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学发展史(古代)

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

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朴素的医药知识在发展为医学和药学的过程中，各地不同的哲学思想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中医学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希腊的医学受四元素思想的影响等。

奴隶的劳动使劳动分工成了可能，也为文化和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奴隶社会开始有了“职业医生”的出现。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

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印度、埃及、巴比伦的医学也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奴隶社会的医学文献，多半出自僧侣之手，因此这些文献中含有许多迷信成分。

约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埃及形成奴隶社会，已有了相当发展的文化。他们认为一切归神主宰，因此僧侣兼管为人除灾祛病，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互相混杂在一起。他们为了驱逐身体内的鬼怪，使用了催吐、下泄、利尿、发汁等法，并已知灌肠法。

埃及富人因为迷信将死者遗体永久保存，约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实行尸体干化法，用香料药品涂抹尸体制成“木乃伊”。这对于人体构造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成为现代研究古代病理学的宝贵材料。

印度在公元前4000年末至前3000年初形成了奴隶制社会。《阿输吠陀》记载了医药和卫生，是较晚期的作品。根据史料记载，印度的外科很发达，大约至迟在公元四世纪时就能做断肢术、眼科手术、鼻的形成术、胎足倒转术、剖腹产术等；印度人除应用植物药外，还采用动物药和矿物药。由于毒蛇多，印度还有专门治蛇咬的医生。

印度医学认为健康是机体的三种原质——气、粘液、胆汁正常配合的结果。以后希腊医学的“四肢液说”影响了印度，使原有的三体液说增加了血液，成为“四大”学说。印度古代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是妙闻，最有名的内科医生是阇罗迦。

公元前3000年末和前2000年初，在两河流域的中部，巴比伦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直到公元前700年，亚述才征服了巴比伦。巴比伦和亚述的占星术，与医学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身体构造，符合于天体的运行，这种人体是个小宇宙的观念，与中国古代颇相似。他们重视肝脏，认为肝脏是身体之主要器官，并用于占卜、对祭祀所用动物的肝脏检视极为精细。

约在公元前1700年已经有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其中有关于医疗法的规定，是世界最早医疗法律。其中规定：“奴隶因医生手术而死亡或致盲目，医生需赔偿奴隶主全部或一半的奴隶身价，如果盲目或死亡者为绅士，则将医生两手切落作为处罚。”巴比伦和埃及一样，有两种医生，一种为僧侣，治病方法是咒文、祈祷；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由平民担任。

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希腊人吸收埃及、巴比伦的文化长处，加上自己的创造，在文化科学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希腊医学是后来罗马以及全欧洲医学发展的基础，现在欧洲人所用的医学符号：手杖和蛇，即源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许多古希腊的医学词汇沿用至今。

公元前五世纪，恩培多克勒提出一切物体都由“四种元素”组成，火、空气(风)、水和土(地)，这四种元素以不同的数量比例混合起来，成为各种性质的物体这与中国的五行说相类似。例如肌肉由分量相等的四种元素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结合而成；骨由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水混合而成。

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为希波克拉底。以他为名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现在研究希腊医学最重要的典籍。希波克拉底学派将四元素论发展成为“四体液病理学说”。他们认为机体的生命决定于四种体液：血、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的各种不同配合是这四种液体的基础，每一种液体又与一定的“气质”相适应，每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于他体内占优势的那种液体。如热是血的基础，来自心，如果血占优势，则属于多血质。四体液平衡，则身体健康；失调，则多病。

希波克拉底学派倾向于从统一的整体来认识机体的生理过程。他们说“疾病开始于全身……身体的个别部位立刻相继引起其他部位的疾病，腰部引起头部的疾病，头部引起肌肉和腹部的疾病……，而这些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能把一切变化传播给所有部分。”

希波克拉底学派还注意外界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有比较明确的预防思想。他们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一个没到过的城市时，要研究该城市的气候、土壤、水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一个医生，只有预先研究城市中的生活条件，才能做好城市中的医疗工作。

他们要求医生不要妨碍病理变化的“自然”过程，应根据医学知识并考虑自然来进行工作。《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很多地方都谈论到医学道德问题，著名的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后来欧洲人学医后，都要按这个誓言宣誓。

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医学逐渐衰落，医学中心转向希腊化的亚利山大利亚。亚历山大利亚的医生希罗菲卢斯曾注意到解剖学。另外，这一时期的药学也有发展。

罗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组织首先表现在有常备的军队。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罗马帝国已有军医机构；为防止流行病，罗马帝国设有“医务总督”的职位，他们负责举行考试，批准经政府许可的开业医生。

罗马在公共卫生方面也有较高的水平，利用奴隶劳动修建了城市的水道、下水道和浴场。在著名的“十二铜表法”中，还禁止在市内埋葬，并指出要注意饮水卫生等。

公元前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罗马帝国于五世纪亡于蛮族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分裂成好几个蛮族王国。在欧洲，从公元6世纪到13、14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文化进步很少；东罗马帝国却以拜占廷的名称保存下来。

拜占廷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当时，有了医学校、医院和药房。拜占廷的医学家，多是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们收集了古代医学上丰富的遗产，并加以系统化。拜占廷至15世纪才被土耳其所覆灭。

中世纪的欧洲处在经济文化衰落时期，教皇和国王互相争夺统治权，天主教几乎握有全欧洲1/3的土地，教会成了最大的封建主。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部门，医学也由僧侣掌握，只有他们懂得拉丁语，保存了一些古代传下来的医药知识，他们为病人看病，也替病人祈祷，成了所谓“寺院医学”。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这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11世纪十字军东征，城市发展，商业旅行等扩大了欧洲人的眼界，也刺激了科学知识的发展，11～13世纪，欧洲许多城市建立了大学。其中最有名的医学院属萨列诺和帕多瓦两所大学，它们受经院哲学影响最小，在欧洲中世纪起了进步作用。

在中世纪，大学的主要学科为经院哲学，它的基本内容为解释或论证《圣经》的真实性。当时学医主要学习希波克拉底、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死记权威著作上的教条而轻视实践，故步自封，医学上的进步很小。

此外，欧洲中世纪流行病传播猖撅，其中以鼠疫、麻风、和后来的梅毒为最盛。麻风在13世纪最为猖撅，在欧洲平均每400人就有一患者，后经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也促进了欧洲医院的设立。

7～8世纪，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北非，和比利牛斯半岛都归属于封建的伊斯兰教强国，即所谓“阿拉伯哈利发王国”。阿拉伯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同时与东方商业交通频繁，又吸收了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因此，它起到沟通欧亚各民族文化的作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哲学、科学及医药学方面的主要著作，都被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在天文、数学、化学、农业、建筑、医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阿拉伯医学指使用阿拉伯语言区域的传统医学。公元8～12世纪这个地区的医学很发达。阿拉伯在化学、药物学和制备药物的技艺方面很有成就。当时的化学即所谓“炼金术”。炼金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为变贱金属为贵金属；二为炼制长生不老之药。

炼金术的目的虽然荒诞无稽，但无数次的试验，建立了一些化学的基本原则，发现了许多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和医疗上有用的化合物，还设计并改进了很多实验操作方法，如蒸馏、升华、结晶、过滤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药物制剂的方法，并促进了药房事业的发展。

阿维森纳是中世纪伟大的医生，在世界医史上也是杰出的医生之一，他同时也是著名的百科全书编纂家和思想家。他最著名的医学著作是《医典》，曾多次译成拉丁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医典》是研读医学的必读指南书。

在治疗方面，阿维森纳很重视药物治疗，在《医典》内他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药物治疗问题。他不但采用了希腊、印度的药物，还收载了中国产的药物。他还采用了泥疗、水疗、日光疗法和空气疗法。在诊断方面，他很注意切脉，他将脉搏区别为48种。通过阿拉伯，中国的医学也传入了西方。

医药学发展史(近代)

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

16世纪的医学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促进了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这些都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许多药物也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

中世纪的医学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陈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

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这反映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分奇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是由维萨里完成。维萨里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三或四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都由理发师进行。法国的帕雷就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国文字法文写成的。

14～16世纪，传染病非常流行，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弗拉卡斯托罗提出有关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还指出了三条传染途径。

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的医学

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学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称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于是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血液在心脏循环的过程。1553年，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时，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进行了“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意大利马尔皮吉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胡克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

17世纪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有了进步，医学家也开始不满意过去的医学学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这主要有三种派别。其一是物理学派，医学机械论者、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对医学的见解就是代表。他主张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机械的反应；认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于松果体中。

化学派则以化学原理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荷兰人西尔维乌斯可为其代表。他曾致力于盐类的研究，认为身体的三要素是水银、盐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伦学说的信奉者，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酸性和碱性的平衡失调所致，所以其治疗方法也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主。这个学派是当时医学上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在唾液、胰液和胆汁方面的研究对生理学有一定的贡献。他们认为血液是中枢，一切病理过程都由血液产生。对所有疾病都用化学原理进行解释和治疗。

另一位英国的化学派代表，牛津大学的威利斯注重临床观察。在西方他第一个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称威利斯氏病，他记述过现在所称的重症肌无力，还描述并命名过产褥热和大脑基底动脉环。

还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认为生命现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学的支配，生命现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来维持的，这种生命力亦即活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尔，他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生命力的减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纪更为盛行。

这三个学派虽然开始于17世纪，但其影响都很大，直到20世纪各种学派中还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18世纪的医学

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宋，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

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布尔哈维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

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19世纪的医学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也随之诞生了。法国人巴斯德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

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提出了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19世纪初期，在药理学方面，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马让迪，德国人弥勒和法国人贝尔纳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纸制听诊器，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并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用来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赫尔姆霍茨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发明。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创伤手术后的化脓并发症是最麻烦的事，在巴斯德发现病原微生物以前，维也纳的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于1847年证明，产褥热的真正原因是手和产科器械带进了感染因素，主张用石灰水洗手。

根据巴斯德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荻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伤口的感染问题。

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标志着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进步，如止血钳、止血带以及血管结扎的方法的应用等。

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18世纪时预防医学有某些改进，但大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实施范围也很有限。到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英国于1848年设立卫生总务部，规定一些预防疾病的法令。

之后不久，英国发生霍乱大流行，死亡约六万人。统计资料显示疾病的传染媒介是饮用水，于是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方法，而逐渐遏止了疫情。

使卫生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人是德国的佩滕科弗，他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卫生学方面，研究了空气、水、土壤对人体的影响；测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呼吸的意义，并发明了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气和暖气设备。继他之后，研究职业病的劳动卫生学、研究食品工业的营养和食品卫生学相继产生。

护理工作历史悠久，但从事护理的人长期地位低下，19世纪之前工作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人员素质差，待遇低。英国的南丁格尔曾在德国学习护理知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护士进行战地救护，收效显著。1860年她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医药学发展史(现代)

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发现迭出的时代。继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在1543年这一年里出版了两部划时代的著作：一部是波兰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它冲击了教会支持的地心说的宇宙观；另一部是佛兰德斯人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它首次比较精确地描绘了人体结构。

在那个没有麻醉手段的时代，手术必须做得快，安全而成功的手术依赖于对人体局部结构的精确了解。法国外科医生帕雷在1564年出版的《外科学教程》中大量引用了维萨里的著作。帕雷使用的是通俗的法文，这就使维萨里的成果为法国不懂拉丁文的一般手术师所掌握。维萨里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指出了解剖学应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

过了八十几年，1628年又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哈维的《心脏运动论》。这部书被后人视为现代生理学的开端。哈维是英国人，19岁赴巴杜阿大学求学，深受维萨里后继者的影响。他的老师法布里齐教授发现了静脉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回到英国后曾用多种动物作了大量活体解剖，明确了静脉瓣和心内膜瓣都是控制血液单向流动的结构。他计算出每天自心脏流出的血量超过体重的几十倍，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封闭循环才能保持血液环流不息。

维萨里和哈维的工作指出了研究人体的正确途径：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事实证明，不仅研究正常人体要用科学方法，就是研究异常人体也是这样。人们深入理解疾病本质所依靠的正是科学的观察和实验。

临床观察也在进展。就在1761年，奥地利人奥恩希鲁格著书介绍了叩诊法。半个世纪后，1816年法国人拉埃内克又著文阐述了听诊法。不过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的。

到19世纪，随着生理学的进展，身体功能的动态变化更受到重视。在18世纪发明的华氏水银温度计，这时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868年，温德利希出版了《病中的体温》一书，总结了近两万五千病人的检测记录，奠定了体温检查在临床工作中的地位。

这时临床化验也已萌芽。1827年，英国人布赖特发现水肿病人(现知是肾病病人)的尿加热后可出现蛋白沉淀。19世纪的显微镜也有很大的改进，细胞学说和细胞病理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但病理学家并不满足于静态地观测疾病的最终结果，而要探索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事实上，正常生理研究和病理生理研究是不可分的。

19世纪医学上重大的进展之一就是细菌学的建立。过去也曾有不少人推测疫病是一种看不见的致病因子造成的，它可经过各种途径在人群中传播。疫情发生时的隔离检疫措施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但直到19世纪才明确找出这推想的病因。

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法国人巴斯德和德国人柯赫终于奠立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基础。特别是柯赫利用固体培养基可以分离出一个菌的纯培养。他将纯培养再注射于实验动物身上复制出同一疾病，最后由动物身上再分离出纯培养，这样就明确肯定了细菌的致病作用。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接着又研制出一系列特异性血清，用于诊断和防治疾病。到20世纪30～40年代又研制出磺胺药和抗生素。这些特异性血清和药物的惊人效果，也反过来更加证实了细菌致病的学说。

在临床上，原发病因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必然痊愈。继发的功能素乱和结构的病态改变可持续存在，甚至导致死亡。而且慢性疾病常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病理生理学的进展，许多病理生理状态引起了普遍重视，例如器官系统的功能衰竭，内环境的素乱，内分泌及代谢素乱和免疫系统障碍等。

同一病况可来源于多种疾病，如肾功能衰竭就是多种肾脏病的共同结局。另一方面，同一疾病可并发多种病况，如革兰氏阴性杆苗败血症可同时并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针对这些病理生理状态，目前已研究出种种特异性的对策和疗法。作为临床诊断单元，这些病理生理状态的重要性决不弱于上述的疾病，这说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待于不断地深入。

英语中，edicine一词，作医学解，也作药物解，特别是指植物药。几千年来，植物药一直是主要的治疗手段。许多植物药可能是古人在寻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时至今日，植物仍是新药的重要来源，不过现在是结合成分提取和动物实验来定向筛选。

与动物不同，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演化出数以万计的次生代谢产物，包括生物碱、黄酮和萜类。植物利用这些对自身生命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产物的毒理作用来驱避食草的昆虫鸟兽，人们则利用它们的药理作用来医治人类疾病。

采用药物作为治疗手段的这一部分医务工作一直被视为是医学的“正宗”，从业者在社会上地位较高，但也最受传统束缚，进步缓慢。采用手法操作作为治疗手段的医疗工作则长期被轻视，从业者社会地位低下，以至由理发、搓澡、修脚的手艺人兼事。

手法操作治疗业务包括由放血、拔罐、导泻等简单操作，直到助产、拔牙、正骨、拔障(白内障)、取石(膀胱结石)等专业。这部分人的文化不高，为了谋生，技术不轻易传人，但一些有价值的医疗手段(如产钳)，也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18世纪时，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还很缺乏。当时用的药物大都来自民间，有效的不多，而且大都是对症的，如吗啡镇痛、毛地黄缓解心力衰竭等。真正针对病因的药极少，如喹宁最初还只是当作一般退热药，后来才发现它能杀灭疟原虫。

18世纪末发生了一件预防医学上的大事，就是英国人詹纳在中国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研究出牛痘接种法。不过总的说来，人们对当时最猖撅的感染性疾病还是束手无策。这时还流行基于体液学说的放血疗法，对于肺炎和结核病人一次可以放掉一二百毫升的血，结果只能给病人带来危害。

在手术治疗方面情况也不高明，手术范围只限于四肢和体表。因为没有麻醉手段，因此手术时疼痛难当。较大手术如截肢，常需数人束缚才能仓促施术，止血草率，组织创伤大，感染在所难免，死亡率相当高。因而手术治疗常是情况危急时万不得已之策。

到19世纪情况起了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群体医学方面，环境卫生的改善大大地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在临床医学方面，手术治疗也出现了突破。

手术方面的突破应归功于基础学科的成就。早在16世纪，化学家便已合成乙醚，人们发现它有镇静作用。18世纪末制出笑气(氧化亚氮)后不久，就有人注意到它能止痛。19世纪初，医学校学生常吸用这两种气体引发一种欣醉感作为娱乐。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世纪40年代中连续有几位医生试用乙醚和笑气全身麻醉，进行拔牙和切除表面肿物的手术。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开，麻醉方法很快就被广泛接受。止痛的问题解决之后，抗感染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它的解决却费了较长的时间。

19世纪中叶，巴斯德的细菌学研究成果传出，英国人利斯特受到启发，乃着手研究手术抗感染问题。他先是采用石炭酸清洁伤口，再敷以浸泡石炭酸的纱布以隔绝可能入侵的微生物，结果他所处理的复杂骨折大部分未出现感染。继而他又在石炭酸喷雾的情况下为一老人摘除上臂肿物，老人顺利康复。于是他的抗菌方法名声远扬。

不过有人根本不相信细菌学说，有的效法者未严格遵循操作要求，造成失败却归咎于抗菌方法，再加上方法本身也未臻完善。此后许多人对此作出改进，石炭酸消毒逐渐让位于器械和敷料的加热灭菌，手术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的手术衣、手套和口罩，过去手术室内的大量围观者也被禁止入内。抗感染的效果越来越好，到19世纪末终于确立了无菌术的地位。

解决了止痛和抗感染问题之后，手术范围由四肢和体表逐步深入到体腔。在这方面，麻醉技术的进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加深麻醉使病人腹壁放松，便利了腹腔内操作。气管内插管正压维持呼吸，保证了开胸后肺脏不致塌陷，才得以对肺脏进行手术。

对比之下，内科方面的进展却缓慢得多，仅仅否定一些传统的错误疗法就费了很长的时间。1840年法国人路易用统计资料证明，放血治疗对肺炎毫无好处，再加以此后生理学的进展和细菌学说的出现，人们才逐渐放弃放血疗法。不过除了以休息、营养促进自然愈复力之外，当时还提不出多少有效的对策。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有了转机。先是细菌学家研制出一些疫苗，如狂犬疫苗、白喉和破伤风抗毒素、百日咳疫苗等，解决了一些感染性疾病的防治问题。20世纪初又相继发现了一系列维生素，到20年代还提取出胰岛素，于是一些特异营养素和内分泌的缺乏症也开始有了特效药物。

不过最大的突破还是化学疗法的创立和抗生素的发现。首先是1908年德国人埃尔利希合成抗梅毒药物606，开创了化学疗法；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发现抗生现象；1935年德国人多马克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

由1940年起，人们又相继提取出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扩大了治疗范围。到今天，大部分细菌病的治疗都有了特效药。剩下的病毒病，虽然还缺乏杀灭病原体的药物，但也相继研制出一些有效的疫苗，如小儿麻痹症疫苗、麻疹疫苗、风疹疫苗和乙型肝炎疫苗。

在治疗医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曾出现偏差。一段时间内，以医院为基础的现代化医疗成为时尚，因而占用了社会医疗费用的绝大部分，预防工作受到相对的忽视。幸好这种偏差很快便被发觉纠正，特别是因为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里疫病和饥馑时有发生，这些国家大多数居民根本负担不起现代化医疗的高昂费用，保健预防远比发病后再治疗更为有效。

古代的医疗方法的发现多带有偶然性，当时的理论或者出于比附臆测，或者是思辨哲学的简单移植。主观臆断和教条的盲目遵循曾造成许多错误的实践(如放血疗法)，直到近代才逐渐被纠正。现代医学重视经验的系统积累、在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在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发展。

从19世纪初叶开始，基础医学就大力寻求疾病的原因和有效的疗法，探究疾病发生和药物作用的机理。这些基础研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到20世纪带动了医学的全面发展。

19世纪，在法国马让迪、贝尔纳和德国弥勒等人的努力下，生理科学取得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贝氏提出内环境概念，指出生物体内各脏器都活动于同一个内环境(细胞外液)中，内环境的稳定与否决定了各脏器能否发挥其正常功能。他还在1865年出版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一书中，阐述了医学研究中的对照实验研究方法，这对后世学者产生很大影响。19世纪有机化学的发展也为随后的生物化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到了20世纪，医学的发展日益加速。各国政府的卫生保健支出和医药企业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医学科研人员持续增加，物理、化学和工程部门也不断为医学研究提供现代化的基础理论、技术和工具，特别是出现了学科间的交融并进和多学科协作研究专题的局面，因而医学重大成果层出不穷。

20世纪医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分析和综合并重。古代医学也多标榜整体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窥知人体奥秘，推断只能出于臆测。现代科学整体论是建立在“分析-再综合”的基础上，因而可借以作出科学的判断来指导医学实践。

以生理研究为例，一方面是从系统、器官到细胞、分子，逐层深入；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成分再综合起来，在整体上研究它们如何在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控制下协调行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生物化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侧重于营养素和内分泌；及至中叶，酶和代谢成了焦点所在；最后从60年代起，基因成为研究的中心。现在可以用组织化学染色，用标记的特异抗体，用标记的核酸探针把要研究的特异成分定位在亚细胞结构上，于是形态研究和化学研究便在亚细胞水平上统一起来。这样，许多病的发病机制和许多药的药理作用第一次得到满意的解释。

在20世纪，发病机理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过去许多难以着手研究的疾病，由于研究出病理模型，而得以深入探讨其发病过程。不过，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当推对免疫的研究，即研究在机体和致病因子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机体所起的作用。人们逐渐了解到免疫过程的许多细节，发现免疫机制也会给机体造成病害，如过敏性疾病。对血型和异体组织移植的研究则带来实际的好处，安全输血和器官移植都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免疫学还给医学提供一种灵敏的方法，即我们可以利用抗原抗体反应检测特异蛋白。

50年代出现了细胞系选择学说，指出人体内原来就存在千百万个淋巴细胞的细胞系，外界入侵的抗原选择性地刺激了某个对应的细胞系增生，从而产生大量免疫活性细胞和抗体而实现免疫应答。

70年代出现的单克隆抗体技术，使我们能大量生产由单一细胞系制造的高度特异性的抗体。80年代进一步认识到，免疫系统同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相互作用组成一个庞大的功能网络。外界刺激作用于神经感受器引起行为和生理反应，异物分子进入体内作用于淋巴细胞则引起免疫反应，三个系统通过信息物质(神经递质、激素、淋巴因子等)和相应细胞受体这样的信息传递环节交互作用，共同维持机体稳态。

医学上的这些进展是同物质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的帮助分不开的。它们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灵敏高效的仪器设备和相应的技术，包括光学观测、电学检测、化学分析、显微操作，以及电子放大和计算的装置和技术此外还为临床直接提供了许多医疗器械，其中以内窥镜为最早：在19世纪就已制成喉镜、眼底镜、膀胱镜和气管镜，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光导纤维镜，使检查更为便利，可以观察过去难以达到的死角。

19世纪末制成的 X光机在20世纪也不断得到改进，出现了利用对比剂的各种造影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出计算机辅助断层成像技术(CT)。到80年代，根据磁共振原理又研究出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这两种技术连同50年代出现的超声成像技术等组成了医学影像学。这些技术对机体基本无害，却可以查出体内微小病变。

再一方面，生物电的检测技术开始于20世纪初，先是心电测定，继而脑电测定和肌电测定技术也用于临床，然后又研究出诱发电位检查和心脏电生理检查等技术。目前心电检查已成常规身体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

X光还有一功用，就是癌症的放射治疗。放射性核素则是另一种重要的放射源，后来各种粒子加速器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增加了放射治疗的效能和安全幅度。研究利用核素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学科称为核医学。

人造器官和器官功能辅助装置是另一项重大成就。40年代出现人工肾，此后又有人工心肺机、人造心脏瓣膜，甚至整个人工心脏进入临床应用。辅助装置如助听器、心脏起搏器等应用更为广泛。

现在，一个先进的医院备有各种监测仪器，它们组成网络记录着病人的主要生理指标，可在发现异常变化时自动告警。病案记录都存储在计算机里，便利了医务人员的及时检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制的专家系统还可帮助医生分析检查结果、作出诊断、选择疗法、决定治疗剂量和判断预后。在医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一个新学科——生物医学工程，它的任务包括研制各种先进的仪器和装置。

基础医学对临床的贡献可以举出很多，首先应提到药物的研究。除了化学治疗药物和抗生素外，现在广泛应用的避孕药物、抗癌药物、精神作用药物和许多植物神经作用药物，也都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现代药理学是广义生理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层次已从早期的器官系统深入到现在的细胞和分子水平。

受体、第二信使和离子通道都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不仅为新药的研制提供基础，反过来说，许多药物又是现代科研不可缺少的手段。20世纪的一些惊人成就，如器官移植和试管婴儿，也都离不开药学的帮助。

在当代，基因工程(重组体DNA技术)的进展特别引人瞩目。基因工程还可以帮助诊断，例如利用一种称为限制内切片断长度多态性的方法，可在产前从胎儿羊水中检测出遗传病。60年代以来对癌基因的研究表明，癌可能是调节细胞分裂生长的环节失控所致。80年代又明确了细胞分裂周期主要受一组蛋白质的控制，这些发现为我们研究抗癌对策指出了方向。

基础研究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的最好例子莫如实验室医学，即在医院内建立实验室并利用实验室方法检测取自病人身体的标本或直接对病人的器官系统进行功能测试。其中很多项目现已成常规检查的内容。一些常规操作如输血、输液，以及在急救和手术时维持循环呼吸功能的种种技术，也都是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

器官移植、皮肤移植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但内脏的移植完全是20世纪的成就。1954年首次移植肾脏成功后，至80年代中叶肾移植手术已超过10万例，成功率持续增长。这主要因为现今可在术前通过免疫学试验来选择组织相容的供者的器官进行移植，可用比较有效的免疫抑制药物防止排斥反应的发生。试管婴儿也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生殖生物学作出重大贡献，但从诱发捧卵直到维持一个良好的胚胎发育环境各个阶段，药学都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20世纪的医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的时空尺度越来越大。群体医学的视野本来就很大，社群卫生和环境卫生一向是它的传统课题。但现代研究不仅范围更加广阔而且工作更加深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宏观环境万物间的复杂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工业污染带来若干公害病，引起人们对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视。人们开始学会用全球观点来考虑问题，影响广大人民福利和健康的人口问题就是在这时提到国际论坛上来的。从社会角度来探讨医学问题成为时尚，随后又出现从行为角度来研究医学问题的潮流。

总之，在20世纪下半叶，系统观点深入人心。由微观到宏观由大分子、细胞，经器官、生理系统、个体，直到种群(社会)、生态系统、生物圈，每个层次都自成一个系统。它们有相对的界面，在系统内和系统间都有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这样的系统模型正指导着现代的医学思维。

同时在组织上，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政府对卫生事业的领导和支持。国际合作日益密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经常协调着世界范围内的卫生运动，传播现代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

医药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