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导师”杨奇清
发布时间：2023-03-31 21:54:44
“精神导师”杨奇清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2016年第3期
本刊记者余玮
有人说他是“共和国卫士”、“超级盾牌”，还有人称他为“擒特猎手”。但是，在杨家子女看来，父亲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湘伢子”，慈祥的父亲是他们一辈子的“精神导师”杨奇清，中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公安保卫事业奠基人，开国首任公安部副部长。
有人说，杨奇清是“共和国卫士”、“超级盾牌”，还有人称他为“擒特猎手”。但是，在杨家子女看来，父亲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湘伢子”，慈祥的父亲是他们一辈子的“精神导师”。
“红小鬼”追寻来时路
1959年9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到湖南进行调研，顺便回到了阔别29年的家乡。
平江县委的同志向杨奇清汇报工作，提出想在他的家乡嘉义镇建大会堂，杨奇清一听就表示反对。他说：“国家还不富强，群众生活水平低，不能铺张浪费，要注意影响。”县委的同志又提出购汽车和拖拉机，杨奇清耐心解释说：“公安部不管这些东西，我没有权力批呀！要钱、要车、要物，我都没有呀！”地方领导不禁愕然。杨奇清认为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是平江人，就对平江搞特殊化，也不能由于平江是家乡，就要给予特别照顾。
在家乡，亲弟弟杨正湘提出帮忙解决一个工作。杨奇清说：“我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家庭服务的。”并叮嘱弟弟要在现有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将党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需要。两个外甥女见到杨奇清后，吵着要跟杨奇清到北京找个好工作，杨奇清劝说她们留下，建设新农村。
当然，他忘不了去祭拜祖坟、拜访长辈，给继母留下一些留下生活费。随后，杨奇清请平江县委安排，请来当地的老人们开座谈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1911年11月6日，杨奇清出生在湖南平江县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代的他便跟随父亲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杨奇清听说红军要撤离平江县城，表示想参加红军，祖父一听强烈反对：“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于是，他拗不过老人，只好回到地方游击队，在家乡坚持游击，组织暴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送情报，为游击队偷运食盐。
1930年4月30日，杨奇清拿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开给自己参加红军的介绍信，领着其他参加革命的伙伴们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
杨奇清历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三连党代表（指导员），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执行部部长、侦察部部长，红三军团执行部长，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等职。为了给军团各级首长配备合格的警卫人员，杨奇清利用战斗间隙休整的机会举办警卫人员训练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忠于职守，在紧急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首长安全的优秀警卫人员。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对加强部队保卫工作建设，纯洁部队，开展反敌特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奇清一直担任我党我军保卫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在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杨奇清坚定勇敢，无私无畏，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对此，作为女儿的杨清十分自豪。
严格而不失慈爱的父亲
杨奇清的女儿杨清回忆说：“1950年9月，我出生在北京。不久，就随父母亲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消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当年，杨家住在北京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安家后，杨奇清教孩子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
他找来工具，挽上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同时施上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杨清记得：“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但还是要自给自足。’”
杨奇清不仅自己克勤克俭，对家人也要求十分严格。建国初期，夫人肖彬定为行政13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肖彬的名字。杨奇清阅后把夫人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肖彬得知后也毫无怨言，总是对孩子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杨家子女说，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决定，母亲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相当匮乏，供应紧张。杨清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给父亲，可他坚决不收，硬是坚持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掺入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就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再次品尝起来。”
杨清还记得，父亲规定他们每月开支是10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费，零花钱2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弟弟捡哥哥穿剩下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再补一层。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杨奇清尽管很忙，但是每有空就同大家打康乐球、扑克。孩子们都记得，父亲在家时工作到很晚，他们早就睡了；等到父亲把所有应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他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掀开被子看看，问寒问暖，询问生活有何困难，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心细，他从他那里还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把大事小事都抓到位。”
在孩子眼里，父亲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一年，毛泽东主席到湖北视察。杨清记得，父亲马上要陪主席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却累倒了。”
一家人在非常岁月的非常劫难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公安战线上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1968年，他们竟捏造罪名，把杨奇清早年的对敌侦察工作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杨奇清严正指出：这是工作，这不是“里通外国”！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怎么能说是“资敌通敌”？
1968年3月12日深夜，杨奇清被抓走，送往秦城监狱。就在杨奇清被抓走的当天，造反派把他的夫人肖彬押到食堂，让她站在桌子上进行批斗。从此，她上午在学习班被批，下午被拉到公安部大院斗。当时，极端分子为给杨奇清定“罪”，也给他的夫人肖彬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什么“罗杨死党”、“与杨奇清一起资敌通敌的国民党特务”……
1969年3月，肖彬被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公安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后，又被送到湖北沙洋公安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冬天推煤去烧锅炉，夏天挑水、种地、打扫厕所。当年，她日夜思念不在身边的儿女们，可她哪里知道她与儿女们的全部信件都被当权者扣押了。
小女儿杨清自小爱好学习，先后在北京东花门小学、女一中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时恰逢“文革”爆发。杨奇清被抓后，造反派开始轮番的抄家活动。杨清对他们的行为非常不满意，与造反派争吵起来：“我爸爸是审查，中央没有定性！”造反派呵责：“你要变天？！”杨清回答：“就是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天！”造反派就将她的话篡改为“要变毛泽东思想的天”，于是杨清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关在少管所达半年之久。
杨清曾插队到东北莫力达瓦自治旗，种土豆成了她的日常生活。两年后，到湖北沙洋公安部五七干校投奔在这里“劳改”的母亲，干些杂活。可是，军代表竟不准给她上户口。经肖彬力争，才被迫同意。1973年8月，杨清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接受采访时，杨清回忆说：“当年，我填‘父亲’这一栏时，怕因父亲的原因录不上就没有填，只填了‘母亲’这一栏。面试时，老师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答非所问，说我父亲叫杨奇清，心里有个小九九，后来他们以我为‘可教育子女’录取了我。我那个时候激动得好几个晚上没睡上觉，虽然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但是我有一个新的环境，摆脱了压抑的环境，到了美丽的桂子山学习。”
1972年6月4日，杨奇清在秦城监狱接待室见到了分别多年亲人。他从里面的一个小门出来，小儿子毛毛一眼就看到父亲，大声叫。孩子们看到父亲的背驼了，面黄肌瘦，皱纹布满额头，走路变得蹒跚，十分辛酸。然而，杨奇清见到夫人与孩子来了，非常高兴，一一询问他们的现状。孩子们实在不忍心告诉父亲有关家庭的艰难处境，只是敷衍地告诉他一切都很好，不想让父亲的愉悦心情蒙上一缕阴影。杨奇清嘱咐他们：“你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有抵触情绪，我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1972年7月，杨奇清在狱中病情加重，咳血不止。这时，专案组才把他送到专门为监狱犯人看病的复兴医院住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后被送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接受治疗。江青一伙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对此深为恐慌，硬说成是“保外就医”，继续进行监视和迫害。
杨奇清出狱后，得知儿子杨波和女儿杨清分别考上了大学，十分高兴。他仔细询问杨清所在班级学生的情况，并教导女儿：“政治上，你要积极要求进步，起骨干作用，多多与党员学生接触，关心班里同学，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此而外，还要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精通英语，现在外语干部极其缺乏，毕业后会大有作为的。”
杨奇清在生活上也关心孩子。杨清回忆说：“父亲没有给我买新衣服，只是把以前的衣服，装入纸箱，亲自写上我的名字和地址，寄往学校。当我收到纸箱，看到上面那熟悉的笔迹，心中感到无比温暖。”在学校，杨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克服干部子弟身上的弱点，去湖北农村开门办学，接受党组织的各种考验。1976年，她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杨清把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时，杨奇清特别高兴，自豪地说：“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女关系，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关系！”
杨奇清虽然出狱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军代表派人在家门口，24小时监视他。杨清记得，凡是来看望父亲的，要报名字，记车号。“部里的老同志就和监视的人捉迷藏，趁他们值班换岗的时候，偷偷到家里看望父亲。外地的同志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反复教育我们，不要有悲观情绪，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我们就当是二度长征，咬牙坚持，光明就在前面。”
1975年，叶剑英派车将杨奇清接到他家中长谈。其间，杨奇清向叶帅表示相信党组织，会把他的问题调查清楚；同时请求中央能够分配给他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己有决心用有生之年为党再做一点儿工作。叶帅叮嘱杨奇清好好养病，养好身体，才能更好地斗争。
杨清曾对父亲要求工作的决定非常不理解，一有机会，就劝说父亲“在家安心养病，况且上面对你的审查还未结束”。杨奇清只是感慨：“时间不等人啊！”后来，杨清才理解父亲是想加倍工作，把“文革”带来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5年1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找杨奇清谈话，要杨奇清回公安部工作。造反派闻讯又恨又怕，极力反对，拼命阻挠，大造谣言。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等人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不顾重病未愈，毅然决然返回公安部，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后来，当杨奇清向他人谈起“文革”往事时，爽朗地笑着说：“他们要我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我回答说，我干了几十年的公安保卫工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肯定是不少的。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污辱，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交代的。”杨奇清就是这样光明磊落地批驳了林彪和“四人帮”对他的诬陷。可以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杨奇清始终战斗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为建设党的公安保卫事业，为保卫党、保卫军队、保卫人民、保卫国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粉碎“四人帮”后，杨奇清真正获得了解放。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组织公安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和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重建和加强群众性的防谍和保密工作。他对“文革”期间和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十分关注，催促干部部门尽快予以安置处理。
1977年3月，赵苍璧调任公安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当时杨奇清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不少老同志劝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专心疗养一段，他都以“苍璧同志刚来，情况不熟，我应该帮他熟悉熟悉”为由予以婉拒，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次，他诙谐而又幽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