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AN UNIVERSITY

课程设计论文

2010年1月12日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

内容摘要: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显然,面对当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仅有平常心。我们必须弄清两国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哪里? 哪些是技术问题,哪些是制度问题? 哪些摩擦短期能解决,哪些摩擦将长期存在? 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做好充分准备。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失衡;贸易格局;贸易对策

纵观中美双边贸易的历史，尽管中美贸易关系几经起伏和曲折，甚至一度出现过中断，但是由于中美经济具有巨大的互补性和市场容量，只要外部条件成熟，中美贸易关系就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在中美经贸关系开始的初期，中美贸易就已经出现了债务纠纷、质量纠纷等贸易摩擦。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及摩擦焦点

1. 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中美自1979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双边经贸关系虽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经历了许多波折，但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971.8亿美元，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为15.7%，美国是居日本之后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负责亚太政策的副助理亨利·莱文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且还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增长最迅速的出口市场”。2002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地；2004年中美贸易总额为1696.3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249.5亿美元，同比增长35.1%，自美进口额为4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2.0%，中国顺差额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额为487.3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141.7亿美元，创下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新高。

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鞋类、服装和玩具等传统产品，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则是飞机、电站设备、电子和机械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这些互补性特征决定，中美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利益。

2. 中美贸易摩擦焦点

20世纪80年代，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以经济性为主，并主要集中在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方面。从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中并存，一方面美对华采取了经济制裁、歧视性地出口管制和禁运、审议最惠国等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中美在纺织品配额、反倾销、贸易平衡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自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两国贸易摩擦主要包括以下问题。[1]

（1） 反倾销问题。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80- 2003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已近百种，在已经结案的产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2003年美国对华“反倾销”力度因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再次加剧，先后裁决中国彩电、可锻铸铁管件等产品对美构成倾销，宣布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

施，同时裁定中国的家具企业对美构成倾销损害，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金额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价值高达10亿美元。中国入世后美国可以采用的对其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的合法手段越来越少，反倾销便成为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门“重炮”。

（2） 纺织品配额问题。纺织品贸易的摩擦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贸易的重大问题。纺织品及服装是中美贸易中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也是中国对美出口最主要的商品。由于纺织品一向被视为敏感性商品，收入弹性和变化幅度较大，因此中美两国纺织品贸易的历程十分坎坷。2001年中国入世后，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进入相对平静期。但是由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长加快，使得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不断加大对布什政府的压力，指责中国。

（3） 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可以说是双方贸易争议与摩擦的起点。按照美方的统计，对华贸易自1983年起，开始转为逆差，一直持续至今，且逆差额逐年扩大，2002年逆差额达10306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按照中方的统计，1993年以前中国都是贸易逆差，从1993年才转为顺差，并且美国商务部每年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数额，总是高于中国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数额。2002年，美方统计的逆差竟比中国统计的顺差高603.4亿美元；2005年中方统计显示顺差为1141.7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中美逆差为2016亿美元。造成数字出入的原因主要是美方统计中包括了中国经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收支不平衡之所以在中美之间引起激烈的摩擦和纷争，重要的原因在于美方认为贸易顺差增强了中国抗衡美国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贸易的不平衡推动了美国国内主张遏制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崛起，反过来，这股势力又通过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制造声势，从而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两者相互促进的反对效应，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N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政治问题。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4） 农产品贸易之争问题。农产品贸易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30%。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2003年的前9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已经高达25.5亿美元；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仅为9.3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6.2亿美元，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前景不容乐观。

（5） 知识产权问题。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屡起风波，美国先后多次挥舞301条款，对我国进行制裁和指责。目前，中国已经组织了50万人从事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工作，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立即完全到达美国的保护水平，只能参照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规范做法加以保护，学习模仿还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主要手段，并且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也比较高，因此要真正实现完全有效的保护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将是长期的。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唐宜红、徐世腾(2007)把关于贸易摩擦成因的研究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摩擦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治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王亚飞( 2007)把贸易摩擦理论分为微观理论分析、中观理论分析、宏观理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2]本文将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起来,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划分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类。

(一)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原因

1. 微观经济原因关于贸易摩擦成因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产品和企业发动的贸易摩擦展开的。当存在市场失灵时,或者在一国由于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技术进步而要求产业调整时,原来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产品层次上的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发生就成为必然现象。[3]

同时,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现实条件下,无论是垄断竞争,还是相互倾销,都使得工商业界有借助于国家政策获取更多贸易利益的冲动,贸易摩擦不仅存在于产品层次,并且向制度层次延伸。

(1) 中国出口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制成品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逐年提高。除了飞机等少数品种外,中国几乎出口所有的制成品。然而,不管是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传统出口产品,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中国的加工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中国产品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对美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遭遇其贸易壁垒的限制。

(2) 中国外贸企业恶性竞争

中国多年来实行外贸出口导向战略,而外贸增长方式相对落后,低价竞销、重复建设、无序增长、一味追求外贸数量扩张、“薄利多销”等现象广泛存在。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从而经常被控倾销。有的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

(3) 中国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差,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战术不强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国际营销谋略不足,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有时,美国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中国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中国企业仍不改变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涌入美国市场、竞价销售,使自身陷于被动境地。

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技巧相对落后,大量企业甚至害怕或不愿与发起贸易摩擦国家的企业“对簿公堂”。有关资料显示,在对华反倾销的案件中,有一半案件中国企业没有应诉,而是采取改变出口产品规模、型号或转而向别的国家出口的措施,致使美国等国家易于作出肯定性反倾销裁决。

2. 中观经济原因

关于贸易摩擦成因中观产业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是产业间的竞争和摩擦展开的。国家之间无摩擦地开展贸易是建立在产业完全互补基础上的,而这种理想状态往往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会因各国产业发展不均衡而被打破,产业间的此消彼长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贸易摩擦因而不可避免。[4]

(1) 中国外贸战略过于强调出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的外贸战略,形成了巨大的出口规模。出口导向战略在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资金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5]

(2) 中美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明显

美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小型家电等失去成本竞争优势。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进程中,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发挥作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主导出口产品,对美国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压力和挑战,从而引发了中美在这些领域的大量贸易摩擦。

(3) 中国外贸依存度过大

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伙伴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这三大地区,而对这三大地区出口又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箱包等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较低而价格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上。在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时,中国往往首当其冲。

(4) 中国行业协会乏力, 预警机制不完善

在多种因素制约下,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较为缓慢。同时,行业协会大多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作为本行业企业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意识较弱,大多数未能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服务不深入、不到位,对企业的协调力度不够。

中国各行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机制也不完善,与美国的“扣动扳机机制”、欧盟的“进口检测快速反应机制”相比,中国在这一方面几乎是空白。

(5) 中美外贸标准不一致

中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及认证制度体系等不够健全,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往往迁就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企业,指标明显偏低。这增大了中国同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特别是知识产权纠纷)的几率。

在贸易统计方面,美国采用原产地标准,与中国海关统计不同,而转口贸易是中国对美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货物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扣除经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加价值,美国商务部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将减少1 /4左右。

3. 宏观经济原因

关于贸易摩擦成因宏观经济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贸易政策和制度安排展开的。广濑宪三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赵瑾( 2002)关于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1)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是与贸易自由主义相伴而生的。从以汉密尔顿、李斯特等为代表的早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到当代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都为各国政府加强对对外贸易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各国普遍根据WTO 规则,把贸易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合法化,成为限制进口、阻碍竞争的有效手段。[6]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两面性,在出口贸易上要求各国开放市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在进口贸易上则倾向于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在这种政策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增强,从而引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加入WTO,对美出口迅速增加,因而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矛头指向。[7]

(2) 国际贸易规则具有不公平性

肖德等(2006)认为,WTO规则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一是某些国际规则不够清晰,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制造贸易摩擦的空间;二是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没有公正地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某些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甚至沦为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新工具;三是美国等贸易大国甚至可以无视国际贸易规则或滥用国际贸易规则,采取单边行动。正是因为如此, WTO成立以来,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现象严重。[8]

另外,中国为加入WTO签署了4个附加条款: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定,期限为15年;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期限为12年;纺织品限制措施,期限为8年;过渡性报告审议制度。这些附加条款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便利手段。

(3) 中美贸易迅速发展但严重不平衡

中美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贸易规模的扩大从总体上是有利于两国的事情,但也使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长,居高不下。苗迎春(2004)认为,由于国际分工地位和经济实力不同,中美两国贸易发展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然而,美方认为对华贸易出现巨额逆差是由于中国政府操纵本国货币汇率,实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措施,利用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获得巨额利润,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贸易不平衡是目前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消极因素”。[9]

(4) 中美经济制度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但还不够成熟,而且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与美国经济制度存在明显差异。经贸政策、管理方式的不同使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大。[10]

(二)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原因

1. 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今后可能与之相抗衡的中国出现,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近30年里持续快速发展,而美国经济保持相对较稳的增长,这种发展速度的差异引起美国的担心。艾华( 2005)指出,“中美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是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崛起过程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且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及由此产生的矛盾。”[11]

2. 利益集团

在美国政治架构中,利益集团特别是经济利益集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不可避免地对美国某些产业和利益集团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与其竞争的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而政府为寻求政治支持最大化,往往支持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利益集团。

3. 选举政治

美国实行选举政治,无论是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知识产权问题等往往成为两党角逐时的热门话题,对中美贸易摩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意识形态差异

中国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与美国倡导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使其对中国的崛起很不放心,不少人对中国的人权和政治体制持有异议,往往将双边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挂钩,要求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政治条件。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前述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杂的原因,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增多,将长期存在。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地考察复杂多样的情况,多管齐下,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界共同努力,沉着应对。

(一) 加强宏观协调

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过程中,成熟的中美经贸关系必然出现的正常经济现象。要以维护和巩固中美关系为原则,以促成中美长期稳定战略关系为目标,以协商方式来处理,使贸易摩擦不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中美政府和经济管理领导层应建立、完善高效率的国家常规协调机制,加强互访、交流、了解、磋商和协调,妥善解决双方之间的一些贸易分歧潜在问题。[12]

要积极利用WTO 争端解决机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可以将双边贸易争端提交给WTO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应当积极主动地从解释和运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角度向WTO提出抗辩。[13]

(二) 调整对外贸易政策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粗放型贸易扩张使得中国产品容易遭受贸易摩擦,并使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根本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和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要坚持“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内需结构,大力推动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建设。要以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充分利用全球性知识和技术创新资源,逐步形成新的技术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加快中国出口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升级,使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14]要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拓展贸易渠道,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独立性。

配合对外贸易政策调整,要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出口竞争机制,避免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而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甚至为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而无利销售。[15]

(三) 鼓励积极应诉

要鼓励中国企业或产业及时提交相关材料,全面参与中美贸易摩擦后续程序的调查,为自身合法利益进行有效抗辩,努力使美国政府部门作出否定裁决。高振沧、黄秀梅(2005)建议,在应诉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可作出适当的让步,甚至可以由中国自主限制出口;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则不能轻易让步。[16]

要从美国国内、国外两个渠道寻找同盟军,打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内渠道包括反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进口商、相关企业及其团体、有关政界人士、中国投资企业的当地雇员等;外部主要是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17]

(四) 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要建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之间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协调制度,加强商务部、海关、商检、进出口商品行业协会的交流和合作,实现各部门和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做到信息渠道广泛、调查研究充分、信息加工分析能力强、信息传递迅速和反应及时。

目前,中国商务部已经初步建立了国家级预警机制,各地可由外经贸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多层次的预警网络,对本地出口产品情况进行监测,重点监测对美出口产品,及时分析、确定重点预警产品。

行业协会是贸易摩擦预警和应诉的重要力量。要实现制度创新,充分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通过体制改革改善行业协会发展环境,推动行业协会市场化发展,努力促成行业协会独立发挥作用的新格局。[18]

(五) 构建多元化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体系

要以全球为视角,重点加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海合会、南部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为经贸发展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增强抵御贸易摩擦风险的能力。[19]

(六)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可以达到避开、化解一些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的目的。人民币汇率近年来的调整客观上为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国际信贷、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方式,选取符合中国产业发展要求的高技术企业和重要战略资源,形成多元化投资市场,优化全球战略布局。[20]

各级政府要对企业和产业界“走出去”积极提供支持,提高审核效率,设立相应的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完善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强化境外投资的后续服务。要特别鼓励企业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通过在当地生产、销售,达到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提高技术水平、避免贸易摩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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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