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导论

第一部分 文化理论

第1章 文化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种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在欧美已经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陆中国。

1．文化是什么？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的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

艺术及艺术活动（人文学者的研究领域）；

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界）；

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方法的历史学家）。

2．文化研究中的议题和存在的问题

1.人如何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习得的。社会学，社会化。

2.文化研究如何解释事物的意义：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社会地建构的。理解的方式是：我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形成了我们看世界及赋予这世界以意义的方式，所以，通过考察我们的社会处境，可以明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理解世界。

3.文化研究如何理解过去：从影响和传统的角度来考虑文化，询问历史。传统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而是文化地建构的，在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中，有些东西被包容而另外的被排斥，这就反映了社会中权利的分配方式。

4.其他文化能被理解吗？：跨历史，跨地区和区域的问题。

5.我们如何理解文化间的关系？:理解任何文化形式的意义，不能单纯地把它固定在一种文化内部，而应按照它如何适应不同文化网络之间的交叉点来看它。

6.为什么某些文化和文化形式比其他的文化与文化形式得到更高的评价？:这样的价值判断，这样的规范或传统本身就是被建构的。↓

7.文化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无论采取何种观点，权利与文化不可避免的连结在一起，文化分析不可能从政治和权利的关系中被分离出去。

所有社会都是政治地、经济地组织起来的。权利和权威分布于社会之中，所有的社会都有分配稀有资源的方式,这些分配产生了特有的社会形构。

文化受社会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影响，而统治集团则试着去解释他们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使这一位置合法化。统治集团这样做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对传统的建构以及这些传统在民众中的宣传来实现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大众或通俗文化形式实际上是那些掌权的人用来麻醉或灌输给从属集团的。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关于现代文化的评论认为，文化工业在它们的大量的观众之中造成了被动性和一致性。

8.“作为权利的文化”是如何被谈判和被抵制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性别、种族、阶级和年龄

9.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文化身份。（比如，19世纪许多评论家认为英语是为了塑造学校孩子们的一种民族文化意识而设计的，而文学文本被用来灌输这些意识——强化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这种民族认同是建构的，这种建构关系到以特定的方式把其他种族的身份建构为非理性的和野蛮的“他者”。）

3．把文化理论化

一般文化理论体现了下面的一个或多个问题：

1.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哪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为解释文化提供了最有前景的的视野？

3.意义是如何被组织和模式化的？

1.文化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一个社会中各因素之间的持续的、有秩序的和模式化的关系。一种描述一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普遍方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主要分界线上。在西方，普遍地把这些分界线分为阶级、年龄、性别和族性。在把社会结构看做首要领域的地方，文化被作为一种结构的派生物来对待。

功能主义：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文化和个体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都解释者另一个，但文化占据着一个中心的位置，因为每一方面它由个体内化了，而另一方面它又在构成社会的稳定的行为模式中被体制化了。

阶级：哲学家和革命家卡尔·马克思，社会理论家马克思·韦伯都把信仰、价值和行为看做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与权利关系的产物。

女性主义同样把文化看做是社会冲突的产物，不过把性别关系看得同样更重要。两个关键术语“从属”subordination和“父权制”patriarchy，都描述男人如何比女人拥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的权力。

“种族”概念经常是被加上引号的，因为“种族”像性别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①种族偏见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所持有的流行信念的表达，因此，种族偏见是文化的。

②种族歧视把结构的不平等与文化差异联系了起来，并用对这些差异的感知来使压迫合法化。这里的关键是：文化控制是经济和政治控制的一个本质因素。正如女性主义者所坚持的，分派给女性的文化角色（性别角色）有助于解释她们同男性不同的和不平等的关系。种族主义家也认为，正是这种对殖民地人们带有偏见的价值观和态度，被发展成了屠杀他们、占领土地和摧毁他们的文化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口实。

为文化的文化和作为一种变化力量的文化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表明，观念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是如何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文化（在这里表现为宗教观念的形式）除了被社会结构塑造以外，也能塑造社会结构。

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表明了一种关于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的观点。强调，我们对特定对象的理解，既关系到这些对象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也关系到我们思考这些对象的方式。也就是说，文化可能影响结构，如同结构影响文化一样。文化是一种变化的力量（不仅仅是变化的对象），这一认识导致了一种信念，即文化可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而被考察。

福柯认为，社会集团、身份和立场——比如阶级、性别、种族和性征——并不是先在的，也不能以某种方式决定自己和他者的文化意义。它们在话语discourse内部被生产出来的，话语决定它们是什么和怎样运作。根据福柯的关于事物的观点，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相反，在权力、话语和存在于这世界中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变化不定的关系。

2.意义的组织

探究意义模式的途径：

①言说、语言和文本（符号学）

③诠释学和阐释

不可能把一个文本的意义从阐释者的文化语境中分离出来。为了解释任何一个文本，阐释者都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先把产生于它自身文化的先理解prior understanding或前理解fore-understanding带进文本中。阐释者的前理解激活了阐释的过程，而它本身也在阐释过程中受到了影响（被阐释过程证实、修正、拒绝、改正等）。“诠释的循环”。一个文化行为或文本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客观的（行动本身）、表达的（对于一个行动者通过某种特定行为试图或希望表达什么）、文档的（把行为与广阔的语境联系起来）

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意义：资源分配及财富形成相关联的权力和不平等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三种意识形态：

1.作为常识的意识形态，如“黑人天生就是运动员”；

2.一种特定哲学，葛兰西称这些人为知识分子。常识观念变成了连贯的系统的一部分即成了第二种意识形态类型。如“种族”的划分；

3.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或霸权的hegemonic的意识形态。当种族主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被用来把那个社会的社会划分和社会组织合法化时，就变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或霸权的意识形态。

4．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的研究模式：基于生产的、文本的、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

1．【艺术与表征（举例）

1.约翰·伯格：油画、现实主义和资本主义

传统油画的时期可大致确定在1500年到1900年之间，“被印象主义所削弱被立体主义所推翻”。这种油画传统包括现实主义。在一种重要意义上油画传统被绘画的人或者是绘画的授权人自己的占有物。这种表征形式也牵涉到其他方式的战友。

首先，绘画自身就是现在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占有物；

其次，被绘画自身所建构的看的方式暗示了物和人都可以被占有。对油画的凝视传统是占有的一种。

在伯格的论证中，油画的这些方面被紧密地联系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而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建立在可以被买卖的物品的生产的基础上——可以用交换这样一种方式被占有。这样的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或是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生产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货物的财务。而油画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与这个阶级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时期是相对应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现实主义表征。

2.印象主义和现实主义

巴黎城的再发展中，林荫大道穿过了原来人口密集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是社会阶级斗争过程的一部分——促进军队在全城的部署以对付任何可能的工人阶级暴动（街垒），这些道路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产品销售合理化的一种方式，使这些产品能更容易买到。在许多其它方面，巴黎处于现代社会关系发展的最前沿。购物的新发展和其他方面的休闲在这里发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黎是一个陷入混乱的城市。克拉克认为印象主义艺术及紧随其后的艺术是这种语境的产物并用了微妙的方式处理这种语境所产生的众多问题。这些绘画描绘了各种形式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而且，它们经常描绘巴黎的郊区和中产阶级的休闲区，涉及新休闲活动的发展、新的阶级关系和郊区生活。这些绘画也开始了与现实主义形式的断裂，伯格这样描述。如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

这些发展代表了一系列的新的关系。垄断资本主义——新管理阶层/中产阶级——现代主义表征。

因此，在艺术中形式相当不同的表征——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与社会变化和权利关系的模式相联系的，它们不但表征这种社会变化和权利关系，而且还卷入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权利关系只是有关阶级的，还有关于性别的。

3.艺术与性别

绘画中的性别表征渗透着权利，并且再生产着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观念：女人是有待被观看的，她们是被动的而男人却是积极的，她们在邀请男人的观看时是无力的。

在高雅文化中发生的从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到现代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转变与在19世纪晚期开始发展的不同类型的占有及对商品的表征有关。而且，可以说那些被称为后现代的形式也是与不同的权利结构相关联的。】

2．电视与表征

1.劳资纠纷的语言

拉格斯哥大学传媒小组挑战了电视新闻宣称的客观没有偏见。就新闻能生产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现实这一点来说，新闻的机构使新闻能意识形态地发挥功能—通过一整套从特定角度系统地编造故事的表征。

2.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和意识形态

3.电视：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

霍尔和莫利的观点，媒体被看做是在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起作用。它们表征了一个有偏见的、其运作有利于统治群体的世界观。如何对它们自身包含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阐释和论述。

福柯等认为，文本自身总是被话语建构的，因而不应在一个再现representation的框架内去理解它，而应在建构的框架内去理解。这种方法重点放在了话语的类型上。

3．结论：反映和建构

宽泛的勾勒出了语言概念的转移，从暗示在某种意义上语言表征世界或者为世界编码的语言概念，转到了表征已越来越成问题的语言概念。一些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作家曾主张世界其实是由影像和话语构成的，现在这成为了现实。在许多方面这只是认为语言不是反映或表征，而是建构的观点的激进表达。

第2章 文化、权利与不平等

权力：以“文化政治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则是权利无所不在。

1、关于文化、权利与不平等的理论阐释

1.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平等根源在互相敌对又互相关联的社会阶级。

其长时间维持统治地位的原因是，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经济权利，同时还实施政治权利，以此形构并控制着国家机构。对国家机器的有效控制也使他们垄断了对暴力的使用。形构和统治国家权利的另一方面就是资产阶级实施的文化控制。资产阶级通过宣传和实行的信仰和价值观通过参照非经济的社会经验领域使之合法化，从而支持了不平等的关系系统。

批判就是轻视了文化的力量。

2.韦伯、身份与不平等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一种复合的、特别关注等级和不平等的非经济维度的方法来研究不平等。与马克思相反，韦伯坚持认为，在社会中权利的运作比这些社会的经济基础更具根本性。权力被界定为个人或组织不管他人是否反对而实现他们意愿的能力。这产生了三个分析不平等的基本的范畴：阶级、身份和党派。。物质和文化商品经常被不均匀的分配，阶级和身份等级将保证人们有差别的使用这些产品。

3.种姓社会

种制社会和阶级社会常相比较。明显相似性：都有结构化的群体系统且这个系统各构成群体之间都具有固定关系。

但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是以忽略文化为代价将焦点集中在固定的结构上。阶级不平等是以经济标准为基础的，而从文化层面来说，个人通过努力来获得自己阶级位置的机会是开放的。个人阶级身份的可移动性在阶级体系中是可能的。一个种姓社会成员资格是被规定的。

2、不平等的合法化

为什么人们允许如此明显的不平等、不利地位、不公正现象作为他们生活中可接受的部分继续存在？

韦伯：人们相信权威的特定合法性形式——一种他们认为是“正确”、公正、合理而接受的对世界安排。合法性权威的三个基础被界定为：传统的——接受它，因为我们自己的人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接受它，因为领导者或限制拥有能改变你生活的超长的力量；或法制-理性的legal-rational——接受它，因为这是管理我们社会的法律规则所明确规定的。

1.作为常识的意识形态：霸权

2.作为“收编”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尤其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思·霍克海默进行了这样一种分析：马克思有关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预言的失败，上层建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它们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或他们更愿意称之为“文化工业”（以此区别于那种认为大众文化是自发的迸发出来的流行文化的错误想法）——在保证把工人阶级收编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不断扩张的文化工业通过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像爵士乐那样的各种形式的流行音乐，以马克思所不能想象的更大效力不停地散布这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20世纪消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推广无阶级性的新神话，强有力地援助了收编工人阶级的进程，并且更加紧密地将工人阶级与发财致富的信念结合起来。甚至反对派的和批判的文化形式也可以进入市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工业的发展似乎注定要消解马克思视为源于社会物质基础的社会变革。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尔库塞，抨击文化工业正塑造着越来越成功的社会的“单向度性”。

不幸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其对大众文化形式所持的明显的精英主义式的厌恶，其批判力量被削弱了。某些音乐类型可能有非标准结构，或者可能表达了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抵制。

3.习性

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强调文化行为的习得的、毋庸置疑的、想当然的方面。提出了习性这一观念。习性是一种文化框架，日常的社会思想与社会行动的习惯性方面就存在于习性之中并通过它而起作用。人们的知觉、思想、品位等都由他们的习性俗称。这些原则在行动中象征性地得到调节，并通过经验而被习得。然而，统治阶级的权利使人确信他们的文化习性比其他人优越。通过学校教育，一种象征与意义的文化体系被强加在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上，这一过程被称为“符号的暴力”。

这些围绕霸权、收编和习性的论证说明，将文化理解为仅仅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效果”是多么具有误导性。文化起了使很多不平等形式合法化和自然化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身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已受到某些社会家的质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是整合了阶级，而不是整个社会。从属阶级是被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所收编，而不是被意识形态的支配所收编。其他理论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们争论说，文化的维度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根源。

3、文化与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

1.阶级：文化差异产生于阶级划分的观念由来已久。

2.“种族”和族性：言辞剥夺verbal deprivation，文化剥夺cultural deprivation、文化短缺cultural deficit。东方主义

3.性别

关于男人高等女人低等之间似乎必然的联系，一种意见是，这种思想是与西方社会其他思维模式，即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分等级的关系是一致的。女性与自然、男性与文化，女人与私人、家庭，男人与公共、集体的联系。他们认为，在那些文化被看做比自然更好、更高级的社会里以及公共总是淹没私人的社会里，性别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从等级化的视角予以理解。

4.年龄

文化把年龄自然化，就像把性别、种族、族性。年龄被象征性地置于生物学隐喻中的一种文化建构。人按照历时顺序从生到死这一明显过程是被安排好了的，有时是被控制了的，但总是被在一定年龄适合做什么和通常该做什么的文化理念所塑造。（奇怪 如果自然和文化是相对的 且自然是低等的 那么 年龄在这是？）

5.建构的权利观和地域性的权力观

如福柯所说，权利也是扩散与社会运作的每个角落的东西。所以权利也是地方性的，可以根据具体的背景进行理解而不只是从固定的结构上去理解——这是对理解文化、权利和不平等的一种解释学方法的建议。

种族、性别、年龄和阶级劣势是如何彼此联系起来的？这个问题被提出的那种方式强加给我们一种结构的权力观倾向，而非福柯式的权力观倾向。在结构的方法设置的框架内部，有一种——正如我们在考察剥夺循环时看到的——充分的证据显示：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可以交叠或互动，产生复合的不利地位multiple disadvantage。但是轻易接受这些交叠的劣势范畴（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是有风险的。这些因素的确描述了对劣势地位和其导致的各种压迫进行的广泛分类。至于它们是否解释了人们平常文化经验的特殊性，则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被性别化、种族化、阶级化和年龄化的。哪种因素起作用难讲清楚，但也并不否定这些不利因素的现实和影响力，但它的确可用来进一步强调福柯的关于权利和抵抗无所不在的基本观点：阶级或种族或性别的支配从来都不是彻底或全面的，这些支配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受到挑战。

第二部分 文化研究

第3章 文化地形学：地理、权利和表征

通过文化地理学的方式，文化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空间、地点和景观的问题。

文化所标出的空间（比如国界或黑帮地盘）；充满文化意义的地点（比如说解放塑像或你最喜欢的咖啡屋）以及文化所创造的景观（从英国的绿地到令人愉悦的土地到后现代的购物商业街）

文化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

1、地点的权力：本土性、语言和文化

1.地点的哲学

“基本的”空间关系：一类是作为公共符号的地点，是有意识建立的，而且它们的意义都是被有意识控制的。

另一类是呵护场所，这些地点当人们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通过重复和相互熟悉而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找到停泊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富有意义了。这里存在明确的道德信息，扎根于“本真”的地点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好的。后者比前者更好，即更有意义。同样也存在一种地点的丧失感：通过旅游和现代世界的同质化力量，地方感消失了。

【城市和乡村

所有的表征都产生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特定位置；所有的表征都出自于形成它们形式和内容的特定背景。要理解文化产品如何成为权力关系的一部分，使用两个概念意识形态和霸权可能有用。

约翰·康斯泰布尔：阶级与农村生活的表征

19世纪，著名油画《干草车》，农村是正面的:和谐、美丽、安定、传统、和平、春节和美德。关于农村生活的艺术提供给我们的很大部分是平静、团结、几乎是平等主义的社会意象，“我所关注的……是建议我们能够看看油画表层之下的东西，并且发现它似乎要否认的冲突的证据。”画的是生产性景观，其中的意识形态是旧体系保守主义政治，这种政治把农业描绘成富裕之本，但是否定了劳动者在其中的作用。

“风景故事安详的，呈现为一幅稳定、永恒的意象；看起来，在这茂盛的草地意象中，英国农业的稳定性分享了这种自然的永恒。”正在工作的人物形象支持了这种稳定和秩序的思想，他们是公认，“冷酷的、没完没了的和无个性的工业象征”不再是他们的自然状态。用这种表征方式就使他们不再是个人，而成为“普遍性的任务”、“人文主义的象征和标志”、“色彩的客体”。事实上，他们也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表征。任何更加充分的描绘，任何把他们置于观察者的注视之下的尝试，在阶级斗争的时代都不能保持对满意的工作的意识形态描绘。

对于乡村的意象不能被单独考虑，因为它们的意义不仅是由乡村的其他意象所赋予，也是由城市的意象所赋予。

城市和文化意象：想象洛杉矶

两种对立的理解：

阳光：是令人鼓舞的城市经济发展之梦与阳光、性和成功的洛杉矶神话的结合。这是美国的永恒富裕之梦及其所有的外部标志。

黑色：因为政治和道德的堕落，对财富的追逐成为浅薄、寄生的事业，洛杉矶成为一块“自动的荒地……充斥着烟雾和快餐食品的空间，无尽的车祸，没头脑的男女”美国梦成为一场噩梦，洛杉矶成为美国社会在其中被按阶级和种族加以显著划分的一个地方。

2、文化与民族身份

1.民族、民族身份与领土

文化研究的一个焦点是身份的概念。其中身份的一个关键维度是民族身份。

在民族主义中，我们看到的是通过领土territoriality来理解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文化关系。正是地球的表面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景观，被单独划分出来被赋予一种能与之相认同的意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现代的事物。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与地域、部落、家庭和宗教的“前现代的”认同被粉碎了；这个现代世界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全球通讯）既瓦解了稳定的地方关系，也破坏了全球的宗教认同。民族主义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一个能与现代世界合拍的替代物。它要提供一种在新形势下有效的凝聚力，也提供了某种围绕着它人们可以建立起他们自己和别人的身份的东西。所以安德森把民族看做是“想象的共同体”。

2.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

安德森试图理解民族所造成的深厚而强烈的个人归属感。民族通过用一种新的时间感（一种线性的“历史”而不是循环的时间感）和一种新的空间感（世界被划分成边界明确的“领土”）代替了更宽泛的、“垂直”有序的宗教和王朝的社会组织形式，筑起了一座能抵御某些现代性modernity的不安全感的堤坝，从而为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份意识和安全感。

而这些集体以及认同与它们的方式，应该被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所有的同胞，是在想象中，这样的规模的集体才存在。而且，为了能够想象这么多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拥有对他们的身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那些特征，就意味着一些他们内部存在的分裂必须被忘掉。“尽管每个民族都可能盛行着不平等和剥削，民族总是被伪装成深厚的、平等的同志关系”。

首先，民族被认同于特定的领土，世界的某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他们民族的历史性家园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第二，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总是不但要建立在对一个共同体和他们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领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如何把不适合的人排除出去并划出边界的想象上。

对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是一个集体的文化过程，它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民族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和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游行和庆典来完成的。

这种通过特定的“民族文化”构建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的地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空间上创建一个“民族文化”的现实性；第二，景观在塑造和争夺民族身份中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对民族的表征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立场——既有政治的，也有诗学的。再次我们看到两种情况：第一，想象的共同体虽然想竭力消化它与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成问题的；第二，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排除之上的，这种排除得以实施的方式与共同体得以被想象的方式没有两样。

3.创建国家：国家是一个文化实体，在规范特定种类的文化形式方面不遗余力。】

4.结语

首先，身份是多重的。

其次，它们相关联的方式根本上是地理性的。创制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一个接纳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认同与不同的地域确定“我们”是什么的过程。这也许就是在地图上和气质上被变得富有意义的民族领土的空间，这也许就是被看做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最后，这可能就是作为景观、图像的民族，这些景观和图像象征了地点和人民的特征，而身份就是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然而，这种身份的建立经常也是一个成问题的排斥的过程。它相当于通过界定“他们”来界定“我们”，并且反过来，又不允许“他们”真实地或者象征性地进入民族的地域。

3、东方学：关于东方的话语

身份是建立在把他者的特征概括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思想关系到我们如何从权利关系来思考人和地域之间的差异的文化地理学，并让我们能够思考城市和农村以及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的问题。

萨义德的东方学观念可用来处理西方人对东方的表征是如何被卷入到对文化差异的认同和对一套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制造中的。在这么做时运用了话语的理论来思考权力和知识在对地域的表征中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

地方和地域表征：这个在地域之间区分地点的过程及划分边界并对地点命名的过程是通过“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来进行身份创建的一部分。东方学不仅是一个描述的过程，而且是一种权利和支配的关系，由此一个群体通过用特定的方法界定“东方”和“东方人”为所有人确定身份。

批评：人文主义问题和性别的问题

4、旅行文化、族裔散居文化和全球文化

讨论三个人的作品，他们认为没有哪种文化是孤立地形成的，它们都是复杂的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的历史产物。他们还提出，我们应该用混合的观念来理解文化。

詹姆斯·克利福德的“旅行文化”吉尔罗伊的《黑色的大西洋》多仁·马赛的“全球地方感”

认为世界并没有变得愈来愈同质化（像那些现代化和美国化语言者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样），相反，这些相互联系正在使这个世界更加差异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被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要求所推动的。相反，许多在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的关系在断裂。新的国际分工、新形势的文化产品、新的政治形势和新的对生态关联性的理解已经在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利并创造了与它的国界不相对应的文化地理。

第4章 文化、时间与历史

我们将时间与历史作为文化构成来讨论，则我们的时间与历史感知是由文化建构的。这一观点对两种常识性的假定提出了挑战：历史是由时间构成的线性进程；时间是客观、机械的时钟时间。

这两种假定都得是相对晚近的，可以追溯到大约持续了400年历史的所谓现代性时期。它们都简化了时间经验。通过更细致的考察可以得知，时间经验实际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心情愉快时快 反之慢）历史也不止一种，而又多种。时间感和历史感都是经由文化而获得的。

1、现在：现代性与当下

当下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

不同的时间观念是文化冲突的根源。让他者顺从你的时间的权利是任何社会控制形式的主要部分。

在现代世界，霸权的、支配性的时间是一种机械时钟时间。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被分成小时、分钟和秒。时间被拟想成一个监工，我们不得不与之保持一致。机械时钟时间的霸权意味着设想另外类型的时间是困难的。但机械时钟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产物。它来自中世纪禁欲的僧侣生活的井然有序的日常惯例：每天的每一部分都被分派了不同的任务。机械计时首次被持续采用是为了使修道院里的生活秩序化，形成一种神圣与机械时间的奇特结合物。一种关于时间的客观的、科学的意识成为所谓的现代性时期的标准。现代工业社会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机械时钟时间对协调大量必须完成的不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时间概念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被称为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时间

被描述为现代的历史时期通常被界定为开始于中世纪末期，并被不同地追溯到宗教改革、意大利文艺复兴或取代封建主义而兴起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和它的时间观念：

1.虽然前现代的时间感经常（不一定正确）被界定为循环的，但是现代时间观念其特征是现行的，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现代的时间观念是强大的，暗中破坏这。着现代的时间文化。前社会通常在与“现代”“发达”国家的比较中被认为是“原始的”、“传统的”。具有悖论意义的是，传统的观点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欧洲现代性需要一种被表示为静止的文化以将自己界定为不断前进的。

2.在现代时期，关于时间的霸权文化就是机械时钟时间。但不同社会群体却用不同方法体验着这一文化，这些不同的时间于是导致了现代时间观内部的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特殊日子或假期的制定中，发生在工作场所（在这里，对时刻表、时间表的控制是权力的核心指示器）以及不同文化的接壤处，正是在这里，宗教、政治、经济建构着时间。

3.现代的时间意识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4.尽管占据霸权地位，但现代的时间意识并不总是无所不能的。前现代的时间意识在现在仍然存在。不同社会群体在现代性内部，体验着不同的时间意识。现代性中出现的新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分类了客观、同质的时间观。如：法国、俄国革命后改变星期制长度的尝试。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以不同方式体验时间的观点。

现代时间的悖论（？）

现代时间的巨大悖论之一是：一方面，时间按照一种客观、科学的模式被阻止；另一方面，日常活动又裂变为多样的时间文化。这也许能在现代性的革命本质中得到解释，这一本质以新的名义清除旧的秩序，但是又不断制造对抗单一、规范的标准文化的新形式。由此导致的冲突在那些争取在日历上标出一些特殊日子的运动中得到体现，比如马丁·路德·金日就是坚持用特殊文化对抗一体化的民族文化霸权。

女性与时间（？）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女性与时间的关系是对角线的。“对角线的”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女性通常更多的是通过空间而不是以时间来定义的：她们总是处于一个与男性相区别的位置。女性置于现代时间之外。她们代表着永恒或重复而不是历史进步。女性占据一个“被阉割”的象征性位置，对克里斯蒂娃来说，意味着她们被拒绝全面参与文化。

继而提出女性主义在现代性范围内建构了差异性的时间。女性运动在第一阶段（在19世纪末）的尝试是试图在“作为规划与历史的时间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赢得一个位置。她们通过争取选举权、同工同酬、平等权利来做这些，在于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观念不同的意义上，它也可以被描述为一项“现代主义”的规划。女性主义者寻求把女性的解放作为现代宏大的政治工程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出现于1968年之后。女性拒绝现代历史叙事的线性时间及其所暗示的权力政治。一种不断增强的关于女性在文化中的位置的观点认为，第二代女性主义者试图建构一种语言，它超越了参与现存文化的期望，承诺改变、扩充文化，从而将女性体验包括进去。与仅仅要求政治认同相反，女性还要求对于她们的差异的承认，这种差异在现存的文化中找不到男性的对等物：爆发的、多元的、异变的，某种程度是非同一的，这种女性主义使自己处于同一性的线性时间之外。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都认为，虽然现代性以系统化和同质化为特征，但女性对于这些过程的体验一直是不同的。

2、那时：历史与过去

两种历史观：

客观的历史观，主张历史是关于发生在客观实践中的真实事件。

主观的历史观，更强调历史是被制作、被讲述的文化文本。

1.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哲学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之一就是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文化作为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存在。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双重关系。正如一块木头与木匠用它做成的成品之间的关系。首先，任何物质都是可以获取的，人类的能动性是必要的，但仅有人类在场是不够的。物质不能决定产品，木头不能决定用它做成什么，但是它可以限制产品。

2.作为叙事的历史

所有的历史是像叙事那样被建构的

叙事的不同种类不仅可以将历史表达为它实际发生的样子，并且表达了欲望与僭越transgression的成分。

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综合了两种观念：欲望与狂欢化carnivalesque

将历史仅仅表征为日常的，或者从一处到另一处平稳的发展，就会忽略人的希望与欲望，就会忽略人的幻想的生活与无法用传记去衡量的时间体验（与奇遇时间-爱情的时间观）。狂欢节沉溺于颠倒：前后倒转，上下倒置。时间观念与历史观念的传统形式也被都市体验的多重性与僭越所改变。叙事分析表明，线性历史不是记载过去的唯一模式。历史不比只关注因果律及关联性；它也能强调不连续性和僭越。

4.米歇尔·福柯

福柯的真理观：

“真理”应该被理解为关于叙述的生产、控制、分配、循环与运作的井然有序的程序体系。（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真理”通过一种循环的关系与各种权利系统相关联，这些权利系统生产并支持真理，并且，真理被联系到它所产生的、同时又把它加以扩展的权力效应。一个真理的“政体”。

5.历史与差异

福柯并不假定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类主体“人”，相反，他将主体视为由话语建构的，在某一时期的知识型中产生的。因此，福柯指出“人”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发明，很快就会再度消失。通过这种表述，他的意思是，出现于现代性中的、有自我意识的人类主体的观念是历史性的。同样，阶级的文化史、性别化的历史、“种族”与民族的历史及性史也一样。

6.例子：“现代巴比伦的少女贡品”

7.过去与现在：现在如何处理过去遗留的叙事。当前的文化间接能塑造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对文化研究而言，文化史的政治用途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3、假设：未来

认为未来是一种现代发明物的说法是错误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在多数文化中以不同形式存在。但是，认为现代性一直异常地倾向于未来的说法则是正确的。吉登斯谈到过现代性对于“未来的殖民”，现代通过一种对当前事件的结局的控制、组织，对时间进行一种趋前性投射。

1.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我们把最好及最坏的结局投射到未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单个乌托邦是一个更好社会的蓝图——快乐之乡——但其缺陷是关闭了设想其他改进的可能途径。于此相对，乌托邦主义却不那么具体；它并不提供特别的地方。相反，它界定了一种缺失感，这种缺失感可以激发“对更好的存在方式的渴望”。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主义在表征上的差异可以被表述为确定的未来与有条件的未来之间的差异。确定的未来从现在趋势推断而来，可能既预示反乌托邦，又预示乌托邦。有条件的未来探究现在的矛盾，探究它们的复杂性，提出可能的未来，而非提出预设的结果。有条件的未来的叙事抵制技术决定论，更加注重社会关系与技术更迭之间复杂的互动作用。

2.未来叙事

一些叙事形式要优于其他形式。罗曼司也许是最有感染力的，因为它将渴望融入了结构之中。罗曼司的乌托邦主义并不在于对某一乌托邦蓝图的建构，而是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缺失感，使我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是不充分的，但是可以在未来某一时刻得到满足。

20世纪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别不明确的时期，以至于有时人们把它的特征概括为后现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描述了若干不同的社会变化：世界经济全球化，人员流动的增长，信息交流的速度与数量——所有这些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这些发展可概括为，给两种可能的未来铺设道路：一种骇人的社会控制景象，或新的、解放的可能性。

3.历史和未来

历史的不确定性是对历史研究最有效的激励之一。它激发了我们在不断发展的当下语境下不断地堆过去进行重新评价。本雅明试图使现代性的悖论与现代性的双重历史意识相一致：一方面是客观、线性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是没有终端的现在意识，这种现在意识以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以“短暂、飞逝和偶然”为其特色。他把前者称为历史主义；与之相对的是他所谓的“弥赛亚时间”，即一种昔日潜能将被付诸实现的未来意识。对于文化研究探究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方法而言，星簇或许是最有用的暗喻。即非线性的。

4、结论

考察了作为文化构造的历史与时间。

前现代的时间常被人看成以静止为特征的，但是这是一个现代的假设，是为了强调现代性的动态特征而强加于前现代的假设。事实上，文化研究展现了不同文化中时间概念的多样性。

在现代性自身内部，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向机械时钟或者是工业时间的统一性挑战的类似的多样性。现代性的革命本质意味着它在不断地创造与单一的、标准化的文化形式相对抗的新的文化形式。因此，不同的社会组织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现代性。虽然作为一种线性的、进步的叙事的历史是现代性的产物，但不同的社会组织已经建构了不同的历史叙事来解释它们的现代身份。这些叙事使任何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或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观念变得复杂。因此，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成为一项如同连结不同位置的星座一样的任务。

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未来走向问题，也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客观历史，我们的历史感——有时被描述为我们的历史哲学或我们在其中进行研究的框架，则会更能在随着我们不仅把新的事件，而且把将要来临的希冀、欲望和恐惧融合在一起而不断变化。

第5章 政治与文化

文化研究的影响之一是它改变了什么是“政治”的观念——“任何东西都是政治的”。借此说明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被争夺的权力关系问题。

1、文化的政治和政治的文化

1.从政治到文化的政治

文化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成功，还有同时期一些更古老的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和英国文化的转型，都是建立在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上“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了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身份：四种对立的话语：

1.宣称一种正面的身份是正常和自然的，并把它当做一种支配性的“标准”（本质主义）

2.宣称一个消极的身份可以通过合法的（比如医学的或科学的）话语被解释和被调整

3.宣称一个不同的身份比暗中支配性身份更自然更正常

4.僭越的策略，这种策略颠覆了用来确定什么是正常和不正常的特定范畴（反本质主义）

2.合法化、表征和表演

合法化：用来表示不同个体和群体在表明他们自己是权力的真正和合法的持有者时所用的方式。除了最野蛮的统治形式外，所有的统治都是通过高压（军队和暴力进行的统治）和赞同（通过被统治者的自愿赞同进行的统治——霸权）的结合进行的。为了在统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赞同基础，一个宪政国家的政府必须在被统治者心目中建立它的合法性。文化是保证统治的合法性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

表征/代表：表示两种不同的东西（分别就文化和政治而言）。政治代表需要得到选民的授权以便在一个大会中代表这些选民。在文化的语境中，表征有不同的但却相关联的意义，表示“呈献给眼睛或思想的一个符号或意象，或这个呈现的过程。”一个号称通过神圣权利进行统治的国家的政府，通过象征化和形象描述，被表征为神圣权力的政党的和合法的仆人。

表演：对合法性的诉求和关于表征的战斗都是一个表演的问题。（如，酷儿政治已从同性恋运动内部发展出来。它拒绝本质主义的“异性的”或“同性的”身份。这些身份排除了双性的男人或女人，酷儿族不能容忍这种排除。这种运动包括许多性变态者共同体，鼓吹一种话语策略以创造一个创新的范例。主张身份问题是被合法的和“司法的”话语所支配。司法的不仅是指关乎法律的，而且指关乎“对个体的限制、禁止、规范、控制，甚至是‘保护’”。认为根本不存在像合法的性别身份这样的东西，我们所理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其实是被社会所制约的表演“在性别的表达之后，并不存在性别省份；那种性别身份正是由那个被说成是身份之产物的‘表达’表演性地建构的东西”。表演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创造新的、僭越的政治身份，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拆解并揭露那些假装不是表演的身份。）

僭越涉及对事物“正当”秩序的一个颠覆；巴赫金的狂欢化。僭越的表演反对或者挑战统治者的法律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暗示另外一套价值的可能。

2、政治权力的文化

1.英国19世纪民主政体的文化政治

争夺投票合法性。“表征的政治”：谁代表谁；“政治的表征”的文化冲突。冲突的舞台之一是小说。

2.传统政治中的身份表演

传统政治是由文化、并通过文化建构的。如政治家的着装问题。政治身份必须被掩饰，而且不同种类的演示带有不同的意义。

3.作为文化的官僚政治

作为官僚政治特征的、明显反人性的、常规的和被认为是隐蔽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涉及在建构并合法化权力关系时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表演。

马克思·韦伯：官僚政治是外在于文化领域的。它是在一个冰冷、坚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代世界中运行的，这个世界不承认在我们称为文化的范围内出现的对意义、感情和主体间互相阐释的诉求。合理化的官僚体制与传统的统治形式不一样，其被用于培养技术专家或哪种专家类型的人的教育体系，而不是去寻找那些拥有“文化素质”的人：它的特殊本质发展得越是完美，官僚政治就越是“非人化的”，而它在把爱、恨及所有纯粹的、非理性的、不可计算的情感因素从公式中排除出去方面就会彻底地成功。者就是官僚政治的特殊本质，而这也被作为它的特殊优点受到称赞。

官僚政治和权力的表演：

空间的官僚化：把现代社会理解为是由“通过空间的官僚化”过程而形成的，这种过程把社会生活置于不断增加的规范和监视之下。

建筑如何成为官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一、作为分离的独立的建筑物，对官僚机构的本质提供了说明。相互分割、不仅是效率，也是一种表演，表明不受“政治的”影响。二、建筑设计在这种表演中也是重要的。建筑的样式对里面正在进行什么提供了说明。

官僚体制与身份：

越来越精细和分级的办公室空间、办公家具以及有关上下级的仪式和典礼来标记等级。官僚社会建立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衍生出自己身份”的一个具体环境。

重要证明是：性别。如次要的、经常是搞杂务的部门雇佣女性，这对保证男性官僚的经营职业结构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官僚体制与伦理学：

与韦伯对立，鲍曼认为，官僚机制不是中性的，而是绝对危险的。他认为，极度仔细的对劳动的功能性划分，用纯粹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这些把官僚们和官僚体制运行过程所产生的最终结果远远地分离开来，虽然他们本身是这些运行过程的不部分。这使他们变得只关注执行来自于上级的命令，认为这样就能免除他们行为的道德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注意如何让这个过程在他们的部门能够顺利进行，而不要考虑最后产生的结果及他们对则和谐结果所承担的责任。通过官僚体制的结构，他们变得于自己的行动后果毫不相干。结果是他们能够用一种理性化的、技术上高效率的语言进行操作，这种语言只使自己去关注表面上中性的效率措施和合理的投入—产出的方程式。比如大屠杀，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官僚体制的行为目的的非人性化”。在官僚们的表格、分类帐表、图片和账目中，人成了等待加工的零件，而不是“具有道德要求的潜在主体”。官僚体制在追求理性和效率的过程中使道德的声音沉默了。作为一个结果，他可以指出那些在德国和波兰把上百万的犹太人通过铁路迁徙，然后把他们杀死的官僚行动，并认为“官僚机制制造了大屠杀，并且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也使我们能够对表面上中立的合理化和技术化的过程提出棘手的伦理问题。

4.演示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的构成与“文化政治”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

国家states如果允许使用双关语，那就是陈述；法庭的玄奥的意识、国王对议会法案的批准程序、教育督查的造访，所有都是陈述。它们及其仔细详尽地确定社会活动的可接受的形式和形象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身份；它们的规范……许多社会生活。实际上，在此意义上“从未”停止说话。

也就是，国家不得不坚决要求它们的合法性，而国家不断地堆我们重复这一点的地方便是城市的街道。国家的坚持不懈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或者不如说它的陈述可以在它竖立和保存的纪念碑上被看到。这些纪念碑赋予特定的、精心挑选的群体、机构、人民、地点和时间以及意义。在此过程中，它们还通过把它们标志位重要的，通过用特定方式定义它们，创造了那些群体、机构、人民等。“国家”就是通过用纪念碑来创造和标志空间而进行陈述的。

作为偏狭表演的纪念碑：它们是特定的群体、人或机构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造的，而且如所有的符号或充满意义的物体一样，它们提供关于事物是怎样的特定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解释出这些声明的偏狭性，我们就能弱化某种权力，因为这些权力是依靠使一种偏狭的世界观看起来似乎是世界存在的真正方式而存在的。大量对纪念碑的解读揭露了纪念碑的象征意义是如何通过阶级、种族、性别和性征而得到塑性的，借此它也就解释了它们的偏狭性。

挑战纪念碑：正是纪念碑作为象征的力量使它成了这样的一个场所，在这里，对权威的挑战可以击中当权者要害的部位。比如，推到旺多姆柱。

当代的抗议者所选择的则是通过占领城市中的象征性空间来进行抗议。比如在英国，可能试图穿过警察的警戒线和铁门进入唐宁街——英国首相住在这；或者他们试图爬上议会的房顶甚至闯入议会。在前苏联集团的各个共和国，抗议者在1989革命后很快就推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雕像。在每个地方人们都在挑战这样的空间或纪念碑所提供的偏狭观念，而且他们则会挂在寻找利用这些纪念碑的一些象征性权力——它们突出某个中心的方式——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3、抵抗的文化

1.在非传统的政治中演示身份

抵抗的文化的观念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僭越的概念。

福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权力总是生产对于其效果的反对和抵抗。权力试图包含和控制这样的抵抗，通常是通过霸权的运作而收编它们。抵抗是一种“反权力”，总是倾向于在对权力表达的反应中显现出来。抵抗采取许多形式，从在教室里表示轻蔑和孤傲的微观政治姿态到全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僭越涉及超出那种已被确立的风俗、等级和规则所设定的“可接受的”界限。文化研究从巴赫金的狂欢节首次借用这个概念。狂欢节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仪式，在这里僭越性的欲望可以得到暂时的表达和发泄，已确立的等级被片刻地颠倒了而被禁止的快乐被暂时地放纵。

对于巴赫金来说，狂欢节的概念不仅是指仪式性的场合而且也指一种“理解模式……一种文化分析”，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象征性颠覆和僭越的文化意义。

文化研究曾用巴赫金和福柯这种前卫性的观念来探索被统治或边缘化群体抵抗强加的支配性意义的有组织的方式。反抗的倾向可以有助于文化的创造性。青年的亚文化有时被看做是为了表达反抗成人世界的信念和态度而被组织的外部环境。经常地，特殊服装风格和音乐趣味的采用所表达的抵抗是最深刻的，这样，它们所提供的对与青年人面临的“矛盾”的解决，只是“巫术式的”和“想象性的”解决——这就引出了“通过仪式进行抵抗”话题。但是，在诸如象征性的抵抗这样的青年亚文化所打开的空间中，也为个人表达提供了真正的机会——一旦青年人想要对于工作、婚姻和家庭的要求进行改变，这种机会就对它们重新关闭。

文化不仅是创造性的，也是“斗争的领域”、战斗的场所。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或不可避免地再生产自身。如霍尔的编码和解码。

在文化研究中，僭越和抵抗的概念用来强调人们具体化的和能动的特征，以及文化的创造性维度与斗争维度。

2.僭越的局限：《撒旦诗篇》

其往往依靠媒介来表征，为取得最大的新闻报道效果而计算好了时间等。

另一方面，狂欢化

虽然令人痛快的打破了旧习，然而它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解决任何一个有关狂欢节的政治问题：它的缅怀；它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狂欢节在一个被置换的抛弃过程中，经常辱骂和妖魔化那些较弱的而不是较强大的社会群体——妇女、各民族和各宗教上的少数派，和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人）；它在摆脱官方支配性文化方面的失败（被禁、被捕、被杀），它的得到许可的共谋性（如不总是革命性的和颠覆性的结尾）。

4、结论

拓展了的政治概念导致人们对在传统的政治界限正在解体的世界中的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本章已经显示了文化在身份政治、社会机构政治学、建筑政治学和文学文本政治学中及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民族的政治、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政治在一个通过文化创造出来的、界限清晰的平台上进行操作。像服装、语言和一个办公室的组织这样明显的小事，都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意义场所。一个作为身份政治的例子而加以强调的是性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危险是，它被用来主张所有的事物都是政治的。《撒旦诗篇》的例子表明，当一个政治“信息”从它的文化背景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它可以被变形而且被合法化。表征和表演都极具重要性。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是颠覆性（甚至是革命的）的政治当被用于一个新的语境中时却可能正好变成它的对立面。在一个领域内一个有效的有建设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另外一个领域却可能变成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方式。那些旨在把贫民窟变成一个城市象征和平的标志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却可能意味着仇恨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僭越和抵抗的概念虽然对我们理解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含糊不清的。在狂欢节期间，你不知道谁戴着什么面具。

第6章 文化塑造的身体（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客体）

1、肉体性的社会建构

本章都用建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身体，即它们辨析了塑造人的身体外表和行为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影响。建构主义方法共同点就是一致反对简单化地本质主义阐释——主要用生物学因素来解释人的身体的外表和行为。

2、身体技术：身体化地手段

1.莫斯论身体技术：身体的行为是因历史和文化条件而不同的，是后天获得的属性，这种属性只能证明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特定社会成员身份。

2.女性的运动性：像女孩那样投掷

这些女性行为举止和运动特征的根源并不是内在的；它们来自于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境遇。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女性“在身体方面被残害”，“作为有生命的肉体，我们不是开放、明确的超越存在，它能够释放出来掌握属于我们的世界，掌握这个由我们自己的意图和规划所组成的世界”。

女性从属地位的这个身体化方面跟置于它们生存和体验自己身体的方式，不仅把它体验为主体、她们的自我意向性的载体，而且体验为客体，一个仅仅作为身体而被凝视的客体，一个客观化的、仅仅从外表加以衡量的客体。对身体缺乏信心会影响妇女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怀疑自己的学术和管理能力。

但是如果女性的行为举止和运动特征都是文化的塑造，那么，她们也乐意接受这种文化转换：在女性“本质”中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注定她们必须像女孩那样投掷。

3.身体惯用语body idiom和身体的注释body gloss

即身体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形中的表现。戈夫曼的概念装置conceptual apparatus为分析身体技术的联系或表演提供了基础——提出，只要人们之间以身体存在的方式接触，就会获得一套特殊的文化理解和认知。

3、作为控制的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划和限制

理解文化对身体的影响的最简单的途径之一是考虑婴幼儿和小孩子早期的社会化。

认为文化对人的身体有监督影响的两个最重要的分析分别来自福柯和埃利亚斯。

福柯（权力、话语和身体）阐明了身体如何受到权力的规训，这种权力是通过体制化的话语而实施的（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受到官僚政治机构——医院、监狱、疯人院的规训，而且受到大量以各种分散地分布的形式——比如关于性的话语——的规训）。

埃利亚斯（教化身体）就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化行动来确定“文明进程”，一种以行为举止方面的重大改变为标志的长期的历史性变革。人们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各种限制的不断增加，获得控制感情表达能力和其他身体化行为的能力。现在被认为是“得体”和“文明”的行为是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导致了对于所谓得体与不得体的标准的重新界定（向着更有教养和更优雅的方向）。伴随着这些变化的是从理论上对人的本质概念以及人应该如何的再阐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行为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埃利亚斯认为，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不是物质原因也不是人们对健康和卫生的日益关注及对同事或是长辈的尊敬原因，而是变化发生之后对于变化进行的回顾性辩护。关键因素来自中世纪后期发生的上等阶级的构成的改变。一个地道的武士阶层逐渐融入了宫廷社会，为了和重要任务紧密生活，他们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由于在社会上奋力上进的资产阶级积极仿效地位高于他们的人，这些标准反过来向下推广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埃利亚斯进一步把这些变化置于以垄断机制为核心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领土扩张与行政、税收和暴力等手段的集中化联系在一起。

4、身体化的表征：文化的叙述

1.时尚

着装行为的动力来自三个原则：实用性原则、等级化原则、和新引力原则。现代服装很少注重实用性，男性服装突出阶级原则，而女性服装以诱惑原则为基础。与功能主义很相符：实用功能、象征功能、审美功能。

时尚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快速且持续的风格变化”。时尚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尤其是它反映了现代性的两个很有特色的方面，同时也因为现代性的这两个特征而成为可能：尤其是广告和媒体所产生的永久变化干；消费品选择范围的宽泛性，使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和对自我表征的控制。

自下而上渗透理论或许可以成功地解释19世纪城市工业社会中的时尚，但用来分析20世纪时尚流行过程却不恰当。时尚流行的趋势似乎逐渐变为自下而上。下层群体积极创造自己的服饰风尚（如青年亚文化），或是去发现上流社会的风尚，但不会被动地效仿。

另一观点是在现代后期或是后现代社会里，不仅是各种时尚在变，连时尚本身也在变化。许多评论家认为，先前地位和职业与服装之间紧密关系的弱化意味着当代服装的能指-所指链正在变得松懈且近乎解体。现在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服装和时尚看做是审美代码而非交流代码，即不作为通常很难直接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代码，而是作为社会地位和道德价值的直接指示器。现代时尚充满了身份的模糊性。

然而，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是最早的装饰风格的重新流行：人体彩绘、装饰、纹身等，这些装饰风格是与独特的个人和社会意义相关联。

2.性别差异与对女性气质的表征

性指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性别指的是文化上形成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因此男女性气质是性别术语，指某一社会中认为得体的、男性或女性特有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一部分（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可能比其他更受人的青睐——霸权式男性气质和被强调的女性气质。这些概念道出了在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性别符码，这些符码是电影、广告等所依赖的，也是它们帮助建构的。而且，在支配性话语所表达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类型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体验之间进行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

五个悖论可以理解文化上对女性个人外表的支配性观念和期待：

端庄悖论modesty paradox：被建构为诱惑，甚至因此而受到惩罚；

表里不一悖论duplicity：被建构为技巧artifice,然后因其缺乏本质和本真性而被边缘化

透明性悖论visibility：被建构为一种景观，可是在文化上人们却视而不见

美丽悖论：女性体现着丑陋，又意味着美丽。

死亡悖论：女性既指称死亡，也指称对死亡的防卫。

3.男性气质表征

霸权式男性气质所涉及的因素之一是身体上所显示的富于攻击性的和暴力的倾向。这通常被认为是受男性肌肉组织和染色体遗传促成的。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对暴力行为的研究表明，这些生物学意义上的馈赠至多是可能性装置，并且有一种复杂的文化语境对攻击性行为进行调节——从个人间的攻击性行为到体制化的攻击性行为（战争）。但是既然人际间暴力活动的实际展示常常让人感到不满，那么非常关键的就是攻击性欣慰的潜在性——这种潜在性经常被转换为男性身体的姿势、体态和肌肉强度。

4.身体表征的效果和表征限度

人的身体的表征问题，特别是借助摄影和电影的现代表现技术，已经促使人们就人的身体的合适形象的限度展开广泛的争议。虽然使用这些技术拍摄人们体验的种种快乐以及人的身体所仍受到的各种痛苦和损害已经成为可能，但是传统又限制着诸如此类的形象被自由运用的可能性。许多辩论都集中在暴力和性形象方面。这里讨论性表征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人类性行为的生动表征。

色情作品erotica其词根在希腊语中意思是“爱”，意味着松散的性刺激的来源；色情描写pornography则是将性的明确性推向极致。它是一种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为了达到刺激消费者的目的而进行生动的性描写。

色情杂志和色情录像长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因为人们以不同形式将其视为冒犯和有害的。“冒犯”是一种品位和道德确认的问题；“有害”，是认为它对人的态度和行为有很大危害及影响，就是假设消极的、反社会的结果（比如对妇女和儿童性侵犯的增加）可以从色情描写的存在于消费中推断出来。

人们利用三种证据来探讨色情描写对其主要为男性的消费者的有害影响。奇闻异事类地证据把个人对色情描写的消费和性侵犯的实施联系起来；犯罪学证据；心理实验证据。

对作为表征文类的色情描写的女性主义批评是这些批评立场的共同之处。女性主义者认为现在大多数色情表征的形式和内容完全是建立在男性中心论前提之下的。在许多色情描写中，男性的凝视占据着统治地位：女性被刻画成为为满足男人性欲而设计的性对象。既然色情描写被当做一面反映社会中广泛权力关系的镜子，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性别问题。这一点导致了人们关于“女性主义色情作品”或“为女性创作的色情作品”的可能性辩论。单单是男性裸体模特代替女性裸体模特是不够的。

色情描写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表征体系”，一种集中了各种摄影角度、灯光、身体姿势、服装、鞋类等的文类。主流的色情描写转化为由男性的凝视统治的景观。这是一种男性欲望彻底战胜表现形式的话语。色情本身不会引起暴力，但是它们很有力地塑造了性关系的基础。

5、身体作为表达和僭越的媒介：文化的惯用语

1.情感的身体

一些情感，如羞愧或尴尬，就其特征而言首先是社会性的：它们是由真实的或想象的他者的反应而产生的。比如在晚会上感到愉快，葬礼上哀伤，部分原因是我们有意这样做，我们遵守了相应的感情规则。从中可以看出，人们能够“管理”自己的情感，这种情感管理，或说对具体感情表达的控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合格的成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2.运动的身体

按照福柯的理论，参加某种体育实践与“训练”所包含的“规训”可以被看做在生产“听话的身体”。当然其它框架也可。比如拳击运动员，通过创造“身体资本”的概念而剥离了“文化资本”概念中的理性主义的、逻辑中心主义的内涵。和舞蹈演员一样，拳击运动员强烈的认同他们的身体：他们就是自己的身体，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出于拳击目的运用身体的技术是一笔可转化为物质成功的资产。因此，拳击运动员拥有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身体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拳击资本”。因而，身体资本以及体育馆里从事的身体劳动，与拳击运动员在体育馆外的全部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3.身体艺术

女性主义者认为，芭蕾舞运用服装、动作和叙事结构的经典形式产生了19世纪关于女性被动、男性主动这一陈旧的良性观。

文化研究常常关注交谊舞，思考其被宰的亚文化地位和功能。因此，人们把黑人流行文化中的舞蹈看做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抵制；对许多非白人和白人年轻人来说，舞蹈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并帮助他们想入非非。

4.关于健康身体的话语

身体也许总是人们关注和注意的主要焦点。消费文化中视觉形象的优势强化了身体外表的重要性。身体的“外表”，它的举止、服饰和装饰呈现出它在19世纪所没有的重要性——在哪个时代，生产偶像占据统治地位；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影响了强化了“外表美”的重要性。健康和苗条与一个人的魅力和价值密切相关。——表演性的自我。

人们在饮食和体育锻炼方面发生的浓厚兴趣，表明人们对健康的关怀，把健康当做一种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达成的有益的事，而非药物所能达到的。

对完美身体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对某些人的不宽容。

对待当代健身热潮最恰当的理解是对后现代自我的追求。现代主义话语认为：体育锻炼和合理的饮食有助于抗击富足社会的种种疾病，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健身”这个概念不仅意味着体育锻炼计划，而且意味着以个人身体和精神财富为基础的整套生活方式的选择。处于当代人健身关怀的核心的是个体，从个体健康衍生出的集体完善的理念，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进一步讲，健身，被极为恰切地视为一种后现代行为。主要由于他们建议解构一些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

男性和女性：要求从事同样形式和强度的锻炼，并遵从同样的饮食建议。

内在和外在：同等重要，以至于从关怀健康和健身的角度看，整容已被认为正确。曾经是泾渭分明的“健康”和“虚荣心”，现在已经可以互换使用了。

工作和休闲：现代主义为我们带来了各种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后现代俱乐部则为我们准备了耗费劳动力的设备。休闲成了人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现代主义划分已经明显地被缩小。

必死和不朽：后现代健身话语显然不能承诺长生不老，但它们指出了延缓生命的途径。

5.健身：连环漫画式的男性气质（一流健美运动员的文化）和僭越的女性气质

6、赛博主义cyborgism、碎片化和身体的结束？

人的身体正逐渐被人们当做有差异的、需要特殊对待的实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消费者文化通过节食、化妆品、锻炼、维生素把人的身体分解为一系列身体部件。时装、广告和色情文学，所有者都证明了理解和建构身体的方法更加支离破碎了。对身体的不同器官有大量不同的化妆品可供选择：嘴、头发……这些产品及其应用范围继续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医学上更是。把人的身体分解为身体部件的组合，可被视为一种当代世界更大规模的碎片化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正是后现代理论特别关注的。

控制论有机体the cybernetic organism的概念或曰“赛博”是对传统本质主义的人类身体观念的挑战。这一术语是两个天体物理学家杜撰的用来描述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或是在太空旅游时可能遭遇的“人造机体”。后现代推测自然人的身体消失。

赛博概念的生产力也被女性作者加以利用，她们认为：赛博是一条人类脱离二态性别关系、走向人类新的可能性的途径。赛博形象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曾经是很坚固的区别的松懈与潜在瓦解：一个是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的松懈与瓦解（语言、使用工具、社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其他灵长类动物所获得），另外一个是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的松懈与瓦解（生物工程、计算机化地专家系统）。随着世界不同的部分界变得更加具有渗透性，造就为人们所接受的二元论观点失去了先前所有的重要意义。人类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在与其他人以及其他物质对象的关系中彰显出人性。

7、结论

建构主义立场并不否定物质身体的生物层面，但却有助于强调这些阐释在解释各种身体化地信念和实践方面的局限性。本质主义的阐释不能充分恰当地理解身体技术的跨文化多样性，不能解释身体技术的历史进化——这种历史常常是通过权力行使的塑造以及文明进程的发展而展开。同样，关于身体表征的问题、身体的表达形式和技术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不能轻易迁就与那些仅仅通过生物学语言作出的阐释。身体文化研究有巨大的研究空间。身体很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真正处于文化研究的“内部”。

第7章 亚文化：阅读、抵抗与社会分化

导言

从广义上来说，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这一章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亚文化的观念是如何得到发展和使用的，虽然伯明翰的研究工作已经遭到了很多批评，但是它仍然非常具有影响力。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年轻人，因此，通常他们所研究的青年亚文化。考察与年龄并不怎么紧密相关的亚文化观念的重要性。

1．亚文化：权力、分化和阐释

关注三个主题。

首先，亚文化是与权力和斗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最重要的亚文化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亚文化如何反抗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的角度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理论分析。每一种青年亚文化都试图将它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划分出来，它同时也适应主流文化的一些特定方面。

其次，因为亚文化的概念把更为广泛的文化形式划分为更小的单元，这些小的单元或许通过与更大的文化对抗关系而存在，亚文化的概念潜在地允许我们思考对文化的划分。对文化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常导致把完全相异的因素集合起来以产生一种对实际上很复杂的现象的过于简单的描述，如“欧洲文化”

最后是阐释。对亚文化有影响力的解释，比如符号学解读或解码亚文化。

2．异常分子和帮派

一种独特的社会学和犯罪学分支通过亚文化概念解释了异常行为。

1.异常行为和亚文化

一种观点（美国学者），异常行为产生于社会中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地方。这显示了与那些主流文化或“受尊敬的”文化相反的价值和行为。这种集中关注团伙亚文化或者异常分子亚文化、集中关注它们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价值等的方法，在随后的美国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和研究。

有人批评这种在亚文化价值和信念与异常行为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解释，可能能解释一部分，但不能通过僵化的和普遍的方式来解释异常行为的所有方面。

另外一些美国人的研究，强调异常行为如何被视为“低级文化”的表达形式。因此，一种亚文化不是包含对主流目标的失败的追求，它表征了与社会结构底层群体相联系的价值的发展深化。这些群体的关注焦点详列：麻烦、坚固、时髦、激动、命运、自动。

2.【迈克·戴维斯：洛杉矶的帮派

戴维斯认为，在洛杉矶，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黑人帮派是针对黑人社区的白人暴力的回应。这些黑人帮派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线是黑人社区中东西方之间的地理分界线。这些帮派经常集中于与学校相关的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帮派的地位通过大量因素得到巩固。警方也采纳了所谓贫民区窝藏大量重要罪犯的观点（一种通过自我实现的语言形式存在的观点）。这一时期也目睹了对洛杉矶黑人来说更为暗淡的经济和就业前景。

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黑人犯罪团伙在公民权利和黑人权利运动的影响下被政治化。黑黑豹党尤其有影响力，导致了由犯罪团伙从事的传统犯罪行为的减少。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黑豹党逐步受到来自警方袭击，警方摧毁了这个激进组织在美国很多区域内的领导权。从这方面发展而来的新的街道帮派逐步进入黑豹党的地盘，但是并没有共同的关于黑人权力和社区自救的政治方案。

被成为“瘸子帮”的帮派于1970年和1972年间在贫民区发展起来。这些帮派特别集中于被新街道的建筑和再开发打乱了秩序的区域。这是一个与促使战前伦敦青年亚文化出现的额形式类似的过程。

“瘸子帮”作为“青年崇拜对象和第一黑手党的混合物”，于20世纪70年代在贫民区蔓延，它受到许多社会变化的推动。在和人社区的受雇者中，社会的两级分化正在发生，伴随着一些黑人工人的向上流动的增加，尤其是在各州和联邦官僚机构中黑人的增加，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经济衰退和缺少工作。此外，为黑人早几代人提供工作的许多雇主被重新安置在郊区，对于城市中的年轻黑人而言，工作机会是很少且遥远的。

这种失业现象是与“贫穷的年轻化”互相关联的，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穷人。洛杉矶学校教育系统也在危机的状态中，教育机会被阻隔。这些社会因素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年轻着加入被可卡因财团操控的伪凯恩斯青年雇佣计划。

戴维斯对洛杉矶帮的描述由于很多原因值得注意。首先，识别了黑帮历史地变化的本质，它们与其他社会群体，例如白人和警察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特定范围内的定位。其次，通过戴维斯讨论黑人事业、在以白人为主体的郊区重新安置工作、年轻黑人的日益贫穷和学校系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清楚地说明了黑板个为什么是对由它的成员的社会地位所查啥呢很难过的问题的回应。第三，通过毒品贸易解决谋生“问题”的那种不合法行为的选择和解决方法也得到清除的解释。这些关于变化、反映和解决的主题，在青年亚文化的书写中是非常突出的。

弱点：没有关注在美国黑人贫民区的文化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其他方面。如当代说唱乐和街舞文化。

通过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持续的并且事实上是越来越恶化的洛杉矶黑人和拉丁美洲黑帮剥削的分析，戴维斯认为，作为对美国郊区白人的最新威胁，黑帮已经日益被妖魔化，取代了现在已经消失的共产党的威胁。

这节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与青年亚文化的更普遍的研究相关联的问题。这样，有人认为，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并且认为，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和主流的价值和文化。更为准确的说，亚文化可能产生于经济混乱的地方，或产生于再发展等引起的社会移位的语境中。有些人强调的额观点是，这些活动产生于生命过程中一个特定的转折时期，但是也有人说：亚文化的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有关。最后，也有人关注男性气质在亚文化中的作用。这些都是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著作主题。

3．民间魔鬼、道德恐慌和亚文化

1.斯坦利·科恩：《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

异常者和一场行为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机构给他们贴上“异常”的标签而被创造出来的。

2.当代道德恐慌

道德恐慌已经进入日常言谈，所有种类的群体，从足球流氓、罢工工人到单亲家庭似乎都被称为民间魔鬼并且产生道德恐慌。这些恐慌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由那些掌权者所作出的决策，以便转移“真实的问题”。因此，因为青少年犯罪、因为占据议政厅而指责单身母亲，这种被用来使注意力离开越轨行为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事业、公益服务经费的不足等等。不过采用这种视角的一个不不足是，不清楚更广大的公众实际上是否统一小报出版物中的对这些群体的界定。事实上，科恩自己也发现：公众中的大部分对摩登族和摇滚乐迷的关注，远不及报界竭力让评论界相信的那样严重。因此，这些再现对于控制文化的成员比对广大的公众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再现就影响较小或不够重要

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对道德恐慌观念的理解和使用方面已经变得更为老练。他们实际上会欢迎小报的负面报道，因为它可以更广泛的宣传该群体和音乐。

亚文化虽然是由亚文化拥护者本身生产的，但是它们也是由音乐杂志和音乐出版物生产的。它们并不存在于某种纯真的、等待着被利用、被妖魔化的状态。而且，大多数歌迷杂志倾向于出现在小报道德危机之后而不是之前。他们因此对家乡的、出现在小报利用之前的纯粹疯狂场景非常怀念。提醒研究道德恐慌的学者主义亚文化、媒体和控制文化的反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虽然道德恐慌的观念仍然是有用的工具，但它应该在全面分析的语境中被慎重使用。

4．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青年亚文化

常采用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意义：指艺术作品和实践以及知识活动；生活方式。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也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或“伯明翰学派”而著名，在文化研究的发展中曾经占据重要位置。随着文化研究逐渐扩展为一种国际行为，伯明翰现在已经不那么具有影响力。

有自己的杂志《文化研究工作论文》

从学术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内部认真接受大众文化的方面，对青年文化、新闻、意识形态、种族、文化政治和性别的关注在文化研究方法的形成中是关键的要素。与中心曾有联系的作者继续占据学术文化研究中有些最为高级和最有影响力的位置。但是，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深化的观察视角（一个学派中过于统一的思想是使人误解的）现在只是文化研究更为广泛的活动的一部分。

1.《通过仪式进行抵抗》：一般的方法

2.菲尔·科恩：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

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区工人阶级社区被三种因素所破坏：首先，从给一个区域迁移到新的区域；包括模仿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模式的新的高楼区建筑在内的住房供给的在发展，这些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模式破坏了东区社区空间和以女性为家庭支撑的模式——这种模式正是东区的特征所在；最后，一系列的经济变化，在专业的、“高科技的”、报酬很好的工作与没有出路、没有技能的劳动者之间导致“劳动力的两级分化”。

这种混乱过程的一个结果是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像不良青年、摩登族和光头族，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父母文化相反。青年亚文化表达和解决了父母文化汇总仍然隐藏和没有被解决的矛盾。

3.意识形态和霸权

结构和阶级的变化以及主流与产生青年亚文化的父母文化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已经收到雇佣模式的变化的影响，受到影响工人阶级家庭本质的住宅变化的影响，以及受到它行动起来以使工人阶级脱离主导阶级权力的方法变化的影响。亚文化的产生同样也是定位于霸权的变化模式之中。

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个属于来指涉统治阶级能够不仅强迫从属阶级去附和它的利益，并且能够把“霸权”或“整个社会的权威”强加于从属阶级的那个时刻。这包括了一种专门的权利种类的运用——构造替换物和包含机会，去取得或形成共识的权力，这样，对主导阶级的合法性的授予，就显得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使自然的和正常的。

另外，这些霸权“通过意识形态而运作，但是它不是由错误的思想、概念或定义构成。它主要是通过把从属阶级嵌入重要制度和结构中而运作，这些重要制度和结构支持主导秩序的权力和社会权威”。霸权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在某些时刻，即使没有霸权的帮助，主导阶级也依然是主导的。因此，经济危机和失业照样会时常发生。此外，在其他点上，主导阶级将会推翻并且根据定义，并不存在霸权。总之，永恒的阶级霸权和永恒的收编的观点必须被抛弃。

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些统治模式的语境内为自己赢得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常常发展出自己的形式与生活方式。亚文化做了同类地事情，为请奶奶工人阶级群体赢得了空间，他们解决但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在具体物质层面上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5．来自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三部研究专注

1.保罗·威利斯：《学习劳动》

学习劳动——工人阶级的儿童如何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

学校如何为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准备不同的职位，以及由此而确保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劳动力的划分能被持续再生产，在这样的一种讨论语境中，威利斯阐明了一批二流学校的工人阶级反叛者的文化与他们以后所从事的职业文化之间的连续性。

孩子们的反抗学校、老师等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尽管使这些“小伙子们”陷入了与学校权威的冲突中，但实际上为他们适应厂房重复的、重工业的劳作形式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围绕着男性气概、老练地开玩笑、近期所能逃避惩罚、吹嘘性能力等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接受从某种意义上可被看做是一种对抗性文化的东西中，或在反对所经验的统治文化中，这些小伙子们通过吸收他们工人阶级的父辈的文化资源，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体力劳动的世界而训练自己。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既定剥削模式的再生产。对抗的文化实际上配合了统治的文化。

2.保罗·威利斯：《世俗文化》

考察了20世界60年代两个青年亚文化群体——摩托车青年和嬉皮士——的生活的多种维度。这个团体对音乐的偏爱，摇滚乐和前卫摇滚要，与他们的生活性质紧密相连，适合了摩托车青年生活的不安定性和流动性。

提出了一种类似的关于像嬉皮士这样的一种青年文化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同构性关系的观点。这意味着由于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组合而形成了一个整体，亚文化被结构化了。

3.迪克·希伯狄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不同亚文化所表达的风格是一种对社会状况和社会经验的回应。这样的更个经常把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霸权的文化形式的反抗进行了利用和转换。在从事于这样的实践的时候，亚文化成员在一个平贴的过程中，扮演了拼贴者的角色，并以一种结构化了的方式，凭着即兴创作来回应他们周围的世界，创造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统治集团不一样的意义。

其表达形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通过“把亚文化符号转化成大众生产对象”的商品形式来实现这种整合。二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中，“由统治集团——警察、媒介、法院系统——对异常行为‘进行命名’并加以重新界定”。

反对意见：媒介形象从一开始就卷入了亚文化中。

6．青年亚文化和性别

四个主要问题：

1女孩真的从主流的战后亚文化中缺席了吗？或者说在场却看不到？至少部分的由于以前研究中的男性偏见，所以很难回答。由于曾经亚文化的男性学者不能看到女孩参与亚文化的可能性，所以，女孩的不可见性常常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语言。

2在她们在场和可以看到的地方，她们的角色是一样的，还是比男孩更边缘化，或者她们就与男孩不同？

3无论是边缘化还是不同，女孩的位置对亚文化的选择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或者她们的角色反映了更为普遍的女性在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家庭、工作、学校、休闲中的社会从属性？

4如果亚文化选择对女孩来说并不是现成可以获得的，那么女孩用以组织她们的文化生活的不同的、补充性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方式从她们自己方面看，在形式上是亚文化吗？

女性在亚文化中被描述的位置是与她们更为宽广的社会角色相关的。她们也指出，女孩倾向于通过与男孩不同的方式组织她们的文化生活，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对基于家庭、更多浪漫的文化，或“新潮少年”的文化。针对以前男性主导的对亚文化的书写，有两种可采取的应对方式：这些解释可以被抛弃或接受为只是用于男孩，而把注意力放在女孩文化的不同特征上；以前的解释，可在亚文化的性质及对亚文化的书写上，被“反其用意“地去解读，以看看它们能为对男性气质的分析提供些什么。

1.浪漫的新潮少年文化

莫克罗认为，她所研究的工人阶级女孩，往往会形成一种围绕着罗曼司而建立起来的新潮少年文化。这些女孩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家庭中，比男孩更多服从于父母的控制和纪律；经常被期望在家里从事工作。

20世纪70年代所辨析的女孩亚文化形式包括特征有：

1家庭中心性以及常常是卧室中心性。

2女孩形成了一种新潮好年文化，在其中她们对某一明星或团体有一种浪漫的喜爱。不同的明星和群体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已形成了一个历史

3当女孩确实外出时，一般是年轻人俱乐部。

4跳舞对女孩很重要。

5与一个最要好的女性朋友的关系非常重要，她们把这看得比同男孩的关系还重要。

6浪漫的观念很重要。

7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强调女性气质的许多流行的观念。

批评:低估了许多女孩对于”非正常“亚文化团体的参与程度和认真程度；女孩对婚宴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所发现的更为现实考虑；倾向于分理处一个孤立的女性青年亚文化，并使之过分一体化，从而把它从更广泛地把重点放在了女性气质文化中所包含的抵制；其研究主要关注白人工人阶级女孩，缺少关于黑人和中产阶级女孩的例证以供对比。某些内容在现在已经过时了。

2.流行音乐、锐舞文化和性别

7．青年亚文化和种族

考察了种族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问题中的位置；揭示并批评了主流社会学中对种族的再现、关于种族的理论及对种族的调查；考察了对黑人犯罪行为的再现；也考察了黑人妇女和英国亚裔妇女的政治经验对白人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占支配地位的基调是对以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或”常识性“种族意象批评，而这种种族意象曾经自诩促进了所谓的科学研究。

1.西蒙·琼斯的《黑人文化，白人青年》：多种族城市中的新身份

在将近30年间，一般意义上的黑人音乐，特别是牙买加音乐，发挥的是向不同世界的白人传达对抗性价值以及解放性快感的作用。持续为白人青年自己的独特文化表达形式提供了一种集体语言和反叛的符号体系，它被则会更南明与青年白人对自己独特的、但却相关的压迫形式的经验产生了强烈共鸣。

这些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相呼应，认为，在当代文化中，一直有一种对我们身份的“解中心化”的倾向。

霍尔区分了身份的三种概念：“启蒙的”（身份）：建立在一种承认存在一个身份的本质内核的观念之上的；“社会学的”（身份）：一个连贯一致的身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由此，它随时间而发展、变化；“后现代的”（身份）：其主体应该被看做没有固定的或本质化的身份。身份已经变得“失位”dislocated。对身份的强调使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焦点从阶级转变到了社会归属的更为多样的根源上来。

8．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青年亚文化：一个概括性的批评

1.这一研究中的大部分在亚文化的“结构定位”的性质问题上含糊不清，对于亚文化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上也没有明确阐述。

2.对不同的亚文化风格实际上来自哪里，只有相当少的解释。

3.由于被认同的亚文化经常是“本质主义和没有矛盾的”，所以在分析中就有一种僵化的倾向，这意味着很少去关注在不同的亚文化内部风格和承诺的种种变体。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分析倾向于从亚文化开始，但又后退到阶级地位和阶级矛盾分析。这导致了一种对独特文化的“冻结”。

4.缺少对个体进入和退出亚文化的方式的关注。

5.在亚文化的和其余的处于主流中的青年之间进行了二元划分。

结论：第一，缺少对“亚文化变动不居的动态风格特性”的思考、第二，把亚文化与社会其他方面分离开来，而这其他方面则被合并进一种“一致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之中。第三，一个“含混的风格概念”被抬高“到了一种客观范畴的地位”。

概括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风格研究的特征：风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统治的抵制类型”；“无论面对什么问题，这种风格所采取的形式都不是实际的、成功的解决方案，在此意义上，这种形式带点象征性或魔幻色彩”。

批评：

1.只根据抵制和反抗来解读风格太简单化了。

2.风格的发展常常被认为是内在于一个群体的内部的，而商业化则似乎是后来才发生的，实际上两者密切联系。

3.不能过分局限于英国工人阶级对统治的抵抗传统这个语境来理解或解释亚文化的追随者们的活动。

4.亚文化成员是否意识到了他们正在做什么。是与否有目的在做，或者他们是否通过与分析者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自己做的一切。这些理论贬低了风格和亚文化对作为亚文化组成部分的那些人的意义。

5.对解读方法与结果的问题：为什么应当相信提供给我们的对这些亚文化的解释；得出这些解释的方法在多程度上是严密的？

6.太多的关注奇观而对日常的越轨行为或普通工人阶级的活动关注不够，而且还经常通过一种过于僵硬的方式来描绘亚文化的边界。实际上这些边界要松散得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们可以随意出入这些边界。而且，这种理论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个体能参加一个亚文化而其他人不行？

9．当代青年文化面面观

1.符号的创造力

符号运作的基本要素包括语言和活动的身体。符号创造出来的产品有个体身份、这些身份在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中的定位，以及我们有能力在某些方面改变事物的这一观念。

2.后现代主义与青年文化

涉及后现代主义与青年文化研究的主题，认为青年亚文化的不同因素之间存在机械对应的观念——即同质性概念的反对的。把音乐当做一个亚文化共同体的直接表达，但是很难确定哪一种音乐就是哪一种共同体的表达。在重要意义上，它们是在关于它们的书写的内部被建构的，或者用另一个术语，是话语地建构的。

3.锐舞文化与舞蹈文化

4.走出去与扩展青年人

这一节考察的是对更为当代的青年文化的研究，表明了许多分析方法已经荒草约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对亚文化景观性的关注减少了。而且，通过缩小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和反抗霸权理论的影响，打破了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某些简单化的对立。进一步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对亚文化的经验研究的关注，而亚文化内部意义的“解码”则减少了。最后，出现了一种转移：从对青年的研究转向一个更为宽阔的观念——人的文化生活正在发生什么（显然已超越了青年的范围）。沿着这类研究向前发展的途径之一，是重新思考一种完全不同的亚文化研究方法。

10．重新思考亚文化：互动和网络

美国互动理论创始人指出，亚文化概念需要在一个派生于强调相互作用的社会学方法的框架内去重新思考。含蓄批评了伯明翰。认为，亚文化概念在以前通过一种混乱的和不清晰的方式使用着。他们辨析了关于这一研究成果的四个理论问题：

1.亚文化和亚社会。由于亚文化已被结构地界定为“人的集合体”，所以它们常常被看做是一种对社会的亚分化，看做他们所称的亚社会。然而姆在允许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存在许多不同的信仰体系的当代社会中，很难把亚社会和亚文化看做一回事。所以，重要的是区分不同的亚文化和亚社会。

2.所指的对象。亚文化的概念在使用时缺少一个指涉对象“一个被清除界定的共享文化知识的群体”

3.作为一种同质的——似乎群体的所有成员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并且所有的人都共享着完全同一的信仰和实践——和静态体系的（不变的）亚文化。实际上，我们应当牢记的恰恰是亚文化的流动性。

4.在亚文化研究中的价值定位。认为亚文化应当用来指涉一个相互作用着地群体。这似乎是要生产小圈子亚文化，然而，文化模式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播方式决定了亚文化不可能限于紧密接触的群体。这样，由于文化因素的扩散而导致的网络就变得非常重要。

此外，对亚文化的分析需要关注他们所称的亚文化”情感“维度。关注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媒介在网络建构中的作用，还有”情感“或快乐的重要性。

11．迷一族：陈词滥调，《星空奇遇记》和对抗

关于迷一族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两种“病理学的迷”的模式：着迷的孤独者和一个群体中狂乱的或歇斯底里的成员。杰森通过把迷一族们的特征与高雅文化或学术“狂热分子”的特征 进行对比而批驳了所谓迷一族们不正常的观点。她指出，许多学人同样形成了对他们所喜欢的作家或理论家的强烈依恋感不亚于迷一族：

支持了特定价值观的胜利：理智战胜情感、有教养战胜无教养、情感可知战胜激情放纵、精英战胜流行、主流战胜边缘、现代战胜另类。

按照这种方式把迷一族们的特征理解为”另类“，就阻断了对当代社会的人实际上如何与媒介相互作用的恰当分析和理解。

1.日间肥皂剧迷

12．结论：从抵制到认同和表演

近期对青年和迷一族的研究可被解读为包含这样的一个观点：重要的与其说是仅仅为了抵制和反抗而解读亚文化，不如是理解和搜集不同类型的群体的活动李恒，这些活动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指出了活动（特别是通过活动产生的快乐）的意义。进一步而言，它也可能意味着这些活动涉及到自我的展示。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已经指出，社会已经变得更为碎片化、更多地受到媒介的渗透。而且，身份已变得更为复杂。可以认为，我们的自我意识通常是在我们的激情关系中被建构的，也是在家庭和职业语境中被建构的。然而，当代社会所提供的谋生职位是很少的，相反生活中充满了离婚、家庭破裂及家庭的重组。在这样的语境中，关注青年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起点，但这一研究现在应该在生命过程的发展中，通过一种碎片化、复杂的方式被重新思考。某些人也许是相对封闭的亚文化的成员，但观察日常生活中文化互动的复杂性一个更好的方式，或许就是通过由媒介所促进的网络来观察，在网络中，复杂的身份是在日常生活的展示中被重新建构的。

第8章 视觉文化

1、视觉文化和视觉再现

视觉是自然的，但我们看事物、看世界的范式被彻底文化化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总是受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的制约，而我们了解的东西是长久的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视觉文化包含了对于世界表象的社会标准化了的所有思考、行动和感觉方式。

2、现代性与视觉文化：

1.盖奥尔格·齐美尔：都市文化和视觉互动：现代城市文化的特征为视觉的支配地位。“纯视觉印象”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任务，经受着某些与聋子的痛苦一样的窘困：纯视觉印象的日益浸淫促成了普遍存在的疏离感。“一个真实世界的幻想”↓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灵韵aura、巴黎的拱廊

当艺术被复制时，艺术的灵韵就衰退。这种复制艺术抽离了特定的传统的语境，被更加广泛地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作品失去了它的原创性和独一无二性。进而言之，批量化的或商品化的艺术常常是肤浅的和虚假的。表面的吸引力被制造出来，公众被名人或明星崇拜所操纵。

3.浪荡子的形象

浪荡子这种人物的重要性与其说它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如说是在于它所展示的观察姿态。浪荡子是一个见证着现代性新状况的知识分子形象。浪荡子——一个匿名、闲逛、懒散、漫不经心、凝视着城市器官的从容悠闲的混合物——只有在工业化欧洲大城市的社会条件中才可能出现。这样，可以将浪荡子看做是现代性的公共场景的经验的象征。（女性主义者指出：隐含在浪荡子形象中的是想当然的男性联盟。女浪荡子角色的缺席象征着女人被限制参与公共场所，以及某些关于现代性的经典文献的男性主流偏见。——

3、现实主义技术：摄影和电影

1.纪录片传统

纪录片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职业的意识形态。依赖两个可疑的假设：照相机拍摄照片且从不说谎（是人，而不是照相机在拍摄）；照相机按照世界的本来样子忠实地记录世界（主观性）

4、视觉文化和后现代性

1.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和大卫·哈维

许多批评中，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样的进程指的是历史方位感的丧失，因为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点的特征被并置在一起，产生“时空浓缩”和“削平“，后现代主义的四个特征：

无深度；历史感的减弱；新情感基调（因为我们不再寻找与我们的本质自我分离的人类个性或感觉的深度）；大杂烩

2.让·波德里亚：仿像simulacra和超现实性hyperreality

符号或者图像经过了四个阶段：（以竞选为例）

（1）.基本事实的反映

（2）遮蔽或颠倒了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通过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它的方式被报道。比如，通过一种反应权力集团利益的一贯方式，把核心问题隐藏起来，并对某些方面进行强调。马克思认为大众媒体有系统的做着这些事情。

（3）掩盖了基本现实的缺席。一个媒体事件。

（4）与无论什么样的现实都没有任何关系：它本身就是纯粹的仿像。媒体的报道就是竞选，竞选不存在于对它的报道之外。

波德里亚指出，我们居住在一个仿像的世界，一个图像急切的试图制造真实效果的超现实中。这种观点是飞铲更有争议的。如波德里亚宣称海湾战争没有发生，似乎就否定了有人死在那里的明显事实，或者宣称选举不存在，又否定了那个时刻人们的投票。然而，就不可能脱离它们的媒体图像考虑和阐述事件这一点而言，似乎又是合理的。就媒体报道赋予这些事件以扩展了的性质而言，它们现在确也是媒体事件。

3.数字化与表征的未来

数字革命特别的扩大了超现实的领域。打击了照片因果性观念的核心以及这些观念所支持的、用来作为照片与指示物之间必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数字化终于通过“放弃它对真实性的要求”宣告了纪录片“关于客观事实的幼稚想法”的终结。似乎“后摄影”时代可能已经来到。

有人认为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不亚于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之于艺术创作的意义的变化。数字化可以促进图像表征的新形势的出现，比如通俗录像片就具体例证了异质性与碎片化等关键的后现代主题。尽管宣称数字化可能为直觉提供新领地是有根据的，但是断言摄影的灭亡似乎尚欠慎重。这一论断依赖一种过于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并忽略了新技术对旧有技能、知识和观看方式的依赖。连续性和科学技术驱动的断裂是并存的。而且，后现代世界以日益增加的互文性为特征，各种借用和混杂都是允许的。

五．研究视觉文化的不同方法

1.经典现实主义文本

（1）.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由一种话语的等级构成。这种等级的顶端是那种宣称适合于现实的话语。

（2）促进了一种认同关系，特别是文本的主人公与文本的读者或观众之间的认同关系。作为受众，我们倾向于与主人公的行动相认同，他在叙事中的观点，经常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我们，将我们纳入叙事流和它们所谓揭示真相的呼吁中。

（3）是封闭的。它不展示关于真理或现实的一系列观念，然后让观众在这些观念之间进行选择。只提供叙事过程中生发的一系列问题或谜团的解决方案。

（4）读者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需接受这个文本，而不是积极地质疑它的前提假设。

2.劳拉·马尔维：男性的凝视

在精神分细的框架内，她探索了观看好莱坞主流类型故事片所产生的视觉愉悦的性别维度。她坚持认为：叙事性电影提供了愉悦的两种主要形式：窥淫和认同。

窥淫指的是自于观看的性愉悦。通过情景或文本进行偷看，“通过观看把另一个人当做性刺激的对象”并从中获得愉悦。

认同：对银幕的注视导致观众与现实在他们面前的东西认同。这种认同过程倾向于打破上面概括的窥淫过程中存在的距离和间隔。自我和影片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

这两个过程是相互缠绕和自相矛盾的。可以通过马尔维的主要关注点——这些过程性别化地本质——加以解释。观看的愉悦分裂为：主动、男性与被动、女性。女性常被定义为叙事本身内部的凝视对象来完成。

批评：过于笼统，关注点是电影如何构建男性观众的立场，而对观众的实际行为、从中得到的具体愉悦稍有设计、有没有女性凝视？

3.福柯：凝视与监视

福柯的基本观点不是惩罚已经莫名其妙地变得不那么野蛮，而是要鉴别惩罚为什么变得很少具有作为一种公共意识的景观色彩，从毁灭人的身体转化为一种审查、分类和监视的程序，这种监视的焦点在于穿越人的身体而作用于灵魂。

现代监狱采用的是全景敞视的机制，将无权无势的犯人建构为一个当权者的凝视目标。惩罚不再是一个奇观，而采取了一个检查或监视的形式。有人认为，当代城市由于它们延伸的监视系统已经变得更像监狱。凝视的权力的观念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被应用；也许，更令人惊奇的应用之一，是对旅游观光的分析。

4.旅游：旅游者的凝视

旅游者的凝视指向那些与通常所遇到的东西不同的富有特色的东西。这意味着给视觉以比通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更大的感受性。因此，这些富有特点的东西被复制在照片、明信片类地东西中。旅游者的凝视是通过符号建立的。

5.后现代主义与后旅游（厄里）

后旅游者“不一定非得离开他的家去看许多旅游凝视的目标不可。特别是借助电视、录像，所有东西都可以立刻被看到、被注意、被比较和被融入背景中”。后旅游进入了游戏。

这种社会变化通过三个大略的进程显示出其特点：首先是我们消费方面的变化；其次是我们身份性质的变化；随后是中产阶级社会群体的发展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

他认同让·波德里亚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符号和图像而非实际物品的时代。这些符号和图像是对一个原型物的复制，但是关于这个原型物到底是什么的观念已经消失。（如迎客松仅存在照片里）。

二，我们的自我意识或认同在当代社会中变化不定。

三，将这些后现代发展与服务阶层的影响联系起来。这些群体“既不拥有资本，也不单独管理资本，因为趣味特别，他们不能被简单地当做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6.瞥视、凝视、扫视和瞟

瞥视：一种权力的特征：某种被隐藏的、因此被神秘化与具有威胁性的东西。（在前现代社会，那时的权力通过神秘之物、通过把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隐藏起来而实施的）

凝视：一种延长了的观看形势。由三个政体组成，一是表征，可以通过某种事物的关键的或有代表性的形式来再现该事物，以传达向所有人开放的真实感。二是复制。三是观看，描述的是一个观看者观看、凝视一个真实而不是复制的风景的可能方式。（视觉的文化的特征也体现在凝视方式的发展）

扫视：扫视与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相关。可以用“监视”“监督”“看管”“检查”来概括。（现代权力关系靠扫视所描述的那种对国民的监视和监督形式来维持的）

瞟：指的是一种瞬间的或迅速的观看形式。

六．现代城市视觉文化

浪荡子。

表面秩序和空间秩序：现代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空间秩序。它包含范围广阔的专门化活动和广泛的劳动分工。（通常在公共地点出现的活动，如儿童教育、消除人类垃圾、惩罚罪犯，现在都已封闭在围墙内的空间中。人们被删选进入分散的空间，就像城市的土地使用变得专门化一样。出现了根据阶级和族性的边线划分的住宅的隔离区。特殊区域发展起来的：工人区、中产阶级郊……还有工业和商业的隔离区。年龄隔离：学院、学校和幼稚园。）

非专注的互动、文明的不在意和常态表象

解读建筑：建筑都体现着职业群体的身份主张和欲望。群体寻求加强他们的特权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建筑的展示。

解读有趣的风景：卫星接收器的争论

解读风景和权力

现代性：社会经验的一种形式。伯曼看来，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双刃性：现代性的那种瓦解传统的变化是激动人心的，但旧由的确实性的丧失又让人恐慌；现代化：社会进程；

现代主义：一套视野和价值观。常用来描述1890到1930年间发展起来的艺术和文化的一系列活动的特征。一个主要特征是在表征方面与现实主义对抗，而且相对注重形式。强调艺术家的作用，同样被强调的还有艺术的政治性。

后现代主义：包含着某些现代的面貌，但是已经为大众传媒或消费增添或开发了更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带有游戏性质，与其他先前的文本相比，它们化解了高雅和通俗文化等的界限。这里的问题是企图用一个笼统的术语总括各种不同形式和风格。当我们考虑作为理念或哲学的后现代主义的性质是，这一就尤其荒谬。一个重要主张是，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不可能。知识是更为局部的、偶然的和相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哲学中常同那些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东西混淆。意义和词和物之间的关系一样是被争夺的。

一些左翼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反理性主义；另些人则强调给了先前边缘人说话的平台、与左翼斗争的平台。

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常与帝国主义互换；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指的是解放殖民地后的时期与形式上的殖民统治的技术。尽管它们形式上独立了，但帝国力量仍然通过军事、政治与经济手段对这些国家（有时被称作“第三世界”）进行持续的控制。新殖民追的特征是大型跨国企业对前殖民地经济的控制，以及前殖民地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出口及大规模制作的商品的进口的依赖。

与此形成对照，后殖民主义理论似乎是一个适用于上述所有理论的术语。因为它至少分析了四个不同的领域：帝国文化；对抗帝国主义的抵抗文化；解殖民地化国家的文化；第一世界大都会与第三世界的文化间的关系。

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如女人是孩子很好的看护着，因为她们是女人。在文化研究中要警惕本质主义，至少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1.假定该所谓的“本质”特征，常常只不过是在生产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偏见——本质主义推理把一系列的基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境遇和利益至上的偏狭的判断强加于另一个社会群体至上；

2.本质主义把一些人和行动描述为“典型的”，这通常包含了大量的过分概括，这种过分概括忽略了一个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差异；

3.随之而来的是本质主义的推断首先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同一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4.当把本质特征的存在看做生物和遗传学的问题时，本质主义教条是最为有害的。

取代本质主义的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

《文化研究导论》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