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允，作为《三国演义》中一位除董贼安汉室，但又因“错估形势，高估自己，低估敌人”的政治误断导致命丧黄泉并加剧汉室衰微、三国纷乱，在三国故事发展的情节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关键人物，然而由于罗贯中先生的小说关于王允的着墨甚少，因而后世学者对小说中王允的研究甚少，系统的研究王允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查阅这些现存的文献发现，研究王允形象的作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李国文、陈海燕、殷小芳、胡娜、王莹雪、彭匈、于涛等人为代表，文献内容主要以批判王允为主，较少甚至没有歌颂王允的所作所为，另一派以康德文、王俊楚、郝虹、钟林斌、刘森、毕岸等人为代表，文章重点在于歌颂王允。两派观点恰好是两个极端，都未能真正从客观角度全面系统地来分析王允的形象，未能真正总结出王允的形象，因而本文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来介绍分析王允的形象并简单对比正史中的王允，分析两者有何异同。

对《三国演义》中王允人物形象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文献资料以及对原著的足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分析出王允在小说中真正的形象。通过深入阅读《三国演义》，参照阅读《三国志》《后汉书》等并结合优秀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提取有关王允人物形象的资料有用信息，通过查阅文献及其他资料进行反复筛选需要的信息点来分析出王允的人物形象，从而进一步完善国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资料中关于王允的资料，找出王允成功及失败的原因并加以总结，从而使人们汲取其成功的经验并反思其失败的教训，在以后的学习及生活中做到扬长避短，真正实现趋利避害，同时借由对比史实中的王允形象，再现史实中的王允形象。

2. 王允在小说中的形象

在罗贯中先生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王允作为大汉王朝的司徒，位列三公，以铲除国贼、匡扶汉室为己任，足智多谋，巧设连环计智杀国贼董卓后，执掌朝廷权柄，然而正当其意气风发之时，却在诛董之后举措失当，进退失据，让天下臣民大失所望，最终导致董贼余部攻陷长安，不仅使自己身首异处，更使在黄巾之乱、董贼专权后趋于衰微的汉王室威信一落千丈，汉王朝彻底名存实亡，汉室中兴的黄粱美梦荡然无存、灰飞烟灭，自己不折不扣地成为压垮汉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后世学者在研究小说人物王允的形象时出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即对王允的评价趋于两极，或全文旨在歌颂王允忠义多谋等，或全文旨在批判王允愚昧无能等。究其原因，发现后世学者对王允的评价多是建立在王允所处的某一阶段，甚至是某一事件中表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而对王允形象的认识往往以一概全，顾此失彼，未能全面而又系统地展现王允在小说中真实形象。那么小说中的王允到底是足智多谋的人，抑或是愚不可及的人？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小说中的王允，需要我们分阶段、分事件来还原小说中大汉司徒王允真实的形象。

2.1. 计除董卓前

2.1.1. 忠君爱国，忧国忧民

王允在《三国演义》中一登场便适逢大汉王朝统治阶层的三大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士人集团)中的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火并，宦官集团被击败，挟持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仓皇北逃，王允身为大汉王朝的三公之一司徒，在局势不清，战火未熄的情况下，追迎圣驾，终于迎上圣驾，皇帝及陈留王一行人狼狈不堪，君臣相见，“君臣皆哭”。王允身为士族集团的代表，同时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领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此时的儒家文化虽早已因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以及朱买臣的诠释而变异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工具，但儒家文化仍保留了许多原始的忧国忧民、仁爱等优秀元素，因而在王允的每一滴血液里都流淌着忠君爱国，重振朝纲，匡济天下的思想，当自己看到皇室衰微、少帝蒙尘，朝政动荡、天下混乱，不经意间流下了忠君爱国的之泪，撒下了无力兼济天下的自责之泪。

2.1.2. 足智多谋，深谋远虑

董卓迎接天子返京后，执掌朝政，但其以外藩入主京师，根基未稳，而其所作所为招致非议，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宫庭，略无忌惮。”后军校尉鲍信拜见司徒王允，“言董卓必有异心，可速除之”，王允以“且容商议”作答，鲍信见王司徒犹豫不定，便引本部人马离京东去。而后王允坐视董卓招降大将军何进兄弟兵马，做大势力，巩固其在京师的地位，滥发淫威，施暴于百姓，欺凌王室，废除少帝，更立献帝，俨然太上皇。后人批评王允应该对此负全责，起码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若不是王允老迈无能，做事犹豫不决，错失斩除国贼的机会，或许董贼不会如此顺利掌握中央权柄，汉家天下也不至于被董贼折腾得如此不堪，汉家天下复兴尚有一线生机，正是由于王允的错失良机导致大汉王朝进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其实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王允当时的作为无疑是非常明智，非常有远见的。首先董卓进军帝都洛阳，是奉当时的大将军何进的旨意，而当时的何进执掌朝政，官至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更是皇帝的亲娘舅，何进的旨意形同皇帝的圣旨，何进身为外戚集团的领袖决定铲除宦官集团，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因而下诏要求距离京师较近的外藩董卓引西凉大军入京协助消灭宦官集团，身为外藩，为了的表现对朝廷的忠心，必须奉召入京，董卓入京在道理上讲是尊奉天子诏令，若杀了董卓，会加剧地方诸侯与中央的离心力，会导致地方诸侯寒心，丧失对中央的信心，势必导致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难出国门。其次，董卓迎驾时，见到少帝和陈留王，“大惊，慌忙下马，拜于道左”，符合人臣之礼，然后“还宫，见何太后，俱各痛哭”，这一哭表示自己对汉室的忠心，回到宫中后，马上“检点宫中”，表示自己对汉室尽责，杀这样一位尽忠尽责的大臣，会寒了天下人的心，寒了忠于大汉臣民的心，杀之无道。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董卓身为凉州刺史，凉州是大汉西部极为重要的地区，民族成分比较混杂，汉人与胡羌杂居，民风剽悍，该笔又盛产战马，因而所带西凉军战斗力奇强，西凉铁骑所向无敌，西凉步兵横扫天下，后来曹操、袁绍兄弟、孙坚、陶谦、刘备等十八路诸侯组成关东联军也没有彻底将其打败，可见西凉军惊人的战斗力。身为司徒的王允想必对西凉军的战斗力早有耳闻，纵使董卓初入京师扎根未稳，京师内外尚有许多其他诸侯的军队，但是一旦火并恐怕西凉军仍旧占据上风，况且其他诸侯尚未联盟，任何单一诸侯的力量都是无法与西凉军匹敌的，此时双方矛盾尚未激化，一旦诛董机会实施，必将激化双方矛盾，与西凉军作战，王允实在没有半点把握，与其造成“鱼死网不破”的可悲结局，不如坐观时事，静观其变，抓住机会一举消灭董贼，匡扶汉室。王允为官数十年，足智多谋，深谋远虑，而鲍信身为后军校尉，是一位军官，缺乏谋略，虽有忠义之气，但无远见，只想逞一时之快，为国除贼，既无谋略，又无对策，不可能获得成功。而王允的远见得到了另一位反董领袖的共鸣，他就是家世显赫，“四世三公”家族袁家的袁绍，袁绍在日后平定幽、冀、并、青四州之地，一统黄河北岸，“天下十分，其四归袁”，袁绍在三国中绝对是一等一的政治高手，否则不可能兼并四州成为天下最大军阀(他的失败不是他的政治谋略低下，而是他遇上了同时代更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他的失败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我们不能一成败论英雄，否认他的智谋)，鲍信在找王允除掉董卓前已经找过当时尚在京城为官的袁绍，袁绍以“朝廷新定，未可轻动”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实则也是看穿了这一提议的不切实际性。

2.1.3. 四两拨千斤，冷静更变通

董卓入京后为了提高威望，接受下属李儒的建议准备废少帝而改立聪慧的陈留王(还有因为抚养陈留王的太皇太后姓董，董卓自认为自己和她是本家，内心因而更加亲近陈留王)，于是董卓设宴宴请群臣，议论废立之事，董卓凭借军威。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座中丁原、卢植反对，董卓大怒，拔剑欲杀。司徒王允轻描淡写一句：“废立之事，不可酒后相商，另日再议。”说得董卓无话可说，连消带打化解了一场危机，于是百官皆散。休要小看了这一柔软的态度，相比一味硬拼的武夫，或者动辄拍案的愕愕之士，他更多了几分冷静。往往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需要的恰恰是理智。一句“另日再议”，便能浇熄火焰，为事情的转圜赢得时间，同时也保护了一批忠于汉室的臣僚，不至于马上与董卓激化矛盾，过早暴露目标，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水平。要知道那时王允虽然贵为司徒，但手上并无一兵一卒，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乱世，王允在这场斗争中也表现出了毫不逊色于军阀实力的政治手腕。最终董卓还是废了汉少帝改立了汉献帝，而身为大汉司徒的王允在这场废立过程中并没有做过什么过激行为。后世有学者批评王允在董卓废立上态度比较暧昧，没有尽一个忠臣的职责极力反对董卓，甚至是默许董卓的废立皇帝行为，这在当时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深入人心的时代，王允默许董卓废长立幼、废嫡立庶的做法，是很难符合作为一个忠臣的标准的。其实深读《三国演义》你会发现王允冷静、暧昧甚至是默许的态度下面有很深层次的原因。王允一生服务过四代帝王，汉桓帝、灵帝、少帝、献帝，身为臣子的王允对大汉王朝忠心耿耿，对皇帝也是一心一意的，当然对灵帝的继承人也是忠心耿耿的，然而虽说是少帝直接继承了灵帝的皇位，但是从灵帝的内心来讲，灵帝是想把皇位直接传给献帝的，小说中写到“董太后尝劝帝立皇子协为太子，帝亦偏爱协，欲立之”，灵帝是欲立陈留王刘协的，只是计划没有完成，突然驾崩，何进抢先一步迎力刘辩为帝，从本质上来说，少帝的帝位是不合先帝意愿的，王允对少帝的帝位的正当性是存疑的。同时何进以及何太后是屠户人家，行为比较粗暴，何太后曾经“鸩死王美人，设心嫉妒”，并且赶走灵帝的生母，何进更是“鸩杀董后于河间驿庭”，王允深知何太后难以母仪天下，为天下女子表率，何大将军更是粗暴无德，身为儒家文化熏陶的王允认为何太后行为不符合“仁”的定义，在那个讲究出身、仁孝的时代，王允内心深处对何太后的行为是充满不满情绪的，对少帝是否遗传他母亲的野蛮基因是存疑的。因而改立陈留王，一方面满足了封建知识分子讲求的“母以子贵、出身名门”的条件，王美人出身名门，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同时刘协又是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形同嫡孙，血统高贵。更重要的是汉少帝刘协过于懦弱、胆小，在何进集团与宦官集团火并过程前后，少帝表现得极其孱弱，“哭”、“帝不敢应”、“皆哭”、董卓迎驾“百官失色，帝亦大惊”、“帝战栗不能言”、“帝后皆哭”，丝毫没有分寸，在大汉王朝大厦将倾之际，这样的君王难以挽救即将分崩离析的王朝命运的，而陈留王刘协虽然年幼，但在陪伴皇兄过程中表现得机智过人十分得体，北逃过程中正确地指出不能长久呆在草莽之中“须别寻活路”，到了庄院，庄主文化，少帝不敢回答，唯有陈留王回答：“此是当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乱，逃难到此。吾乃皇弟陈留王也。”等到董卓迎驾，天子惊魂难定，而陈留王与董卓对答如流，甚至“以言抚慰董卓”，“卓暗奇之，已怀废立之心”。董卓是个军阀，大老粗一个，尚且知道陈留王有人君之才，少帝无能，何况是足智多谋的司徒王允，与其让大汉王朝在少帝手中继续败坏，不如默认董卓改立陈留王，或许以陈留王能够给大汉王朝中兴的机会，与其死抱着忠于帝位充满疑虑的无能旧主，眼睁睁地看着大汉四百年的江山毁于一旦，不如效忠血统高贵，才德兼备的新主，给大汉王朝的中兴留一线希望。况且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刘辩、刘协都是高皇帝刘邦的后裔，忠于刘协也是忠于皇帝，忠于刘协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忠于大汉，忠君爱国兼而有之，何乐不为。从后来献帝的所作所为来看，献帝的确并非庸碌之辈，确有才德，只是适逢乱世，又被各大军阀轮番挟制为傀儡，一身才能无力施展，他的谥号是篡夺他江山的曹魏的皇帝给的，应该说不会故意给美谥的，但是“献”的意思并非是说他把江山献给了曹魏而被谥为“献”，根据我国古代的谥号原则“聪明睿智曰献”，可见王允默认董卓立陈留王为帝是正确的，是对大汉王朝有益的。同时不要忘了，当时董卓已经收编何进的禁军，夺取了并州刺史丁原的军队，并且收降了三国第一猛将吕奉先，实力大增，朝廷内外没有谁有实力与之抗衡，任何反对他的力量都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与其毫无意义的反对，不如表面归附。王允为了放松董卓对他的戒备，为日后除贼，不得不暂时趋奉董卓，赢取信任，日后王允巧设连环计得以除贼可以看出当时的王允有多么的高瞻远瞩。

2.1.4. 老奸巨猾，阴狠毒辣

在《谋董贼孟德献刀》这一回，王允收到袁绍一封密函，袁绍信中说：“卓贼欺天废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听闻，岂报国效忠之臣哉？绍今集兵练卒，欲扫清王室，未敢轻动。公若有心，当乘间图之。如有驱使，即当奉命。”袁绍打开空头支票，摆明就是挑唆王允与董卓火并，因为袁绍逃到冀州已和董卓公开决裂，就算王允没有驱使，袁绍也要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迟早要和董卓决一死战的，而且王允行动基本限于洛阳城中，袁绍在客观上不存在入京为王允所用的条件，实际上这封信就是给王允进行许诺，表明自己作为王允的盟友会给他做强大的后援，其实就是袁绍想借刀杀人，也符合袁家的一贯作风。当然，王允是只在政坛上打滚了几十年的老狐狸，老谋深算，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但若董卓真的死了，从公来讲大汉王朝就有挽救的机会，汉家天下或许还有中兴的机会；从私来讲，董卓一死，在朝廷之上，只有王允能够镇住群臣，那王允就有出头之日，所以小动作该做还必须要做。王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暗杀，这其实是当时现实条件下无奈下的选择：京城之中，并不存在能和董卓相抗衡的力量，因此除了期待袁绍等人在军事上打垮董卓之外，采取直接针对董卓卓本人“斩首行动”成了王允唯一主动的选择，而王允选择的此刻曹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曹操出身官宦之家，虽不是豪门权贵，但是身为骁骑校尉，但也有一定的实力，可以被门阀视为自己人；其次，曹操和袁绍一样是青年军官，而且过从甚密，两人在何进十常侍之乱中配合无间，诛尽宦官，立下不世之功，然而这份本可让他堂堂正正，以被士人、百姓认可，符合封建正统观念的方式平步青云，却随着董卓进京，少帝被废而化为乌有，只能屈身侍贼，以士人、百姓不耻的方式换取官位，曹操心中焉能不恨董卓？况且曹操此时因为累世为汉臣，享受汉恩的原因，内心仍然眷怀汉帝国，年轻时的目标仅仅是为帮助大汉平定西部胡羌之乱，建功立业，曹操晚年所做《述志令》，“题墓道言‘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表达了他的年轻时的追求。最后，曹操本人是个文武兼备之人，又已经骗取董卓的信任，有接近董卓的机会，所以，综合来看曹操实在是刺杀董贼的不二人选，而王允选择曹操的过程也颇值得玩味：先是以寿宴为名，召集一班大臣吃吃喝喝，然后酒行数巡，王允突然掩面大哭，一番惺惺作态之后，“于是众官皆哭”。大家徒做楚囚相对，悲悲戚戚好不难过。值得注意的是王允设宴是“设宴后堂”，为什么不是前堂，因为前堂容易被监听，而后堂较为私人不易被监听，可以看出王允十分谨慎，同时“公卿皆至”，彰显了王司徒的政治影响力。王允表明设宴的目的后，所以大臣都哭了，虽然这暴露了大臣的无能，同时也可以看出董卓不得人心以及人心思汉，更进一步看出王允对所来之人的了解程度，要知道如果其中一人向董卓告密，王允必然死无全尸，可见王司徒心思的缜密。正当王司徒等一行人痛哭之时，曹操挺身而出，讥笑朝臣的无能，司徒假意怒斥，实则在试探曹操，出于谨慎，“避席”问曹操计谋，曹操道出借七星刀杀董卓的计划，王允“遂亲自酌酒奉操。操沥酒设誓，允随取宝刀与之”，而不问曹操杀董后如何脱身。王允的先怒后恭，一副拉拢刺客为自己效命而不顾惜他人性命的政客丑恶嘴脸。但仔细研究小说又可以发现这时曹操的出现其实是很突兀的，曹操作为骁骑校尉，也就是一个中级军官，而他的顶头上司大将军何进新亡，何德何能竟然能出现在三公之一的司徒王允府上的高官公卿宴会?只有一个解释：王允特意安排邀请他来，而以曹操的精明，当然对王允的意图了如指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刺杀董卓的行动就这么开始了，可以想见，就算曹操能成功刺杀董卓，最后的受益人也非王允莫属，后来吕布杀了董卓后的朝廷格局可以验证，而曹操除非能侥幸躲过吕布等人的报复和可能出现的王允的清算，否则怕是没命享受荣华富贵，而就算曹操失手被擒，王允怕是也早就计划将自己推个一干二净，从后来曹操失败宝刀落入董卓手中却没有查出刀出自王府以及王允和曹操的交往可以证明。所以说，这其实仍然是一个借刀杀人的计谋，王允想用曹操这把刀杀掉董卓，至于曹操的死活，王司徒根本不记在心上，这手段和袁绍如出一辙，甚至于他俩犯得错误也惊人地相似：袁绍低估王允，王允则低估了曹操，曹操有权谋，多机变，没有鲁莽行事，在发现可能暴露目标后，立刻改变机会骑上吕布良马，立刻逃出京城，返回故乡，拉起军队，成为后来独行天下的头号大军阀。这次暗杀董卓，王允的七星宝刀打了水漂，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这是第一次王允希望除掉董卓的计划，小试牛刀，展现出其过硬的政治水平，和不择手段的政客嘴脸。

2.2. 虚伪残忍，精明过人

曹孟德献刀谋董卓事败而逃后，关东联军也只是形成三英战吕布且战且走的局面。等到董卓迁都长安，联军内部自相残杀，忙于内斗，无力西征后，董卓更加骄横，自号“尚父”，俨然以天子父辈自居，残暴嗜杀，百官尽皆震怖。王允明白，对于内部强敌，外援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暗杀也不一定完成任务，只可智取。于是王允设下一条神鬼难料的堪称经典之作的连环计。

连环计，顾名思义，一计之中又有另一计，但核心实际是以美人计为媒介的离间计，最终目的当然是借吕布之刀斩掉董卓之首。

当十八路诸侯共诛老贼董卓未果解体后，军事上击败董卓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董卓稳坐朝堂，更加暴行逆试，欺凌王室，欲行篡位，“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面对如此情况作为朝廷重臣的王允“坐不安席”、“仰天垂泪”，忧国忧民却无力澄清宇内因而自责。当王允一筹莫展之时，发现府中歌伎貂蝉在牡丹亭长吁短叹时立刻冷酷地喝道：“贱人将有私情耶？”斥她为贱人，可见王允是一个封建等级观念和男权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的代表，在他的思维逻辑中女人是贱人，贱人是不能有私情的他试图想泯灭青春女子所应该有的自然情愫把她们完全变成无情无欲的尤物。当得王允了解貂蝉心意后得知貂蝉是关心他，想报答王允恩情，对貂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呵斥变成“到阁中”，“尽叱出妇妾，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泪如泉涌”，合盘脱出连环计如此郑重其事，目的就是想告诉貂蝉让貂蝉舍弃贞操，为国赴命，且此事性命悠关。正是有这里王允的眼泪与下拜，才有了后面貂蝉以身饲虎的薄天义举。然后王允表面上发出“事若泄漏，我灭门矣”的感叹，实则是逼貂蝉承诺“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就算失败也要保全自家性命与利益，全然不顾貂蝉的死活，一副王允权谋虚伪的老狐狸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在王允的内心深处他对貂蝉更多的是利用和贱视，貂蝉仅仅是其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以王允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一个年方二八的少女，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况且在封建时代，贞洁和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根深蒂固，成为社会衡量女人品质的非常重要的标准，纵然貂蝉是为了大义而失去贞洁的恐怕在王允的内心深处对貂蝉的不贞洁也是存在深深鄙视的，而他却为了使貂蝉安心完成任务，多次叩拜，“拜谢”，与董卓做事鲁莽，但性情豁达的国贼想比，王允这样一个封建分子显得多么地虚伪，多么地道貌岸然。同时貂蝉如此深明大义，为国赴难除了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恩情，另一方面也在于“允以亲女待之”，出身贫寒缺少教育的歌伎绝不具备如此的觉悟素养，因而对于貂蝉的举动，只可能是因为王允的长期培养，这也间接说明了王允的连环计绝非灵光一现，而是蓄谋已久，只是在等时机，在等观察到貂蝉彻底进入王允预设的轨道。

貂蝉的深明大义是连环计的第一步，但至为关键的一步是离间董卓、吕布父子的关系。王允本人自然是幕后总指挥，台前表演的是大明星貂蝉。二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照理来说一块肥肉要拴住董卓、吕布这一狼一虎，这种凡人看来觉无可能的事情，却被他做到了。王允先对吕布是恭迎吕布并夸他“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然后故意派貂蝉引诱吕布，并许诺赠与吕布，使吕布大为感激，拉近关系；后又主动向董卓示好，邀请到府中饮酒，夸耀董卓，对董卓说他夜观天象，汉家气数已尽，由董太师继位，“正合天心人意”，又派貂蝉色诱董卓并赠与董卓，以赢得信任。真可谓“见人讲话，见鬼打卦”，极尽阿谈奉承之能事，足见权谋机变，老奸巨滑。一女许二夫，一马配二鞍，王允敢于不按牌理出牌，是他拿准了普天下男人的弱点。但凡世上男子，少有能抗拒美色的，何况是绝色。果然，吕布的表现是“欣喜无限”，董卓则赞曰：“真神仙中人也！”王允懂得，男人一旦对美女怦然心动，接下来必然会一桩接一桩地干蠢事。虽然董卓的谋士李儒几乎识破连环计，但是貂蝉深受王允的栽培与指点，巧言化解了危机，且故意“衣不解带，曲意逢迎”侍奉董卓，赢取欢心，并当董卓欲将她送给吕布时“掣壁间宝剑欲自刎”以表忠心，同时又多次在吕布面前扮演思念吕布，深受董卓折磨之苦，时不时激下吕布，刺痛他身为大丈夫的尊严，极力挑唆父子关系。当董卓凤仪亭投戟杀布未果后，王允敏锐地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找到吕布恰到好处地装聋卖傻、故作惊诧、加油添醋、点火煽情，加剧吕布董卓之间的矛盾。首先强调“太师淫吾之女，笑允与将军耳”，形同将自己和吕布划入统一战线，让吕布产生亲切感;然后王允一句“可惜将军英雄盖世，亦受此侮辱也”就是很明显的挑拨离间，终于激得吕布勃然大怒，扬言杀贼之际，王允却突然转说“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故意反激吕布，然后又顺水推舟地夸奖：“以将军之才，诚非盖太师所可限制。”无意间就把个人仇恨上升到个人前途利益之上，更加坚定吕布的杀董之心；接着讲掷戟之事，为吕布杀父扫清最后那一丝心理障碍，在眼见吕布决心已定，立刻将给吕布戴高帽“将军若扶汉室，乃忠臣也，青史传名，流芳百世”不谈私人恩怨，却说国家大义，如此国仇家恨，自许英雄的吕布非杀董卓不可。整个挑拨离间过程，王允条理清晰，脉络有序，对吕布的心理活动了解得一清二楚。成功拉拢吕布入伙后，王允深知夜长梦多的道理，立刻召集同伙仆射士孙瑞、司隶校尉黄琬商议诛董大计，并且立刻执行，其中又成功拉拢董卓属下李肃，假借天子禅位之计，引诱董卓离开自己的巢穴郿坞，李肃不辱使命，多次破解将不吉之兆曲解给董卓为吉兆，放松董卓的警惕性，王允等一举在殿门外诛杀国贼董卓，在此过程中，王允正确接受同僚的建议，并且立刻展开行动，同时让李肃去骗董卓出穴斩杀国贼，王允从善如流，干净利落，知人善任，是其快、狠、准地完成任务的关键。

2.3. 计除董卓后

2.3.1. 心胸狭小，贪权慕名顽固不化，腐朽世俗

诛杀董卓后，接连犯下政治错误，为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第一件是董卓死后，官民皆喜，但蔡邕情不自禁地哭了下，王允大怒，不顾太傅马日磾等人的劝阻执意缢杀蔡邕，“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大失人心。而王允杀蔡邕的理由也颇值得玩味，首先王允认为蔡邕哭董卓是为对大汉王朝的不忠，是对董卓的眷恋，但是我们推敲来看，蔡邕只是个性情中人，董卓对其有知遇之恩，因而面对董卓之死，一时真情流露，但是也向王允表达“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希望得到王允的谅解，并主动求刑，虽然蔡邕做法不对，但罪不至死，杀王允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王允身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蔡邕名扬四海，才高八斗，想必王允早已妒火中烧，早就想除之而后快了；其次，王允曾经委身侍贼，为了辩白，杀了同样曾经侍奉董卓的蔡邕，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为重要的是，王允除贼后，居功自傲，同时也为了“杀一儆百”，控制朝政，故而杀人立威。王允刚诛灭了董卓，正需要整理朝纲，肃清余部势力，使朝廷中曾和董卓亲近的士人们有所警觉，迅速地与之划清界限、分清立场，作为董卓十分重视和青睐的人物，蔡邕为一声叹息而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实际上是王允借他的声誉和在朝中的地位来满足树立个人权威的需要。但是王允这样做其实是大失其策，这样做暴露了王允的气量狭小，固执己见，贪恋权位，爱慕虚荣的弱点，也正是王允的失策杀了蔡邕，为日后西凉军团入京找到了借口。王允杀蔡邕的另一个借口是反对蔡邕编写汉史，认为“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蔡邕若像司马迁那样忠实地记录历史必然会令幼小的皇上遭受到诽谤和诬蔑，还会使他们这些大臣蒙受批评和指责。由此我们看出王允杀蔡邕实际上是在维护封建士大夫阶层声誉，遵从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的原则，维护天子威严，再次展现了王允作为世俗士人以及皇权卫士的腐朽观念。

2.3.2. 胸无远略，斤斤计较私心作祟，自以为是

如果说杀蔡邕只是寒了天下臣民的心，那么逼反董卓余部就是自取死路。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王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不接受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赦免的请求，并表示“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本已打算作鸟兽散、甚至可以被收编收归己用的西凉军被逼造反，直扑长安。王允应该明白当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皇权已经名存实亡，军政大权不在皇帝手中，尤其是军权掌握在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集团手中，都城长安防御薄弱，精兵良将几乎无有在这种形势下，王允除董贼之后，应团结朝中文武，拉拢董卓悍将李傕郭汜，收编西凉劲旅，以巩固胜利成果进而重振朝纲，一匡天下，但是王允逼反西凉军团，使得东汉王朝能够暂时稳定的唯一的机会都放过了。王允夺权后，骄横无人，年老昏聩，没能看出天下大势。在西凉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王允竟然派出了有勇无谋的吕布为帅迎击西凉军，而不是派遣有勇有谋，忠于朝廷的西凉另一员统帅皇甫嵩领兵拒敌，这是王允私心作祟的表现，吕布得到貂蝉，貂蝉形同自己的养女，吕布就是自己的女婿，就是自己人，军权怎么可以交给外人呢？别且没有能充分认识西凉军的厉害，以为不堪一击，太过轻敌。结果很快吕布被打败，长安被围，没想到自以为杀了蔡邕已经除尽董卓余部，朝中臣僚全是自己人时，“董卓余党李蒙、王方在城中为贼内应，偷开城门”，西凉军一哄而入，朝廷军大败，王允自以为是，以为除尽董卓余党，没想到在他的眼皮底下还是有董卓余党，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悲可叹！

2.4. 命悬一线时心怀天下，临危不惧气节高尚，忠肝义胆

长安城破之际，吕布多次邀请王允一起出逃，但是王允都拒绝了，只希望吕布“为我谢关东诸公，努力以国家为念！”王允不畏死亡，慷慨赴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念兹在兹的是“以国家为念”，可谓是王允一生从政的座右铭，是掷地有声的忠臣、政治家的遗言。王允的国家观，自然主要指君王朝廷，但面对当时皇帝幼小、朝臣几空的现实，他竭力实现君主虽无为，贤臣要有为、要讲气节的政治主张，全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畅达，无疑是进步的、正确的。王允坚持留在长安，同时也是为了保护皇帝，西凉军首领与皇帝的对话看似天子占优势，但实际上占上锋的依旧是手握重兵西凉将领，一旦找不到王允来泄愤，郭李二人势必督军猛攻，乱军之中必然危及天子性命，闹不好就会玉石俱焚，早对形势了然于胸的王允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事实上王允对自己必死的结局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也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即便他知道天子不忍出卖他，他依旧要站出来。在西凉军将领责问王允为何杀董卓、为何不赦免自己时，王允没有屈膝求饶，百般辩驳，推卸责任，而是不卑不亢，大骂董卓，激怒叛军，从容赴死。

3. 史料中的王允形象

王允作为小说三国故事情节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存在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南朝刘烨的《后汉书》对王允的事迹都有文字记载，王允在小中的事件及形象基本与正史吻合，这正是符合罗贯中先生描写三国人物事件“三分真七分虚”中的“三分真”标准。但小说中只讲了王允后半生的事迹，对其前半生的事迹未有文字描写，而正史却补足了这个时期王允的事迹，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王允一生的事迹，呈现真实而又完整的一生形象。那么前半生的王允形象是否与后半生的有没有区别呢？正史中王允后半生人物形象又与小说中有何细微差别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3.1. 史料中的王允与小说中王允形象有何差异

3.1.1. 忍辱负重，治国干才小人得志，反复无常清正廉洁，大公无私

正史与小说中的有关王允后半生的事迹及形象基本吻合，在这里无须太多着墨，简单指出其中的个别差异即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以简略著称，对王允的文字记载不多，主要也是记载了王允诛董前后的事件，和小说中记载比较吻合，只是小说把《三国志》中提到到的吕布与董卓女侍有染，董卓脾气暴躁，“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改变成了王允所施的连环计。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王允是汉王朝的忠臣，但是远略不足以致身死，这一形象与小说中的十分吻合。而陈烨的《后汉书》则有《陈王列传》大篇幅来介绍王允的一生，根据其中对王允后半生的记录来看，大体与小说中的形象吻合但又有些微小的区别。书中记载，董卓入主京师后，王允对董卓表面上“矫情屈意，每相承附”，暗地里利用自己的权位，做了许多有利于政局保护朝廷的工作，将忠于朝廷的官员联络起来，“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这对减轻董卓暴行所带来的破坏和混乱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西迁长安之处，董卓仍旧留在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董卓对王允也“不生乖疑”，侧面表现出他稳健干练的行政治国之才。发现董卓谋逆之心设计除董后，陶醉于胜利之中，“自谓无复患难”，脾气大长，听不进他人的正确意见，错误划分敌我关系，自认为关东诸侯是其盟友，不信任西凉忠于朝廷将领皇甫嵩接管西凉军，面对如何处置西凉军，态度不够坚定，多次改弦更张，“初议赦卓部曲”，“既而疑”，反复无常，终于逼反西凉军。值得一提的是，王允为官清正廉洁，亦颇为突出。当董卓初入长安，录入关之功，“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时，王允毫无所动，“固让不受”，表现出不贪富贵的恬淡精神，只是当尚书仆射士孙瑞提醒他“独崇高节”，会被董卓“狐疑”，才勉强接受了二千户食邑的封赏，后把三千户食邑和温侯爵位赏给吕布，用作诛董卓的报偿。

3.1.2. 王佐之才，无畏权贵文武兼备，正气浩然

《后汉书》同时记录了小说中没有的王允前半生的事迹，王允“少好大节”，被太学领袖赞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少年时更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言。郡里小吏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王允对贪婪横暴的官吏恨之入骨，不惧怕小吏后台，同时违背上司意愿，坚决反对其用人行为，为此险些丧命。王允不仅有政治才干，也颇具军事才能，黄巾贼叛乱后，“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俨然大汉名将。得知十常侍之一张让的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忠于朝廷，依然揭发张让，“竟不能罪之”，反而使自己深陷牢狱，险些被杀。王允一身正气，当有人好意劝其自尽以免遭受奸臣谋害之时，王宇坚决不从，表示“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

4. 结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时期英雄辈出，王允也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无论是《三国演义》中的王允乃至正史中王允呈现给大众的形象都是趋于一致的。王允的形象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的，丰富多彩的，他既有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也有人性中阴暗的一面。正如每个人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性格一样，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中会呈现出多种性格，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性格。王允虽然有着老奸巨猾，心狠毒辣，气量狭小等诸多缺点，但瑕不掩瑜，王允形象的主流部分仍然是正面的，一言而蔽之，王允是个形象复杂的正面人物。我们不能以王允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纵然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优秀政治家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深邃目光、宽广胸怀，他根本不具备，所以根本不可能中兴汉室，但他却是位成功的谋略家，成功除掉了国贼，在任期间也是尽心尽力为天下做事。王允一生为国，清正廉洁，忧国忧民，至死不休的高尚情操，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是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旧值是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全面而又客观地评价人物形象。

王允形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