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著称于世。“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一、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

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

三、制度成本及激励结构。

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 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这种制度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欧洲“贵族式封建体制”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另外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起了阻碍作用。

我们这个民族2000年的封建历史，实行愚民政策，讲人治，无法制，欺骗人民，毫无信用。最大的制度成本就是信用。由于难以建立以真诚为基础的全社会范围内的信用制度，就难以降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支付的巨大的信息成本，难以支付这种巨大的成本当然就不可能从自然经济过度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阶段。在近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技术发展为先导，需要用技术革命来带动经济进步。而我国从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制度却把劳动力和农民作为整个经济的中心。当一个制度体系不仅不鼓励技术创新，反而阻止技术创新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四、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题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