承了历史主义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播撒了历史主义的种子。作为其代表作的《国史大纲》自然也内含着浓浓的历史主义情怀。之所以说《国史大纲》和钱穆具有浓浓的历史主义情怀是因为我们能从《国史大纲》这本钱穆的代表作看到钱穆对于中国个性和中国价值的倍加推崇,对西方世界中的某些普适性价值的拒斥。

      钱穆在扉页所强调的对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的信念所表达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强调一种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将自晚清以来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那种将中国之落后、被动挨打归结为政治制度之专制,社会经济之落后,学术思想之腐朽,并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潮视为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这种对个性突出强调还伴随着对民族发展的渴求。钱穆正是将国民对已往之历史所持之信念的改进视为国家再向前发展的希望。钱穆的这种对民族个性、意志和民族向发展的强调和历史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相契合的。

      而作为《国史大纲》灵魂的《引论》更加清晰地证明了钱穆以及《国史大纲》的历史主义情怀。钱穆在阐释撰写《国史大纲》的目的说:此种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犹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型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对民族个性的珍爱之情跃然纸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推崇就伴随着对当时以一种普世价值的面貌出现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的拒斥。钱穆说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这里钱穆所言之理想在当时是和盛行的全盘西化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这种理想的否定其实也就是对全盘西化论的一种批判和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一种排斥。在他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文字就显示出了他对以西方文明来挽救中国危机的反感。或许他根本就不承认存在着普世的东西,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个性只能在自己特殊的环境中才能体现。正如他所言,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点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性随行,莫能违者。而且他认为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对一国民族个性强调的落脚点必然落在发展上,因为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发展的逻辑,因为相对主义意味着非此即彼的对立,没有发展必然沦落。钱穆以及《国史大纲》也表达了发展的诉求,毕竟他所面临的是民族文化存亡的关头,没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文化的灭裂。他在阐释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和宗旨时说的很清楚,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其目的最终还是实现民族的富强这一贯穿耗尽几代知识分子心力的近现代史主题。只不过他所欲实现的发展是与中国个性、中国价值相连的,是一种按照历史主义逻辑推演的发展,而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用西方普世价值来指导的发展大相径庭。

      而且,正文中也处处显示出了钱穆对中国个性和发展的重视和强调,充分地表现出了钱穆和《国史大纲》的历史主义情怀。所以,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钱穆以及《国史大纲》认定是一种历史主义,怀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

      另外,与上述结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钱穆到底是一个史学家还是新儒家的问题。这里的观点是,即然钱穆以及《国史大纲》是历史主义的,那么说钱穆是一个新儒家就有些不妥了。因为历史主义是强调个性格发展,拒斥普世主义价值的,是种一元论。而新儒家虽然也重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它并不反抗启蒙的普世价值,相反地试图将儒家文化与启蒙理想相结合,在启蒙的普世价值之中找到中国的特殊道路。

       像张君劢所主张的创造性的民族意志,林毓生的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们都是在努力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普世价值糅合在一起,取二者所长,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一条道路。历史主义和新儒家存在着共识,但二者绝对不可划等号。如上述可知,钱穆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持一种拒斥的态度,他不认可西方的普世价值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相反他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视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消失和中华民族的灭亡,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动力,任何脱离历史根基的发展都是一种虚妄。所以,钱穆不应该是新儒家,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史学家。

      最后,用一句钱穆在《引论》中的话概括一下《国史大纲》这本书所包含的价值诉求:惟知之深,故爱之切。钱穆就是希望透过这本中国通史的巨著让国民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知之深,进而达到爱之切,从而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实现国富民强的动力源泉和价值基础

点评

史主义 Historicism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尝试以研究与解释个别人类历史发展(如部落史、国王史)为基础去理解个别的社会政治,认为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便能掌握未来发展,知道什么趋势将会容易成功。

  黑格尔是较早有系统地理解整体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为历史主义建立基础元素。这些元素在十九世纪兴起,包括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1]

  历史主义有时会与还原论相比较:还原论主张人类发展可以还原为基础法则。例如,有些人类历史发展是由经济法则所决定的(经济决定论)。历史主义者则以解释个别人类历史发展,建立他相信的基础法则。

  此词在其他范围有不同的使用。在人类学上,历史主义指人类或生物会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作出发展。在神学上的使用,一些基督教教派亦会以历史主义为名理解圣经的预言,特别是与教会发展作出关连理解。

 

什么是历史主义



西方所谓历史主义,尽管评论众多,并无确切定义。[4]我以为,它实际是18世纪末西方近代史学从神学、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后逐步形成的一些原则。它仍带有文史哲的着重事件描述和直观的思想方法,强调历史世界(Writ als Geschichte)与自然世界(Weltals Natur)之不同。据说,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是德国人评介维科(G·B·Vico)的1725年的著作[5]时所用。维科认为历史是循环进化的,但一国的观念、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历史发展所决定。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L·Ranke1795—1886)可称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他写有德、奥、法、英历史,但每国只写其某主要事件,有类纪事本末。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个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而无共同的历史可言。其后德国著名史学家如特洛奇(E·Troeltsch)、迈纳克(F·Meinecke)等,并在方法论上强调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事物具有单一性和相对性,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用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特洛奇强调直觉方法,迈纳克更重视思想史研究。这就形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传播到各地。法国史学家孟德(G·Mond)来德国学习,后于 1876年创办《历史评论》(Revehistorique)。法国的米歇莱(J·Micheled)、英国的斯塔布(W·Stubbs)都用德国学派方法写法国、英国中世纪史。俄国的罗斯托维季耶夫(M·I·Rostovtzeff)也到德国学习,成为古代史专家。美国阿达姆(H·B·Adams)于1884年创建美国史学会,引进德国史学思想,他的学生图诺(F·J·Turner)创立进步学派(progressive school),成为美国的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出版班海姆的《历史方法论》、朗格卢瓦与塞纽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这种史学手册性质的书将历史主义概念系统化,译文流行各国,成为传播历史主义的重要工具。[6]

讲到经济史,那又是与19世纪四十年代以李斯特(F·List)为先导,由罗雪尔(W·G·F·Roscher)创立的、七十年代经施穆勒(G·Schmoller)等人发展了的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分不开的。这个学派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建立永恒的普遍的经济理论的企图及其抽象演绎方法,主张根据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象国民经济有机体、经济发展阶段论、历史法学方法、历史语言学方法、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经济理论的相对性等观点和方法,都是这个学派提出的,也成为史学中历史主义的部分内容。这个学派的希尔德布兰德(B·Hildebrand)、克纳普(G·F·Knapp)、布伦塔诺(L’Brentano)原来都是史学家,施穆勒、毕雪(L·Bhcher)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施莱(W·J·Ashley)、坎宁翰(W·Cunningham)也都具有历史主义观点。

1883年,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C·C·Menger)的书中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缺乏理论分析,指出历史方法不能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施穆勒为文反驳,引起一场争论,史称方法论论争,断续达20年。1904年,韦贝尔(M·Weber)为文批评德国历史学派将伦理道德范畴应用于经济学,是在科学中掺入主观价值判断。施穆勒为文反驳,又引起一场争论,史称价值判断论争。其后,桑巴特(W·Sombart)和布伦塔诺接受了韦贝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不应作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中德国历史学派瓦解的原因之一。[7]但在史学中,价值判断传统保留下来。不过,这时的历史主义已摆脱早期神学的残余,接受了实证主义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史学家,除马克思主义者外,大都变成爱国主义者和主战派,各为本国、本阵营的特殊性辩护,而这也是战后历史主义转见强盛的原因之一。这以后情况,已见前引《趋势》一书的分析。现我再据《趋势》所述三十至五十年代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将所谓历史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下列五项。

一、历史主义的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

二、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

三、历史主义者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他们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这两者都背离科学。

四、历史主义者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五、历史主义者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这就造成史学家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心态,养成埋头繁琐探索,穷究细枝末节的职业作风。

须说明的是,不是每个被称为历史主义者的史学家都具备这五个特征,他们往往还批判其中某些观点,或者根本不承认有所谓历史主义存在

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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