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印度文豪泰戈尔在《力量蕴藏在历史之中》的演说里强调：”假如我们抹煞自己的历史，那就无异于自杀．”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谈到了历史的问题．他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据”这句话，出自唐代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首诗作于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是一首劝学诗。符是韩愈的儿子，城南是韩愈的住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而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一句所表达的含义是，人要知晓历史，否则就和禽兽牛马没什么两样了。韩愈的这句诗源于《孟子?股文公上》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思就是说：人所以为人，与禽兽不同，吃饱、穿暖、住得舒适如不给以道德教化，就和禽兽相近了。韩愈取孟子的话，目的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教育他的儿子。而毛泽东借用韩愈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重视学习历史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强调学习历史，是有特定背景的。

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投入到抗战中来。而加强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认同感，动员广大的民众和社会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学习中国历史还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6年间，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来领导中国革命，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期间“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使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再次出现。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指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贯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精神，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致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了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不利于党的团结。它表明教条主义、洋八股在党内仍然有市场，仍然没有去除掉。因此，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势在必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开展一场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又要学习中国历史的学习运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在党内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历史。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呢？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而运用民族形式就涉及到学习中国历史的问题，对此，他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讲这番话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修养有密切关系。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学习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是他的一门必修课，其用工之深，运用之自如，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从中国革命的历程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智慧和哲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毛泽东在党内号召学习历史，要求共产党人承继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目的就是将这些智慧和哲理提炼出来加以运用，同时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注意自己的国情。在这个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得到党内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在表示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却又提出几点要“注意” 的问题，声称：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繁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 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王明讲这番话的针对性是明显的，透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疑。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讲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此后又多次谈及在党员和干部中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问题。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提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现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针对党内存在的认真研究历史的空气不浓厚，许多党员的心目中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史还是漆黑一团，一些党内的学者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的种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强调，采取这种学习历史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其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成为延安整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延安的历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等学术性团体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完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党内由此形成的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气氛，对于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里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幅标语，看了感慨万千。说明在当前社会，毛泽东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

应该说，能做靠自己把江山打下来的开国领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必然有独特之处。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既是一个冷静的革命家，也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还是一个没打过枪的军事家，他更是一个知识丰富、观点独特的思想家！

那么，毛主席的思想和智慧从何而来呢？思想的源泉在哪里？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影响当年、当代、未来的伟大思想家呢？给我们现在的读书活动又有什么启示呢？他的思想之所以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除了主席一生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之外，也和他博览群书、认真向书本学习分不开。他在浩如烟海的书本中主要汲取了这样三方面的营养：

一是从马列著作中取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源流。在中国革命之路的探索过程中，他和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尊苏俄为师。无数事实证明，借鉴往往是探索的开始，革命如此，建设也是。

二是向中国传统文化讨教。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流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他又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终其一生，毛主席手不释卷，读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书籍。影响他的思想的主要有：

儒家文化。毛泽东最早接受的是中国相对传统的儒家思想。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这些读物入门，随后读“四书”、“五经”。我曾经看过大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史料，感悟到毛泽东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有理有节，一切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出发。既接受指导，又坚持独立。毛泽东早年还曾受过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等倡导的“实学”的影响，这种“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的倾向，对以后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认识路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历史知识。他对历史的兴趣是从读了《左传》开始的。终身研究历史没变，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无论是大至中国革命的战略，小至对某件小事的处理，甚至是和同事们的谈话，教育下一代，毛泽东都能在历史中得到教益。毛泽东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到一地，他都要找当地的史志阅读，与他的调查研究结合，从而在最大限度上获取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金华日报有一张看家照片，就是毛泽东在视察金华时，兴致勃勃地在工人宿舍阅读《金华日报》。彭德怀曾感叹地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对主席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起了很好的帮助。他的诗，特别是他的词，我始终认为，是宋以来第一人，集中表现在他的《沁园春·雪》上，那气势和用词，千古绝唱！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对他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发挥了一个好作用。毛泽东丰富的历史知识，让他和许多历史学家成了朋友，对他的事业帮助不少。因此，可以看出，一个领导干部研究学问的重要：可以开阔视野，可以结交知音，可以获得尊重……一句话，是有大益而无小害的。

三是在外来文化中求知。毛泽东年轻时就接触了一些外来文化。在红军长征时期，他有意识地向外来文化学习，对外来文化比较关注。当时，毛泽东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经常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宿营，这两人都是留学回来的“洋包子”。他们一起谈文学、谈爱情。一直到临近逝世，他还要阅读日本新上任首相三木的材料。

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