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人物谈

屈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读《史记•屈原列传》有这样一场：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馋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此场景让师生大惑不解。面对街头里巷，长舌妇式的诲言，作为一个掌控天下的君王，怎么就如此耿耿于怀呢? "宰相肚里还撑船"呢，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器量是不是显得太过狭小?而且，你生气、愤怒也就罢了，何以还"怒而疏屈平"呢?

乍读之下，还真为怀玉鼠肚鸡肠，不能容人而不平，可是细读史书，发觉其中竟有着道不清的历史因缘。

据《管子•明法解》记载"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独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制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

将"不从臣出"的"法政"委托臣下，虽然显示了君主对臣子的高度信任，但这种关系也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这便揭示了楚怀王最脆弱的一个心理环节。

无独有偶。《吕氏春秋•去有》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荆成王(楚怀王之父)学书于沈尹华，昭董恶之。成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董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董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细人之言不可不察"，可楚怀王非但不"参验以考实"，反而深信不疑。所以屈原的被疏远、被流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上官大夫的诲言，毫不费力地击垮了屈原。可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屈原呢?这里先得从屈原的"造为宪令"说起。屈原曾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强调他对百姓生活状况的担忧。《离骚》"长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气《哀邹》"民离散而相失";《抽思》"览民尤以自镇"。而令屈原忧虑的根摞或许正是"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那么当时的众人(统治阶级)在贪婪地"求索"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典籍中发现事实的真相。

《国语•楚语》载"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赢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瑾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战国策•楚策三》载苏子对楚王说"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

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盘剥百姓，让屈原这位人民诗人"黯然至于泣下"，及至"造为宪令"，便不能不在这方面对统治阶级进行制约，故有"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而遭众人中伤嫉妒，才有了诲言中伤事!

楚怀王：我不是昏君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最后却因怀王听信诲言而被疏远，被流放。忠君爱国之人不容于国，奸邪诲住之人却窃居高位。故后世学者评价怀玉，便大加挝伐。

其实，结合怀王的生平事迹来看，这种评判是有失公允的。首先，怀王还是能重用贤能之臣屈原的让他修订"不从臣出"的"法政"，而且"王甚任之"; 另外，他还担任过六国的首领。《史记•楚世家》记"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后来，被秦所骗而拘于秦，这期间，秦以之为人质，要求楚割让巫、黔中等土地，他宁死也不答应，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这一切，使得楚怀王还是深受楚人爱戴的。

《战国策•秦策一》就说"今楚明主也"，连屈原也在《招魂》中说"主此盛德"，还认为以此有盛德者为君，不幸为俗所牵累，遭了芜秽。基至在他死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 后项梁起义，仍在利用他的影响力"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玉，从民所望也。"（《史记•项羽本纪》）

尽管如此，楚怀王的缺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评价时，我们应作出准确的定位。《管子•任法》上说"故圣君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 然故令往而民从之。失君则不然。立法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牵其主。彼幸而得之也，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怨产，此失君之所慎也。"

这段话恰是楚怀王最鲜明的写照。他先是高度信任屈原，使之"造为宪令"，尔后又出尔反尔，乍读之下，还真为怀玉鼠肚鸡肠，不能容人而不平，可是细读史书，发觉其中竟有着道不清的历史因缘。

据《管子•明法解》记载"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独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制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

将"不从臣出"的"法政"委托臣下，虽然显示了君主对臣子的高度信任，但这种关系也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这便揭示了楚怀王最脆弱的一个心理环节。

无独有偶。《吕氏春秋•去有》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荆成王(楚怀王之父)学书于沈尹华，昭董恶之。成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董谓威王曰：

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董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细人之言不可不察"，可楚怀王非但不"参验以考实"，反而深信不疑。所以屈原的被疏远、被流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上官大夫的诲言，毫不费力地击垮了屈原。可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屈原呢?这里先得从屈原的"造为宪令"说起。屈原曾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强调他对百姓生活状况的担忧。《离骚》"长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气《哀邹》"民离散而相失";《抽思》"览民尤以自镇"。而令屈原忧虑的根摞或许正是"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那么当时的众人(统治阶级)在贪婪地"求索"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典籍中发现事实的真相。

《国语•楚语》载"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 赢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瑾相望，盗贼司目， 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 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战国策•楚策三》载苏子对楚王说"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

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盘剥百姓，让屈原这位人民诗人"黯然至于泣下"，及至"造为宪令"，便不能不在这方面对统治阶级进行制约，故有"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而遭众人中伤嫉妒，才有了诲言中伤事! 楚怀王：我不是昏君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最后却因怀王听信诲言而被疏远，被流放。忠君爱国之人不容于国，奸邪诲住之人却窃居高位。故后世学者评价怀玉，便大加挝伐。

其实，结合怀王的生平事迹来看，这种评判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怀王还是能重用贤能之臣屈原的让他修订"不从臣出"的"法政"，而且"王甚任之"; 另外，他还担任过六国的首领。《史记•楚世家》记"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后来，被秦所骗而拘于秦，这期间，秦以之为人质，要求楚割让巫、黔中等土地，他宁死也不答应，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一切，使得楚怀王还是深受楚人爱戴的。

《战国策•秦策一》就说"今楚明主也"，连屈原也 在《招魂》中说"主此盛德"，还认为以此有盛德者为君，不幸为俗所牵累，遭了芜秽。基至在他死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 后项梁起义，仍在利用他的影响力"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玉，从民所望也。"（《史记•项羽本纪》）

尽管如此，楚怀王的缺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评价时，我们应作出准确的定位。《管子•任法》上说"故圣君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 然故令往而民从之。失君则不然。立法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牵其主。彼幸而得之也，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怨产，此失君之所慎也。"

这段话恰是楚怀王最鲜明的写照。他先是高度信任屈原，使之"造为宪令"，尔后又出尔反尔，以致屈原都感叹"后悔遁而又有他"，"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反既有此他志"（《抽思》）。可见， 楚怀王是一个典型的"失君"。

而且，楚怀王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傲跋扈，自高自大。贾谊的《新书•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件楚怀王一手炮制的荒唐事情。

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玉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五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掺乘。周召毕陈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竟然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战争。如此骄傲自大，实在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不过，对于这样一位受民拥戴而又出尔反尔、骄傲自大的君王，屈原还是怀有深厚感情的!

渔父：我思故我在

《屈原列传》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此渔父是否真有其人，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洪兴祖便以为此随父并不存在，而只是屈原"假设问答以寄意"（《楚辞补注》）。吴景旭也持此说"古来三温父，一出《庄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记》。其皆洗洋迷幻，感愤胶葛，因托为其 辞以寄意焉，岂必真有其人哉? "吗人为"温父"这一形象，不过是辞赋家借用来抒发内心感愤罢了;而且还极力反对阅读时将"撞父"坐实"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稽康《高士传》，各采屈子、庄子温父之言，以为实录，又一渔父粘作实实地。咱洪兴祖先生还认为这种"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写作手法影响深远"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杨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明知几也认同这一写作规律"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史通•杂说下》）

不过，根据相关史料认真考证，温父还是实有其人的。屈原流放，至于江畔，得遇随父，似是偶然中的必然，非所谓"假托兴寄"也。

首先，按《屈原列传》所记渔父言行，可推知其为当世之隐者。因楚地"饮食还给，不忧冻饿"，"复有云梦之缭渺，洞庭之浩瀚，于是而多隐遁之士"（《汉书•地理志》）。姜亮夫便说"温父隐遁之士。"⑥

其次，屈原真要借随父之言以发抒内心之志，则何止兰言两语(据《楚辞•随父》)，正如姜亮夫所说的"以谈言微中，高自标举，为楚南习见之事，如篇首之所陈;屈原之有此文，于势为无间。篇中陈义，仅忠爱与隐逸相对之词，果为假托，则屈原之身世遭遇之足以借《植父》而发恢者。且十百千倍于此，何以不利用此一法，酣畅透辟，一写政治之良艇，风习之义蔽，人世之屈申，治道之得失，而乃简短于是，仅为个人得失之悲乎?此亦无所用于假托矣。"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当时必有其人，有其事，无可疑。"⑦而"史公之人原传，盖得诸真人矣。"

还有汪璜先生采用类比推理的手法也探究出此泊温父当实有其人"璜尝读《论语》‘宪问，‘微子’篇，观其备载晨门、荷要、楚狂、沮、溺、荷碟丈人之事，因思前代往往实有是人;亦足以证此篇非特屈子之寓言也。若人也，其亦楚狂、荷英之流放?情乎姓宇不传于世，而今独赖此篇，犹能使千载之下得以想见其为人。"⑨

靳尚：我就是上宫大夫

《史记•屈原列传》记有"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又因厚币用事者靳尚，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有人质疑，文中"上宫大夫"是否就是靳尚之属? 王逸《离骚序》中说"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刘向《新序•节士》也说"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两则说法，可资借鉴。

《屈原列传》人物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