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建立及其基本国策

大纲

一、北宋的建立

1.权臣夺权2.统一战争3.中央集权

二、"杯酒释兵权"

1.加强改革2."杯酒释兵权"3.内外相维政策

三、政府机构的改革

1.中书的改革2.地方的改革3.发展完善科举制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后周世宗病逝后，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后周恭帝，统率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见主幼国疑，人心浮动，遂谋划篡周自立，后发生陈桥兵变，赵光义、赵普授意将士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自此宋朝建立

K02：为防止武将权重导致藩镇割据、王朝频繁更替的弊端，宋太祖赵匡胤接纳赵普的建议，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夺去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并推广至各个方面，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宋朝军队贯彻"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方针，意在强化京师保卫力量，弱化地方武装

K03：为防止宰相专权，宋太祖赵匡胤对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加以改革，把原来相权中的政权、军权、财权分派给三个不同的职位，三权分离，各不统属，凡事皆须征得皇帝认可；同时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宋初还发展、完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

正文

唐朝之后，经五代十国的过渡，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再次恢复了全国的统一。此后320年间，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形成长期的对峙、并存局面，相互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社会、经济、文化皆有长足发展。

宋初的制度创设，务在革除前朝之弊，凸显出内敛、守成的特色，颇见政治上的圆熟。然而，在有效防止武将专横、藩镇割据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时期，南方的社会经济堪称突飞猛进，城市的逐渐发展及其格局和功能的不断演变，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显著进步，商品贸易的空前活跃等，皆令当时的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新貌。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对历史的影响极为深刻。宋朝的科技领域迭有发明，尤令世人瞩目，而文化上的雅俗并进，高度繁荣，也成为后人仰止的巅峰。

近代学者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可见，研究宋代的历史，总结宋代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宋的建立

1.权臣夺权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的五十几年里，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小王朝，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先后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包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北汉。这个时期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

当时，中原地区的战乱严重，造成的社会破坏也很严重。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夺取政权，请求契丹出兵，作为交换条件，他把长城以南的幽蓟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的整个大片土地割让给了契丹。此举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中原士兵善守城，而北方少数民族士兵善攻，无幽蓟十六州，中原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下。

在五代的更替过程中，一直到后周，局面才有所改观。后周太祖郭威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在任期间，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国事总体上有所进步。太祖逝世后，其内侄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他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在周太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大大促进了国力的增强，尤其是他把禁卫军改造成了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常备军，对今后的发展帮助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长治久安，统一全国，其谋臣王溥提出，北方契丹是强敌，难以打垮，南方敌国实力薄弱，但经济发展态势很好，最合适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这个方针得到周世宗的大力赞赏。955年，后周世宗先后出兵攻打南唐和前蜀，夺取了比较大的一片土地。在此基础上，后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兵分两路，北上北伐，打下三关三州之地；同年5月，后周世宗准备乘胜追击，率兵攻打幽州（今北京）时，突然身患重病，被迫班师回朝，6月即病逝。

后周世宗在世时，曾向左谏议大夫王溥发问："朕当得几年？"精究术数的王溥答曰："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听后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所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在他五年多的统治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

后周世宗病逝后，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后周恭帝。统率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见主幼国疑，人心浮动，遂谋划篡周自立。赵匡胤出身将门，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生于洛阳，最初在郭威帐下从军；后周时，获柴荣赏识，因战功卓著，逐步升任为殿前都点检。禁军高级将领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皆为其密友，身边则有足智多谋的赵普及同母弟赵光义等人为之出谋划策。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商议边地所上奏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兵南侵，宰相范质、王溥等决定派赵匡胤率军抵御。初三晚上，大军行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后发生兵变；次日凌晨，赵光义、赵普授意将士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当日，赵匡胤率军返回，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接应下，顺利进入汴京，迫使恭帝禅位，建立宋朝，仍都汴京。后人习称公元1127年之前的宋朝为"北宋"，之后，为"南宋"。

2.统一战争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三年后，即着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3年，灭南平及湖南的割据势力；公元965年，灭后蜀；公元971年，灭南汉；公元976年，灭南唐。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公元978年，迫使吴越主钱俶及漳州、泉州一带的割据势力相继纳土归附。公元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攻灭北汉。至此，持续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终告结束。

3.中央集权

宋太祖、宋太宗在致力统一的同时，又从防止晚唐、五代弊政考虑，在制度层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创置，将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严防文臣、武将专擅独裁，形成适应赵宋王朝需要的中央决策系统及相应的运行机制。

二、"杯酒释兵权"

1.加强改革

对晚唐五代以来，因武将权重导致藩镇割据、王朝频繁更替的弊端，宋太祖深有体验。他即位的次年，便就此向赵普询问对策："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太祖对赵普的建议极为赞赏，不仅用以对付武将，还推广至各个方面，以此加强中央集权，解决"君弱臣强"的问题。不久，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夺去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

2."杯酒释兵权"

史书上关于"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极富戏剧性。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某晚，宋太祖邀石守信等人宴饮。酒酣，宋太祖屏去左右，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诸将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宋太祖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诸将曰："臣愚不及此，惟请陛下开导。"宋太祖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诸将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第二日，石守信等人皆称病辞职，宋太祖欣然同意，任以闲职，为其修建府第，赏赐极为丰厚。其后，宋太祖又以类似的方式，解除多名节度使的兵权。历史的细节是否如上所述，或可存疑，但宋太祖以土地、财物换取众将的兵权则为事实。这一温和平稳的方式，避免了有可能激发的矛盾与冲突，确有其高明之处。

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之职，因军权过重，皆废而不置。禁军由资望较低的次一级军官统领，以便控制，且时常易置和更调，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又行更戍法，令军队驻地经常更换，藉以防范士兵与将领、军队与地方之间，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取消各地节度使兼领驻地附近若干州郡（支郡）的制度，缩小其辖区和权力，将藩镇的财权和司法权收归中央，令藩镇选拔属下精兵补充中央禁军，并逐步撤罢藩镇，将节度使陆续调入汴京，解除兵权，担任闲职。

3.内外相维政策

关于宋朝历史上"重文轻武"的问题，所谓的"轻武"，并非轻视军队的战斗力和士兵的训练，而主要是抑制武将的权力。其实，宋朝对军队的战斗力和新式武器的装备都非常重视。北宋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雇佣兵制度，军队的编制、使用、分布、屯驻贯彻"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方针。宋朝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四种。禁军是中央军、正规军，为宋军的主干和精锐所在，士兵皆挑选年轻力壮、骁勇善战者充当，主要布防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厢军是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士兵多为禁军选取精壮后留下的老弱者，职责是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各种劳役。乡军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蕃军是边地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后三者属宋军的末枝，战斗力远不如禁军。兵力部署，京师也较地方精良雄厚得多。宋太祖时，禁军近20万，一半驻守汴京，一半分驻外地，其意即在于强化京师保卫力量，弱化地方武装。

三、政府机构的改革

1.中书的改革

为防止宰相专权，宋太祖又对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加以改革。北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常设若干人，官署名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也称政事堂。

为不使宰相事权过高，其下又增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为副宰相，分担一部分职责。此外，将前朝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枢密院长官）和三司使确定为常设官员。由枢密使负责军政大权，分去宰相的军权，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称"二府"。由号称"计相"的三司使负责财政大权，分去宰相的财权。宰相主政，枢密使主兵，三司使主财，三权分离，各不统属，凡事皆须征得皇帝认可。而且主兵的枢密使虽可发号施令，却不统领军队，高级将领虽统领军队，却无制令之权，于是，二者互相牵制，都无法发动兵变。

2.地方的改革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规定，州县长官由中央派遣文臣担任，一般三年一任，长官之外又设置通判，使二者互相牵制。州县之上又设路，宋太宗时，全国分为15路，各路皆设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员，相当于中央的特派员，总管所辖州县的财赋、司法等事务，并有监察辖区内州县官吏的权力。

3.发展完善科举制

宋初还发展、完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宋太祖晚年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此后，殿试成为制度。宋太宗更加重视"文治"，科举取士的名额大为增加，每科录取人数由先前的数十人猛增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科举考试遂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宋朝承五代乱极之世，宋太祖、宋太宗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前朝弊政出发，推行一系列以重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为基本原则的立国举措，对消弭武将坐大、藩镇割据的现象，实现并维护全国统一的局面，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可谓卓有成效。以较为宽容、温和的驭下之术，维系统治阶层内部的相对稳定；通过制度调整，保持权力制衡，防范将相、后妃、外戚、宗室、宦官等专权乱政，也有其独到之处。故后代史官在《宋史》中对宋太祖备加赞誉："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宋太祖、宋太宗的基本国策自然有其偏颇之处，而后继者恪守"祖宗家法"，不能因时制宜，变革改进，更导致日益严重的流弊，这也是事实。对武将的猜防、对士兵的钳制方面，兵将分离所造成的将帅无权，指挥失灵，皆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故与辽、金、西夏的对抗，无法取得优势。以增设官职、分散各级政府权力的手段方面，虽达到了权力制衡的目的，但也致使官僚机构空前臃肿庞大，叠床架屋，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官僚和军队的不断膨胀，又使国家财政不堪负担。凡此种种，都对赵宋王朝日后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与辽、西夏的抗衡和并存

大纲

一、辽的崛起二、宋辽和战1．北伐失败2."澶渊之盟"

三、宋夏并立

1.元昊建立西夏2.党项势力的强大3.夏宋议和4.西夏完善统治制度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仿照汉族王朝体制建立国家政权，国号契丹，自称天皇帝，历史上称其为辽太祖，公元926年，阿保机病逝，继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扩展领土，取得幽蓟十六州后，势力已延伸到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汉族地区

K02：宋朝建立后，与辽形成冲突，发生数次战争，两次攻辽失败后，宋朝被迫放弃收复北方失地的计划，对辽转而采取守势，公元1005年，宋、辽正式举行和谈，达成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之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友好关系

K03：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称帝后，背弃之前与宋的和约，大举进攻，夏、宋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达成和议，西夏王朝的建立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其190年的统治，对辖境内的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文

北宋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全国的统一，然而，其与前之汉、唐，后之元、明、清的"大一统"有所差别。宋的"统一"只是在五代中原王朝以及十国政权所控制的疆域内，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各地直属中央政府管辖。若从盛唐时期的疆域来看，宋的统一便有其相对性，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有辽、西夏及后来崛起的金。辽、西夏、金已非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足以与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在大中国的范围内，宋朝与辽（后为金）、西夏形成鼎峙而并存的格局。

一、辽的崛起

辽为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是活动于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交汇处的游牧民族，约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政局混乱，契丹迅速崛起。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1年继任夷离堇（部落联盟军事首领）后，率兵马四处扩张，出击邻近的奚、室韦、女真等族，南侵唐朝的河北、河东地区，大肆掳掠，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公元907年，阿保机凭藉实力和才略成为契丹诸部可汗。其后，阿保机采纳一些汉族谋士的建议，统一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仿照汉族王朝体制建立国家政权，国号契丹，自称天皇帝，历史上称其为辽太祖。阿保机在位期间，在黄河北面营建了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创制了契丹文字，修订了首部成文法典《决狱法》，并积极开疆拓土，向西征服了诸多游牧部落，向东攻灭了渤海国，向南不断深入汉族农耕地区进行掠夺。

关于辽的称号，历史上有多次变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耶律德光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年，辽圣宗再改国号为契丹；公元1066年，辽道宗复改国号为辽。但习惯上，自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国，至公元1125年为女真所灭，统称辽朝。包括辽所建立的都城也有多处，阿保机时营建的皇都，后经耶律德光数次扩建，改称上京；辽朝前后共设五京，除上京外，还有中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辽朝中叶以后，皇帝常驻中京。

公元926年，阿保机病逝，继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扩展领土，取得幽蓟十六州后，势力已延伸到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汉族地区。其版图最盛时，"东至于海（渤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高碑店市东白沟河），幅员万里"。中世纪欧洲人多称中国为Cathay，即从"契丹"的发音演变而来。当时，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主要从事农业，契丹人、奚人等主要从事畜牧业，辽朝统治者不拘泥传统，务实求变，明智地实行"南北面官制"，以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分别管辖境内的不同民族，此乃创举。

《辽史》记载：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契丹旧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中央分设南、北两套官制系统，官署分别设于皇帝宫帐的南面与北面。南面官多由汉人担任，也杂用契丹人，北面官则多为契丹人。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穿汉服，太后与北面官员穿契丹服。日常行政，"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其法律也分蕃、汉，断案判刑，对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一般采用蕃律，汉人与渤海人则依据汉律。

二、宋辽和战

1．北伐失败

宋朝建立后，与辽产生冲突，发生数次战争。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统兵灭北汉后，乘胜攻辽，进军幽州（辽南京，今北京），结果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惨遭大败，宋太宗负伤，仓皇逃归。

辽景宗逝世后，年仅12岁的辽圣宗即位。宋太宗看到辽圣宗年幼，认为收复幽蓟十六州的机会来了，决心出兵收复失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再次发兵，分东、中、西三路，大举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向幽州前进；中路由田重进带领，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西路由潘美和杨业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然后三路军队会合后，收复幽州。

开战初期，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的西路军进展顺利，收复寰、朔、应、云四州，宋军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中路、东路溃败，西路军队成了深入敌营的孤军，宋太宗命令他们迅速撤退。

然而，由于监军王侁和主帅潘美指挥失误，且怯阵先退，致使断后的杨业陷入重围。杨业孤军搏斗，百余部下包括其子杨延玉皆浴血死战，无一生还。杨业受创数十处，仍奋力拼杀，手刃敌军上百人，最后中箭被俘，绝食而死。此后，宋朝被迫放弃收复北方失地的计划，对辽转而采取守势。另一方面，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久镇边陲，成为了北宋抗击辽、夏的名将。杨业一门的事迹早在北宋仁宗时已流传于民间，南宋以来，"杨家将"的故事更通过评话、戏曲等形式被后人广为传诵。

2."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军20万南下奔袭，11月，进至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今河南濮阳）。宋朝廷惊慌失措，多人提出迁都南逃的建议，宰相寇准主张抵抗，力劝真宗亲征，真宗勉强接受。11月20日（公元1005年1月3日），真宗自汴京出发，26日抵达澶州南城，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宋军士气大振。

在此之前，辽军大将萧挞览（一作凛）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辽朝的萧太后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辽朝也有心同宋朝和谈，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

这其实也正是宋真宗的心愿，所以当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欢穷兵黩武，愿与契丹达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宋真宗生怕割地求和会遭后人唾骂，于是就对使臣曹利用说道："割地免谈，钱给多些不必心疼。"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宋真宗不假思索地答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12月，双方正式举行和谈，达成协议，史称"澶渊之盟"。和约规定：宋与辽以兄弟相称；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停战，各守旧界（以白沟为界）。

此后，宋、辽之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得以在边境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通过"榷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战争状态的结束，有利于双方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三、宋夏并立

1.元昊建立西夏

夏，历史上称为西夏，是党项族所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属羌族的一支，也融合了鲜卑族，原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过着游牧生活，隋唐之际，形成诸多部族，逐渐向外扩展。其后，因吐蕃北上扩张势力，党项诸部受其侵逼，纷纷归附唐朝，陆续内迁至今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地区。其中，入居夏州（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一带的党项拓跋部最为强大。唐末，该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唐朝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四州，爵封夏国公，赐姓李。自此，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历经唐末五代，这一党项族割据政权一直以藩镇身份，与中原王朝维持臣属关系。

宋朝建立后，太祖承认党项李氏的割据地位，以换取其臣服。太宗时，党项李氏因内讧出现分裂，宋朝廷乘机收回其割据的夏、绥等州。党项李氏贵族李继迁联合党项诸部反宋，他向辽朝称臣请婚，获封夏国王，与辽结成犄角之势，不断攻掠宋朝。真宗时，李继迁成功运用时叛时降的策略，不仅恢复原先的割据地盘，还攻克战略要地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他在灵州建都，改名西平府。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嗣位。他周旋于辽、宋之间，既向辽请求册封，获大夏国王的封号，又与宋达成和约，被真宗任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同时，他全力向西拓展，控制了河西走廊。李德明死后，其雄心勃勃的长子元昊嗣位。他弃用汉姓，废去辽、宋封号，继续开疆拓土，将李德明所建新都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仿照唐宋都城建制，扩建宫城，营造殿宇，并创制文字，颁行官制，改革兵制，更定仪服、礼乐制度，准备建国称帝。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其版图"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及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2.党项势力的强大

西夏官制与辽朝南北面官制颇为相似，也分别设立汉官和党项官两个系统，蕃汉并行，蕃汉分治。其中，汉制官职仿照宋朝，官员由党项人和汉人分别担任，以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军事，长官为中书令和枢密使，下设16司。后又增设尚书令，总管16司。此外，由三司管财政，御史台掌监察。元昊还通过更新兵制，将党项的部落军事组织改造为国家常备军，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全国总兵力可达50万。

3.夏宋议和

元昊称帝后，背弃和约，大举进攻，夏、宋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宋仁宗时的三次大战：公元1040年的三川口战役，公元1041年的好水川战役以及公元1042年的定川寨战役，宋军皆遭大败，损失惨重。连年鏖战，使双方都陷入兵疲财竭的困境，不得不罢战议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西夏取消帝号，宋、夏名义上以君臣相称；宋每年以各种名义给予西夏银、绢、茶、采，共25.5万两、匹、斤。此后，双方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相处关系，边境重开榷场，恢复了互市贸易。

4.西夏完善统治制度

自元昊建国称帝，至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一直是并立格局中的一方。西夏王朝的建立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其190年的统治，对辖境内的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夏境内的居民除党项人外，还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当地的社会经济，原先以游牧为主，自李继迁提倡农业，兴修水利以来，农业生产也有所发展，河西、陇右地区出现农牧两旺的景象。西夏的手工业很有特色，冶铁和兵器制作颇为发达，所造弓弩、佩剑和甲胄闻名遐迩。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大量的经史、诸子著作由汉地输入，诸多汉文典籍被译成西夏文，或依据汉籍编译新著。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北宋的改革尝试及其失败

大纲

一、"三冗"问题与财政危机

1.弊端显露2.财政危机3."三冗"问题

二、庆历新政

三、王安石变法

1.熙宁新法2.熙宁新法的主要内容3.熙宁新法的成效4.熙宁新法的废除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宋初确立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其弊端渐渐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体现为"三冗问题"：一是宋朝的任官制度使得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多，但担任官职、领取俸禄却不掌管具体事务的现象十分普遍；二是宋朝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财政收入的大半；三是由冗官、冗兵及皇室的挥霍浪费所造成的冗费，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K02：宋仁宗在位期间，国家的财政危机已达到入不敷出的严重状态，后范仲淹提出了一套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方案，史称"庆历新政"，具体内容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新政仅持续一年多即告夭折，所推行的改革举措也废除殆尽

K03：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由王安石等人领衔筹划并制定各项新法，史称"熙宁新法"。今人习称"王安石变法"，变法的核心为理财，同时也涉及强兵和育才。关于新法的评价，颇有争议，世人较为认同的看法是富国有术，强兵无方，新法推行数年后，虽有成效，但诸多问题渐次暴露，后新法搁置，宋哲宗亲政后，又重新恢复新法，但不少举措已背离王安石的初衷，完全成为聚敛的工具

正文

一、"三冗"问题与财政危机

1.弊端显露

宋初确立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其弊端在第三代皇帝--真宗时已明白显露，其后，问题越来越严重。

北宋前期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之别。"官"指寄禄官，仅用以确定品级和俸禄，如光禄大夫、迪功郎之类，与实际职掌的权力无关。"职"是一种加官，如学士、直学士之类，为授予某些有名望官员的虚衔。"差遣"是职事官，为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如知州、知县之类。

当时，通过恩荫、科举、进纳、军功等途径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多，但差遣之额有限。因此，担任官职、领取俸禄却不掌管具体事务的现象十分普遍，故史称："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而宋朝中高级官员的待遇非常优厚，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宋代的恩荫入仕极滥，高官除荫子孙外，还可荫及旁系亲属和门客，宗室子弟在襁褓中即可当官。以閤门祗候为例，宋初仅三、五员；真宗时，"逾数百而除授未已"。据包拯的奏疏称，真宗时，文武官员共9785人；仁宗时，已达17300多人。上述数字还不包括等候差遣空缺的候选官员，若一并计入，数量将翻以数倍。诚如宋祁在《喀景文集》所揭示的："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2.财政危机

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为应对内忧外患，不得不以增加数量来弥补，致使兵员数急剧上升。据《宋史·兵志》记载，由政府出钱雇佣的禁军和厢军，太祖时为37.8万，太宗时为66.6万，真宗时为91.2万，仁宗时为125.9万。建国未满90年，军队数量即增加了两倍多，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财政收入的大半。

仁宗时，大臣富弼感叹："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英宗治平初年，蔡襄上《论兵十事》疏，统计了当年全国钱、帛、粮、草四项收支及军费开支。钱的支出，军费占30％；帛的支出，军费占103％；粮的支出，军费占76％；草的支出，军费占85％。

3."三冗"问题

由冗官、冗兵及皇室的挥霍浪费所造成的冗费，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仁宗庆历以后，财政多年亏空，差额达300万缗；至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财政赤字更高达1570余万缗。为此，朝廷上下忧心忡忡，改革时弊，挽救危机，愈益成为群臣热议的话题。早在真宗初年，扬州知州王禹偁即上疏建言，主张减冗兵，并冗吏，慎选官，汰僧尼，节制浪费。仁宗时，判礼院宋祁也提出去三冗，节三费的建议。

二、庆历新政

仁宗在位期间，国家的财政危机已达到入不敷出的严重状态。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仁宗迫于形势，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责成他们针对当世急务，条陈对策，以图更张。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为官清正敦厚，颇有政绩，在士大夫中极有声望。他关心国计民生，以天下为己任，《岳阳楼记》中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前他已多次上书朝廷，主张革新。任参知政事的当年，范仲淹在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支持下，向仁宗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提出了一套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方案。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建议，连续颁布数道诏令，推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举措为：明黜陟，改革据年资升迁的磨勘制度，提拔官员注重实绩；抑侥幸，限制恩荫特权，减少冗官；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选拔有真才实学者入仕；择官长，严格选任地方官员，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均公田，纠正官吏职田不均的现象，促使其廉洁奉公；厚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修武备，仿府兵制，招募精壮卫士；减徭役，合并州县，减轻民间徭役；覃恩信，督责地方官员落实朝廷恩泽；重命令，严肃政令，取信于民。显然，其绝大部分措施皆针对吏治，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财用的目的。

由于庆历新政涉及统治阶层的财产、权力再分配问题，直接触及上层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实施不久便遭到激烈反对。对新政的谤议一时甚嚣尘上，力主改革的官员皆被指斥为"朋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时任谏官的欧阳修针对这种言论进行了辩护，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里面写道"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意思是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可是历代以来，"朋党"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担心与忌讳的一个问题。因此，原先寄希望通过新政"兴致太平"的仁宗出现动摇，心生疑忌。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相继罢官，新政仅持续一年多即告夭折，所推行的改革举措也废除殆尽。

三、王安石变法

1.熙宁新法

庆历新政失败后，"三冗"现象愈演愈烈，与之相应的积贫、积弱问题也愈益严重。随着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的改革呼声再趋高涨。时人多将变法更新的希望寄托在才高学富、极负盛名的王安石身上。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曾历任多处地方官；仁宗嘉祐时，任三司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主张变法，虽未被采纳，但在朝野形成很大反响，由此颇负时望。当时舆论称其"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英宗死后，19岁的神宗继位。神宗年轻而有朝气，力图有所作为，因素闻王安石之名，即位不久便召其入京，商讨兴国之策。君臣晤谈，甚为投契，遂就变法事宜形成共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随即，又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等人领衔筹划并制定各项新法。变法的大幕自此揭开，史称"熙宁新法"，今人习称"王安石变法"。次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法进入高潮。

2.熙宁新法的主要内容

自熙宁二年起，一系列新法陆续颁行，其核心为理财，同时也涉及强兵和育才。

理财方面有：均输法，规定发运京师的物资皆据京师库藏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办，以稳定物资价格。青苗法，青黄不接之际，贫困农户往往须借高利贷，现由官府贷钱物给农户，本金加40％的利息随夏秋二税一同缴还。免役法，原由主户上三等户承担的职役，现改为出钱雇人服役；原承担职役的主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原不必服役的人户也须按户等半数出钱，称助役钱；在所需役钱之外，另加征20％，称免役宽剩钱。市易法，在大城市中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并让商贾以40％年息率赊购市易务库存货物转销各地。方田均税法，丈量耕地，清查逃税漏税，均定税额高低。

强兵方面有：保甲法，编制农户，设保、大保、都保，训练壮丁，组织民兵，与募兵相辅，省养兵之费。保马法，在京东、京西等五路，保甲可自愿养马，减免部分赋税。将兵法，将禁军划分若干辖区，置将练兵，将领统军，改变兵将分离的旧制。

育才方面：改革科举、学校制度，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俊杰。

3.熙宁新法的成效

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熙宁新法涉及诸多方面，深度和广度非庆历新政可比，但其未触犯上层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故论政治勇气，实逊于庆历新政。关于新法的评价，颇有争议，世人较为认同的看法是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宋军战斗力弱的弊病未因变法而有大的改观，但理财之术却收效显著，熙宁、元丰年间，出现"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情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不过，其富在国，而非民。与庆历新政注意"节流"相异，熙宁新法强调"开源"，但在社会生产总量并无多大增长的情况下，国库的增收，只能向民间索取，故就青苗法、免役法等获利最大的举措看，其实质是在国家规定的赋税之外，加征了变相的税收，且实施过程中又产生种种弊端，民间怨声载道是必然的，《宋史》称："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当为实情。

青苗法的本意是限制高利贷者，且使国家可从中获利，但实施中往往不论百姓是否要借贷，一律硬性摊派，年息大大高于四分，甚至有六分或以上者。免役法以货币徭役替代力役，自然有其进步性，但以募役的名义向原先不必服役的人户收钱，还另征免役宽剩钱，显属不合理的加派。因此，实施熙宁变法之后，国用确实由此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292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达392万贯，但广大贫民的负担也因此变得更加沉重。故当代宋史专家蒙文通曾指出："熙丰新法，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贫民。"

4.熙宁新法的废除

新法推行数年后，虽有成效，但诸多问题也渐次暴露，且王安石信用的变法骨干吕惠卿、曾布、章惇等，品行多遭非议，又引发错综复杂的矛盾。朝野反对变法的呼声越来越激烈，神宗颇感疑虑，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次年复相，熙宁九年，再次辞相，自此退居江宁，不再预政。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改年元祐，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哲宗祖母）启用司马光主持朝政，除科举、文教之外的新法全被罢废，史称"元祐更化"。次年，王安石、司马光先后去世。

与王安石私交甚笃的司马光，却是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前，司马光也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可是"王安石变法"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后来司马光持坚决反对态度，并且成为当时反对新法的代表性人物。这二人虽因政见不同而相持不下，但全出于公心。某次，他们在神宗面前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辩，颇能反映各自的观点。王安石说："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哲宗继位初年，由太后垂帘听政，所有政治决策均由太后定夺；哲宗成年之后，恢复亲政，又启用了王安石时期的旧臣，如章惇、曾布、蔡京等人，重新恢复新法。然而，在他们的推行下，不少举措已背离王安石的初衷，完全成为聚敛的工具。北宋末年的腐败关键在此。

宋室南渡与宋金对峙

大纲

一、北宋末年的局势变化

1.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2.金的兴起

3.辽的灭亡

二、宋室南渡

1.靖康之难

2.建炎南渡

三、宋金对峙

1.岳飞北伐

2.高宗乞和

3.岳飞被害

4.绍兴和议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北宋末年，宋徽宗大兴土木，变乱新法，肆意搜括，故社会矛盾尖锐，农民反抗频起，国势日趋衰微。正在此时，东北的金朝异军突起，打破了原先的鼎分之势

K02：金朝灭辽之后，分东、西两路南下袭宋，靖康元年，北宋覆灭，史称"靖康之难"或"靖康之变"

K03: 北宋灭亡之后，被北宋旧臣拥立为帝的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史称"南宋"。在此期间，金朝曾立宋朝叛臣刘豫为傀儡皇帝，建立伪齐政权

K04: 宋高宗因金军的追击而偏安临安，由南宋四大将分区防守北部边界，四将中唯有岳飞曾率军北上，对伪齐和金军展开主动攻击，取得辉煌战果

K05：宋高宗主张议和，于是与秦桧沆瀣一气，与金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后，将岳飞杀害。后蒙古兴起，先后灭西夏、金、宋，再一次实现大一统

正文

一、北宋末年的局势变化

1.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宋哲宗死后，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他精书善画，是位天才的艺术家；但作为君主，则穷奢极欲，昏庸荒淫，所信用的蔡京、王黼、朱勔及宦官童贯、李彦、梁师成，植党营私，祸国殃民，时人称为"六贼"；又崇奉道教，大兴土木，变乱新法，肆意搜括，故社会矛盾尖锐，农民反抗频起，国势日趋衰微。正在此时，东北的金朝异军突起，打破了原先的鼎分之势。

2.金的兴起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活动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隋唐时称黑水靺鞨，8世纪中叶后曾役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10世纪辽灭渤海时，黑水靺鞨已被称为女真。辽将居于辽阳一带汉化程度较深的女真部落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留居今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松原市东）以东的众多女真部落，保持本族习俗，称为"生女真"。11世纪初定居于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一带的生女真完颜部，开始种植五谷，修建房屋，制造舟车，烧炭炼铁，势力逐渐强大，于是向外扩张，兼并掳掠，形成部落联盟。随后，生女真各部以完颜部为中心，逐步走向统一。

当时，辽朝对生女真的压榨勒索非常沉重。辽国每年都强迫生女真进贡海东青和北珠，致使生女真各部愤怒怨恨，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海东青，辽代对一种鹰鹘的称谓。此鹰凶猛异常，能高飞而速度极快，善捕天鹅。

公元1114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汉名完颜旻）举兵反辽，相继在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乘胜攻占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等地，军队扩展至铁骑万余。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仿照汉制称帝建元，国号大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正式建立金朝。在此后的八年间，金军连续打败辽军，先后攻占辽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辽朝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在女真族崛起的过程中，其兵民合一的部落氏族组织猛安谋克起过重要作用。女真族的部落、氏族首领名为"孛堇"，平时由其组织民众从事生产；战时，孛堇分别冠以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夫长）之名，率部出征。后发展为军事编制单位。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定制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这种部落兵战斗力很强，辽人曾称："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

3.辽的灭亡

宋朝廷见辽朝覆亡在即，遣使经海路北上，与金签定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南北夹攻，共同灭辽，金攻取长城之北的辽中京，宋攻取长城之南的辽南京（燕京，今北京），并以给辽的岁币如数给金作为交换，收回燕京一带。实际上，辽是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若辽灭亡，宋、金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这是宋朝君臣的失策之处。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按照条约，由童贯率军北上进攻燕京。不堪金军一击的辽军却将宋军打得大败。最终还是由金军攻下燕京。金以宋朝失约为由，不肯交还燕京一带，宋朝再加以重金，才换回数座被金军掳掠一空的破败之城。更为严重的是，通过燕京之役，金朝已洞悉宋朝的腐朽虚弱。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军俘虏，辽朝灭亡。

二、宋室南渡

1.靖康之难

金朝灭辽的当年十月，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袭宋。惊慌失措的宋徽宗不敢承担抵抗重任，匆忙禅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改元靖康。次年正月，金军兵临汴京城下，迫使宋朝割地赔款。金军返回后，宋朝对于割让三州的承诺开始出现悔意，迟疑不决。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金军再次大举南下，势如破竹，于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127年1月9日）攻入汴京。钦宗亲赴金营乞和，降表卑躬屈膝地称："微臣捐躯而听命。"金军在京城内大肆掳掠，府库、民居皆被搜括一空。靖康二年四月初一，金军启程北撤，挟带而去的包括被俘的徽宗、钦宗与后妃、皇子、宗室、外戚、朝臣、娼优、工匠等，共10余万人，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玺印、舆服、礼器、文物、图书等。北宋覆灭，史称"靖康之难"或"靖康之变"。徽、钦二帝后皆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2.建炎南渡

（1）承继大统

靖康二年五月，被北宋旧臣拥立为帝的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赵构所延续的宋朝，史称"南宋"。

高宗即位之初，曾起用力主抗战的李纲为相，以宗泽为开封留守，并派员经略河北、河东二路（约为今山东、河南、河北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谋划收复黄河以北失地。然而，此举仅是一种姿态，高宗及其亲信黄潜善、汪伯彦等，已被金军吓破了胆，故惟求苟安，一味妥协求和，无意北上。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即遭罢免，宗泽因出兵计划始终不能实施而忧愤成疾，临终还三呼"过河"。

（2）渡江避敌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月，高宗弃黄河流域于不顾，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军兵分三路，再次大举南侵。建炎三年，金军直逼扬州，高宗仓皇渡江，逃往杭州。随后，又因金军的追击而辗转逃奔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温州，直至建炎四年金军北撤，方获喘息之机，得以在杭州（临安）安顿下来。当时的杭州被定名为"行在"，后来改名为"都城"。

（3）金朝建立伪齐政权

在此期间，金朝曾立宋朝叛臣刘豫为傀儡皇帝，建立伪齐政权，使陕西、河南之地成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金朝在华北占领区的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激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河东、河北各地涌现多支抗金起义军，但终因得不到南宋政府的支持，逐渐归于沉寂。

三、宋金对峙

1.岳飞北伐

高宗以临安为行在（公元1137年定为都城）后，南宋的北部边界大致在江淮一带，由南宋四大将分区防守。岳飞负责江州（今江西九江）至江陵（今湖北荆州）的沿江防务，江州以下和淮南东、西路的防务由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负责。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20岁从军，因战功卓绝，逐步升迁，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授清远军节度使时仅32岁，为南宋继刘、韩、张等人之后第五位建节的武将。他是力主抗战的代表人物，所部军纪严明，英勇善战，号为"岳家军"。四将中唯有岳飞曾率军北上，对伪齐和金军展开主动攻击，取得辉煌战果。绍兴四年，岳飞击败齐金联军，收复襄阳、郢、随、唐、邓、信阳六郡。绍兴六年，派兵深入敌境，收复洛阳西南一些州县。绍兴十年，岳飞挥师大举北伐，迅速挺进河南中部，相继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郾城（在今河南漯河市）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获得大捷。这时，高宗连下12道金字牌，迫令退兵。岳飞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泣而返，收复之地再次沦陷。

小说《岳传》中，曾对金军在郾城之战中遭到岳家军毁灭性打击的拐子马和铁浮屠有过详细描述。虽然小说中的一些描述并不可靠，但是这两个不同种类的骑兵是实际存在的。"拐子马"就是"穿着铁甲的连环骑兵"，即连环马。金军非常善于利用两翼的轻骑兵进行包抄袭击，在很多重要的战役中，金军都通过这种包抄而取得胜利。"铁浮屠"又称"铁浮图"，就是重甲骑兵，即人与马皆穿重甲，打仗时可以抵挡一般刀枪兵器。因此，在金军拐子马和铁浮屠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宋军最终溃不成军，唯独岳飞的军队在郾城将铁浮屠和拐子马打败。

郾城之战中，面对金军精锐的两翼骑兵"拐子马"的冲击，岳飞亲自出马，令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率轻骑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击溃金军。金军又以重甲骑兵"铁浮屠"投入战斗，岳飞遣步兵上阵，以麻札刀、大斧等专砍马足，杀得金军尸横遍野。金朝大将完颜宗弼（兀朮）哀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军士兵也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2.高宗乞和

在此期间，惟求偏安的高宗信用从金营逃归、形迹可疑的秦桧为宰相，命其主持谈判，奴颜婢膝地向金乞和。岳飞成为和议的最大障碍，声威大震、众望所归的岳家军又令高宗深怀疑忌。于是，高宗与秦桧沆瀣一气，一场加害岳飞的阴谋悄然展开。

3.岳飞被害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召岳飞及韩世忠、张俊入京，解去兵权。不久，诬陷岳飞与部将合谋反叛，系狱严刑逼供。高宗下手诏："岳飞特赐死"。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年仅39岁。狱中，他满腔悲愤，奋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岳飞以谋反罪下狱后，众多朝臣上书营救，一贯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意为或许有）。"韩世忠愤然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主审此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听了岳飞的申诉，也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无奈中泄露了天机："此上意也。"后改任万俟卨为主审，用尽酷刑，却一无所获。在无任何证据和供词的情况下，高宗仍以毒酒赐死岳飞，并将其部将张宪和岳云处斩。

4.绍兴和议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即岳飞遇害前一个月，宋金达成和议，双方约定：宋向金称臣，谨守臣节；两国边界，东以淮水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让唐、邓二州全部及商、秦二州大半给金；宋每年向金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史称"绍兴和议"。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协议已达成，是否可以不赐死岳飞？若是为了防范武将，当时岳飞手上已无实权，也已无抗衡之力，那为什么还要赐死岳飞？这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题。经过当今一些学者的分析，得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岳飞本人心直口快，犯了皇帝的大忌。宋高宗受金军侵犯的影响，惊吓后一直无子，这是一个忌讳，但是岳飞无所顾忌，向高宗提议是否应早些另立太子，直接把高宗不可生育一事道明。二是宋朝历来忌讳武将干预皇帝家事。仅这两点便使高宗对岳飞产生了怀恨之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无论是岳飞还是其他将领，在抗战期间长期驻扎在外，已形成私有化的军队，这一点也让高宗心存芥蒂。

绍兴和议对宋而言是屈辱的，但确实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的产物。双方皆不堪连年交战，在无法消灭对方的情况下，为避免战争将双方都拖垮，达成和议，并立共存，这未必不是明智而务实的选择。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实力对比，认为宋与金决战，并无胜算，故和谈的主张，"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这一见解不无道理。然则，该谴责的恐非和谈本身，而是高宗和秦桧的卑躬屈膝和过度退让。

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其后，双方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始终没有改变这一抗衡而并存的态势，大体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在相对稳定的状况下，平民百姓遭受的战争灾祸有所减轻，北方经济得以逐渐恢复，南方经济更有长足发展。双方还在边界设立榷场，互通贸易，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蒙古兴起后，公元1227年灭西夏，公元1234年灭金，公元1279年灭宋，再次实现大一统的局面。

宋代家族制度的嬗变及其社会功能

大纲

一、宋代以来的家族类型

1.中国家族制度的发展演变

2.宋代家族制度的发展

二、维系家族制度的祠堂、家谱和族田

1.维系家族制度的祠堂

2.维系家族制度的家谱

3.维系家族制度的族田

三、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中国家族制度的发展演变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为宗法制家族；魏晋至唐为门阀制家族；中唐以来，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以及界定姓氏贵贱的官修谱牒散佚不存，门阀制家族逐渐瓦解，至宋代，代之而起的是普通官僚及平民的家族，一般称之为宗族制家族或平民型家族。自此，中国的家族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K02：宋代的家族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组织；二是为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

K03：宋代三个维系家族制度的要素分别为：一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它不仅是家族的象征，也是凝聚家族成员的重要纽带；二是家谱，宋代家谱均为私修，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也是家族的组织标志；三是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一般分为祭田、义田、学田几类

K04：宋代的家族组织在基层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使族内的民事纠纷获得平息和解决，还有效地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基层行政机构往往是在与家族组织协调、合作的过程中，完成其行政职能

正文

经过唐末、五代的过渡，中国古代的社会与经济在两宋时期出现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动。以门阀世族为主要形态的家族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普通官僚和平民的家族；社会阶层出现诸多新的变化，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商品经济渐趋繁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使原先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的偏转；凡此种种，皆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的深刻转型。

一、宋代以来的家族类型

1.中国家族制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家族也称宗族，这是由同一位男性祖先的若干代子孙汇集聚居，按照一定规范，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中国家族制度的发展演变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为宗法制家族，魏晋至唐为门阀制家族，也称世家大族式家族。中唐以来，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以及界定姓氏贵贱的官修谱牒散佚不存，门阀制家族逐渐瓦解，至宋代，代之而起的是普通官僚及平民的家族，一般称之为宗族制家族或平民型家族。自此，中国的家族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把宋代开始出现的宗族型家族和隋唐以前的宗法制家族以及门阀制家族来进行比较的话，其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宋代以前，家族和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准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血缘，就是看你姓什么。宋代以后，就不再是看是你姓什么，而是看你干什么。比如说，唐代以前，姓氏贵贱，门第高下，是由官修谱牒予以确认的，门阀世族凭藉谱牒的界定而取得世袭特权。唐末五代，伴随门阀世族的衰亡和谱牒的散佚，门阀制家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及这一过程："魏晋至唐，朝廷以门第相尚，谱牒之类，著录于国史，或同姓而异望，或同望而异房，支分派别，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谱牒散亡。"经过晚唐、五代的变化，门阀世族退出历史舞台，门第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郑樵所说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状况。

宋代的儒家学者从稳定社会秩序考虑，多主张恢复宗法，重建家族。如北宋张载称："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为此呼吁："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这对宋代平民型家族的兴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宋代家族制度的发展

宋代的家族大致有两种类型：

其一，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组织。形式为同一祖先的子孙数代同堂，同居共财，合爨而食。此类家族虽属少数，但朝廷往往给予鼓励和表彰，或免其杂科，或免其徭役，或贷以粟米，以"旌表门闾"。

据宋代史书记载，江州义门陈氏，至仁宗时已"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池州青阳方氏，"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河中永乐姚氏，"有田数十顷，聚族百余人，子孙躬事农桑"。

其二，为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形式为已分裂成个体小家庭的多代族人，聚居于一个村落或邻近几个村落，组成宗族。宗族首领为族长，由他主持同族的祖先祭祀，处理日常事务。族内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严格的宗族规范和族权统治，但每个小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此类家族为数众多，为宋代以来家族制度的主流。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呼吁"敬宗收族"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大力倡导建祠堂，修家谱，置族田，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维系族众。

聚族而居的现象在宋代颇为常见，如南宋孝宗时的宰相叶顒，"祖宅在兴化仙游县，叶氏族派百余家，皆居一村"。鄱阳义仁乡车门为一大村落，"曹氏环而居之，至数十百家"。有的村落径以族姓命名，如信州永丰县的管村，所居皆为管氏家族成员。婺源的毕村，也为毕氏一姓所居。

二、维系家族制度的祠堂、家谱和族田

1.维系家族制度的祠堂

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是家族的象征，也是凝聚家族成员的重要纽带。每逢例行祭日，族人齐集祠堂，在族长主持下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此外，推选族长、调解纠纷、执行家法、训喻族规等族内大事，也都在祠堂内办理。宋仁宗以前，社会上的家族祭祀多在住宅的内室举行，仁宗诏许设立家庙之后，祠堂的修建逐渐推广开来。传为朱熹所撰的《家礼》将祠堂列入首要位置。此后，民间祠堂的建立日益普及。《家礼》中设计的祠堂，供奉高、曾、祖、祢四龛，后世祠堂皆以此为基本格局。

浦阳郑氏建立祠堂后，全体家族成员每月两次参谒祠堂，聆听祖训，家长教斥子弟，也在祠堂的祖先牌位下进行，"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可见，祠堂作为家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及宣讲礼教，维护秩序的法堂，对强化家族意识，延续家族血脉，维系家族团结等，都具有重大作用。

2.维系家族制度的家谱

家谱也称族谱、宗谱、世谱、家系、家乘等。魏晋至隋唐的谱牒主要为官修，是门阀世族炫耀门第及选官、婚配的依据。宋代家谱均为私修，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也是家族的组织标志。家谱的内容包括本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公产义田、族规家法等，主要作用是明确本族的血缘关系，避免因年代久远、流徙分化等原因造成家族瓦解。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即称："族非谱，无以知枝叶本根之分合。"同时，家谱也是解决族内纠纷、惩治违规族人的文本依据。

宋代较早的私修家谱有欧阳修所编《欧阳氏族谱》和苏洵所编《苏氏族谱》，此后，众多家族群起仿效，家谱的编撰盛行于时。诚如清代史家钱大昕所述："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当时人对编撰家谱非常重视，认为是对祖先的一种孝道，苏洵曾说："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

3.维系家族制度的族田

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一般分为祭田、义田、学田几类。祭田收入用于家族祭祀开支，义田收入用于赈济族人的贫困灾病，学田收入为族内儿童提供学费。由于族田是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为防止侵吞滥用，多订有管理条例，并严禁出售。

宋代家族大多置有祭田，一般由全族成员平均抽份置办，或由族中富户出资购置、捐献。《家礼》对"置祭田"的设计为："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因祭祀有墓祭、祠祭之分，故祭田又有墓田、祠田之别。

见于史籍最早的宋代义田，当为范仲淹在苏州设置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有良田千亩，招家族以外的农户租佃耕种，其收益由专人管理，按照规定为族人提供衣食、婚嫁、丧葬所需，所谓"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此后，义田、义庄在各地逐渐推广，至南宋，几乎遍及全国，小者百余亩，大者五千亩。有的家族还设有义宅，以收恤"贫不能自存"的族人。

一些家族为培养族内的科举人才，设立义学，招聘名士，"聚族教养"。与之相应，专设学田，作为义学的经费来源。有的家族还设立助学基金，资助贫寒族人读书应试。苏州范氏《义庄规矩》规定："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

三、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

宋代的家族组织在基层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血缘纽带将分散的个体家庭凝聚起来，通过祖先崇拜、礼法规范、伦理道德等手段，促进族人之间的和谐，有效地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家族所具有的仲裁职能，使族内的民事纠纷获得平息和解决，因贫富分化而造成的阶级矛盾，也在尊祖睦族的温情脉脉中得以缓和。家族内部在经济上的赈济与互助，弥补了个体家庭的缺陷，有助于人们抵御灾害，缓解所遭受的痛楚。家族的作用还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基层行政机构往往是在与家族组织协调、合作的过程中，完成其行政职能。

宋代的社会阶层及其变动

大纲

一、主户与客户

1.主户和客户的差别

2.宋代主户的等级制度

二、坊郭户

三、贱民阶层的地位变动

1.贱民阶层的地位

2.贱民阶层的变化

四、宋代社会阶层的动态分析

1.宋代的社会阶层

2.宋代的土地政策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宋代将全国的编户齐民分为两类：主户为占有土地，有常产，承担赋役的人户，宋代依据土地资产的多寡将其分为五等；不论是否外来户，凡居住农村、不占有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人户，一概被称为客户

K02：宋代政府将居住在大小城镇包括草市中的人户，称为坊郭户，单独列籍，并依据其有无房产分为坊郭主户、坊郭客户两类

K03：宋代有为数不多的贱民阶层，主要是供主人家驱使的婢女、家仆，即前代的奴婢，但宋代的奴婢与雇主的关系只是暂时的雇佣与契约关系，且婢仆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逐渐上升

K04：对宋代的社会现实作动态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垂直升降的社会流动较前代更为频繁。此外，宋代土地买卖盛行，贫富分化严重，贫富更替的现象颇为普遍

正文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对农民而言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土地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之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土地具有私有制的性质，因为土地可以买卖。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纯粹的土地私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土地是国有的。在土地国有说的基础上，每个使用国家土地的人对国家都有不可动摇的义务，即赋税和徭役。大致来说，赋税分田租和人头税两项，徭役分兵役、劳役和差役三项。宋代正处于历史变动的中间状态，赋税开始从以人为征收对象向以土地为标准的征收对象过渡，徭役从最初的直接提供劳动力向以货币代替劳役的方式过渡。

一、主户与客户

1.主户和客户的差别

宋代将全国的编户齐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主户为占有土地、有常产、承担赋役的人户。宋代的品官之家被称为官户，担任吏职的人户被称为吏户，官户和吏户合称形势户，形势户皆归入主户。客户一称的内涵，唐、宋之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脱离原居地户籍流徙他乡的"逃户"、"浮户"在新居地入籍后，被称为客户。宋代则不论是否外来户，凡居住农村、不占有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人户，一概称为客户。客户一般不须缴纳夏秋两税，但成年男子须缴纳不同名目的人头税，修治城池、河渠、堤坝等徭役也往往加派于客户。户口统计中主户、客户的比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颇有差别。取北宋的平均数，总户数中，主户约占三分之二，客户约占三分之一。

2.宋代主户的等级制度

宋代依据土地资产的多寡将主户分为五等：一等户占田三百亩以上；二等户占田一百亩至三百亩；三等户占田五十亩至一百亩；四等户占田二十亩至五十亩；五等户占田二十亩以下。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其人数比例，据时人称"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主户除按户等缴纳两税外，还须缴纳人头税及杂变之赋、和买绢帛、和籴粮米等各种杂税。主户中的官户可免除徭役，非官户中的上户须承担职役，也称差役，轮流充任州县衙门的办事人员或充当基层政权乡、里、都的头目。神宗时实行免役法，改为雇役后，下户也须缴纳役钱。

主户中的下户皆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他们是主户的主体，也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下户与客户相加，约占全国总人数的十分之九，这些农户生活最为困苦，却又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

司马光的《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曾对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真切的描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

二、坊郭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宋代城镇数量大为增加，除都城、州城、县城外，还出现大量固定的贸易场所--镇和草市。与之相应，城镇人口也不断增长。宋代政府将居住在大小城镇包括草市中的人户，称为坊郭户，单独列籍，并依据其有无房产分为坊郭主户、坊郭客户两类。宋代的商贾和独立的手工业者多编入坊郭户，也有一些编入乡村主户或客户。坊郭主户一般按房产和资财的多寡分为十等，其中上五等户称坊郭上户，多为城居的官户、地主及商贾、房产主等；下五等户称坊郭下户，多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坊郭主户须承担徭役并按户等缴纳宅税、地税及各种杂税。

坊郭户划定户等的标准各地并不一致，有些地区还将坊郭主户和坊郭客户混通分为十等。据北宋末年陕西一带的划分标准，家产在六千贯至一万贯的定为第一等，超过这一标准一倍、三倍、五倍以上的分别称为富强户、高强户、极高强户。河东路的辽州（今山西左权），将坊郭客户也纳入十等，其下户便极为贫穷。其中，七等户家产十几贯钱，八等户家产仅九贯钱，十等户多为卖柴、卖水者及孤老妇人。

三、贱民阶层的地位变动

1.贱民阶层的地位

宋代还有为数不多的贱民阶层，主要是供主人家驱使的婢女、家仆，即前代的奴婢。不过，奴婢一词，在宋代已普遍为婢仆、僮仆、人力、女使等名称所取代。尤为重要的是，《唐律疏议》中规定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世袭人身占有，已广泛转变为暂时的雇佣与契约关系。当时，以契约为依据被雇佣为婢仆者，原本都具有良人身份，在合法雇佣期间，其人身自由很大程度上已出卖给雇主，故地位卑贱，主人以主仆名份占有其人身。但法律规定雇佣期一般不得超过十年，一旦契约期满，去留悉由婢仆，主人不能继续占有其人身与劳动。

北宋前期，仍有少数官奴婢存在，宋《天圣令》中，即有官奴婢可以作为财产被买卖、转让、质举的内容（质举是一种财产抵押借贷行为，到期不赎，抵押物的产权便发生实质性的转移。只有当主人把奴婢当作牲畜和田宅等财产看待时，才会有质举行为。主人不能按时还贷，被质举的奴婢，往往就被永久性地转变成另一主人的财产）。仁宗以后，逐渐减少将罪犯籍没为官奴婢的做法。南宋建炎以后，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废止。

2.贱民阶层的变化

伴随以上变化，婢仆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也逐渐上升。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政府规定：婢仆与商人、佃农均为编户齐民。法令严格限制官吏利用职权强雇他人为婢仆，严格限制债主强勒负债之家男女为婢仆，更禁止掠贩良人为婢仆，禁止私自殴打惩罚婢仆。自北宋末年开始，擅杀婢仆皆判死罪。婢仆在法律上还享有控告主人的权利，而在《唐律疏议》中，奴婢告主是违法的。

显然，宋代婢仆的"贱民"身份已颇具相对性，宋代文献中的"仆"在许多情况下实与雇工无异。若严格按照唐代的标准衡量，宋代婢仆已难以称之为贱民。所以，宋代的良贱之别虽未完全泯灭，但确实已变得颇为模糊。以至有学者认为，宋代的良贱制度已趋于消亡。

四、宋代社会阶层的动态分析

1.宋代的社会阶层

上述社会各阶层仅是静态的划分，若对宋代的社会现实作动态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垂直升降的社会流动较前代更为频繁。品官的非世袭性，使这一阶层的成员构成变动不居，其与平民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普通人户通过科举、军功及买官买爵，可以成为品官之家。有学者统计，在《宋史》列传所载1533人中，布衣出身的文臣武将占55.12％。部分乡村上户充任各级政府吏职后，成为形势户，也进入官吏阶层。可见，官吏与平民两个阶层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其成员往往出现部分的交错与重合。

2.宋代的土地政策

宋代的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因此，土地买卖盛行，贫富分化严重，贫富更替的现象颇为普遍。主户与客户的划分自然是相对的，二者互相转换的事例屡见不鲜。宋朝政府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和赋役来源的考虑，也鼓励客户转化为主户。神宗时吕大均称："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茍众，而邦本自固。"故法令规定，客户只要购置田产，即可立为主户。这也是宋代主户比例略呈上升之势的原因之一。

南宋袁采《袁氏世范》论及当时贫富转换的现象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又称："富贵盛衰，更迭不常，......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又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汜县李诚庄有百余家佃户，因租种的田地，"河贯其中，尤为膏腴"，逐渐致富，其中有不少户"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

富贵人家因种种原因，骤然失势、破产，降为贫民的事例，在宋代也不胜枚举。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以亲眼目睹的情景告诫子弟："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复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

凡此种种，皆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等级界限的松动。

宋代的城市化进程与商品经济的繁荣

大纲

一、宋代的城市建制与格局

二、城市功能的变化

1.城市建制与格局的变化

2.向经济性城市转变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1.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张

2.商税收入的增长

四、纸币的出现与运用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宋代城镇和城镇居民的数量，皆数倍于前代。城镇方面，除都城、府州县城外，还有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镇和草市；城镇居民方面，依据最保守的估计，北宋末年的城镇人口应达到1500万

K02：宋初以来，传统政治性城市的工商业成分不断增长，逐渐向经济性城市转变。宋代的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商家沿街设铺，并出现"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景象；成都、苏州、洛阳、汉中、荆州、潭州等城市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淮州、泗州、真州、扬州、鄂州成为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品中转站

K03：在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化加速的互动过程中，宋代的商品经济日臻繁荣。两宋市场上的商品大致可分三类：高档奢侈品、生产资料以及生活必需品；正因为生产、生活资料急速涌入市场，其比重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上升，宋代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K04：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促使货币出现突破性的变革，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宋代应运而生

正文

宋代在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都很迅速，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增长。所谓宋代"积贫积弱"说法中的"贫"，主要是指虽然整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增加，也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

一、宋代的城市建制与格局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至宋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镇数量的迅速扩展和城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建制、格局和功能的显著变化，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逐步扩大等，都表明城市化进程的启动与加速。

宋代城镇和城镇居民的数量，皆数倍于前代。北宋境内10万户以上的城市，神宗时有40多座，徽宗时增至50多座，而唐代仅10余座。户数在20万以上的城市有开封、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临安、福州、泉州、潭州（今湖南长沙）6座，其中开封和临安的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此外，诸如建康（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成都、洛阳、荆州、苏州、南昌、汉中等，都是盛极一时的繁华城市，户数在一二十万之间。

除都城、府州县城外，还有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镇和草市。镇在唐以前具有军事据点的性质，既为据点，必有物资供应，久而久之便成为市井繁华之处。到宋代，大多的镇已变成纯粹的居民点。宋朝规定，居民集聚达到一定规模，且有商业活动和税收，便可设镇，所谓"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于是，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涌现。较镇低一级的为草市，这是由设在乡村的定期集市发展而来的固定贸易场所。较大的草市有茶肆、酒家、邸店、米行之类的店铺，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可上升为镇。星罗棋布的镇和草市是宋代城乡联系的纽带与窗口，对城市化进程及区域性地方市场网络的形成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统计，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府州县城共约1350余座。同期，非军事性的镇约1700个，镇与草市的比例平均为1:3，二者合计近7000个。城镇（包括草市）人口数目前无法确知，当代学者曾就宋代城镇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作过多种推测，最高的估计为北宋20.1％，南宋22.4％，较为保守而稳妥的估计为12％至16％。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全国总户数为20882258，若以学术界较为认同的户均人口5.4计算，在籍总人口约为1.13亿，加上未入户籍的人口，总数约为1.2亿。因此，即便依据最保守的估计，北宋末年的城镇人口也应达到1500万。

二、城市功能的变化

中国城市的起源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城市主要起源于商业活动，在一个地方有比较多的商业活动就形成市，市当中形成市的管理机构等。中国最早建立城市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军事上的防御，中国的城市是政治性的城市。

1.城市建制与格局的变化

宋初以来，传统政治性城市的工商业成分不断增长，逐渐向经济性城市转变，伴随城市功能的变化，其建制与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风貌。宋以前的城市皆实行商业区与住宅区严格隔离的坊市制，坊、市皆有围墙环绕，坊门、市门须于早晚按时启闭，所有的商业活动只能在规定时段，局限在市内进行。到宋代，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坊、市围墙皆被拆除，商家沿街设铺，既有闹市，又有诸多分散的商业点，还有串街走巷的小商小贩。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终被取消，开封、临安等大城市，不仅有日市、夜市，还有拂晓前营业的"鬼市"，出现了"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景象。

2.向经济性城市转变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的繁华情景作了细致而逼真的描绘。只见汴河两岸，城门内外，大小店铺作坊，酒楼茶肆，鳞次栉比，高展的市招商标，山积的南北货物，琳琅满目。虹桥一段尤为热闹，行商摊贩，拉车挑担，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城内的大型集市也规模空前，文献记载，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类商品，无所不有。从三门至后廊，满设彩幕，遍布摊位，中庭两庑可容万人交易。寺外戒坛一带也发展成商业街，为金银彩帛的贸易场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

成都、苏州、洛阳、汉中、荆州、潭州等城市，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北宋经济大动脉汴渠沿线的淮、泗、真、扬等州，以及长江中游的鄂州，都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品中转站。尤令人瞩目的是，一些生产型的工商业城市先后崛起。如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梓州（今四川三台），有"机织户数千家"，皆为纺织城镇。信州铅山场（在今江西上饶）、韶州岑水场（在今广东韶关），常聚集冶工五六万乃至十数万，属冶金城镇。陵州井研（今属四川），自仁宗时创以卓筒井吸取卤水后，数万井盐工人汇集当地，成为盐业城镇。涪江中游的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则为糖霜生产基地。此类城镇虽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其生产性的特点标示了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演进的基本方向。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1.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张

在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化加速的互动过程中，宋代的商品经济日臻繁荣。两宋市场上的商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金银细工、珠宝犀玉等高档奢侈品，消费对象主要是皇亲国戚、达官富豪；第二类是农具、手工业用具，以及耕牛、船只等生产资料；第三类是日用器皿、布帛，以及粮食、茶盐等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与前代相较，商品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为平民百姓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日常用品成为商品的主体。正因为生产、生活资料急速涌入市场，其比重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上升，宋代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2.商税收入的增长

宋代商品种类的激增和交换规模的扩大，使政府的商税收入得以大幅增长。据记载，北宋的商税收入，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年至公元997年）为400万贯，至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至公元1067年），已达846万贯。大致而言，商税收入约占政府货币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宋代法定税额为5％，但实际上常重复抽税，姑且以10％的税额推算，治平年间846万贯的商税，其商品贸易总额至少为8460万贯。当时全国总户数为14181486，平均每户人家一年的商品交易额为6贯，相当于8石粮食或1头耕牛的价格。这在汉唐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四、纸币的出现与运用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促使货币出现突破性的变革，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宋代应运而生。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四川、陕西等地还流通铁钱，金银作为货币的流通量较小。当时的四川是仅次于两浙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宗的商品贸易，使用铁钱极为不便。太宗末年（公元10世纪末），当地民间私下印制一种纸质钱券，称为交子，用于市场交易。不久，"奸弊百出，讼狱滋多"。真宗咸平、景德之际（公元1003年至公元1006年），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詠加以整顿改进，授权当地16户富商联合发行新制交子，但仍有缺陷和漏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宋朝政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始由官方发行交子。

唐朝后期出现一种办理铜钱汇兑的信用票据，称为"飞钱"，北宋的交子即由此发展演变而来。益州富商联合发行的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官方印制、发行的交子，盖有官府铜印；改变填写面额、不限钱数的旧法，将固定面额印制在交子上；规定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125万余贯，备本钱36万贯铁钱；每界交子以两年为期予以兑换。

最初，交子仅在四川流通，后推广到陕西、河东。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发行的小钞，已流通于全国。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遍行境内。除流通最广的东南会子外，还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等。交子、会子虽因发行机制不完备，出现诸多弊端，但其作为最早的纸币，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大纲

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

1.历史过程

2.经济重心南移的始末

二、南方经济的长足发展

1.农业发展的差异

2.南方经济发展兴旺

三、海外贸易的空前发达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至北宋后期，我国南方经济已全面超越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基本完成

K02：南宋时期，我国在农业、手工业、造船业、制瓷业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同时，南宋的城市和商业繁荣程度较北宋有所提升

K03：南宋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繁盛程度超过北宋

正文

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

1.历史过程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商周秦汉以来，经济和政治的重心一直位于黄河流域。东汉末年，中原经常发生战乱，人口南迁，长江流域得以加速开发，社会经济呈现上升态势；但直至隋唐，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方面，北方仍居领先地位。安史之乱以后，原已垦殖过度的中原地区迭遭战祸蹂躏，且气候恶化、灾害频发，经济颇显颓势，而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因北方移民大量南迁，人口急剧增长，经济突飞猛进，传统的经济地理格局遂于五代十国出现转折。至北宋后期，南方经济已全面超越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基本完成。

2.经济重心南移的始末

一般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但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这一进程在北宋后期已基本完成。当时的南北之分，大体以秦岭、淮水一线为界，北方9路，南方15路。其中经济最发达和发展速度最快的路，绝大多数在南方。据学者统计，神宗元丰年间，南方总户数约1094万，占全国总户数1660万的66％；同期的簿载耕地面积方面，南方约315万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70％；南方水稻亩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1倍以上；茶树、桑树、桐树、苎麻、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大多产于南方，以此为原料的手工业也是南方较北方更发达，如南方造纸业的产量和质量全面超过北方，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中，三个在南方（杭州、成都、建阳）；造船业方面，南方居压倒优势；有色金属铜、铅、锡等大多产于南方；与此同时，政府的财赋重地也转移到南方，东南六路每年600万石漕粮成为开封以及河北、河东、陕西驻军的生存基础。据记载，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全国各路上供钱物共1503万，南方为1284万，占总数的85％，其中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占总数的56％。上述数据皆表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已成定局。

靖康之变发生后，北方民众又兴起一波南迁高潮。有学者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约有5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这给南方经济的发展输入了新的动力。宋金对峙期间，南北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不容置疑地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二、南方经济的长足发展

1.农业发展的差异

两宋时期，农业发展的南北不平衡愈益明显。南方的水利建设远超北方，除修复原有的设施外，还兴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如四川眉山的通济堰、淮东的绍熙堰，都使大片土地得到灌溉。南方农田垦辟范围的扩大尤为突出。江东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的湖滨之地都被修成圩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皆占全县农田面积的十之八九。此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

2.南方经济发展兴旺

（1）江南水乡的圩田

江南水乡的圩田是当地农民将农田与水利结合起来的杰出创造。"圩"就是"围"，即修筑圩堤，堤内围农田，堤外围河渠，不少地方堤外河水反而高于堤内农田。圩堤上再修斗门，用以控制河水进出，可引水灌溉，排水防涝。南宋诗人杨万里《圩丁词》描述道："河水还高港水低，千支万派曲穿畦。斗门一闭君休笑，要看水从人指挥。"

（2）江浙一带的农具和农业

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为进步，其次为四川地区。曲辕犁和犁刀的使用，对江南沼泽地的改造和水田的耕作，起了关键作用。踏犁、秧马、耘荡等皆为适合江南水田的新式农具。龙骨水车的推广和普及、牛转翻车的创制，成为南方水田最有效的灌溉工具。经过精耕细作，江浙的上等田一亩可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由此流行。

（3）扩大棉花和水稻的种植

南宋时，棉花的种植已从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也对提高水稻产量具有重要意义。原产越南的占城稻具有早熟、耐旱、适应性强等优点，尤适宜在缺水高亢的丘陵地带种植。11世纪初，福建地区最早引进占城稻并开始种植，不久，又将其推广到江淮两浙地区。至11世纪中叶，通过各地对占城稻的改良，人们已培育出早占、寒占、红占等适合各种气候、耕地条件的新品种。占城稻的引种和改良，对南方早晚稻系列的形成及单熟制向多熟制的过渡皆有重大促进作用。

（4）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南方的手工业生产已跃升至一个新的水平。丝织技术不断提高，苏州、杭州、成都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并形成了比较细致的分工。丝织产量远超北宋，且品种丰富，精致美观。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缎、沙绢等品种。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令人瞩目，闽、广一带的棉纺技术已非常成熟。人们以铁杖碾去棉籽，以弹弓弹松棉花，并使用纺车、织机等工具。织出的棉布，细致紧密，最上品的花布，"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海南岛民间所织棉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

（5）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

造船业原本就是南方的长项，此时进一步发展，其技术居世界前列。海船制造中心分布于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所造远洋船舶可载五六百人，蓄一年之粮，能经受强风大浪。内地江河干流沿岸的州城多有制造内河船舶的工场。各地所制内河航船数量巨大、打造奇巧，车船、楼船之类极富创造性。

（6）制瓷技术的进步

制瓷技术的进步在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居上的江西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其瓷窑扩展至300座，不仅产量巨大，而且工序复杂，产品精美。由开封迁往临安的官窑，所烧瓷器极为精致，质量超过先前。浙江的龙泉窑保持着原有的特色和水平，仍然十分兴旺。

此外，军器制造、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都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南宋的城市和商业繁荣程度较北宋有所提升。南宋都城临安为当时世界之冠的大都市，西方学者将其视为9世纪至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都市革命"的标志。吴自牧《梦粱录》称："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当代学者推算，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至公元1274年），临安城内外的人口约有一百二三十万，其规模超过北宋的开封。商业的兴盛可谓空前，《梦粱录》称："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此外，如平江（今江苏苏州）、建康、鄂州、江陵、成都等城市也延续并推进了北宋以来的繁华。

三、海外贸易的空前发达

南宋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繁盛程度超过北宋。广州、泉州（今属福建）、明州（今浙江宁波）迅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三大港口，由此出海，通往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商品，从海路走要比从陆路走更便捷、更实惠，类似于瓷器之类的商品就不适合陆路运输；另一个是技术，在宋代，造船技术已非常高超，同时，指南针的运用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使得人们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高宗晚期，政府所设市舶司每年收入达200万贯，较北宋的最高额增长一倍。

宋代理学的成型及其历史影响

大纲

一、传统儒学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1.理学的兴起

2.理学的发展

三、集大成的朱熹学说

1.朱熹学说

2."程朱理学"

四、倡导"心学"的陆九渊

1.陆九渊的"心学"

2.朱、陆之争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和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其一，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受巨大冲击，"三教合一"、"三教并行"的现状开始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其二，儒学本身出现严重危机，今文经学的荒诞粗疏和古文经学的繁琐僵化，已暴露无遗

K02：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教、道教的同时，又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K03：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K04：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异军突起，别开一派。他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认为道德修养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即可获得天理，他的思想后为明代理学家王守仁继承并发扬光大。因他们都高度重视"心"的作用，世人习称这一学派为"陆王心学"

正文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给以极高赞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是言虽就宋人崇尚气节之风而发，但推广论之，宋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开拓创新的史学著作、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确属中国文化之瑰宝。

一、传统儒学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儒学是什么？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传统儒家社会伦理的平台是个人以家为中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是中国家族制度的理论说明，或者说是论证中国家族制度所确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同等级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学在本质上是一门以伦理学和政治学为范畴的学问。儒学的产生和西周以来的礼制有直接关系，西周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个不同等级的、有差别的制度，即宗法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犯上作乱、争权夺利的问题不断出现，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孔子学派提出要恢复西周以来的礼制，即"克己复礼"。到了汉唐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家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服从父母、为什么要服从皇帝，其解释的关键基点是"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以上两种基本的理论框架，经过唐代、五代的变动，整个理论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的理论基点已经不适合宋代。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和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其困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经历了"中国化"的佛教与融入部分儒家学说的道教，已有长足发展和广泛传播，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受巨大冲击；"三教合一"、"三教并行"的现状开始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其二，儒学本身出现严重危机，今文经学的荒诞粗疏和古文经学的繁琐僵化，已暴露无遗。传统儒学既不能令人信服，也难与佛、道对抗，更无法解答一系列现实问题，若不脱胎换骨，其发展便会遭遇很大困难。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孔孟"道统"。

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1.理学的兴起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教、道教的同时，又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学、道学为己任，但又不得不汲取大量佛学、道学思想。原因在于，"入世"的儒学以解答现实的伦理、政治问题见长，而佛学、道学则善于讨论宇宙本原等哲学问题。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儒学明显处于下风。因此，理学家必须吸收佛学、道学的思想成果，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才能在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学、道学进行论辩、对抗。所以，宋代理学家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里"之学，可谓一语中的。

2.理学的发展

理学在北宋前期经历了一个草创、奠基的过程，周敦颐、邵雍、张载等学者曾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研讨和探索使理学的理论基础与体系构架初具规模。后经程颢、程颐兄弟发展，至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兄弟长期在洛阳讲学，其学说被称为"洛学"。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主张万事万物只有一个天理，先有理而后有物。程颢明确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还将天理与礼治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称："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三、集大成的朱熹学说

1.朱熹学说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侨寓建阳（今属福建）讲学，其学说被称为"闽学"。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指出人性本似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理学家讨论宇宙本原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毫无例外，都紧紧围绕伦理道德这一基点，其旨趣无非是论证儒家伦常的永恒、合理、至善。不过，他们的理论阐述确实较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严密、精致得多。理学家提出的"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天理"与儒家伦理纲常的联结，所唤起的是建立在人们高度的理性认识和道德意识基础上的出自内心的自觉行为。显然，这样的基础是比较稳固而可靠的。所以说，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确实已达到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2."程朱理学"

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在二程、朱熹的学说中，"正心诚意"与"格物致知"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人问："进修之术何先？"程颐回答："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并解释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可见，"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天下万物的深刻探究，以穷尽其中的"理"，进而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这一过程应该是逐步递进的，所以程颐称："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对此，朱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巳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修身达到"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高境界，自然就成为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

二程、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帝王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世人习称"程朱理学"。

四、倡导"心学"的陆九渊

1.陆九渊的"心学"

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异军突起，别开一派。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就为学宗旨而言，陆九渊与其他理学家并无差别，都是通过对宇宙本原的探讨，以论证儒家伦理的永恒与至善。朱、陆的根本分歧在于修身方法，即通过何种途径去完成个人的道德修养。陆九渊认为程、朱"格物致知"的渐进方式过于支离繁琐，既然天理存于人心，远不如直求本心更为简易便捷。因此，他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德修养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即可获得天理。

2.朱、陆之争

陆九渊基于"心即理"的思想，认为唯有"切己自反"的简易功夫"可大可久"，强调为学的关键在于通过内心的体认、省察去"剥落心蔽"，"发明本心"。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陶冶性情、涵养道德，而非增长知识、扩展智慧。显然，这与佛教禅宗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方法是相契合的。朱、陆之争初起之时，双方的好友吕祖谦于公元1175年邀请他们同往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聚会讲学，希望以此平息争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不料，经过数日的辩论，朱熹和陆九渊更加明确了双方的分歧，自此在学术上分道扬镳，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不过，思想上的分歧并未妨碍朱熹与陆九渊的友情。六年后，陆九渊前往庐山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朱熹请他登堂升席开讲，亲率弟子聆听，并大加赞赏，由此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陆九渊的思想后为明代理学家王守仁继承并发扬光大。因他们都高度重视"心"的作用，世人习称这一学派为"陆王心学"。

宋代理学在新的哲学基础上重建了传统的礼治秩序。理学家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使"礼"的权威性和普遍必然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确认。其"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无疑是对个体独立、自由的严重束缚。在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明清时代，其负面作用尤为明显。不过，理学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努力建树理想的人格，也不乏积极意义，中华民族所塑成的独特的文化性格--重气节、重道德、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显然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

宋代文学艺术的雅俗并进

大纲

一、宋词的兴盛与流行

1.宋词的兴起2.宋词的兴盛

二、宋代书画的艺术特色

1.宋代书法的特点2.宋代山水画和花鸟画3.宋代绘画创作的繁荣

三、民间通俗文艺的发展

1.民间通俗文艺的崛起2.宋代的说唱3.宋代的戏剧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两宋时期，词家众多，佳作迭出。其中，北宋中期的柳永对推进宋词的发展卓有贡献；稍后的苏轼拓展了词的思想内容，提升了词的意境与表现力，作品意境豪放、气象雄浑，为词坛别开生面；北宋后期的词人多注重文字锤炼和音律和谐，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词风婉约柔美；南宋词坛大家首推辛弃疾，他在作品中表现抗金主题，寄寓奋发激越的情怀，显现出金戈铁马的气势，由此独树一帜，深受后人赞叹

K02：宋代书法的特点是"尚意"；画坛方面，名家辈出，绘画题材有所扩展，技巧更加成熟，形成多种风格争奇斗艳的景象，其中，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K03：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顺应市民阶层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间通俗文艺也迅速崛起，大放异彩，最为突出的是说唱和戏剧。宋代的说唱大致可分"说话"、"杂说"、"演唱"三种形式；宋代的戏剧有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

正文

相对于唐代文化的气势恢弘、开张奔放，宋代文化往往给人以内敛精致、优美潇洒的感觉。这在宋人的词作和书画中体现得颇为明显。

一、宋词的兴盛与流行

1.宋词的兴起

兴起于唐代的词由五七言诗演变而来，原先流行于民间，至晚唐、五代，许多文人也爱填词，南唐后主李煜即有不少佳作。两宋时期，词家众多，佳作迭出，词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文艺样式。

2.宋词的兴盛

北宋中期的柳永对推进宋词的发展卓有贡献。他改变五代、宋初词作多为小令的风气，开始大量创作曲调舒缓的慢词。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更易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自此，宋词的特色得以充分彰显，发展途径也更为广阔。柳永是位失意文人，为人放荡不羁，喜欢与民间乐工、歌女交往，常以俗语入词，作品流传极广，当时人曾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稍后的苏轼，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突破"词为艳科"、多写儿女相思别情的传统，拓展了词的思想内容，提升了词的意境与表现力，作品意境豪放、气象雄浑，为词坛别开生面。在他笔下，词不仅可言情，还可怀古、咏史、说理，其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已成千古绝唱。

北宋后期的词人多注重文字锤炼和音律和谐，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词风婉约柔美。秦观的淡雅含蓄，周邦彦的精致典丽，都对后人有很大影响。生活在两宋之际的女词人李清照，词风婉美，语言清新，感情真挚，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南宋词坛大家首推辛弃疾，他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清雄的词风，在作品中表现抗金主题，寄寓奋发激越的情怀，显现出金戈铁马的气势，由此独树一帜，深受后人赞叹。受辛弃疾影响，南宋形成一批"辛派词人"，代表人物有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等。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大家为姜夔，其词作主要继承周邦彦、李清照等人风格，讲究协律，雅正婉约，善于以清新峭拔的语言，表达缠绵宛转的情思，表现出一种潇洒柔美、清空疏宕的新风貌，从而形成一大流派。不仅南宋后期众多词家纷起仿效，影响所及，直至清代。近于姜派的名家吴文英，词风秾挚绮丽，幽邃密实；宋元之际的张炎，词风清远蕴藉，婉丽空灵，皆颇受后人推崇。

二、宋代书画的艺术特色

1.宋代书法的特点

宋代书法的特点是"尚意"。当时的文人学者多通过书法作品来抒发个人情怀，强调个性和新意，表现出崇尚意趣的艺术倾向，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唐人的新风貌。因行书不拘一格，挥洒自如，尤为宋人所喜爱，故最具特色。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名家可谓宋代新书风的代表。苏轼曾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又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其作品丰腴跌宕，充满天真烂漫之趣，典型反映了宋人在书法艺术上的独特追求。黄庭坚的书法，纵横奇崛，雄放峻美；米芾书风跌宕多姿，隽逸疏放，皆在书坛影响深远。此外，宋徽宗的书法细劲秀逸，号为"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

2.宋代山水画和花鸟画

宋代画坛，名家辈出，绘画题材有所扩展，技巧更加成熟，形成多种风格争奇斗艳的景象。其中，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成就尤为突出。宋初山水画家继承五代画风，形成南北两大流派。北方山水画派取法五代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其代表。李成善写山东的平野寒林，笔锋颖脱，风格潇洒清旷；范宽擅画中原的高山大川，笔墨浑厚，画风雄峻苍劲。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为僧人巨然，他师承五代的董源，笔墨秀润，善于表现南方烟岚清朗的山色风光。北宋中期的画院画师郭熙博采众长，自出新意，对推进山水画的发展颇有贡献。五代以来的花鸟画，也形成黄筌的典丽富贵和徐熙的潇洒野逸两种风格，入宋后，黄家体制曾主导花鸟画坛百余年。北宋中期，画院画师崔白以清新疏秀的格调、生动逼真的形象，使画风为之一变。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的倡导，花鸟画创作更加兴盛，作品注重形似，风格工丽，号为"宣和体"。当时，反映民间生活的风俗画也日益流行，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是一件旷世名作。

3.宋代绘画创作的繁荣

宋朝皇帝对书画艺术饶有兴趣。北宋统一后，后蜀和南唐的宫廷画师，以及中原地区的绘画名家多被召入开封。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朝廷设立御用的翰林图画院，真宗以后，画院中按画艺高下，设待诏、祗候、艺学、学生、工匠各若干人。徽宗时，画院臻于极盛，且另设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宋代画院集中了众多绘画高手，对繁荣绘画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文同、米芾等许多文人学者以绘画抒发情感。他们的作品强调神韵，忽略形似，讲求笔墨情趣和诗文意境，后人称为"文人画"。这一新的艺术追求对水墨、写意画法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元代以后，逐渐成为画坛主流。南宋绘画最具特色的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作品水墨苍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民间通俗文艺的发展

1.民间通俗文艺的崛起

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顺应市民阶层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间通俗文艺也迅速崛起，大放异彩。开封、临安等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名为"瓦子"的大型游乐中心，瓦子中有名为"勾栏"的文娱表演场所。演出的通俗文艺节目，主要为说唱和戏剧。

2.宋代的说唱

说唱大致可分"说话"、"杂说"、"演唱"三种形式。说话即讲故事，所用底本被称为"话本"，据其内容可细分为"说经"、"小说"、"讲史"等。说经为讲说儒家和佛教的经书。小说为讲说市井故事，其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名目，一般篇幅不长，有说有唱。讲史主要讲说历史故事，以三国和五代史事最受欢迎，有时也说当代史，一般篇幅较长，只说不唱，间发议论。

杂说是以机敏幽默的语言说噱逗笑。其中，"学乡谈"以模仿各地方音俗语娱悦观众，"说诨话"以滑稽诙谐的语言演说故事或歌诗，逗人笑乐，颇似现代的相声。

演唱可分数种，如"小唱"、"嘌唱"、"唱赚"等，最具代表性的为"诸宫调"和"鼓子词"。诸宫调兼用多种宫调演唱长篇故事，以唱为主，说唱兼备。演唱时用琵琶等乐器伴奏，因此也称"搊弹词"。"鼓子词"表演时也是兼有说唱，说用散文，唱用韵文，伴以击鼓，用同一宫调演唱。

3.宋代的戏剧

宋代的戏剧有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傀儡戏即木偶戏，以线牵提傀儡表演的，称"悬丝傀儡"；以木棍操纵傀儡表演的，称"杖头傀儡"；在船上或水上表演的，称"水傀儡"。傀儡戏题材广泛，生动有趣，深受民间欢迎。当时的影戏已由纸影发展为用羊皮雕形的皮影，艺人边说唱故事，边摆弄人物皮影，利用灯光投射在布幕上，作出各种动作造型。时人有诗描绘影戏表演的情景："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

北宋出现的杂剧由唐代的参军戏演变而来，但情节和人物更为复杂，也间有插科打诨，剧中角色有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等。表演时有音乐伴奏，以锣鼓打节拍。

南戏也称戏文，北宋末年萌芽于闽、浙沿海一带，南宋时日趋盛行。最初是一种以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后传入临安，融合杂剧、唱赚、词等艺术形式，逐渐成熟和完善。其演出体制与杂剧大体相近，以表现故事情节为主，结构完整，篇幅较长。宋元之际，南戏受北杂剧南传的影响，开始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成为明代传奇的前身。

辽和金的市民通俗文艺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表演，民间也应流行。金灭北宋，将开封的说话、杂剧、影戏等艺人150余家迁往北方，此类俗文艺遂在金朝广泛流行。金朝杂剧演员的居所称"行院"，因此，杂剧称为"院本"。山西侯马出土的金朝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形象地反映了北方杂剧的繁盛情景。

北宋的建立及其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