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时刻中共的抉择
作者：田毅 等
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04期

        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前后，中共高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出各种研判和应对。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口的关键抉择，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老大哥”之死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对苏联又爱又恨的情怀体现在后来的各种争论、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越过苏联的废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王荩卿：“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

        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随即指示赶紧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不远处坐着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苏联解体时刻中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