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一辈子

贾生荣

寒冷的夜晚，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出租车的灯光一阵阵扫过，非常刺眼，就象巡逻似的，打破少有的宁静。我棉衣的拉链敞开着，胸中燃烧着一团火，提着一个塑料袋，内面装着厚厚的打了孔的白麻烧纸、黄纸和许多各种面值的冥纸，踟躇地前行着。

冬至，对于我并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名字，而是自小长辈告诉我的，它是一个亡故者的节日，类似于他们的世界过年一样。我们活着的人，是要给他们烧纸送钱的。所以，自父亲去世以后，不论我这一日身在何地，一定要完成这一心愿的。尽管我的先辈很多，尽管我送的钱数额很大，但在我的下意识中，总觉得这个钱只是送给父亲的。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农民，高大的身材，粗糙的皮肤，倔强的性格，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仍然吃不饱、穿不好。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快乐过，脾气暴躁总让我除了惧怕还是惧怕，很少有交流。每当夜晚看见他抽着旱烟火光一明一暗，一言不发，我总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又一次瓜分地主家的财物的会议将要在争争抢抢中结束，父亲仍然站起来说：“分给我的东西我不要，我看六嫂子孤儿寡母的比我难活，就给他吧”。所有的人都吃惊了，这是他第三次不领社教组的情，拒绝了分给我家的东西。回到家，照例是一顿争吵，母亲埋怨他是个傻子，可他依然缓缓的还是那句话：“不是咱们的东西，咱们不要。吃亏是福，要多想自己的日子怎么过，靠分别人的那点东西也不是长远之计。”

“吃亏是福”已经成为他的一句口头禅，别人嘲笑这是脑子不够用才这么说的。

生产队的苦活累活，只要安排给他干，他都不惜力气做得特别好。而自己又不识字，到底给计了多少工分，他却不问不管。

最难喂养的一圈牲口，是大家挑的剩下的，他二话没说，就管起来。草铡得细碎，料拌得匀称，水添得及时，眼看着一槽一槽吃完，还要弄来豆渣、豆浆水给换换口味，夏秋季节青草不断，最后把这些宝贝喂得膘肥体壮，毛色光亮。

数九寒天，许多个男人合伙到山里运柴，陡坡需要一个一个的帮着往上推拉，他总是先把别人的排上坡，最后一个才是自己的架子车。

叔父在外地工作，家中孩子小，吃水、分粮等杂七杂八的活，全是父亲操心，他自己能干就亲自去干，自己忙总要提醒我们姊妹去帮忙。我们要是推脱不情愿，他就教训我们：“多干点累不死，吃亏是福，人不要太聪明，算那么精干什么？”所以父亲和叔父的关系成了村上的楷模。

改革开放后，各家的日子逐渐好过了。父亲买了一对高头大马喂着，用来自己耕种，可自家的地并不多，一两天时间活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往往是帮了村上人的忙。有一次，他累得病了，我认为这正是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我给他仔细地算账，让他将牲口卖掉。种地本来就赔钱，还要养上牲口，天天伺候，实在划不来。他生气地说：“人要是算这么精，还不如上山当和尚去。”一句话就把我堵回去了。

父亲病危的时候我回到家中，他已经十来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抓紧时间请来匠人做好了棺木，准备好了后事。许多人络绎不绝地来看他，他总是眼含泪水非常感谢，艰难地说些断断续续的话。当他知道我任课的班级学生即将参加高中毕业会考，孩子上学的事耽误不起，就一个劲地催促我走。我拉着他的手，向他告别时，一生坚强的他，哭出了声来。直至让我明白他死后应该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我听得最清楚的话是：“多――吃――亏――”。

我蹲在十字路口，将纸一沓一沓地烧着，不断地想着父亲所说的话。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耿直老实的人，与任何人打交道，总是不占一丝一毫的便宜。他的这种做人的原则，深深地融入到我们兄弟姊妹的血脉中，使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

父亲去世后出殡的日子，是我们家乡罕见的大雪冰冷天，但乡亲们早早地争着抬着很重的棺材，走在一步一滑的雪地上，直至他们放心地将这位难得的好人安排好。

后来的日子我们的家日渐兴旺，由于政策好，也由于大家本分厚道能吃苦。但我总隐隐觉得还有父亲依然在庇护着我们这个家，是父亲的道德力量在感召着我们这个家。所以，我要多烧些纸，感谢我的父亲。他的话，使我们一辈子受用无穷的巨大财富。我相信我的心意他是能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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