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总第７０期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４，２００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７０

雅俗共赏的艺术

———从柳永和周邦彦的词看宋词的雅与俗

陈

琦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福建三明，３６５０００）

摘要：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绚丽的彩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唐诗，元曲，明清小说并重。宋词又大致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柳永及周邦彦是婉约派中常常被同称并举的两位著名词人，两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词品上也属于同一风格，对宋词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都是里程碑似的人物。本文主要从他们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雅与俗的艺术特点进行讨论，探讨宋词的雅俗共赏。

关键词：宋词；柳永；周邦彦；婉约派；雅俗共赏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３４６（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１４－０４

词，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宋词发展史上有许多人常常是被同时提及的，其中一对是柳永和周邦彦。在北宋文学发展史上，他们每每被同称并举，这是由于这两位著名词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点，在词的品格上属于同一类型，且周词对柳词又有着直接继承发展的关系。宋词大致分为两类：婉约派和豪放派，并以婉约为正。其实宋词的分法多种不一，这种分法未必准确，也很粗略，是后人由于不同词人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而划分的。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柳永，周邦彦是婉约词派词人，并可作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婉约词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俗不伤雅

雅不避俗

之后，赋予了它一些内涵，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词。宋词是在唐五代文人词的基础上发展的，已成为文人手中成熟的创作形式，雅与俗两种艺术趣味的分流而又相互渗透，成为宋词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自柳永开始在花间词的基础上扩大词的题材，表现与都市生活有关的内容，并将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引入词作，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柳永的词俗，并不加以重视，这样的观点未免偏颇。柳永生活的北宋，当时进入了承平时期，京都汴梁繁盛至极。同时由于市民阶级的扩大，也有多种多样文艺娱乐的需要，他们到处争唱新声、新腔、新调，而词适于言情，自上至下的普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全都雅好词章。在这种文艺新风的陶冶下，柳永就禁不住以民间俚曲为基础，勇创新曲新词，逐渐成为蜚声词坛的新秀，深受乐工和歌伎们的欢迎。

柳永的词的确有俗的一面，这从当时的许多记载里都可以看到。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

词，从产生之初就以其音乐性有别于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与高雅文化对立的俗文化。早在诗还很发达的唐朝，就有了词这种文学样式，有些著名诗人，也有许多优秀的词作流传。起先，是一种曲子，用作宴乐之乐；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填词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２－１２作者简介：陈

琦（１９５９－），女，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中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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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陈琦：雅俗共赏的艺术

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李清照《词论》“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徐度《却扫编》卷五谓柳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

这类词作中，有的如《定风波》，的确俗，描绘一位歌伎被弃以后的懊悔心情，被晏殊讥刺，视为艳词的实证，但他用的却是同情的口吻，并无淫亵之话语。所谓“从俗”、“尘下”、“鄙语”正好说明柳词语言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戚氏》中曾描述了他少年时和一些“狂朋怪侣”在汴京歌楼中朝欢暮宴，对酒流连的光景。在这种环境中，他曾应乐工歌伎之请，写下了大量歌词，这些新词应是与婉媚风流的教坊词一类，是当时很受市民欢迎的“乐艺”的传布主要是汴京为中心。可是，当时的达官贵戚，文人雅士，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柳永创作所采取的态度是极端蔑视，谤辱交加，这与市民阶层对柳词的反映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这里主要牵涉到统治阶级对“艳曲”的看法，可看出封建道德对文人思想的束缚。

但是，柳永的词并非一味浅俗，而是雅俗并陈。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不乏风致。如《雨霖铃》，历来被视为其代表作。其中“执手相看泪眼”等语，诚然市井浅语，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设想别后景况，“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二句，表明别后冷落凄清之感，写出一种典型的怀人境界，足以与诸名家的“雅词”相比，本词就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显示出柳词的特色。再如他的另一经典代表作《八声甘州》，其中“想佳人妆楼颙望”之语，可谓俗矣。但“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在深秋萧瑟寥廓的景象中，表现久滞异地的游子之怀，连鄙薄柳永词的苏轼也不禁叹赏。赵令畴《侯鲭录》卷七记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永的许多名作，在宋代不但“市井之人悦

之”，而且实际上是雅俗共赏的，因此其传布既广且久。刘克庄诗：“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并非夸说。张耒《明道杂志》记韩维“每酒后好吟柳三变一曲。”《挥麈后录》卷八，言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朱翌为之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醒。”皆柳词中语，甚至佛门释子、道教真人，也爱好柳词。《皇朝事实类苑》记“刑州开元寺僧法明，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临终作偈曰：“早生醉里颠噘，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金全真道士王喆有《解佩令》词，自注：“爱看柳词，遂成。”他们不仅从柳词中参禅悟道，柳词还远传至西夏，又传至金国，作词能流播如此久远，两宋词人中是并不多见的。

“明白而家常”很恰当地道出柳词的语言特色，通俗口语化。其实他也善于融入前人诗句入词，如他的“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事”（《曲玉管》），“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动几许、伤春怀抱”（《古倾杯》），“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即来自《楚辞》的《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和《九歌》“悲莫悲兮生别离”。而“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则是来自南朝谢眺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又“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满朝欢》）是从唐代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诗中化出。再如“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望远行》），即整句用唐人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化诗入词，表情达意，烘托自己的艺术情境。在这方面也可看出柳永词中的俗不伤雅，雅不避俗。这种手法对后来词人影响很大，到周邦彦更是以善于融化唐人诗句著称于世。

二、承前启后，变俗为雅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受柳永影响很深。《柯亭词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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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７０期）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５日

真有时意较含蓄，辞较精工耳。细绎《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数者，十居二三。”周邦彦的一生正当北宋王朝盛极而衰，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时候。周邦彦以少年学子，生活在当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的汴京，加上他知音协律，很快就卷进上层社会诗酒交游，倚红偎翠的时潮中。这时期，其词以软媚绮丽为风格特点的，在词法精严，声律规范化方面开创了两宋格律词派。周词的题材和主题，没有太高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度，但经由柳永所开拓的词的表现疆域，他都有所涉及，有所发展。周邦彦词妙解音律，工夫极深，而又典雅细致，融会自然。词人不仅带着同情心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歌伎悲欢生活的作品，也以多种艺术手法书写羁旅愁思，政治失意，述史咏怀，以及描绘城市繁华和优美的山川风物；也多用慢词，多采用铺叙写法，但柳永平直袒露，而周邦彦则曲折回环（从审美效果的角度上来说）；周的手法少用白描，多用重笔勾勒（柳则恰恰相反）。周词中作品虽间用俗语，但较之柳词，则更多地作了提炼净化，有出于俗而达于雅的特点，无粗率之病，主要是其善于融化唐宋诗的精华。南宋的沈义父指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乐府指迷》）当时的民族危机，阶级矛盾已达到极点，但周词并无反映当时时代，民族危机，而是粉饰太平，说明其远离时代现实生活，他反映歌伎生活的作品，也和柳永作品中一样，往往带有轻薄狎玩的情调，暴露封建士大夫文人固有的阶级习性。

周邦彦词名晚起，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陈师道论“今代词手”，晁补之《评本朝乐章》，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历评当代词人，对周皆无只字提及。李清照《词论》谓词“别是一家”，知之者举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四人，其间亦无周。北宋末之载籍，似乎未见有论述周词者。其词受推崇是南宋开始的，而且愈往后影响愈大，评价愈高。陈郁《藏话腴外编》：“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１６

学士，士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乐府指迷》：“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周词遂被推到两宋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晁公武《鹧鸪天》：“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连能唱周词的也显得品格不凡。实际上反映出了南宋词风的变化，是南宋后期崇尚雅正的风气下，周词派愈益流行的表现。

说到周邦彦的雅词，真是“举不胜举”。因为他“富丽精工”向来以雅词见称。首先，周词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所谓“本色当行”要求维护词体传统的风格和作法，其一，是他知音，识曲；其二，前人一致称赞周作词善于融化唐诗，是其“本色当行”的又一重要方面（《词源》以善于炼字面，多从唐诗中来，“方为本色语”）。其词多用唐人诗句，尤其是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中晚唐诗人的清辞丽句。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起拍“风老莺雏”二句就各有所本：一本于杜牧《赴京初入汴口胜景即事》诗中的“风蒲莺雏老”，一本于杜甫《游何军山林十首》之五中的“红绽雨肥梅”，但既经作者点化，则不仅比原句更见工巧奇崛，而且平添了画面的动感和景物的活力。仅此二句，初夏光景已直逼眼前。“午阴嘉树”句脱胎于刘禹锡《昼局池上亭独吟》中的“日午树阴正”，但改以“清圆”二字形容佳木蔚秀、繁阴如盖的景象，却较刘诗更为传神。而“溅溅”出自《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黄芦苦竹”出自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莫思身外””出自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之四：“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再如其词《风流子》中“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化用了刘禹锡诗“秦嘉镜有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少年游》中“吴盐胜雪”化用李白《梁园吟》“吴盐如花皎如雪。”类似的“引经据典”的词句还有很多，有学者专门作过研究统计，在此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除了在融化前人诗句方面对柳永有继承发展，就连相似内容，也能在意境对柳永的风格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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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更雅致。如《玉楼春》，写的是主人公的一段艳遇及独自追寻往事的无限惆怅。“桃溪”句，写主人公与女子的短暂欢情，“秋藕”句，写两人分别后再也无缘相见。三、四两句今昔对比，表现了爱情失落后的孤独苦闷。下片一、二句写景，为抒情作铺垫。其中“雁背夕阳红欲暮”句，写景独特，浑奇秀美，遂成佳句。结束二句，比喻形象新颖，极写意长情深。《白雨斋词话》说：“美成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点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

周词精于造辞炼句，纠正了柳词的“俚俗”，感情比柳永更深刻，更含蓄，更细致。精致婉约，长于对比，虽深受柳词的影响，致力于慢词，但他不仅擅长慢词，亦工引，令。其词不在“色泽”，而在“意态”，如《少年游》；如《诉衷情》，借“残杏”写出个伤春惜别的人物，笔调极为活泼，写得清新可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所谓“雅”和“俗”，是根据不同人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同时两者也是互融的。《碧鸡漫志》卷二记：“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以柳永的《戚氏》比附屈原的《离骚》；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到道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项安世曰：“学诗当学杜，学词当学柳。”又以柳词比附杜诗，这些当然推誉过当，比拟失伦，不过柳词的地位和影响，实在不能因其“浅近卑俗”而过于轻视。关于周邦彦，《白雨斋词话》卷二：“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源》：“作词者多效

其体制”。王国维作《清真先生遗事》曾谓“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可谓评价极高。然而，《人间词话》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说得比较公允了。其实在我看来，这所谓雅俗的区别，关键在于语言，口语化，浅显易懂，市民性强的就是俗，反之则雅。可是，这样的雅有时却显得晦涩难懂，令人费解。所谓“大俗即大雅”，诚然，雅与俗之间也还是有界限的，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到底贴近大众的是俗，亦或个别人的欣赏就是雅呢？也许大俗未必就不大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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