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赛典赤传
发布时间:2020-05-04
赛典赤·赡思丁
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
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 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 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 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 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 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 来到 耍 ⑶衣男兄袄袢缫潜ā*①。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 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 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①。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②。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 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 锭,政绩卓着。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 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
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0。
① 《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 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 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①。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
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着政绩
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②。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① 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①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② 张洪:《南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