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旭明：国内很多发言人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核心提示：10月2日，凤凰卫视播出《面对面》对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专访，王旭明表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走的不是职业化而是职务化的道路，国内很多发言人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以下为节目文字实录：

自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新闻发言人”这一名词渐渐为人们所 熟知，然而对它背后的种种却很少有人清楚了解。前段时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引发了公众大范围的不满和质疑，也 将他和铁道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后，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六千多字的“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对铁道部 “7?24”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的表现，从开场白、语态、表情等各方面逐一加以点评，到今天为止，这篇博文被网友点击阅读二十多万次。

揭开新闻发言人的“神秘面纱”

许戈辉：写这样一封公开信是出于什么想法？

王旭明：因为对新闻发言人这个行业有很深的感情，我特别关注行业里的事，表现好或者表现不好的，我都分析琢磨。我觉得新闻发言人应该“把好事、好话说好，把不好的事、不好的话好好说”，对我来讲有两个标准，60分和100分。60分的标准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传达信息，100分是在这些基础上，还能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感人”，但100分的新闻发言人在我们国家还是凤毛麟角。出于对这项事业的热爱，我想尽自己最绵薄的一点力量来推动它的完善。其实在这次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之前，我也关注了最近的其他事件，像红十字会事件、故宫事件、双汇火腿事件、哈尔滨制药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各有不同，但我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企业或部门都没把话说好，对公众没有公开透明。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博客，假如我是红十字会、故宫、双汇、哈药的发言人，我应该怎么做准备工作、怎么开场、怎么回答记者质询。正在这时铁道部事件发生了，我看到新闻发布会的片断，还听到公众议论，特别着急。这么大的人祸，应该如何面对，我没有这种经历，但是我可以假想和分析，做自己的很多考虑，就根据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写了致勇平兄的一封信。

许戈辉：在这封信里我了解到，你和王勇平曾经是同学，私交也不错，为什么你没有在私底下和他交流，而是选择把这些话公开？其实这等于是把他的缺点、不足再一次分析之后暴露在公众面前。

王旭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件事之后，有好多人说我虚伪，说交朋友不能交王旭明这样的。实际上我的考虑很简单，只是把书信作为一种文章的题材， 如果没有铁道部新闻发布会这件事，就算我再怎么想让公众关注我们国家的新闻发布制度，恐怕也没有这种效果。因为这个巨大的由头，人们一下子对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制度感上了兴趣。但是我们国家无论官方还是公众，对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有许多不理解和误区，包括新闻发言人对自身都有很多误解。实际上我是借这件事，期望在全国公众当中能够展开一场最大范围的讨论，探讨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是我们需要的，什么事是新闻发言人该做的。好像30多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拉开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序幕。实际上我也曾做出这种奢望，这就是我写信的目的，不是针对勇平，而是针对这件事情。而对勇平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评价，不管我这封信发不发，大家都已经议论纷纷，绝不是因我的信而做出的结论。

许戈辉：但你不怕得罪朋友吗？

王旭明：这点我也是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因为生活经历、家庭教育各个方面，我是个非常与人为善的人，很在意朋友和友情。这件事如果从一般意义和世俗意义上理解，我确实不够哥们，不够义气。但如果从这项事业和这项制度，从我们国家发展这个大的层面考虑，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这么写、这么发了。但是如果真正把这封信看懂了的人，包括勇平自己，会知道我绝对不是针对他个人。比如我在信里有一段话，第一句是“勇平兄，这个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应该开。”潜台词是， 谁决定开的？第二句话是“开也不应该由你一个人来开。”潜台词是应该由部长、副部长、司局长们来开。第三句话才是“即使你一个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所以后来勇平卸任新闻发言人工作到新的岗位上去，很多记者问我这是不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说我宁愿相信不是惩罚，如果说惩罚，应该先惩罚决定开的人，再惩罚该开而没有开的人，最后才惩罚没开好的人，先惩罚王勇平显然是不公平的。

许戈辉：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不仅仅要接受上级主管领导的评估，还要接受老百姓亿万双眼睛的监督，所以有人把它称为高危职业，你同意吗？

王旭明：从我们国家一系列的情况看，包括我自己非官方、非权威的统计，从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官员因为应该说话、应该面对公众却没有说话、没有面对公众而受到处罚，比如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始终不面对公众、不发言，但公众和媒体似乎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到现在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而公众不能允许、不能接受的倒是出来说话的人，说得不好或者说错了，就会万炮齐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下的一种国情，因此我非常担心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卸任之后，更多的新闻发言人不敢发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高危。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不能让说假话、空话、套话，说永远正确的废话的人永远得利、永远占便宜、永远当官；而说话的，或者仅仅因为说话没有说好的人就屡战屡败，那样一来谁还敢说话呀，谁还愿意说话呀，谁还去面对公众？反正不面对公众，也没有人要求我，没有人处理我，那我干嘛找这份麻烦，找这份罪受呢。

王旭明：政府部门、官员和公众对新闻发言人存在误解

许戈辉：一位新闻发言人被调离岗位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因为公众舆论对他的不满，还是他所在的政府机关部门的决定？

王旭明：深层次原因就是包括我们的有关部门、官员和公众在内，对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的本质，不仅知之甚少，而且多有误解。

许戈辉：这就是我们今天请您上节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王旭明：这造成了新闻发言人目前的我个人认为是很尴尬的一种局面，比如很多公众和记者认为，你不是新闻发言人吗，那好，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不回答，那就是你有问题。他不知道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授权行为，他的职责和权限是有边界的。如果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差，新闻发言人就是累死也白搭，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次动车事件，人们的不满仅仅是对发言人的不满吗？我认为是对铁道部多年来在铁路战线上处理的一切事情的不满，是对处理“甬温线”这个事故的不满，而不仅仅是对发言人的不满，发言人不过是当了一个出气筒而已。

许戈辉：然而像你在信里写的一样，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情绪一定牵涉到发言人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一场事故的，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公众，以及提供了多少真实有用的信息。

王旭明：对。但我一定得强调，这是第三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第一层面的问题。国内很多发言人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让他面对镜头，面对那种犀利的目光，他就会漏洞百出。

许戈辉：新闻发言人都是怎么选出来的？以你自身的经历你来说，是怎样走上这个岗位的？

王旭明：我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和国外不一样，走的不是职业化的道路，而是职务化的道路。就是你到了这一级的职务，不能干也得干。比如我，当时任命我做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而这个岗位要负责文字工作、新闻宣传工作，那好，你就该当发言人，是这一套工作决定了你当发言人，不是反过来你是发言人才做这些事，别看只是顺序的颠倒，那可是大大不同啊。

许戈辉：你在信里提到你和王勇平是“黄埔一期”的学员，接受过新闻发言人职业培训，那是什么样的培训？

王旭明：那个培训非常好，但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危机公关的能力不是光靠培训就能出来的。

许戈辉：那你认为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王旭明：我觉得至少应该具备几点，比如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新闻素质、传播素质、面对公众的心理素质，还得有多方面的修养、多年的历练。新闻发言人这门学问，我认为它不是知识，而是能力。知识是可以学的，能力则和知识的学习有关，但不等于知识，它需要很多综合性的东西才能形成。许戈辉：西方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王旭明：我在国外培训的时候和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的新闻发言人面对面交流过，他带给我的震撼很大。我问他，您被大家广为称赞的原因除了政治素养和职业精神之外还有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他一定答好多好多，太丰富的感受，没想到他就回答了十几个字：要有幽默感，回答问题简洁、明确、有力。就十几个字，我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对复杂问题简单化回答的魅力，那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在我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就努力实践这些我认为该追求的东西。

许戈辉：针对新闻发言人这个主题，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难道它仅仅与发言人自身或者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吗？是否应该从更深的层面上探讨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为人处事观，是否我们的社会太缺乏对错误的包容从而导致缺失勇于承担的精神？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里，过分强调成功、优秀，做得好的孩子会得到表扬，会很风光，而一旦有错误、闪失，就会遭到各种批评、冷落，所以大家从小就害怕错误，不敢承担。

王旭明：你说的这些我完全同意，只是改一个词，我更愿意把“承担”换成“表达”。敢于表达、善于表达、乐于表达，如果从小到大有这么一种习惯，那就会好很多。实际上我在语文出版社做社长的这三年，如果说和过去的工作有一点关联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字——表达，我写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而且提出“语文就是表达”。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了以后还是不会在公共场合说话，他的语文就算一百分也是零分，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王旭明：感谢白岩松曾对我的批评

许戈辉：我们通过《北京青年周刊》向网友征集了一些问题，有位网友想知道你做新闻发言人的那些年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你当时是怎么处理和回答的？

王旭明：其实有些看似尖锐的问题，再往下细细分析，都是公众对某些方面，包括政策背景、思想背景、我们的教育实际情况等不了解，应该说我没碰到过非常尖锐或者难住我的问题。

许戈辉：是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超出你准备的范围吗？

王旭明：不是。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其实是落在一个字上，“人”，首先你是个人，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了，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东西？真实，什么叫真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我跟很多记者说过，这个问题我没有准备，我要回去了解，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给你答复。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我，我愿意把一个真实的我剖开让大家看，从公众这个层面来讲，所有的都是真实的，包括不知道也是真实的不知道。

许戈辉：有没有需要解释的政策和你自己的观点或情感相背离的时候？

王旭明：肯定有过。从我做这个职业的那一天起，我就接受了最传统、最规范、最严格的培训，它告诉我新闻发言人就是职务行为，你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你公职所在的部门，不是要表达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在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也有许多教训，其中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白岩松，感谢他对我的批评。那时我发布教育部的一项政策：“教育部决定将在未来一至两年内，清退目前所剩余的44.6万农村代课老师”。有记者问，清退是什么含义？我当时说清退就是清理和退出的含义。白岩松看到后说我冷冰冰的，如果说政策是严肃的、是冷的，发布的时候能不能温暖一点呢？我琢磨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我真的改了。在那次之后，我再发布和自己的想法不那么一样的某些政策的时候，我通过自己的喜怒哀乐、变化的表情和语气声调来阐释。比如还是说清退农村代课老师这个政策，现在我知道完全可以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农村代课老师在我们国家的特殊时代做出了很大贡献等等，我可以铺垫一下这些再转到政策本身，不那么严肃，不那么冷峻，这是完全可以的。

许戈辉：其实我有一点意外，我本来猜测作为前新闻发言人，你可能会有一肚子苦水，有很多委屈，很多无法与外人说的辛酸，但至今你却依然热爱这一行， 依然充满激情。人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能把你给王勇平的一封信，看作是向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抛出的橄榄枝吗？你是否渴望某个关键部门能让你重新担任这个角色？

王旭明：实际上从我自己的经历和体力各方面看，我可能已经不能适应挑战性那么强的工作了，虽然还有一丝梦想，就算我用自己残余的力量推动这件事吧。

许戈辉：现在的企业经常会遇到各种危机公关问题，如果有一天某家企业让你做新闻发言人，你会接受吗？

王旭明：这一点我很有感触，很多企业确实存在不会表达的问题。比如哈尔滨制药厂事件，我觉得很荒唐，你那边出了事，给周围带来了污染，干嘛要跑到北京来开道歉会？比如双汇，一个部门经理现场吃火腿，这些显然都是很拙劣的公关。所以我也很着急，为什么没有人出好一点的主意，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犯了错就真实、诚恳地承认错误，求得理解和原谅，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许戈辉：首先要正心，然后才能正言。

王旭明：非常对，正心、正言、正人，这就对了。我看很多地方现在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特别红火。可技巧是第二位的，人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人很糟，即使他掌握了技巧，那不成了希特勒的戈培尔吗，他技巧再好，把谎言说一千遍说成真理，可对人类是摧残和破坏。

许戈辉：现在的职业位置你已经适应了吗？

王旭明：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和我之前几十年的工作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做过老师、记者、官员，应该说这些工作都只谈“益”，不谈“利”，但现在我在出版社，必须谈钱，这对于我来说反差挺大。但用了三年的时间我还是渐渐开始适应了，现在让我写文章、做节目或和人见面，我的第一反应会是这和我的企业有关系吗？能够带来什么利润？

许戈辉：你是一个特别有职业精神的人。

王旭明：要礼的教师不可饶恕

王旭明：是。对我来说，不干什么便罢，但是干就要有职业精神。就像我刚在博客中说过，有些教师不配过教师节，虽然社会环境有问题、教师待遇有问题、 领导体制有问题等等，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做教师，就应该保持职业精神，而职业精神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收礼，更不能要礼。现在很多家长或朋友跟我说，为什么老师总让我的孩子发言呢，因为我给老师红包了，我是拿钱给孩子买了一个发言权。我简直怒不可遏。

许戈辉：但是在孩子的问题上，估计大部分家长很无奈，即便明知有些事是黑暗扭曲的，但是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孩子当实验品去对抗这种不公。

王旭明：家长可以理解，但教师不可饶恕。

专访王旭明：国内很多发言人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