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典型腐败案例剖析

卖官—— 一个副部级高官的“死穴”

    入于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

    ——周恩来

    作为全国第一个因腐败案“落马”的在任省级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在江苏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徐国健涉嫌受贿案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９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徐国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０日，徐国健作为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当天，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徐国健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６月４日，徐国健原计划列席一个会议，但会议开幕后，他的秘书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６月５日，中共江苏省委向全省各市发布了徐国健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的内部通知。６月３０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徐国健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委员职务被免去。

    案发交通厅

    徐国健1992年任中共江苏盐城市委书记，1995年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2004年被双规时，徐国健已年届六旬。

    徐国健的落网与江苏省交通厅腐败窝案被查处有关。早在２００４年２月，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锦与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江苏交通产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章俊元先后被“双规”。

    作为江苏省交通厅腐败窝案中关键人物的章俊元，2001年1月被任命为江苏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同年６月任厅长。这一任命实际上得到了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徐国健的大力支持。当时，章俊元因一票之差而没通过江苏省人大关于交通厅厅长人选的表决，于是他便找徐国健帮忙。在徐国健的帮助之下，几个月后，章俊元高票当选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２００４年春节，章俊元带着一个宽５０多厘米、高７０厘米、厚约２５厘米的编织袋和两幅名画来到徐国健家，说是感谢徐国健帮他当上了交通厅厅长，并希望徐国健在自己成为省级后备干部的事上继续帮忙。后来，徐国健的妻子沈秀如发现，袋子里面装有２００万元现金，而这也是徐国健单次收受的最大的一笔贿赂。

    最早出事的王文锦，掌控着资产近百亿元的江苏京沪公司。该公司是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企业，由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控股。京沪高速公路江苏段全长261.5公里，2000年12月建成通车，江苏京沪公司负责对该路段的经营管理。王文锦行事相当高调，经常标榜自己“应该是年薪200万元的大型企业改革家”。王文锦的年收入是其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35倍，是一线员工工资的50倍。从2003年2月开始，反映王文锦涉嫌贪污以及其背后有保护伞的举报信，不断被寄给江苏省有关领导。后来，中纪委介入查办王文锦一案，由此牵出了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继而牵出了徐国健。

    炒股掩盖下的受贿

    徐国健被查实的最早的受贿案情和当时的江苏华良集团总经理张忠良有关。

    １９９２年，徐国健任江苏省盐城市市委书记后，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张忠良。当时，张忠良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20世纪９０年代初，江苏省委、省政府曾下发一份文件，规定企业销售总额达到一定指标后，企业主要负责人可以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此时，尚在盐城郊区办企业的张忠良对这一政策很感兴趣。在徐国健的帮助下，张忠良顺利当上了盐城某镇的副镇长，后来又挂职该镇党委副书记。1993年春节，徐国健在盐城市政府大院的家中收到了张忠良送来的第一笔贿赂款１０万元。

    此后，张忠良的贿赂款不断送上门来。当然，作为交换，徐国健在此后10多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张忠良本人和与他有关的人在职务升迁、企业经营、子女升学等方面牟取了大量不正当利益。张忠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徐国健则越陷越深。

    张忠良把徐国健当做自己的财神爷，自然也不忘回报徐国健。一次，张忠良到徐国健家，看到徐国健的妻子沈秀如已经退休，就建议她到股市上走一走，消磨消磨时间。之后，张忠良以自己的名义开了户，并分6次打进去109万元，名义上是让沈秀如替他炒股，实际上是变相送钱给徐国健。

    据查证，徐国健先后15次收受张忠良的贿赂款，赃款总额２４１万元。

    如此“投桃报李”

    徐国健受贿案中，除张忠良外，另两个“行贿大户”是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友林和江苏省溧阳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洪军。

    胡友林通过关系靠上了徐国健这棵“大树”。１９９５年１月，时任中共盐城市委书记的徐国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让胡友林任盐城市政协副主席一职，享受副厅级待遇。２００３年４月，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徐国健又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让胡友林任盐城市委常委。同年５月，胡友林升任盐城市委常委。后来，因为中央规定企业领导不能进党政班子，胡友林的市委常委职务才被免掉。除此之外，徐国健对胡友林的帮助可谓无微不至，涉及企业经营、股权收购、贷款办理、房屋产权证办理等各个方面，其方式均是通过向省级部门负责人和市、县主要负责人打招呼，给予胡友林特殊照顾。而胡友林的送款也可谓勤快、及时，不仅在饭店、家里送，甚至当徐国健在北京开会时，他都会准备现金供徐国健使用。据查，胡友林11次送钱给徐国健，共计人民币110万元、美元1.1万元。

    被判死刑，悔之晚矣

    徐国健并非为官之初就是个贪官，他曾经十分清廉。在盐城市当市委书记时，他的专车一直是普通桑塔纳，而他很多下级的车都比他的车高级；有人给他送礼，他会让秘书或司机把东西退还给人家，或干脆上交。

    有一天，徐国健的长子在南京看中了一套地段和户型都很好的房子，但房价较高。在妻儿的劝诱下，徐国健的“清官”当不下去了。

    从此，徐国健开始一面公开大谈反腐败，一面大肆受贿。从1992年至2004年，徐国健利用先后担任江苏省盐城市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江苏华良集团总经理张忠良、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友林、江苏省溧阳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洪军等人牟取利益，从中非法收受贿赂631万元人民币和1.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共计640多万元。

    徐国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而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徐国健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赃款也已全部退回，所以法院依法对他从轻判处。

爱钱爱得“变态”的王广玉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

    ——［法国］卢梭

    2008年1月30日上午，身穿囚服的王广玉从安徽省淮南市第一看守所转到合肥监狱服刑。

    王广玉的罪名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07年12月29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述两罪判处王广玉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与老板攀比，心理失衡

    2006年7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三县四区的党委换届工作结束。由于此次换届工作中党政领导职位被大量精简，因此时任合肥市瑶海区区长并连任瑶海区区委副书记的王广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连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区长，王广玉给瑶海区的未来勾画了美好的蓝图：要将瑶海区打造成现代化制造加工区、省城商贸物流集聚区；还要将它打造成旅游休闲区，构建“生态瑶海”。

    王广玉的蓝图还在酝酿阶段便终止了。换届工作结束一周后，王广玉从延安考察回来，刚走进办公室，他就被安徽省纪委的办案人员带走了。因王广玉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2006年7月12日，安徽省检察院决定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根据王广玉的交代，侦查人员从其办公室书橱里，搜出了他以多个户名分别存入合肥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徽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国债等，共计371.37万元。

    2006年7月19日上午，经安徽省检察院决定，王广玉被刑事拘留，并于同年8月1日被逮捕。此时，王广玉担任合肥市瑶海区区长还不到两年时间。

    出身农家的王广玉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县委机关。其后，无论是当计委主任，还是当财政局长，王广玉都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自我，不能在权、钱、色上出问题。

    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王广玉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2000年9月担任肥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他的应酬多了起来，经常被一些老板约出去吃饭、唱歌。

    慢慢地，王广玉开始收受别人送的烟、酒等礼品。到瑶海区任职后，由于分管经济、科技、政法等多项工作，王广玉出去应酬的机会就更多了。看着老板们出手阔绰，王广玉的心理开始失衡。他虽然有职有权，但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及这些老板的一顿饭钱。他期望自己也能成为千万富翁。

    有了和老板们比富的想法后，王广玉开始与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称兄道弟，对送礼者来者不拒。到瑶海区任职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迎来了第一个行贿者——静安公司（静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斌。

    孙斌也是肥东县人，王广玉在肥东任职时，两个人就熟络。2002年11月的一天，在孙斌的办公室，孙斌向王广玉提出，静安公司今后到瑶海区投资项目时，希望得到王广玉的关照。接着，孙斌从抽屉里拿出两万元人民币，说：“王书记，听说你小孩刚考上大学，我也没什么表示的，这点心意请您收下。”王广玉笑了笑，把钱收下了。

    2003年5月，经王广玉介绍和推荐，孙斌和安徽省帮才公司（帮才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取得了瑶海工业园区瑶海家园恢复楼项目。为表示感谢，当年5月26日，孙斌在合肥一家五星级酒店宴请了王广玉，并在席间送给王广玉一张存有近1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后来，孙斌又分6次向这张卡中存入了120万元。

    在接受孙斌巨额贿赂的同时，王广玉还先后3次收受孙斌的合伙人帮才公司董事长许某所送的20万元现金。

    按照当初的定价，瑶海家园恢复楼项目的价格是650元/平方米。孙斌和许某提出，由于建筑原材料价格上涨，该项目每平方米的价格需要提高60元。王广玉因为收了他们的钱，所以很痛快地批准了孙、许二人提高价格的要求。

    收了钱也未必办事

    为了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促进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2004年，瑶海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建立区领导与优秀人才联系制度，联系对象都是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较有影响的拔尖人才及民营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带头人。瑶海区委规定，每名区领导负责联系一到两名优秀人才，通过走访、看望、座谈等形式，了解他们的科研、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听取优秀人才对瑶海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王广玉却从中窥到了“商机”。

    合肥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瑶海区教育局局长唐某是王广玉联系的优秀人才。王广玉一直考虑着让唐某为自己捞钱做点贡献。

    2005年8月，静安公司董事长孙斌开始开发“君柳河畔”住宅小区。孙斌粗略一算，光开发前期的教育设施配套费就接近200万元。为了减少费用，孙斌找到了王广玉。已经收了孙斌130多万元的王广玉当着孙斌的面给唐某打电话，让唐某对“君柳河畔”小区的教育设施配套费按50万元征收。唐某只好按照区长的意思，少收了孙斌130余万元的教育配套费。

    合肥金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钟某是瑶海区区委书记许某联系的优秀人才。2005年底，王广玉先后为金钟公司解决了20万元科技专项资金，后来又批准由区财政暂借给该公司300万元周转资金。按说，作为一区之长，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但2006年春节前，王广玉却“笑纳”了钟某给他送去的1.5万元的“感谢费”。

    王广玉不仅从优秀人才身上“揩油”，还对一些人才进行欺骗，收钱不办事。安徽国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某是瑶海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永鹏联系的优秀人才。2004年4月，郭某想利用瑶海工业园区一块40多亩的土地搞开发，便多次找王广玉帮忙。王广玉明知想买这块地的公司有好几家，却还是收取了郭某所送的两万元。2005年7月，郭某又看中了工业园区一块70多亩的土地，于是又分两次送给王广玉6万元。王广玉把钱收下之后，却总是推搪说，那块地的评估结果还没出来。最终，郭某的8万元打了水漂。

    2004年初，港汇公司经瑶海区政府同意，与瑶海区代管的合肥永康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永康公司所属土地项目，王广玉在联合开发协议上签批了“同意”。2005年春节前，王广玉应港汇公司总经理佘某的请托，为港汇公司购买合肥油脂厂的土地提供了帮助。为表示感谢，佘某于2005年春节前至2006年6月分11次送给王广玉20万元。由于王广玉在区长的位子上坐了没几天就东窗事发，因此佘某没有等来王广玉更多的帮助。

    与佘某一样“背运”的还有瑶海区机关干部凌某。2006年6月，凌某为女儿找工作的事，怀揣1万元人民币找到王广玉请求帮忙。王广玉收下钱后，承诺给予关照。但10天后，王广玉就到办案人员面前“忏悔”去了。

    “双规”前还收了15.8万元

    合肥安安美公司（安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史家河综合整治工程完工后，政府原先承诺的优惠政策却长时间没有兑现。2002年下半年，王广玉到瑶海任职后，该公司董事长李某多次找王广玉帮忙。王广玉出面找到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又向市政府分管领导反映情况并签批了相关文件，最终解决了经济补偿、土地使用权、规费减免等问题。为表示感谢，2004年2月，李某将其预购的一套房屋“转让”给了王广玉。在过户时，王广玉假惺惺地要把30万元定金还给李某。李某说：“我也不缺这两个钱，以后再说吧。”两个月后的一天，王广玉对李某讲，他以李某的名义在银行存了5万元，算是先还给李某的一部分钱。李某说：“这事不急，先放一放。”当年七八月间，王广玉到李某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说：“我给你写一个30万元的欠条。”那30万元原本就是李某想送给王广玉的，李某说什么也不要那张欠条。后来，王广玉再没有提过这事。

    王广玉在亲笔书写的交代材料和多次供述中承认：“随着为李某办成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的心里也就坦然了，不再和李某提还钱的事。”他还写道：“当时我身边有钱，足够还上这30万元。我先后给李某存折和欠条，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李某，看他是不是真想送这笔钱，另一方面也是做出一种姿态，毕竟我和李某很熟悉，我不想在他面前显得很贪婪。同时，也为防范将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做点准备，到时好推脱责任，说我们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后来，王广玉自己也觉得“这种做法确实很可笑”。

    据曾多次提审过王广玉的检察官介绍，在提审王广玉时，王广玉曾说：“我是财迷心窍，我和我爱人的工资足够用了，平时也花不了什么钱，但当我看到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地往上增加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看到自己的财产和那些家产上千万的老板越来越接近，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满足感。我爱钱都爱得变态了。”

    正是在这种“变态”心理的支配下，王广玉在各个领域“出售”自己的权力。

    王广玉捞钱捞得太投入，以至于就在他被“双规”前的20天时间里，他还收受了6个人所送的15.8万元人民币。

    法庭上号啕大哭

    2007年8月21日，王广玉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午8时30分，身着绿色号服的王广玉在法警的押解下出现在法庭门口。王广玉苦笑着朝旁听席上望了望，然后径直走向被告席，面无表情地听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之后，王广玉当庭表示，他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

    最后陈述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广玉突然变得情绪失控，甚至号啕大哭起来。他说，由于自己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成了一名可耻的贪官，深感愧对党和人民的培养和信任，并为自己在区长的位置上扮演的两面角色感到羞耻。

    “我这是为什么……”王广玉哽咽着说。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贪腐人生

    让自己完全受财富支配的人是永不能合乎公正的。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

    曾锦春曾任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2006年9月19日下午，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7•19”专案组控制，同年12月1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逮捕。

    在长沙市检察院对其提起的公诉中，曾锦春被指控涉嫌受贿3152.25万元，另有960.75万元的财产来历不明。

    曾锦春与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同为“郴州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两人“割据”郴州，以权聚财：李大伦“垄断”了郴州的城建项目，曾锦春则独揽全市的采矿审批权。

    从矿山汲取半壁家业

    “曾矿长”是郴州民众对曾锦春的别称。郴州矿产丰富，矿山开采权审批成为曾锦春非法牟利的主要来源。曾锦春担任郴州市纪委书记的同时还兼任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组长，独揽大权。

    郴州玛瑙山矿是当地富产铁、锡、铅锌矿的国有矿山。为取得对该矿的开采权，郴州当地两家企业发生了争执。曾锦春在这场争夺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曾先后18次收受争执的一方——宏达公司贿赂款共计人民币710万元，帮助宏达公司获取了玛瑙山矿与水湖里矿的开采权。但他同时还收受了争执的另一方——派安公司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4万元、港币6万元，以及价值188万元的股份、价值25.6万元的戒指一对。

    此外，宜章县荣福煤矿矿主黄生福、黄生文曾向曾锦春行贿244.2万元。作为回报，曾锦春帮助黄生福等获得了荣福煤矿的承包权，并为该矿的经济诉讼案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打过招呼。2001年至2006年，曾锦春接受黄生福的请托，分别向宜章电力公司经理、县煤炭税费征收办公室主任、县委负责人、郴州煤矿安全监督办事处书记、县环保局负责人打招呼，为荣福煤矿在减免电费、税费、行政处罚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权力经济学”

    曾锦春被郴州当地民众称为“把权力运用得淋漓尽致的纪委书记”。

    在“郴州腐败窝案”中的众贪官中，不管经济、不管人事的曾锦春涉案金额最大，甚至远超市委书记李大伦。经查，曾锦春个人及其家庭拥有的财产折合人民币共计6805.76万元。曾锦春及其妻子唐国菊等相关人员能说明来源的财产折合人民币共计5845.01万元，其中合法收入仅245.83万元，其余均为违法所得。

    事实上，正是通过利用手中权力的威慑作用，曾锦春在各级各部门干部中树立了强大“威信”。通过“监管”干部，曾锦春找到了获取暴利的途径。曾锦春为了给向自己行贿的老板办事，向各级各部门干部打招呼、批条子，通常都是畅通无阻。

    2003年至2005年，曾锦春收受了煤矿矿主黄江武的贿赂款总计232万元。曾锦春与黄江武的权钱交易是这样的：曾锦春收了钱之后，分别向郴州市政府负责人、桂阳县政府负责人和时任郴州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的杨秀善打招呼，为黄江武办理采矿许可证提供帮助；向汝城县委负责人打招呼，为黄江武承揽汝城县小垣矿尾砂库尾砂处置权提供帮助；为黄江武煤矿的聚众斗殴案获得从轻处理向桂阳县委负责人、桂阳县公安局负责人打招呼。

    曾锦春的手还伸向了银行系统。2002年8月，周丁元为了承揽中国人民银行郴州市中心支行金库项目的土建工程，送给曾锦春10万元。曾锦春马上就此事向该支行行长打招呼。同年9月，周丁元以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的名义承揽了该工程。

    “郴州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

    曾锦春被抓后，郴州市民竟燃放烟花进行庆祝。

    曾锦春系郴州汝城县人，196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任职于湖南省革委会和广州军区；返回家乡后，曾锦春历任临武县委书记、郴县县委书记，之后调任郴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1995年2月，曾锦春进入郴州市委常委序列，兼任市纪委书记，在纪委书记任上长达11年。

    自副市长雷渊利案发开始，“郴州官场窝案”并发，包括原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市长周政坤等党政领导相继“落马”，共有160余名党政官员和商人牵涉其中。

在曾锦春之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日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2007年11月5日，郴州市原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因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2008年2月2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

秦裕的“带病提拔”之路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金］元好问

    2007年１２月２０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５日，秦裕当选为宝山区区长；同年８月２４日，秦裕“落马”。因此，上海市一些干部、群众把秦裕称为“一个月区长”。

    “一个月区长”“落马”前后，折射出这位曾经的“上海第一秘”荒诞的“带病提拔”之路。

    “上海第一秘”

    ２００６年７月６日，秦裕从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岗位调任中共上海宝山区委副书记；７月１３日，秦裕任宝山区代理区长；７月２５日，秦裕在宝山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宝山区区长；８月２４日，秦裕接受审查。８月２９日，中共上海宝山区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免去秦裕的中共上海宝山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其行政职务的免除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秦裕在为期一个月的宝山区区长任上，主要以到各部门调研为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８月２２日下午，秦裕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

    上海的干部再一次见到秦裕时，是在一部名为《贪欲之害》的警示教育片中。从片子中看，秦裕憔悴了很多，在谈起自己的家人时，他先是泣不成声，继而号啕大哭。

    秦裕生于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１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被保送读研究生。１９８８年秦裕获伦理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１９９５年１月，秦裕以副处级干部身份进入上海市委办公厅，担任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陈良宇的秘书。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秦裕升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在陈良宇秘书这个位置上，秦裕一干就是１２年。此后，秦裕“空降”到宝山区，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他的仕途就戛然而止。

    “带病提拔”

    2007年９月２５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秦裕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从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韩国璋、吴明烈、张荣坤等人牟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６８２万余元。

    秦裕不仅受贿金额巨大，而且道德败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贪财好色之徒，到宝山区走马上任时却被官样文章评价为：“秦裕同志政治素质好，注意学习研究中央和市委的工作精神，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围绕市委的重点工作，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有较强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为人谦和，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在他所工作的各个岗位上，都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宝山区一位干部说：“秦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出事时，宝山区很多干部还不认识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为人，只知道他的背景。”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接受采访时说：“其实在秦裕出事前，上海的干部、群众就对他多有非议，一些干部还对他非常反感。没想到他不但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处理，反而被提拔成正局级干部。”

    秘书问题根子在领导

    提拔、任命干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秦裕被提拔后迅速“落马”，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上海市干部队伍的形象。

    “作为‘上海第一秘’的秦裕的贪污腐败问题，其本质是‘一把手’缺乏监督的问题！”上海市退休干部胡欣然说。“一把手”缺乏监督，他的秘书自然也就缺乏监督，极易成为一些人巴结的对象。

    ２００５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曾经找过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在廉洁自律方面有问题，要求其选用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同志当秘书，但陈良宇却称秦裕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干部，并在多个场合公开夸奖秦裕。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中央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就表示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包庇身边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工作人员”。

    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秘书处在非常关键的位置，是上通下达的关口。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想通过打通秘书来接近领导，谋取利益。秘书稍一放松自律，就很难抵挡住诱惑。

    上海市的一位组织干部说，其实一些干部在被提拔前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毛病，有关部门对此也并不是一点都不清楚，但这些干部往往被“带病提拔”，其根源还是一些领导过于“强势”，使干部选拔工作变成了“一把手”说了算，而组织部门只不过是具体操办而已。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权力失去制衡的现象。

    目前，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但是，一方面，有些地方的政绩考核内容突出ＧＤＰ等“显绩”，而忽视了民生、环保等“潜绩”；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与干部使用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往往是上级主要领导或“一把手”说了算，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带病提拔”现象也难以杜绝。

    一些干部在反思秦裕“一个月区长”现象时表示，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这样才能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踏实肯干的风气，形成鼓励干部干事业、支持干部干成事业、激发干部干大事业的良好环境。

    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群众对干部选拔的标准、要求和程序应该拥有知情权。在以往的干部选拔过程中，由于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够，机制缺乏透明度，往往出现“暗箱操作”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导致一些群众反感的干部能够升迁，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用准一个干部，等于树立起一面旗帜；用错一个干部，等于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这句话代表了很多干部的心声。

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10年受贿3600万元

    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清］王夫之

    殷国元的“两块肥肉”

    殷国元的履历十分简单。1995年到2005年期间，殷国元任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后于2005年5月31日出任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一职。

    1995年至2005年间，正是上海市的房地产业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低潮走向鼎盛的时期。由于掌握土地审批大权，殷国元在这期间多次参与政府部门通过公开及不公开方式出让土地的过程。在与土地受让方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政府方面的代表一般都是殷国元。

    殷国元在上海市房地局任职的10年中，基本上都在负责上海的土地审批工作，于是批租土地便成为殷国元的第一块“肥肉”。

    从上海市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一组数据来看，在1995年到1999年这5年里，上海市通过土地批租出让的地块分别为258幅、207幅、220幅、262幅，相应的出让面积分别达到640.30万平方米、378.66万平方米、461.36万平方米、421.05万平方米，总计2700.67万平方米，约合40530亩。

    “在上海房地产业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这组数据说明当时上海的土地转让速度很快。现在来看，这有点不正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胡某说。胡某于2004年在上海投资房地产，当时经人介绍与殷国元打过一些交道。

    殷国元违法进行土地批租的问题，首先引起了其上级部门的注意。2007年年初，在殷国元刚被“双规”时，纪检部门首先调查的就是2002年殷国元进行的两起违法批租土地的行为。

    2002年也是殷国元“转移阵线”的一年。这一年，殷国元在上海市房地局的职责由分管土地出让工作变更为分管拆迁工作。

    引发殷国元工作变更的原因，是2002年的一起“保险事件”。

    2002年，上海市房地局下属的上海市某建设用地机构为职工购买退休保险。在办理过程中，不少职工发现，在这份保险的未来收益上，该机构的领导与职工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单位负责人退休后可以获得25万到30万元，而职工却只能获得5万元。当时，该机构给殷国元购买了一份“领导级保险”。

    此事后来被职工举报，于是殷国元的那份保险也就没有再办理。该事件发生后，殷国元的工作由分管土地出让工作变更为分管房屋拆迁工作。

    不过，殷国元习惯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房屋拆迁，是他眼中的第二块“肥肉”。

    殷国元分管房屋拆迁工作时，上海市刚好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需要对房屋进行大规模的拆迁。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上海市10个中心城区，在2002年到2005年四年间的拆迁面积就分别达到644.53万平方米、584.93万平方米、308.40万平方米、1222.53万平方米，其总量几乎与殷国元上任之前七年的总量相当。

    在分管拆迁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殷国元亲身经历了上海市大规模房屋拆迁和房价的迅速上涨。殷国元在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是其腐败案的最核心部分，而这段时间也是殷国元的腐败问题出得最多的时候。

    不甘寂寞的土地学会会长

    2005年5月，殷国元被选为上海市土地学会的会长，这意味着他离“两块肥肉”远了。但殷国元却在这个职位上创造性地担负起了官商之间的“代理人”角色。

    殷国元利用从前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帮房地产开发商做“穿针引线”工作，“协助处理”这些开发商的土地疑难问题。当然，殷国元绝对不会只是热心地施以援手，而房地产开发商也深谙“投桃报李”的道理。

    与分管土地审批及房屋拆迁工作时不同的是，殷国元一改其低调作风，频频以上海房地产业专家的身份抛头露面，对外鼓吹高房价是合理现象。彼时，上海的房价正一路狂升。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不少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殷国元行事高调和人脉极广的一面，纷纷向他献殷勤。胡某就是这个时候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殷国元的。

    胡某说，在上海房地产界，殷国元这位人脉极广的“会长”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关系密切是公开的秘密。有的房地产开发商甚至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殷国元，他们看中的正是殷国元在权力场中的关系资源。

    “不过，拉这个关系可不像平常走走亲戚那样简单。不管哪个开发商找他说土地的事，如果没有好处，殷国元是不会答应的。”胡某说。

    2005年，湖北某开发商在上海松江获得一幅工业配套用地的使用权，但其开发的物业却作为办公物业出售或出租，需要办理商用物业产权证，这与土地使用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起初，由于这位开发商首次在上海开发项目，关系不熟，“政府资源”很少，所以问题迟迟没能解决。后来，这位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关系找到了殷国元，而殷国元开出了50万元的“咨询费”。最后，因“咨询费”过高，这位开发商不得不放弃。

    还有一位上海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曾为一块位于上海虹桥的土地找到殷国元，而殷国元开口就索要50万元的“咨询费”。此前，该开发商曾预支给殷国元20万元。虽然最终受托所办的事情未果，但殷国元也未退还该开发商那20万元。

    就在殷国元准备在上海土地学会以“专家”身份安度晚年的时候，“上海社保案”案发，诸多官员“落马”，其中就包括2006年11月份被抓的、殷国元曾经的下属朱文锦。

    朱文锦被抓后，上级部门开始调查上海房地产领域存在的问题。由于担心出事，殷国元减少了自己在媒体上曝光的次数。此后，殷国元精神比较紧张，熟悉他的人说，他“喝咖啡喝得特别勤”。

    但殷国元终究没有逃脱被查办的命运。2007年4月，纪检部门对殷国元实施了“双规”。2008年4月，殷国元因涉嫌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四项罪名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庭审纪实

    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宋］朱熹

    2007年5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定，郑筱萸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约649万元。经过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郑筱萸于2007年7月10日被执行死刑。

    上任7年被免职

    郑筱萸1944年12月出生，是福建省福州市人。他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郑筱萸于1994年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他出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一任局长。

    在药监系统内部，郑筱萸长于“铁腕式”的行政管理，在任期内他曾致力于推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后来，该制度却被同行笑称为“形象工程”。尤其是2006年以来，“齐二药”、“奥美定”、“欣弗”等重大医疗事件接连发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审批、注册等环节存在的诸多问题随之显现。

    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此后，郑筱萸担任了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

    “药厂老板是换个方式来贿赂我”

    2007年5月16日上午8时许，距离开庭还有近一个小时，大批中外媒体记者就已蜂拥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准备报道此次庭审。此外，有几家药厂的人也赶到了现场。

    郑筱萸一案的审理阵容强大，由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该案件被定为专案。

    从案件开始审理之时，法庭内外就弥漫着浓郁的紧张气氛。数名法警在法庭外巡视，禁止闲杂人等靠近进行案件审理的西中法庭的大门。

    郑筱萸身穿深色西服受审，满头的灰白头发更显出了他的老态。在庭审中，郑筱萸一直将老花镜捏在手里，只是在看案卷时才将它举在眼前。法庭上，郑筱萸承认了绝大部分的指控，只是在个别案件细节上存有异议。庭审中他表示：“一些药厂老板是换个方式来贿赂我。他们给我老婆、儿子干股和钱，我没有干预，而是予以默许，这就是受贿。”

    最多一次受贿290万元

    郑筱萸的受贿金额总额约为649万元，其中绝大部分赃款都是来自制药厂。据了解，药物在研制、临床实验和生产中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多项认证和审批。能不能批、什么时候批对于药厂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时晚几个月就会导致巨额利益的损失。

    为了能让药监局“高抬贵手”，及时放行，各个药厂挖空心思，不惜花费重金。一家药厂听说国家药监局正在考虑减少其进口配额，于是辗转找到郑筱萸，送给他一笔钱，果然保住了以前的配额。郑筱萸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曾经因为收了钱而大大照顾了行贿药厂的利益。

    但是，由此衍生的各种费用最终都被加到药价里由百姓买单。郑筱萸受贿的金额中，最大的一笔有290万元，这样大的数额在单次贿赂中相当鲜见。

    玩忽职守，增加百姓用药风险

    郑筱萸玩忽职守的行为中，与百姓用药息息相关的莫过于GMP认证。郑筱萸在推进GMP认证时，由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民主程序就推进了这项整改措施，造成了国家医药管理制度的混乱，增加了老百姓的用药风险，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据悉，这项认证的初衷本来是规范药品的质量，但由于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导致药品的审核标准降低，使有风险的药品流入了市场。

    GMP认证把企业的成本提高了，因为一个企业要想通过GMP认证需要花上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而另外一个与药品流通企业有关的GSP认证，标准被定得很高，其后果就是99％的企业达不到要求，于是这些企业就作假、行贿。这给药监部门留出了一个很大的“操作”空间。GMP认证也对企业具体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案提出了很高要求。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去买药监部门推荐的高价设备，而这些成本最终都被转移到药价里面，直接导致了药价的升高。

程维高严重违纪受惩处

    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

    ——［唐］王勃

    省委书记丢了党籍

    2003年1月，程维高卸去了他在河北省最后的职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天夜里，程维高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13年的地方，返回了他仕途的起点——江苏常州。

    八个月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开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党籍，并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此前，程维高的前秘书李真已经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在这之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即程维高还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职时，其他人已经对他的结局议论纷纷。

    “他的政治生命其实在李真被抓以后就已经终结了。”一位河北省政协前常委说。

    1949年，年仅16岁的程维高在江苏省常州地委开始了从政生涯。其后，他担任过常州拖拉机厂厂长、常州市计委副主任、建委副主任等职务，都有不错的表现。1983年，程维高被任命为中共常州市委书记。其后，程维高的擢升便颇为迅速了：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市委书记；1988年至1990年任河南省省长；1990年调任河北省代省长、省长；1993年1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98年1月起，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程维高在河北主政的10余年间，河北的领导干部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他颇有微词。最后，年近古稀的程维高没能全身而退。郭光允、阴法唐和刘善祥是最终扳倒程维高的三个关键人物。

    从政坛新风到独断专行

    程维高初到河北，也曾带来政坛新风，使人颇觉振奋。

    1990年秋天，程维高刚担任河北省代省长不到两个月，河北省迁安县搬运工张海婷便自费进京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反映火车卸货不净、造成“空车不空”、浪费国家物资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不料，张海婷回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讽、谩骂，处境艰难。为此，程维高专门致信《河北日报》，为张海婷寻求社会支持。在信中，程维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漠不关心，对不正之风熟视无睹，对先进人物讥笑排斥，这种现象应该坚决扭转。”程维高还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张海婷，支持张海婷，抵制和打击各种坑害国家、中饱私囊的歪风。1993年1月，程维高当上了河北省委书记。当年5月，在河北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程维高向大家郑重宣布：“我的家里、我的办公室过去不接待，今后也永远不接待那些来要官的人。”

    程维高说：“老百姓瞪着眼睛盯着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呢！对于那些光说不干、不干实事的；上蹿下跳、拉拉扯扯，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倒官的；搞摩擦、玩内耗、告歪状、闹‘地震’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于那些不顾大局、不管老百姓的冷暖，一门心思拉山头、搞派系，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干部，要坚决调离！”

    新华社河北分社一位资深记者说，程维高这时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肯干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对经济很在行；二是作风深入；三是敢于碰硬，敢于批评河北政坛的陈旧观念。

    程维高对石家庄的市政状况颇为不满，批评其“晚上黑灯瞎火，满街尘土”。为此，程维高狠抓了石家庄的市政建设。据石家庄市民说，最近10年石家庄变化比较大，街道拓宽，建成了三纵三横的道路，晚上的灯光也多了。

    主政日久，程维高在河北的威望日高，早期的“敢于碰硬”也逐步转化为“独断专行”。据当地干部反映，自1993年李真开始担任程维高的秘书后，李真的傲慢和胡作非为使得程维高在河北遭到的议论越来越多。

    纪委书记叫板

    原河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善祥是最早出来和程维高叫板的人之一。

    1993年上半年，河北省经贸委纪检组在检查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时，发现其总经理张铁梦曾以公司名义从中信实业银行贷了一笔款，结果后来有1亿美元左右的贷款无法归还。此外，张铁梦还以买设备为名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

    在这5000万元贷款中，至少有一笔100万元的款项可以证实是被张铁梦挪用了。河北省经贸委向省纪委报告这一情况后，刘善祥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和确认。此时，河北省纪委已经发现张铁梦办理了爱尔兰的护照，有出逃的可能。虽然了解到张铁梦与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过从甚密，而且本案案情蹊跷，但刘善祥仍与河北省检察院沟通，拘捕了张铁梦，并准备以此为突破口，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但张铁梦被捕后，河北省检察院连续三次接到当时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电话，要求他们放人。无奈之下，河北省检察院只好将张铁梦放了。张铁梦被放出来后，为了避嫌，先是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便出走爱尔兰。此前，张铁梦已经通过所在公司以个人名义出资500万美元在爱尔兰收购了一家企业。

    在此过程中，河北省经贸委根据对这笔贷款的调查，曾打过一个报告，认为应将此事移交省纪委处理，但程维高亲自出面干预，称此调查不可信，又另行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这个调查组找张铁梦谈了一次话，根据他的辩解又形成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程维高的认同。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这证实张铁梦没有问题，今后谁也不要再提此事，谁也不要再就此事做文章。”

    1994年9月，刘善祥因病被安排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据刘善祥说，当时河北省经贸委的一位领导也因此事受到影响。

    后经查证，那5000万元贷款事实上被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以及张铁梦私分。为了抹平账目，李真等人动了一番手脚，使这笔债务最后被转给了张家口卷烟厂。刘善祥说，张铁梦被释放实际上出自程维高的授意，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李真，所以与程维高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请求5000万元贷款的文件上，程维高签过字。

    郭光允含冤

    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是另一个敢和程维高斗争的人。人微言轻的他，受到的打击报复已绝不是丢掉工作这么简单。

    郭光允最早向上级反映的是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经济问题。当时施工建设单位按规定要交纳的城市建设配套费，经常被李山林一句话就给免除了，而其中的玄机则是李山林从中捞取个人好处。当程维高到河北任职后，郭光允看到李山林“贴”程维高很近，还曾专门写信给程维高，想要善意地提醒他。但与此同时，李山林已经走通了程维高妻子的关系。

    郭光允还发现，石家庄建筑市场上的问题很多，许多招标是“暗箱操作”的结果，且往往与一家被称为“南京二建”的公司有关联。他还发现，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非同一般，程维高甚至为此亲自向省建委的领导打招呼。

    在亲自做了一些调查后，1995年夏，郭光允写信向中央及河北省检察院反映程维高的问题。信的主要内容包括：南京二建为程维高装修住房；一些工程不搞招投标，直接发包给了南京二建；程维高纵容自己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插手建筑工程牟利；程维高一方面处理个别干部住房超标问题，另一方面却在自己已经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还扩建了七间房子。

    郭光允寄出的举报信中，有一封落到了程维高的手中。大为恼火的程维高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表示要动用公安部门的力量查明这封举报信的来源。

    从1995年9月开始，郭光允就天天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但郭光允拒绝承认举报信是自己写的。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石家庄市建委纪委书记以落实政策为名骗到市建委，随后便被带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郭光允被称为“政治犯”，他不但被搜去了身上的钱物，连裤带也被拿走，走路时得提着裤子。据郭光允说，在看守所，他天天被提审，还被要求交代写举报信的问题，连发高烧时也不例外。

    在被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郭光允连续发了两次高烧，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便承认是自己写了匿名信。但随后，郭光允又被要求交代“反程维高的后台和同伙”。郭光允坚持“我就是自己反映问题，没有别人可以交代”。

    春节到了，郭光允因“投寄匿名信，诽谤省委主要领导”被判劳教两年。与此同时，郭光允被开除党籍。劳教决定书一直没有交给郭光允的家属。直至半年后，郭光允的老伴才在石家庄市建委看到了这份按规定应发给家属的劳教决定书。

    经老伴多方奔走，郭光允的问题被反映给中纪委主要领导。在中纪委的干涉下，1996年底，已经被劳教1年零9天的郭光允终于恢复了自由。很快，郭光允又开始了再一次的上访，继续反映程维高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将自己的遭遇写信告诉了已经退休的前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

    老将出马

    事情在1999年发生了转机。

    这一年，中央“三讲”巡视组来到了河北，出任组长的是已经76岁高龄的阴法唐。阴法唐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85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去河北之前，就听说河北的情况比较复杂。

    果然，中央巡视组一到河北，程维高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醒说：“你们可要注意，有些人正在串联、搞派系。”在信中，程维高还点出了他认为会给他提意见的人的名字。

    很快，阴法唐和巡视组就理解了程维高说这些话的真实用意。在巡视组组织的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说，河北有一个冤案，冤案的主角叫郭光允。此前，刘善祥已经找到纪委的工作人员证实了郭光允所反映的情况。

    刘善祥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快就被程维高知道了。程维高再次写信给巡视组，声称：“我要到中央上诉。”

    程维高的举动，给阴法唐的感觉是“这个人太狂”。“这直接阻碍了民主，如此谁还敢搞民主？”阴法唐说。

    此时，虽然还没有接触到郭光允，但中央巡视组已经深深感到“程维高飞扬跋扈”。“合他意的重用，不合他意的撤职，这不是个案。”阴法唐说。

    中央巡视组还了解到，程维高当年参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为了让自己以多数票当选，他不仅动员代表选他，还发明了分区计票的方式。

    群众反映给中央巡视组的问题，很快牵扯到了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和李真以及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有人反映说：“程慕阳搞了一个公司，经程维高出面，他一下子就借到了5000万元。”

    后来，郭光允到中央巡视组驻地找到了阴法唐。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中央巡视组觉得郭光允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诽谤者。在阴法唐力主之下，河北省有关部门展开了对郭光允案的复查。不料，负责复查的却还是原来处理此案的一位负责人。

    很快，复查结束了。复查结论称：“可以撤销关于郭光允的诽谤的定性，但如果程维高没有那些问题，可以将郭光允的行为定为诬陷。”

    对此结论，阴法唐提出了一个意见：“如果构不成诽谤，那就撤销。至于程维高有没有那样的问题，那是中纪委的事，跟省里没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省作出决定：郭光允的诽谤行为不成立，劳动教养的决定撤销。恢复郭光允的党籍，但仍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当时程维高仍在担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而此决定在八个月后才通知到当事人郭光允。郭光允不服，继续申诉。

    1999年8月，中央巡视组结束了在河北的工作，他们对程维高提交的个人自我剖析材料的感觉是“不可信”、“不真实”。在河北省县以上干部大会上，中央巡视组对程维高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回到北京后，中央巡视组将有关问题及意见汇报给了中央“三讲”办。

    就在中央巡视组离开河北后，程维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70多页的告状信，称中央巡视组在河北搞了一些过“左”的东西。

    中纪委正式介入

    在河北省“三讲”活动进行前后，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专门约见了已经退休的前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1999年10月，中纪委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专案组到河北进行查证。

    由于程维高当时还在位，中纪委又确定了工作方针：低调、稳妥、注重证据。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专案组以过问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的案件为由来到了河北。前面提到，正是张家口卷烟厂最后负担了被吴庆五、李真、张铁梦私分了的那5000万元贷款的债务。李国庭案的突破，使中纪委很快发现了李真的问题。

    关于对郭光允的问题的处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作出严肃批示：“不能再拖了，应该彻底平反，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2003年2月，河北省市直机关工委代表组织向郭光允道歉，并撤销了对他的党内警告处分。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案发前后

    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

    ——［法国］狄德罗

    2006年9月12日，安徽省池州市召开了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罢免何闽旭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后，表决通过了《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何闽旭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

    2006年6月2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被中纪委“双规”，成为安徽省被处理的第三个副省级干部，随即他被撤销副省长职务。

    异地交流，市委书记意气风发

    何闽旭是福建邵武人，1971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部队服役。何闽旭转业浙江后曾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和中共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1999年1月，何闽旭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交流至安徽工作，并先后担任池州地委书记、池州市委书记、池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年6月17日，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何闽旭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分管民政、公安、司法等。

    谁都知道，被中组部“异地交流、重点培养”的干部，应该是仕途如锦、前途无量的。何闽旭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到池州上任伊始，他就对池州的山山水水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何闽旭觉得，与富庶的浙江相比，当地太落后，但他同时发现池州市地处皖江南岸，与长三角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何闽旭提出了池州“工业强市，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战略。为了把工作落实到行动上，何闽旭搞了个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来投资。然而，“庙”建好了，“和尚”却不多。那段时间，开发区门可罗雀，冷冷清清。一次，省里一位领导来看了开发区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这让何闽旭心里有些七上八下：万一这事给领导造成了不良印象怎么办?不行，必须把这事办好，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何闽旭想到了他曾经任过职的浙江省丽水市。大概连何闽旭自己也没想到，正是这件事，为他将来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何闽旭曾在丽水任职多年，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有钱的大老板，不少人跟他还是不错的朋友。假如能吸引他们来投资，那池州的开发区可能就活了。当然，要想吸引这些人来投资，就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而要做到条件优惠，首先就是放宽政策。政策放宽多少，不好由文件规定，于是何闽旭的嘴巴就成了政策放宽的“闸门”。那些精明的商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何闽旭，希望他能把那个尺度放得大些、再大些。如何才能讨好何闽旭呢?无非是金钱和女人。

    当时的何闽旭还是能守住心底的那道底线的，因为他并不缺钱。但因为他的老婆、孩子远在浙江，何闽旭一个人远在安徽当官，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感到寂寞。

    身陷情网，权钱交易埋祸根

    2002年的一天，何闽旭在酒足饭饱之后意外享受了浙江商人刘培龙为其安排的“特殊服务”。事后，何闽旭的心中也打过鼓：自己是堂堂的市委书记啊，万一那女人告发了自己，哪怕她只是把事情说出去，或者刘培龙把这事当做把柄拿捏自己，该如何是好?好在一直风平浪静，他所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

    但是何闽旭一想，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玩玩女人应该说是“小节”，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一来，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作为回报，他批准把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片15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刘培龙。那块地皮的转让价格低得离谱。事后不少人写信举报何闽旭，但谁也撼不动他这棵大树。

    池州市有个名叫荔枝园的酒店，老板娘名叫小荷(化名)。小荷是个女强人，初中毕业后，她先是回到老家的小镇上开了个小吃部，然后到池州开起了饭店。由于她能说会道，又特别善于经营，没过几年，就在池州开起了荔枝园大酒店。然而，池州毕竟只是个小地方，小荷觉得，再想发展已经很难，除非找到一个大的靠山。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前来吃饭的何闽旭，精明的小荷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开始千方百计地讨好何闽旭。

    何闽旭第一眼看见小荷，就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一日，何闽旭又到荔枝园酒店吃饭，饭后假装喝多了，直接提出请小荷送他去房间休息……

    不久后，小荷把自己的一个名叫红红的表妹介绍给了何闽旭。当时何闽旭并不知道红红的出现是小荷设下的一个圈套，连她们是表姐妹关系都不知道。事后，在何闽旭的操作下，小荷很快就当上了池州市人大代表和市餐饮协会副主席。后来，当何闽旭得知红红是小荷的表妹后，竟然觉得这样的女孩让人放心，干脆把红红给包养了起来。

    然而小荷想要的并不是这些，她想套住何闽旭这个大官，然后抓住机会大捞一笔。为此，她甚至不断地为何闽旭介绍女人。

    2002年时，池州市准备开发市区九华山路一条街。小荷终于抓住了时机，她不仅顺利地以极低的价格拿下了一块寸土寸金的地皮，还从银行贷到了一大笔钱，建起了总投资达4000多万元、四星级的新荔枝园大酒店。

    同时，一直在商场中做得顺风顺水的刘培龙知道何闽旭是个国家公务员，收入实在有限，那么钱就成了何闽旭的软肋。过去何闽旭不收钱，是因为不缺钱，现在为了身边的女人，他不收也得收!于是刘培龙找了个机会接近何闽旭，在奉上整整30万元的同时，表示想买下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块地皮，说是办工厂用，而何闽旭立马拍着胸脯答应了。事后，刘培龙根本就没办什么工厂，而是在那里建了个娱乐场所。何闽旭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正是这件事成了纪检部门查办他的突破口。

    后来，小荷又凭借何闽旭这个靠山，到南京开了两个荔枝园大酒店分店。

    温柔乡里，哪管民间出大事

    由于何闽旭在池州这几年工作还算出色，特别是在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2005年6月17日，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何闽旭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同时兼任池州市委书记。

    6月25日，小荷专程从南京赶回池州，为何闽旭庆贺。两人驱车到著名佛教旅游胜地九华山去散心，并在当地一家宾馆住宿。深夜，何闽旭的手机响个不停。电话里说，池州市里发生一起打架闹事事件，请他指示怎么办。被惊扰了美事的何闽旭火了，干脆关了手机。

    何闽旭做起了美梦，山下的池州却出了件大事。

    当天下午，在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轿车将一名叫刘亮的行人撞伤，双方发生了争执。轿车上的人员将刘亮殴打致伤，引起了部分池州市民的不满，于是他们报了警。接警后，池州市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亮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并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肇事者被带到派出所后，部分围观群众也跟随着来到派出所，并愈集愈多。由于无法跟何闽旭联系上，闻讯赶来的市领导只好出面与市民对话，但效果不佳。一些好事者开始打砸肇事车辆，将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将它掀翻。此时，现场围观群众已逾万人，而部分不法分子点燃了轿车，然后又瞄准了一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警车，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他们一边点燃警车，一边燃放鞭炮。现场顿时浓烟四起，混乱状况开始升级。现场虽有武警维持秩序，但因围观群众太多，场面变得无法控制。很快，不法分子开始袭击现场武警，导致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而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也被推离现场几十米。紧接着，派出所电源被切断，不法分子向室内投掷鞭炮，实施打砸行为并纵火。停放在附近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也同时被点燃。后来，不法分子开始围攻附近的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至此，此事已经发展成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由于池州市其他领导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跟何闽旭取得联系，只得向安徽省委作了汇报。安徽省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要求池州市一定要妥善处理此事，要尽快疏散人群，严防不法分子继续作案，同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当晚23时，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赶到池州，他在听取汇报后指示：果断采取措施，控制局面。23时40分，700多名警察冒雨开赴现场，迅速控制了局面。几名带头闹事、涉嫌犯罪的人员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池州发生这样的大事，作为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又兼任市委书记的何闽旭却“不作为”，不能说他没有严重失职。事后，安徽省纪委对此事展开了调查，结果调查组发现，事发当晚何闽旭竟然是在跟情妇鬼混。深入调查后，调查组发现了何闽旭从刘培龙处收受30万元的证据。但因为何闽旭是副省长，根据管辖权限，安徽省纪委马上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汇报。

    中纪委立案调查后发现，何闽旭的问题成堆，其中主要是收受贿赂、严重失职和生活作风问题。2006年6月22日，何闽旭被中纪委“双规”。

十堰市原市委副书记

    蒋显福“大钱不敢收，小钱不断收”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法国］孟德斯鸠

    湖北省十堰市原市委副书记蒋显福受贿有一个“原则”：在大宗贿赂面前“紧守堤防”，但在小钱面前“收一点不要紧”，因为那些“小钱”可以视做“礼金”、“人情往来”。在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近１０年时间里，蒋显福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１７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３２万余元。

    帮助企业“拉广告”

    与其他一些贪官不同的是，蒋显福并不总是“见钱眼开”。按照他的供述，他在很多上亿元的大项目中都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反而在“小钱”面前，“把贿赂误当成礼金”，从而走上歧途。

    十堰市某电脑喷绘有限公司股东佟广为承接郧县两家企业在十堰市区的户外广告发布代理业务，于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找到时任郧县县委书记的蒋显福帮忙。有了蒋显福的招呼，佟广顺利地承接了这两家企业的广告业务。为了感谢蒋显福，这年８月，佟广和其公司经理齐利将５万元人民币送到蒋显福家。同年下半年，在蒋显福的帮助下，佟广又顺利地承接了郧县汉江桥头公园广告牌的制作业务。为了感谢蒋显福的再次帮忙，２０００年１月，佟广和齐利又将５万元人民币送到蒋显福家。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佟广所在的公司承接了竹溪县龙王垭茶厂在十堰市区的户外广告发布代理业务。为了使广告设计方案能够顺利通过竹溪县委的审核，佟广将广告设计方案送到时任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蒋显福那里征求意见。蒋显福亲笔题写了“欧盟认证，国际精品，茶道人生，福寿康宁”１６个字的广告词。在将广告设计方案送给竹溪县委主要负责人审核时，佟广介绍说，这个广告设计方案上的１６个字是蒋显福题写的，从而使该广告设计方案顺利通过。同年１０月，佟广和齐利以广告词稿酬的名义将１万元人民币送给了蒋显福。

    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佟广和齐利先后３次送给蒋显福１１万元人民币，并在承接多处户外广告发布代理业务、广告牌制作业务等事项上得到蒋显福的帮助。

    协助老板“谈项目”

    ２００４年，蒋显福已经担任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近４年时间。和原来县委书记的职位相比，这个职位的平台更广，而对十堰市下辖的各县、市、区来说，蒋显福说话的“分量”也更重了。这使得他成为老板们追逐的对象。十堰市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成就抓住了这个“机遇”，使自己的生意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4年年初，金成想投资开发郧西县玉皇滩水电站项目，请蒋显福出面给该县领导“打招呼”。蒋显福向郧西县党政“一把手”介绍了金成的情况，让他们给予支持和照顾，使金成的公司顺利地取得了该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同年１０月，金成送给蒋显福价值６９００元人民币的西藏自治区成立４０周年纪念金币一枚。２００５年春节，金成又送给蒋显福２万元人民币。

    金成“会办事”，而蒋显福帮起忙来也够爽快：２００５年底，为了投资开发竹溪县周家垸水电站项目，金成请已经担任十堰市委副书记的蒋显福出面给竹溪县领导打招呼。蒋显福自然乐意，他分别向竹溪县委书记和县长推荐了金成，使金成的公司顺利地取得了该项目的开发经营权。

    与地产开发商“交朋友”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十堰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德经人介绍认识了蒋显福。为了日后能得到蒋显福的关照，林德开始“提前投资”。２００４年春节前，他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蒋显福的儿子３０００元压岁钱。２００５年春节，林德再次给蒋显福送了５０００元人民币。

    果然，林德的“提前投资”迅速有了“收益”。２００６年７月，在十堰市开发房地产项目时，林德的公司因超资质建设，被十堰市房管局下达了罚款５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告知书，于是林德请蒋显福出面做工作。蒋显福给十堰市房管局局长打招呼，要求对林德的公司不罚或者少罚。最后，林德的公司仅被罚款１万元。

    像林德这样因“提前投资”获利的还有张华。张华是十堰市某建筑有限公司经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为了日后得到蒋显福的关照，张华送给蒋显福２万元人民币。２００４年初，由张华的哥哥张鸣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欲与十堰市烟草局联合对该局位于十堰市东岳路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为了尽快促成此事，张华找到了蒋显福。后来，张鸣、张华兄弟二人又请蒋显福和十堰市烟草局局长李行一起吃饭。酒酣耳热之际，蒋显福对李行说，联合开发对双方都有好处，要求其给予支持。李行对此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张鸣的公司如愿以偿。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地产商张海到十堰市投资成立了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不久后认识了蒋显福。第二年夏天，该公司开发的香格里拉地产一期楼盘开盘。作为十堰市委宣传部部长，蒋显福在帮助协调、宣传的同时，还推荐文艺人才参与张海公司的促销庆典活动。随着认识的深入，蒋显福对张海的关照也日益频繁：２００６年春，张海开发了建筑家装材料一条街，蒋显福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这个活动，成为出席该活动的十堰市职位最高的领导。蒋显福如此“出力”，张海自然懂得投桃报李。２００６年春节过后，张海请蒋显福吃饭，蒋显福中途因故退席，张海一个人送他下电梯。当电梯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张海把两个信封塞到蒋显福的公文包里。蒋显福在推辞过程中感觉到信封里装的是钱，而且有一定厚度，便说：“我也没有为你们做什么事情，这么重的礼，我受不起。”张海说：“我们在这里发展、做事，全靠你们地方领导支持，这是给你拜个年，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蒋显福遂将钱收下。

    借职务变动“收好处”

    在蒋显福的１７笔受贿款中，在提拔干部、帮助下属职务变动时收受的就占了１０笔，受贿金额近１０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９年上半年，郧县对乡镇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调整。时任某镇镇长的张大华为了得到时任县委书记蒋显福的关照，送给他３０００元人民币。同年６月，张大华被任命为某镇党委书记。在这次换届中，另一乡镇的党委书记林泉送给蒋显福１万元人民币。同年４月，林泉找到蒋显福，提出想调回县城任水利局局长。同年７月，林泉即被任命为郧县水利局局长。

    １９９９年８月，郧县县委宣传部某科科长包某给时任县委书记的蒋显福写了一封信，希望蒋显福能在县直领导班子换届调整时对其予以关照，并在信封里装了５００美元。１９９９年下半年，郧县对县直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调整，包某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２００２年初，郧县举行局级干部竞争上岗。为了竞争县广电局局长，包某请当时已担任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蒋显福出面做工作。事成之后，为了感谢蒋显福，同年４月，包某以蒋显福搬家为由又送给他３０００元人民币。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十堰市的县、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时任某县县长助理的林某想起了“老领导”——蒋显福，并向他送上人民币１万元。在十堰市委常委会讨论组织部门拟定的县、市领导干部任免议案时，蒋显福对任用林某为某县政协副主席表示大力支持。同月，林某被任命为该县政协副主席。为感谢蒋显福，２００６年春节，林某以拜年的名义又送给蒋显福３０００元。

    “少吃多餐”式腐败当警惕

    蒋显福在受贿过程中“大钱不敢收，小钱不断收”，除了最高的一次５万元外，其单次受贿金额一般在８０００元以下，体现了“少吃多餐”的特点。

    从表面上看，蒋显福的“少吃多餐”使他在贪官中略显“另类”，使他看起来似乎并不总是“见钱眼开”。但这正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受贿犯罪的新特点：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收受大额贿赂的风险太大，罪行暴露的机会也大，于是部分贪官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拒收“大钱”，改收“小钱”，变集中受贿为分散受贿。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暴露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东窗事发，也可以假借收受的不是贿赂而是“礼金”，不是权钱交易而是“人情往来”的名义逃避法律的追究。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蒋显福曾经辩称，自己在很多上亿元的大项目中都经受住了考验，但在小钱面前存在“收一点不要紧”的错误思想：“我当初认为那都是些礼金，属于人情往来。”殊不知，如果没有官位在身，哪有那么多的“人情往来”？“收一点小钱不要紧”的思想，揭示了蒋显福走上腐败道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不学法，不懂法。

    防止“少吃多餐”式的腐败，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树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防腐观，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在行动上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同时，要学法、懂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尤其是管住“八小时以外”的行为，防止被披着“礼金”和“人情往来”等外衣的“糖衣炮弹”击倒。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

    只有廉正的人，才心安理得。

    ——［古希腊］伊壁鸠鲁

    神秘消失

    2007年1月19日凌晨，一辆银灰色的“欧宝”轿车悄悄驶出昆明，冲破夜幕往滇南方向疾行。车上坐着一对同胞兄弟，哥哥是随后被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追捕、涉嫌特大经济犯罪的胡星，弟弟胡波则已移民加拿大。

    胡星祖籍湖北，曾任昆明市副市长，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他此时的身份是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昨天他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省里的一次会议。谁也没料到胡副厅长此后便神秘消失，直至看到公安部的A级通缉令，人们才得知胡星出逃了。

    在出逃前的一段时间里，胡星陆续得到一些对他不利的信息：1月18日，他的三弟胡彬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同一天，胡彬公司的一名男子被检察官带走。当时该男子遵照胡星的指示，正准备到一家酒店接胡星并给他送去160万元，但未及见到胡星就出事了。那一刻，躲在暗处的胡星目睹了这一幕，他预感到检察机关的侦查触角正在迅速向他包围过来，于是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其实，胡星一直在谋划着出逃。早在2006年11月，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刚刚出国考察回来就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随后被捕。胡星深知，曾华“进去了”，自己也难免要被牵扯到。而随着金城阳光公司违规开发房地产事件的败露，他这个深藏不露的幕后主使面前便几乎只剩一层薄纱了。情势危急，大洋彼岸的胡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他和胡星不仅是手足，还是利益上的盟友，唇亡齿寒。胡波很快飞回昆明，“拯救”处于险境中的胡星，他带来了胡星出逃的关键工具——一本真假难辨的护照。

    此刻，通往滇南方向的“欧宝”轿车一路狂奔，车窗外夜色浓重。没人知道车窗内的胡星是在庆幸还是在反省。那一桩桩权力与金钱的交易给他带来快感的同时，也给他埋下了祸根。眼看事情就要败露，仓皇之下他只能选择出逃。

    砸车事件

    2005年，一个名为“倾城名筑”的高层楼盘兀然出现在昆明黄金地段的金碧路上。一时间，议论纷起。早些时候，云南省曾经作出过一个决定：昆明市二环路以内不得再兴建高楼，以保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城市建筑生态。这个决定已成为一道横在房地产开发商面前的难以逾越的政策壁垒。但是，“倾城名筑”的拔地而起打破了禁令，这顿时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密切关注。

    看着这座傲然耸立的楼盘，许多开发商愤愤不平：不让建高楼，那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当地官员对此也感到很纳闷。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被网开一面的，该项目的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极其密切。类似的负面信息广为流传，甚至被反映到中央。中纪委和云南省纪委接到举报后马上对此展开了调查。但从表面上看，该项目中土地的取得、规划的审批都符合程序。于是，事情一步一步朝着政治化的方向演变，导致公众对云南的党政官员严重不满。而事后证明，云南省里的主要领导与这个项目毫无关系，对此毫不知情。

    “倾城名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谁的手在暗中操纵?疑惑在蔓延，不满在滋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难以平息传闻和众怒。

    破解谜局的契机终于出现了。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曾华案件时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他们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正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此时，胡星开始浮出水面。但是，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打电话联系刘伊萍，接电话的却是一名男性。因此，办案人员一时也无法判定刘伊萍是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

    1月1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采取行动，传讯了胡彬和金城公司的几名管理人员，同时被传讯的还有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汤姓负责人。在短暂的抵抗后，汤某终于承认，金碧路的项目是胡星专门交代他去运作的。综合分析了纷繁复杂的情况，检察官基本勾画出了这样一幅权力“寻租”图：

    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但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6 69亩地拍卖进行开发，用其收益弥补经费的不足。促成此事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拍卖土地。在此次拍卖中，汤某选定了12家开发商，而其中有4家是胡星指定的。汤某还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最终拍卖。4家开发商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汤某又巧施手脚，确保了金城公司以每亩403万元把土地拿到手。

    在整个过程中，胡氏兄弟为防止玄机泄露，筑起了堪称坚固而无形的“防火墙”：金城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刘伊萍一直藏而不露，实际控制公司的胡彬则隐身幕后，出面打理公司事务的是另一名经理人；购买土地所用的近2700万元资金全部为现金，以防止银行转账时暴露痕迹。

    检察官们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寻，他们查阅了上万份银行票据，终于找到了与此次拍卖有关联的一家公司，而该公司属于胡彬。

    种种迹象表明，胡星与金城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位前副市长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谋取私利的嫌疑。据办案人员估算，“倾城名筑”项目获利惊人。

    至此，掩盖真相的帷幕已被撩开一角，“剑锋”直指胡星。因涉及厅级干部，云南省纪委介入此案。云南省高层决心严查此案，追根溯源，揭露真相。

    1月19日，云南省纪委正准备找胡星谈话，却发现胡星不在省交通厅，其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且连续几天都杳无音信。次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等4人召开紧急会议并研究决定：省纪委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并成立以省纪委副书记郭永东为组长的专案组。

    1月23日下午3时，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蒋平奉命赶到省纪委，接受了纪委领导下达的指令：迅速找回胡星!同时，以蒋平为组长的追捕工作组成立，由省纪委专案组直接领导。追捕工作组面临的难题是，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胡星踪迹的情报，不知从何着手。

    正当专案组一筹莫展之时，昆明市检察院传来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关注：1月20日，胡星停放在金城公司地下停车场的一辆“宝马”轿车的车窗玻璃突然被砸破，而砸窗者是与胡星有密切联系的陆立民(化名)。陆立民砸完车窗后并未隐藏车辆、转移财产，而是将车修理后又停放了回来，这个举动令人费解。

    现身广州

    专案组选择蒋平领衔追捕工作组可谓独具慧眼。蒋平曾任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在同事眼中，他意志坚定、作风果断、思维缜密、雄辩滔滔，具有丰富的侦查经验。由于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蒋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听说了“砸车事件”后，蒋平凭直觉意识到，其中必有玄机。他迅速组织力量抓捕陆立民，并进行突击审讯。1月24日凌晨，面对咄咄逼人和推理严密的追问，陆立民渐渐招架不住，回答时漏洞百出。最终，他放弃了狡辩，道出了真相。

    原来，昆明市检察院搜查金城公司的消息惊动了胡星，但他又不敢贸然前去查看。在金城公司所在的东来大厦，胡星拥有三套住房，其中藏匿着他为出逃准备的重要物品。惊慌的胡星通知陆立民立刻把大厦的监控录像送到自己所住的宾馆，以便自己仔细查看，评估形势。看完后，胡星认为，现在要么逃跑，要么等着被抓。与胡波进行一番商议之后，胡星决定出逃。

    1月19日凌晨，胡氏兄弟星夜驾车离开静谧的昆明城。对此，无人知晓。由于上路仓促，胡星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准备的东西。20日上午，胡星指示陆立民按他所说的步骤进东来大厦取东西——天黑后进入地下停车场，砸开车窗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星的居室；从一个花盆附近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的信封，再拿上胡星的笔记本电脑，下楼交给在那里等候的王某；然后再上楼，拎走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整个过程由胡星在飞驰的汽车上遥控指挥。此前胡星还嘱咐陆立民买两部新手机和两个新号码。稍后，胡星打电话通知陆立民和王某赶到昆明机场前往北京，并提醒二人分别行动，以防不测。二人刚到机场，胡星又通知他们改飞广州。

    当晚午夜时分，陆立民和王某抵达广州，在胡星的电话指示下，他俩住进了广州白云宾馆。

    两个多小时后，胡氏兄弟来到他们的房间。胡星见到信封和密码箱后，如释重负，他安慰陆立民和王某说：“你们辛苦了，别怕，我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询问了昆明的情况后，胡氏兄弟随即离去。早晨8时许，胡波只身来到陆立民、王某的房间，约请二人喝早茶，可未及动筷胡波便匆匆离去。10点左右，胡波又返回白云宾馆，给了二人各1万元现金以示感谢，并嘱咐他俩当天返回昆明。

    在最后一刻，陆立民终于向审讯人员交代，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本护照，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护照是哪个国家的。

    此刻，专案组确信胡星已经潜逃。于是，专案组立即查阅了所有边防离境记录以确定胡星的去向，然而他们一无所获。胡星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按规定存放在云南省外办，他这一级别的官员出境前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所以，陆立民送去的那本护照一定暗藏玄机。

    既然胡星在广州出现过，就必须锁定这个目标。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他们要在这个人海茫茫的大城市里捞“针”。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追捕组查阅了广州市所有宾馆、饭店的住宿登记，却全然不见胡氏兄弟的名字。广州边检总站1月21日~22日的出境记录中，也不见胡氏兄弟的踪迹。

    神秘的“李力”

    在昆明，专案组在胡星位于东来大厦24层D座的秘密居室中查获了702万元现金，将它们装了整整5个旅行箱。鉴于胡星涉嫌特大经济犯罪，1月26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通缉令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胡星有重大作案嫌疑，胡星现畏罪潜逃。

    远在广州的追捕组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通缉令，面对苦寻无果的局面，他们深感焦虑和迷茫。蒋平回想起在省纪委参加案情分析会时曾得到的线索：胡星周末时经常飞到深圳，而且金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伊萍的户口就在深圳，胡波也在深圳住过酒店。根据这一线索，追捕组决定另辟蹊径，迂回包抄。

    在深圳的调查果然颇有收获。追捕组不仅查出胡波1月16日至18日入住过华侨城酒店，更重要的是通过户籍资料查实了刘伊萍确有其人，而且可以断定刘伊萍是胡星的情妇。追捕组顿感柳暗花明。

    追捕组通过秘密侦查发现，刘伊萍经常往来于香港、深圳两地。追捕组推测，胡星出入境时很可能与刘伊萍同行。如果胡星使用假名出入境，这个假名就有可能出现在刘伊萍的名字前后。于是，追捕组采取排查法，把每次写刘伊萍一同出入境的人员排列出来，发现有一个叫“李力”的人多次与刘伊萍一同出入境。追捕组通过调阅办证资料发现，“李力”港澳通行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胡星!进一步的信息是，这个“李力”已于2005年在澳门购置了房产。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调下，“李力”以及胡星的另外几个假名立刻被列入香港和澳门的边控“黑名单”中。香港、澳门警方都投入警力参加到查找胡星的行动中。经过多次地毯式梳理，追捕组查明“李力”已于1月22日晚从深圳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入住维景酒店，次日中午12时离开港澳码头前往澳门，此后便下落不明，因为澳门没有此人的入境记录。追捕组判断，“李力”仍可能潜入了澳门，于是蒋平动身直赴澳门。

    在从深圳到澳门的路上，蒋平凝神静思，整理着纷乱的信息。他分析，最大的可能仍是胡星以“李力”的身份潜入了澳门。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李力”在澳门的私宅中空无一人；宾馆、酒店也查无此人。而1月23日从港澳码头进入澳门的旅客中也没有胡星的踪影。

    线索再次中断，胡氏兄弟均不知去向。

    金蝉脱壳

    山穷水尽之际，突然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深圳警方截获的一条信息表明，刘伊萍第二天将从香港返回深圳。可是，刘伊萍并无进港记录，她是怎么到的香港?蒋平猛然间想起来，刘伊萍还有个真名，她应该是持另外一个通行证进入香港的。

    此时，追捕组内部对抓不抓刘伊萍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胡星即便在香港，也不会与刘伊萍一同返回大陆，如果控制住刘伊萍，她又肯合作，说不定就会一举擒获胡星；但是，如果她拖个一两天什么都不说，反而相当于给胡星报了信，给了他再次逃亡的时机。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蒋平驱车直奔深圳。

    第二天早晨，追捕组进入罗湖口岸等待刘伊萍到来。追捕组提前请香港警方做好准备，等刘伊萍一离开香港口岸就通知深圳这边。中午12点左右，蒋平突然接到香港警方电话，说刘伊萍已从落马洲出关，20分钟后将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关!

    蒋平和同事们拔足狂奔，并紧急告知皇岗口岸工作人员控制住刘伊萍和她的手机，不许任何人接近她。

    刘伊萍很快就被带到了蒋平面前，但她并没有显得惊慌。蒋平单刀直入：“你有没有见到他?”刘回答：“没有。我等了几天都没见到，在香港报纸上看到通缉令，感到害怕，就回来了。”反复讯问，刘伊萍始终辩称是胡波通知她到香港，让她到维景酒店取一些东西，但她没敢去，而是托了一个朋友去。

    从刘伊萍那里一时得不到胡星的消息。

    蒋平陷入了沉思。此时一直在香港负责协调的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打来电话说，经过再次查看监控录像，1月22日晚上住在维景酒店的更像是胡波。追捕组成员黄建伟又查看了1月22日晚皇岗口岸的录像，确定出关的是胡波!

    蒋平顿时醒悟：胡波使用“李力”的通行证进入了香港!

    追捕组仔细检查了胡波留在维景酒店的物品，从中发现了一张1月21日上午的出租车发票，那正是胡波匆匆离开广州白云宾馆的时间。根据这一宝贵的线索，蒋平命令黄建伟立即回广州找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司机。经过反复提示若干细节，司机终于回忆起来，当天有两名操云贵口音的中年男子从花园酒店附近上了车，要求到新白云机场。途中两人显得很疲倦，其中一人还睡着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追捕组查看了1月20日晚花园酒店的入住记录，却没有发现胡氏兄弟的名字。他们又调出监控录像仔细查看，终于在第十层的录像中看到了胡氏兄弟从1020房间走出来，录像中的时间是早上8时52分。

    原来，胡氏兄弟拿到信封和密码箱离开白云宾馆时，已是早晨6时，但他们并没有住在白云宾馆，而是到一街之隔的花园酒店另开房间，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就再次出逃。

    花园酒店总台记录显示，1020房间的客人是用一本瑙鲁国护照登记入住的，号码为022880，姓名是Hu Staney B 。这一定就是陆立民从东来大厦取出的那本神秘的护照。此时已是2月2日晚上8时，香港入境事务处立刻命令对该护照实行边控。但是令追捕组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护照持有人已于当天下午4时从香港飞往新加坡!

    尽管再次与胡星失之交臂，但这仍是侦破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那本护照就是胡星的“狐狸尾巴”，这让追捕组所有成员无比兴奋。

    瑙鲁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胡波早在1999年就取得了瑙鲁国籍。那本护照上的个人资料是胡波的，而照片却被胡波借更换新护照时换成了胡星的。照片上的胡星没有戴眼镜，所以他也可以使用那本护照，只是每次过关时胡星都得摘下眼镜。这本护照本来没有入境中国的记录，即没有被“激活”，所以胡波特意持此护照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把“激活”后的护照交给胡星以便其出逃。

 &nb, sp;  胡星飞出国门后，胡波持胡星的港澳通行证以“李力”的名义进入香港。但他如何逃回加拿大却是个谜。经过梳理证据和严密推理，追捕组最终解开了这个谜：

    1月23日胡波离开酒店到港澳码头前，把随身物品全部留在房间，通知刘伊萍去取。然后他乘船前往澳门，但在澳门入境时受阻。在被遣返回香港的船上，胡波把“李力”的港澳通行证扔进大海，身上只留下一本没有“激活”的加拿大护照——他本来企图用这本护照“闯关”澳门将其“激活”，但没有成功。回到香港，移民官员讯问胡波是如何进入香港的时候，胡波一言不发，行使沉默权。胡波的律师急速赶到香港，与移民官员交涉。根据规定，香港移民官员只好把胡波遣返回加拿大。

    胡星遂愿，胡波遂愿。胡氏兄弟成功出逃。此时追捕组的成员们心情都很郁闷，但一个信念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不管胡星跑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异国追逃

    尽管追捕组的决心坚如磐石，但要去新加坡追捕胡星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警察即便到了新加坡也难以开展工作。国内一些贪官逃到新加坡后，中国司法机关便往往对他们望尘莫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新加坡过着逍遥的日子。

    2月15日凌晨，追捕组抵达新加坡。他们顾不上旅途劳顿，向赶到酒店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参赞黄勇介绍了案情。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不能公开进行调查，众人商定，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

    但是，与新加坡警方的谈判异常艰苦。中方据理力争，而对方也寸步不让。中方人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但是新加坡警方却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胡星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谈判陷入了僵局。而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追捕组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参赞商量对策。黄勇说，他已经知道了会谈的结果，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现在已经证明胡星使用他人的护照进入了新加坡，若新加坡方面把他放走，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追捕组发现新加坡警察在整日跟踪胡星，这至少说明了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艰难“劝降”

    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方面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

    就在此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认为，胡星不太可能轻易投降，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现在他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他感到极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云南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给胡星打电话。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孟书记果断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拨出了胡星的手机号码。众人都围了过来，屏息凝气。

    电话接通了。蒋平用昆明话说：“你是胡星?”

    对方警觉地反问：“你是哪个?”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

    “哦，我知道你。”胡星说。

    “我告诉你，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我就是领导的代表。”

    对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我警告你不要出门!不要有任何动作!”

    胡星慌了，他不知道追捕组对他了解到什么程度。

    蒋平接着说：“现在你只要离开房门，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

    胡星持续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电话，蒋平喜形于色，因为他感觉胡星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

    蒋平等人跳上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了胡星的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参赞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底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到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一切准备就绪后，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逃走!”

    过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过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已经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四周，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连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涉嫌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去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代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胡星抬起头说：“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不追究，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星看。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他颤抖着说：“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没过多久，胡星在申请书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他对新加坡警察说：“我是中国人，我要跟他们回去，请给予方便。”

    2月18日凌晨，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飞机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2007年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胡星归案了。这名前高官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云南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云南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多达数千万元。

刘方仁坍台纪实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

    ——［唐］罗隐

    当初，刘方仁频频作着“勤政秀”。他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可是背地里却纵容亲属一次就收受500万元的贿赂。最后，刘方仁苦心营造的这一切都坍塌了。200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给予刘方仁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收受贿赂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贪官归案，拔起萝卜带出泥

    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位于贵阳市延安西路7号的贵州省交通厅大楼，一下子被卷进了各种传言的旋涡。一种在贵阳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卢万里与一起涉及巨额国债资金的腐败案有关联。这起重大案件的暴露，始于审计署的一次常规审计。当时审计署的审计重点并非公路项目，而是贵州省整个国债资金项目，但负责公路建设施工的众多公司引起了审计署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些公司的注册地分散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且均为注册资金极少的“空壳公司”。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十数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竟都是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亲属。一起典型的“吃工程”腐败案浮出水面。

    卢万里归案后，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更高职务的贪官——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他的一位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其引荐给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在见面时，卢万里的那位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人民币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这对价格昂贵的手表，犹如金色的手铐，霎时铐住了刘方仁的政治前途。

    口称为民，权力实为己所用

    刘方仁，1936年1月生，陕西武功人，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入党。1993年～1998年，刘方仁任贵州省委书记，1998年1月起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方仁是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贵州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现已查明，刘方仁在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收受贿赂161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贵手表一对；长期与一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刘方仁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收受贿赂，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贪官，却一直口口声声地说要让贵州人民“彻底摆脱贫困”。就在2002年6月，刘方仁还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说，交通不便是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贵州要把交通建设作为第一重点来抓。刘方仁说，贵州省有48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尽快摆脱贫困一直是省委的主要工作。他说：“我们的计划就是5年打好基础，10年重点突破，15年初见成效。我们按照这三句话去做，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要实现小康。”

    可是，谁又能够想到，这位堂堂的省委书记会在背地里大搞权钱交易呢?像许多贪官一样，刘方仁的腐败是由帮助别人贷款或借款并从中收取好处开始的。1996年初，贵州军电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某某为获得贷款请刘方仁帮忙，刘方仁便给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领导打了电话，并通过其他方式要其帮助解决贷款问题。后来，刘某某这位女老板一下子拿到了500万元贷款。2000年初，刘某某和其子廖某在贵阳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该项目的建筑面积有6万平方米，可是刘氏母子却希望将该项目的建筑面积由6万平方米增加到11万平方米，这样就可以大幅提高利润。于是，刘某某申请对规划进行修改，但是增加建筑面积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的，因此贵阳市规划局一直不予同意。于是，刘某某又找到刘方仁帮忙，可是刘方仁帮助说了话之后，贵阳市规划局对此事还是拖而未决，刘某某只得再次找到刘方仁。刘方仁有些不高兴了，便又一次向有关方面打招呼。最后，该申请终于获得通过，刘某某也遂了心愿，狠狠地捞了一笔。刘某某在发财的同时没有忘记回报刘方仁，1996年至2001年，为感谢刘方仁的帮助和支持，刘某某先后送给刘方仁149万元人民币。

    道貌岸然，难掩心中情色欲

    在贵州人民的眼里，刘方仁是一位注意法治与德治的高级领导。作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经常谈加强法德兼治的问题。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高级干部，竟然勾搭上了有夫之妇。1993年，刘方仁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后的一天，在某饭店用餐完毕，被招待方安排在饭店一楼理发。年近花甲并有着近40年党龄的刘方仁发现，给他理发的姓郑的理发员别有一番风韵，便忍不住夸了她几句。不想那位郑小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听了省委书记的夸奖后，更是热情服务，体贴万分。刘方仁故意用话去探她，而她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地与刘方仁开起了玩笑，并表示愿意与他交朋友。刘方仁被这位郑小姐的姿色迷住了，竟然三天两头想起她。

    但令刘方仁意想不到的是，郑某不仅有了家室，而且在外面还与别的男人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在刘方仁之前，早已有一位风流老板——贵州某装饰公司的总经理陈林看中了她。

    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还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有一天，郑某将刘方仁常来理发并动手动脚的事告诉了陈林。郑某以为陈林一定会醋意大发，坚决反对她与刘方仁来往，可没有想到，陈林竟然说：“你的好运来了!你要大胆地与他来往，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于是，从1994年开始，郑某与刘方仁的关系开始热乎起来，最终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陈林对此不但不吃醋，还乐此不疲地帮助刘方仁安排寻欢作乐的场所，让他与郑某快活玩耍。刘方仁虽不知道陈林与郑某的关系，但从他忙前忙后的表现上看，知道他是个识时务的人。陈林也不失时机地请郑某帮他吹吹枕边风，让刘方仁出面打招呼，帮助自己揽些工程赚钱。同样有好处可拿的郑某，自然乐于帮助，先后帮陈林揽来了贵阳某酒店和某电信枢纽大楼等工程款总额达8000多万元的装修工程。为了表示感谢，陈林让郑某送给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放长线钓大鱼”，陈林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方仁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

    纵子经商，不听劝诫敛财忙

    应该说，贵州省在领导干部腐败问题上是有深刻教训的。特别是有的省级领导的子女经商牟利，最终触犯刑律，受到了严惩。

    然而，刘方仁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置组织和同事的劝诫于不顾，我行我素，在帮助其儿媳易某经商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据调查，在某公司收购贵阳市某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份时，刘方仁应易某的要求帮助她说了话，使易某从中收受了该公司的好处费500万元。此外，刘方仁为易某经商提供了许多便利，支持、纵容其倒卖工程项目，使其获利达2180多万元。

写《反腐败论》的大贪官

    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

    ——《明史》

    2002年11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副主任李国富身穿黄色军大衣，神情沮丧地坐在被告席上。在他的身后，稀稀拉拉地坐着两三排旁听者，他们大多是李国富的亲友。作为一个副厅级官员，李国富的案子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李国富没有什么可资炫耀的家庭背景。应该说，他能成为一个副厅级官员，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努力的结果。1996年11月，参加了河南省厅级干部公开选拔之后，李国富调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表面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辉煌时刻，但李国富的命运却从这时开始转变了。

    上任不久便开始官场霉变

    刚调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那段日子，李国富还能循规蹈矩。由于家人还留在漯河，他一个人住在河南宾馆1218房，没事的时候就看书看电视打发下班后的时光。但是，李国富的职位是一个肥差，他分管省人大常委会的基建工程，所以，他不会“孤独”太久。1998年初，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刚建好的办公楼要进行装修。河南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费尽周折，通过李国富的司机认识了李国富。王文兴是一个善于“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此后的几个月，他多次约请李国富吃饭加深“感情”，其间也多次提到想承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装修工程。李国富不置可否。没有鱼饵的钩是钓不到鱼的，双方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

    到了1998年8月，王文兴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给李国富送去了10万元现金，一下子就使李国富下定了把工程交给王文兴的决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楼是由河南冶金建设公司郑州分公司承建的，在王文兴给李国富送钱的时候，办公楼已经封顶，但玻璃幕墙的安装和办公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开始。李国富接受10万元贿赂以后，就安排王文兴去找冶金公司经理郭景山，因为办公楼由郭景山承建，办公楼内部的装修工程也由他统一管理。

    王文兴仗着他给李国富送了10万元钱，直接找到郭景山讨要工程，但郭景山根本不买他的账。王文兴无奈，只好回头再找李国富。李国富就对郭景山说：“王文兴一直在搞装修，很有实力，你考虑一下，有些工程可以给他干。”李国富的话很客气，但郭景山明白，这其实就是命令。在郭景山把工程预算为40多万元的玻璃幕墙装修工程交给王文兴以后，李国富觉得这个40万元的工程利润太少，于是再次向郭景山打招呼，让王文兴承包了办公楼内部的一部分装修工程，其工程预算为350万元人民币。李国富知道，王文兴这下应该满足了。

    因为李国富负责办公楼的工程拨款，所以对于李国富提出的要求，郭景山是绝不敢有二话的。

    在与这些商人的交往过程中，李国富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他在贪欲里也陷得越来越深。他从被动地接受贿赂，逐渐过渡到伸手索要。他要买房子，需要钱；要买家电，需要钱；要出书捞取名誉，需要钱。这些只能向有求于他而且正在利用他的王文兴索要，因为毕竟李国富目前的权力还有限。

    商人施展“喂”官战术

    正是因为感到权力有限，李国富开始不满足于他已有的职务了，他想再跨一步，捞取一个更有“效益”的差事。与此同时，王文兴也开始向他灌输跑官的思想：你应该跑一跑，弄个市长、书记干干，弟兄们今后也好办事。你尽管跑，咱要钱有钱，要车有车，用钱的时候跟我说。李国富此时已将王文兴看做可以随用随取的钱袋子，所以满口答应下来。用李国富自己的话说：“我曾帮王文兴揽到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装修工程，所以向他要钱我心安理得。”由此，李国富已经把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工程当成了自己的捞钱工具。

    李国富分3次向王文兴要了17万元钱，拿其中的一部分赴北京跑官。但是，李国富每次携款北上，钱都打了水漂。

    李国富先后5次从王文兴手中拿到31万元，其中有王文兴主动送的，也有李国富伸手索要的。王文兴后来说：“认识李国富这样的大领导不容易，我以后揽活说不定还要求他帮忙，所以就想用钱去喂着他。”

    王文兴的一个“喂”字，把商人与贪官交往的实质刻画得淋漓尽致。

    幻想著书扬名

    李国富跑官不成，便想另辟蹊径。他决定出一套书，抬高自己身价——如果这套书被上级领导看见，自己没准就时来运转了。按照他的设想，这套书要分为经济、政治、科技、农业等多册，以显示自己学识渊博，是一个全能型干部。

    但李国富对自己的水平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样一套专业理论书籍，岂是谁都能写的？真正动起笔来，李国富才知道自己的学识远远不够。无奈之下，他只好组织了一个草台班子，拼凑了一本《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算是草草收场，其他什么农业、科技之类的内容，也就不再提了。

    紧接着，李国富又动手策划第二本书——《反腐败论》，这本书倒是由他亲拟提纲，亲自作序。李国富对腐败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提出了一整套反腐败的策略。然而，理论阐述是一回事，实际践行又是另一回事。言行相悖，这不仅是李国富的悲剧，也是其他许多贪官的悲剧。最后，没等《反腐败论》印刷出来，李国富就锒铛入狱了。

从省长到囚犯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

    ——［元］张养浩

    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对云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问题的审查结果：李嘉廷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儿子和情妇牟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决定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建议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处理。同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李嘉廷依法逮捕。2003年5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嘉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嘉廷作为曾成功主持举办“昆明世博会”工作而名震一时的一省之长，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长期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放弃了党性修养，经不起金钱、女色的诱惑，最终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离了党的宗旨，陷入了为子女、家庭和所谓“朋友”疯狂牟利的泥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剖析李嘉廷案件，追踪李嘉廷从省长到囚犯的蜕变轨迹，可以给其他人很好的警示。

    一

    “我入党37年了，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是我长期以来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逐步淡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摘自李嘉廷被审查后写给中央的信

    李嘉廷，1944年出生于云南石屏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李嘉廷从哈尔滨某机械厂的技术员干起，历任哈尔滨市市长、云南省副省长，1998年1月任云南省省长。毋庸讳言，李嘉廷从一个穷苦的山里孩子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是付出了艰辛努力的。到云南后，他也确实为家乡人民办了实事，为云南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本身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是李嘉廷在事业上的优势。但是，他却把这些优势当成了炫耀的工具和坐享其成的资本。李嘉廷自认为学历高、文凭硬，“比起别的领导干部来强多了”，觉得不需要下苦工夫学习了。有了这样的想法，李嘉廷就再也静不下心去学习理论和钻研问题了，经常以工作忙、应酬多来逃避学习，即使偶尔学一下，也是充充门面，从不正视自己存在的实际问题。

    李嘉廷的办公室里有一排摆放着各类书籍的书柜，但上面的书大部分是崭新的，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必读书。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堂堂的一省之长家里的书房中，竟没有几本书籍，取而代之的是玳瑁、象牙雕刻等众多贵重工艺品。

    用李嘉廷自己的话说，有些重要理论和思想他也注意学了，但“学习是为了工作，学习是为了教育别人，为了改造别人的世界观，而不是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确实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在自己不断强调“要处理好广交友、慎交友、交好友之间的关系，要努力争当让腐败分子感到可畏，让人民群众感到可亲，让广大党员感到可敬的干部”之时，背地里却干着帮助儿子、情妇疯狂牟利的勾当。

    长期放松学习、放弃对自己思想的改造，还导致了李嘉廷的专横跋扈、骄狂无知。当他得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狂妄地说：“我是少数民族干部，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关系多，后台硬，是查不倒的。”

    放弃了思想改造，骄傲自满的李嘉廷在生活上也逐渐走上了享乐主义的道路。

    李嘉廷初到云南时，人们还能看到他身着夹克钻山沟、访农家的形象，但不久之后，李嘉廷就开始忘乎所以，追求享受。节假日，他不再出现在办公室和基层农村，而是频繁出现在游船上、高尔夫球场和昆明消费水平最高的“海鲜街”上，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物推杯换盏。经常目睹李嘉廷频繁出入豪华酒店的一位餐馆老板在1998年就说：“这样下去，李嘉廷早晚要出事。”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开始的。思想上的放纵，生活上的奢侈，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为李嘉廷最终蜕变成腐败分子埋下了祸根。

    二

    “我和李嘉廷完全是相互利用，他需要我的肉体，我需要他的权力……”

    ——摘自李嘉廷情妇徐某某的交代材料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不难发现，在众多男性贪官的背后，都如影随形地出现一些贪蛮、堕落的女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它对于生活态度以及道德取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放弃了学习，一味追求享受，李嘉廷的道德防线也逐步崩溃，从贪恋女色发展到了大肆进行权色交易。在李嘉廷违法违纪案件中，频频出现的有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姓邹，40多岁，香港某集团公司总经理，云南昆明人，1985年赴香港定居。1996年“昆交会”期间，邹某与主持“昆交会”的李嘉廷认识。因为在昆明投资时遇到困难，邹某便经常找李嘉廷请求帮助。一来二去，两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有了李省长这个靠山，邹某从此在云南便如鱼得水，财运亨通。

    在投资建设某大楼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资金，邹某希望云南的某大集团以合作建设的名义购买其中一座楼。李嘉廷为此亲自出面，促使双方达成了协议并让该集团以2 4亿元的高价买下了根本不值这么多钱的一座写字楼。从这笔生意中，邹某赚了一大笔。1997年，邹某的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2 2亿元，李嘉廷亲自在报告上批示，要求分管的领导促成此事。

    另一个女人姓徐，是昆明的个体老板。1995年10月，李嘉廷到阳宗海的一艘游船上度假，而船的主人正是徐某某。徐某某能说会道，对李嘉廷百般奉承，把李嘉廷哄得很高兴。从此，李嘉廷经常以各种借口约徐某某见面，一起跳舞、打球。徐某某巴不得攀上这棵大树，于是二人便勾搭成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傍上李嘉廷这个大靠山之后，徐某某打起了如意算盘。每次把李嘉廷哄高兴了，徐某某就开始要这要那。她向李嘉廷抱怨自己资金不够，让他想办法帮她解决。1996年1月，李嘉廷指示属下采取弄虚作假的方法，从省财政专项资金中挪用了300万元给徐某某使用。

    为了满足徐对金钱的需求，李嘉廷想尽一切办法：

    1996年春节，徐某某向李嘉廷提出从某烟草公司借款，李嘉廷帮助她借了350万元；

    1996年夏，李嘉廷又应徐某某的要求向广东商人李镇桂借了200万元；

    1997年5月，徐某某以要建综合楼为名向李嘉廷要钱，李嘉廷再次向李镇桂借了800万元；

    2000年5月，李嘉廷得知中纪委开始调查他的问题，催促徐某某把借烟草公司的350万元还上，但徐某某表示“没有钱”，于是李嘉廷只好又让李镇桂垫付了350万元。

    从李镇桂那儿要了1300多万元，李嘉廷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指示他的属下——省烟草烟叶公司总经理胡启鹏给李镇桂“一点补偿”。胡启鹏也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打起了国家烟叶款的主意，提出在烟叶促销中“补偿”一下李镇桂，获得了李嘉廷的同意。1999年到2000年，胡启鹏以烟叶促销奖励的名义，采用提高奖励标准和虚列烟叶销售数量的手段，凭空多付给李镇桂2600多万元。

    李嘉廷经不起美色的诱惑，为追求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大搞权钱交易，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三

    “李嘉廷是个讲哥们儿义气的领导，如果能和他拉上关系，今后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有好处。正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我才花费心思，精心安排，对李嘉廷下了如此的功夫。”

    ——摘自某行贿人的谈话笔录

    古代先贤早就告诫人们要“亲君子，远小人，慎重交友”。近些年来，中央一直提醒领导干部要“慎微”、“慎独”，慎重对待日常交际和朋友来往，但李嘉廷却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长期以来，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在三教九流中都有朋友，可他不知道，这些人看中的不是他的够义气，而是他手中的权力。久而久之，在这些所谓“朋友”的吹捧、诱惑之下，李嘉廷陷入了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泥潭。

    和丽伟，云南人和集团总裁，2000年因诈骗银行巨额贷款被逮捕。此人原是西双版纳的一个银行小职员，靠投机钻营、骗取贷款成了在昆明很有影响的“大老板”。1994年，和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嘉廷的秘书郑某某，并很快与之混熟，而且在郑某某的引见下结识了李嘉廷。工于心计的和丽伟摸准了李嘉廷的脾气，并不急于送钱给李嘉廷，而是投其所好，见缝插针地为李嘉廷效劳。时间一长，和丽伟赢得了李嘉廷的信任，成了人人皆知的李省长的“铁哥们”。

    对自己的“兄弟”，李嘉廷当然不会亏待。1996年，李嘉廷帮和丽伟变更了药品经营许可证，使人和集团的药品顺利进入市场；他亲自出面让东北某著名医药集团与人和集团合作，成立了一个制药厂；他还帮和丽伟从银行贷出了巨额款项。作为回报，和丽伟给了李嘉廷6万元现金以及大量的宝石制品和高档服装。

    但李嘉廷怎么也想不到，这么“铁”的一个哥们，竟然也对他留了一手。和丽伟经常派人跟踪李嘉廷，抓他的把柄，以便牢牢控制住李嘉廷。用和丽伟的话说：“如果哪天李嘉廷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

    与和丽伟通过秘书巴结上李嘉廷不同，昆明伟事达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王伟则是利用石屏老乡的关系靠上了李嘉廷这棵大树。1994年，李嘉廷回老家石屏调研，与王伟认识。1995年春节，李嘉廷在老家的母亲和嫂子先后去世。王伟得到消息后，马上以个人的名义买东西前去慰问，协助处理丧事，并拍下丧事现场的照片，回昆明向李嘉廷作了汇报。这使李嘉廷非常满意，用王伟的话说，“在这种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气氛中，我与李嘉廷的关系明显地亲近了”。

    为了进一步拉近与李嘉廷的关系，1996年到1999年间，王伟先后送给李嘉廷人民币15万元、美元1万元。当王伟的公司与其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发生纠纷时，李嘉廷一个批示，马上就解决了问题，让王伟拿回了600多万元。

    李嘉廷手中的权力不仅使许多个体老板趋之若鹜，还使云南省的一些厅局级干部也削尖脑袋往李嘉廷的圈子里钻。云南省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葛建辉就是为了乌纱帽而找到了李嘉廷。

    葛建辉原是云南省驻北京办事处的副主任，早就想当正职，但一直没能如愿。葛建辉把此事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上头罩着”。1994年9月，李嘉廷率队到美国考察，葛建辉马上感觉到这是加深同李嘉廷关系的好机会。他当即给美国的弟弟打电话，要弟弟去看望李嘉廷，最好能好好接待一下。葛建辉还特意嘱咐弟弟，这对他的发展大有好处。于是，葛建辉的弟弟陪着李嘉廷在美国又吃又玩，在李嘉廷身上花了数十万元人民币，还单送了2000美元作为李嘉廷的零花钱。1998年“两会”期间，葛建辉的弟弟恰好也在北京，他向李嘉廷谈了葛建辉的提职问题。李嘉廷答应帮助，于是葛建辉的弟弟当场送给李嘉廷1万元。

    李嘉廷被有求于他和利用他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包围着，越陷越深……

    四

    “当了省级干部，自己养老应该说没问题了，但孩子不成材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走上了利用职权为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便利的错误道路，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摘自李嘉廷被审查后写给中央的信

    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严峻事实表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从领导的配偶、子女身上打开缺口。因此，中央三令五申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这不仅是为了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也是对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爱护。但是，李嘉廷对此却置若罔闻，面对子女的错误言行和非分要求，他不但不制止，反而纵容、庇护，甚至发展到千方百计利用职权为儿子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地步，最终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李嘉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群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高中毕业后就混迹于社会，沾染了很多恶习，但李嘉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他胡作非为。一次，李群带了两个三陪女开车兜风，结果翻了车，致使两个三陪女当场死亡，但由于李嘉廷的影响，事情不了了之。李嘉廷到云南工作后，为“照顾”留在哈尔滨的李群，应李群的要求，李嘉廷利用职权帮助昆明俊发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俊办理了广州本田汽车在云南的专营权，使李群从中收取好处费75万元。此后李群又向李俊索要了价值40万元的皇冠轿车和价值80万元的雷克萨斯轿车各一辆，还让李俊在哈尔滨为其投资100万元开办家具厂。

    如果说李群是因为李嘉廷的放纵而走上歧路的话，那么李勃则是因为李嘉廷的宠爱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

    1995年春节，港商杨荣到李嘉廷府上拜访，李嘉廷便把打算送次子李勃出国学习的想法告诉了杨荣。李嘉廷知道，杨荣肯定会帮忙，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正是自己的“关照”使杨荣在香烟出口生意上一笔就赚了1000多万。只要杨荣还想在云南做烟草生意，就离不开他这个主管烟草的副省长。果然，杨荣一口应承下来。1995年4月，经李嘉廷同意，杨荣花了50万元，为李勃办理了赴香港定居的手续。7月，李勃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杨荣又适时地送给李勃奔驰轿车一辆，还分别在香港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为李勃开立账户，分三次为其存入港币100万元。

    对此，李嘉廷投桃报李。1996年，他利用职权为杨荣搞到了1万箱卷烟的出口指标。这宗生意使杨荣获利3000多万元。在办理这宗香烟出口生意前后，李嘉廷又多次“特意”向杨荣询问李勃的近况，请杨荣对他儿子多多关照。精明的杨荣马上心领神会，当即答应李嘉廷，在生意做成后，分一部分钱给李勃。1997年1月到6月间，杨荣先后付给李勃港币500万元、人民币320万元。

    1997年，习惯了花花世界的李勃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产生了要回云南利用父亲的职权挣更多钱的想法。一贯疼爱小儿子的李嘉廷并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条件：要求李勃在云南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直接与政府部门的人接触，让李勃找一些关系，由李嘉廷出面帮助这些人挣钱，李勃再从中拿钱。于是，李勃找到了俊发房地产的李俊，让他去找赚钱的项目。然后，李勃找李嘉廷打招呼、批条子，让李俊赚到钱后坐地分赃。通过这个办法，1997年到1998年间，李嘉廷又为李勃挣了950万元。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李嘉廷忘了这句古训，更忘了全心全意为入民服务的宗旨，以感情代替原则，为子女公然践踏法律，对子女过分溺爱、放任，最终把自己和儿子推上了不归路。

    五

    “想不到她竟是这样的贪得无厌，给什么她都要。李省长有这么一个妻子，注定要走上这条路………”

    ——摘自某行贿人的交代材料

    自古妻贪夫祸多。一个中饱私囊、见利忘义的贪官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她们或从中推波助澜，对丈夫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或同流合污，帮助丈夫受贿、索贿、窝赃、转赃。在李嘉廷走上严重违法违纪道路的过程中，他的妻子王骁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与李嘉廷共同索贿、受贿，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王骁是李嘉廷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她与李嘉廷一起从北京到哈尔滨某机械厂当技术员，又跟随李嘉廷从黑龙江到了云南。王骁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物质欲望特别强烈。随着李嘉廷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增大，王骁的虚荣心和贪欲也一天天膨胀。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她常常抱怨李嘉廷“大家都在拿，为什么你不能拿”。她的贪欲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心安理得地收敛钱财。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她都一一笑纳，从不拒绝，而别人直接送给李嘉廷的东西，她也是如数接管。她成了李嘉廷受贿时的总管和代理人。久而久之，李嘉廷的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仓库，家里五个房间到处堆满了李嘉廷夫妇收受的物品。案发后，工作人员经过三天三夜的清点，列出了一张令人咋舌的清单：

    手表50多块，高档服装989套，领带200多条，旅行箱81个，高档进口皮鞋200多双，字画111幅，古代瓷器5件，玉石制品48件，宝石戒指8件，象牙、梅花鹿、鳄鱼等动物标本11件，贵重工艺品438件，数码摄像机、掌上电脑、手机等183件，燕窝、人参、冬虫草等26千克，虎骨、鹿茸、羚羊角等10块，香烟1000条，酒250瓶。

    就这样，李嘉廷和王骁两人夫唱妇随，“一个做搂钱的耙子，一个做收钱的袋子”，在云南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敛聚了大量的不义之财。从1996年到1999年，王骁先后将李嘉廷和她收受的270万人民币、15万美元、25万港币交给李勃存入香港的账户。2001年3月，中纪委调查组对李嘉廷的问题开展调查后，王骁又将26万美元、86万人民币和121万港币转移到香港。为了牢牢控制这些不义之财，王骁还专程赶赴香港，亲自督促李勃开设了一个王骁和李勃两个人的联名账户。

    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李嘉廷及其家属苦心经营的安乐窝，在庄严的法律面前顷刻倒塌。2001年9月，看到大势已去的王骁在家中畏罪自杀。李嘉廷违法犯罪，最终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一个身居要职、肩负重任的一省之长，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蜕变为疯狂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严重违法违纪者，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幡然悔悟的李嘉廷在给中央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通过这次严重错误的教训，我深刻感到权力是把双刃剑。利用权力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公谋利就是功；相反，利用权力为少数人服务、为私谋利就是过，就是罪……”

    虽言之切切，却悔之晚矣。但愿这迟来的忏悔能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并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敲响警钟。

从“李真案”看秘书腐败问题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不能允许他们搞特殊化。如果搞特殊化，群众就不服共产党的气。——刘伯承

    近年的反腐败资料显示：１９９６年，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４０ ９万元，被判刑１５年；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贪污１万元，被判刑７年；铁英的秘书段爱华受贿５ ６万元，被判刑５年；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２４ ３万元，被判刑１６年。

    然而，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１０５１ ０９万元，该数字比上述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

    一位高层官员曾经评价说，李真一案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李真和他的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这位官员指出，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李真他们的“弄权”方式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说李真是个人的“天才”，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成就”了他。他认为这和李真的“年轻”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给了他更大的胆量，仅此而已”。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被更广泛地注意了。

    初试身手

    在河北省政府秘书圈子里，李真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与吴庆五交好。吴庆五是从河南过来的秘书，在河北待过两年后，吴庆五想“下海”，终止秘书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够接任吴庆五原来的位置。李真被逮捕后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写道：“我的前任秘书‘下海’经商时，我对他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就越赚越多。”关于李真与吴庆五达成“钱权双赢”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河北省委一位老领导分析说：“吴庆五位置高，但是外来户，李真位置低，却是坐地虎。他们两人选择合作，非常正常。”吴庆五后来也因受贿而被逮捕。有意思的是，吴庆五被逮捕后，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曾采访过他，当时吴庆五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李真的。吴庆五在描述里，更多的是说他被李真所“欺骗”。如果排除吴庆五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其间另一层隐藏的事实是：在权力运作以及对人的操纵上，李真显然比吴庆五能力更强。后来，李真果然顺利地接任了吴庆五的职位，稍后又从省政府进入省委，成为“河北第一秘”。李、吴合作，最初就在他们交接班之际，吴庆五的公司开张之时。中纪委、监察部在对李真的通报中指出：“１９９２年底，李真通过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某帮助吴庆五从‘东租冀办’借款２０００万元（后吴庆五将此款据为己有）。事后，李真收受了吴庆五１５万美元和１０万人民币。”

    李真之贪，有熟悉相关材料的人士分析说，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其一，李真、吴庆五的“钱权”通道；其二，李真的“北京线路”，北京是李真的资源之源，而李真对北京的“投资”不遗余力；其三，把持河北官员的升迁通道。

    开始时李真并不是完全没有碰到麻烦。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份前后，一桩５０００万元的贷款案牵扯到了李真与吴庆五。因为涉及李真，案子被报到了河北省纪委，当时的河北省纪委书记是刘善祥。刘善祥的要求是：查到底。这个最终也没有明确结果的案件的基本案情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某从银行里贷出５０００万元，而钱在张某的公司稍作停留，其中相当一部分便流转到吴庆五与李真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立案，批捕张某。随后有过一场十分复杂的较量。

    刘善祥回忆，检察机关打电话找他，说省政法委书记要求放人。刘善祥的回复是拒绝。稍后检察机关又来电话，仍然说被要求放人。刘善祥还是表示拒绝。最后刘善祥接到电话，被告知张某已经被释放了。接下来，刘善祥便与要求放人的省政法委书记理论，但放人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刘善祥分析说，要求放人的政法委书记是刚从外地调到河北的，对有关情况并不熟悉，而在其间操作此事的正是李真。事实上，这起案件被报到河北省纪委后，刘善祥就去找省委有关领导汇报过。为了留下证据，刘善祥当时还拉上了一位纪委副书记。麻烦之处在于，他们的汇报是在中午１１点钟左右，结果１２点钟省委机关食堂开饭时，李真便知晓了此事。

    张某被放出来后，不久便离开中国，移居国外，从而使这一案件无法深入。而刘善祥注意到的事实是：从银行贷款而产生的债务被转移到了张家口卷烟厂。

    后来，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受贿案暴露，并牵扯出李真。

    此时李真要过的坎还不仅仅是填上这５０００万元贷款的漏洞，更重要的是，他也需要在“处级”的位置上升迁一级，但这一过程同样遭遇了强烈的阻击。可是最终，“一下一上”完成了李真的升迁：刘善祥因为“身体原因”提前离职，稍后李真就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李真堕落的轨迹，绝不仅仅是一句“理想信念动摇”所能解释的。从李真对权力的极力钻营、对个人地位的孜孜以求中，本来就看不出多少“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影子。而作为一个缺乏性格修养的人能当上“河北第一秘”，李真的仕途腾达之旅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在干部管理、任用、监督方面的漏洞。

解析“黑龙江大案”腐败链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宋］林逋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在担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多人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702万元。2005年12月15日，韩桂芝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韩桂芝案”不是孤立的，由这起腐败案牵扯出的腐败链条，随着“韩桂芝案”查处工作的深入逐步显现。许多官员因卷入此案相继“落马”，其中不乏省部级高官。

    2004年9月28日，黑龙江各省属机关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免去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省委常委张秋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衍东职务的相关决定。2004年10月10日，新华社发布了这5人被免职的消息。此后数日内，黑龙江省又有数十名地厅级官员的职位发生变动，其中包括7个地级市的主要领导职位。

    提到“黑龙江大案”，首先得说起绥化，谈到马德。在绥化官场，腐败链的突出特点就是官员不仅要花钱“买官”，甚至还要花钱“保官”。官员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嵌入“腐败链”中做“链中人”、“网中官”，否则就会被冷酷地淘汰。官员花钱买官、保官形成的巨额亏空，往往在谋官后通过受贿来弥补。绥化的官员称，在马德主政期间，他们普遍有种压抑感，常常被朝不保夕的感觉困扰。“没准儿哪天就会被调到别的岗位，因为有人惦记着你的职位。”绥化市一位副局长曾多次这样慨叹自己的感受。

    当地官员评论说，由马德、田凤山、赵洪彦等官员构建的权力场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许多官员其实只是卷入其中的一环。有的官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为了“保官”，最终还是走上了先行贿、后受贿的不归路。

    2002年4月，“马德案”因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落网而败露，马德“马失前蹄”。一年之后的2003年6月，时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的赵洪彦被“双规”；4个月后，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在黑龙江任职时的所作所为“东窗事发”。就在田凤山“落马”时，韩桂芝还与黑龙江省委其他领导一同出现在省内各大媒体的头版，与群众共度国庆，而4个月后，她即被“双规”。

    中央纪委调查组从2004年8月至11月，先后与黑龙江全省715名副厅级以上干部中的200多人谈话，并多次召开老干部座谈会，深入群众了解官员的口碑，其范围之广，实属罕见。

    本着“案件要查，发展不停”的精神，中央在查办案件的同时，还调配了得力官员赶赴黑龙江。在2004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新任命的4位副省级官员中，刘学良、南英、姜伟均由北京直接到黑龙江工作。刘学良此前为某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监事会主席，“术业有专攻”的南英、姜伟分别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而另一名官员栗战书也在2003年自陕西调至黑龙江。此外，还有35名厅级官员从外地到黑龙江任职。

    此次黑龙江政坛大面积调整应该是酝酿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但其大背景却是与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不可分。

    韩桂芝：腐败链的重要一环

    据接近韩桂芝的人透露，韩桂芝特别喜欢训斥级别低于自己的官员，有时面对独当一面的地市级官员，也丝毫不会客气。而且在训斥的同时，韩桂芝往往会提醒一句：“你知道是谁让你上来的吗?”弦外之音明白得很!

    马德“落马”不久，韩桂芝就被有关部门调查。当初为当上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曾送给韩桂芝80万元人民币。后来马德如愿以偿，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疯狂的卖官生涯。

    韩桂芝曾担任黑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组长。收受了马德对她的贿赂后，韩桂芝让其妹妹把这笔钱以马德的名字存入银行，但并没有将存折交给马德。马德“落马”后，韩桂芝授意她的儿子销毁存折，不料其子却未照做，并在被“双规”后交代了真相。2004年2月20日，住在高干病房的韩桂芝被中央纪委调查组来人带走。

    此前的1月21日，韩桂芝的大儿子、光大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副行长陈泓播被中央纪委调查组从家中带走。同时，韩桂芝的妹妹、二儿子和两个儿媳也都被“双规”。

    2004年5月29日，韩桂芝被黑龙江省委免去党内一切职务。10多天后，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通过免去韩桂芝政协主席职务的决议。11月，韩桂芝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韩桂芝“落马”后，当地一名干部评论说：“韩桂芝一辈子都在管人，她让你上你才能上，她让你下你就得下。”据了解，当地官员都把韩桂芝当做一个门槛，要想升迁，就得先打通韩桂芝的路。韩桂芝被“双规”后，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并揭发了很多人，希望通过立功获得宽大处理。

    马德：“潜规则”难抵“硬制度”

    “马德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它牵涉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马德通过卖官聚敛的钱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在“马德案”中，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一次，马德因病住院，海伦市(县级市)原市委副书记王学武来到医院病房，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次年，王学武升任青冈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德曾在医院里收了240万元。一位县委书记说，当时马德的秘书通知他“马书记病了”。这位涉案的县委书记说：“知道消息，谁敢不去啊!去了还敢空着手?”

    肇东市(绥化市下属的县级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这就叫“保官”，否则，他的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

    马德担任绥化市委书记时，非常“重视”用人制度。他曾提出“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

    2002年1月10日，绥化市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马德在会上强调：“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就如何落实《关于领导干部廉政述职的实施意见》，马德说：“要通过领导干部述廉、群众评廉、组织考廉等有效措施，使全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取得新突破。”

    然而，“马德案”的曝光，充分说明他的“按章行事”是在“作秀”。当地一位资深官员说：“马德出事不奇怪，买官就得捞钱啊，不捞钱谁还买官?最严重的后果是，绥化的发展被耽误了，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当地干部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买官上。

    在现实生活中，马德也有“柔情”的一面。马德第一次到明水县永兴镇永兴村农民邢宝玉家就留下500元钱，后来又给邢宝玉送了80千克大豆良种和20袋化肥。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这就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当面清正廉洁，背后大捞特捞。简直是在演戏!”

    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被“采取措施”后，一笔贷款的去向牵涉出了马德在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的受贿问题。

    2002年4月1日，马德最后一次在绥化市公开露面。当天，绥化市举行了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他被纪检部门宣布“双规”。一场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反腐风暴随即在黑龙江省拉开帷幕。

    流行极广的官场“潜规则”在“硬制度”面前终告破碎。

    丁志国：腐败链中的一环

    2002年9月20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涉嫌受贿一案作出宣判。丁志国因受贿273万余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0年4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袭警事件：当晚11时许，哈尔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举报称，在“东海龙宫”洗浴广场有人嫖娼。南岗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那里之后，“东海龙宫”保安部经理张某等6人在洗浴广场总经理刘某的鼓动下手持灭火器、消火栓等物对4名民警进行阻挠和殴打，并在民警两次鸣枪示警的情况下还强行抢走手枪，将民警打伤。这起袭警事件发生后，中央主要领导两次亲笔批示要求尽快查处此案。

    在审查“东海龙宫”案过程中，丁志国进入了纪检监察部门的视线。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东海龙宫”案的专案组正面接触丁志国。出乎意料的是，丁志国在专案组面前，一口气交代了自己索取、收受请托人钱财273万余元的受贿问题。

    丁志国一案涉及数十人，法庭鉴于被告人丁志国到案后能够主动交代全部受贿犯罪问题，有自首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且赃款已全部被追缴，遂依法对其从轻发落。丁志国的女儿丁辉为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直属支行计划科原科长，她的个人财产竟高达400多万元，后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然而，丁志国一案波及面非常广。他的行贿行为牵出了曾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马德，随后拉出了“黑龙江大案”腐败链。

    赵洪彦：腐败链中又一环

    2004年7月12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查，赵洪彦受贿85万元，另有298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1944年1月18日，赵洪彦出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西河乡和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专毕业后，赵洪彦被分配到克山县人民银行工作，后被调入县委组织部。从此，他在仕途上一路绿灯。1992年，赵洪彦被委以绥化地委副书记重任，后来又当上了权倾一方的绥化地委书记。

    1998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时任庆安县委副书记的李刚为了得到提拔和重用，来到赵洪彦在绥化地委的住处，一出手就甩给他10万元现金。当年7月，李刚顺利地坐上了绥棱县县长的宝座。类似事情赵洪彦做过许多。

    2003年端午节，赵洪彦在哈尔滨附近一家山庄钓鱼。中午，在他与朋友觥筹交错之时，三个陌生男子走进他们所在的房间。这三人是省纪委的调查人员，他们让赵洪彦协助组织上调查一些事情。

    2003年6月4日，赵洪彦被“双规”。“没想到，我从前曾经担心和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赵洪彦感觉像做噩梦一样。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是主管全省干部人事工作的关键岗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出了问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腐败侵蚀的范围为何如此之大了。

当我被上帝造出来时，上帝问我想在人间当一个怎样的人，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世人皆知的人。于是，我降临在了人间。

我出生在一个官僚知识分子之家，父亲在朝中做官，精读诗书，母亲知书答礼，温柔体贴，父母给我去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清照。

小时侯，受父母影响的我饱读诗书，聪明伶俐，在朝中享有“神童”的称号。小时候的我天真活泼，才思敏捷，小河畔，花丛边撒满了我的诗我的笑，无可置疑，小时侯的我快乐无虑。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青春的我如同一只小鸟，自由自在，没有约束，少女纯净的心灵常在朝阳小，流水也被自然洗礼，纤细的手指拈一束花，轻抛入水，随波荡漾，发髻上沾着晶莹的露水，双脚任水流轻抚。身影轻飘而过，留下一阵清风。

可是晚年的我却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家庭的衰败，社会的改变，消磨着我那柔弱的心。我几乎对生活绝望，每天在痛苦中消磨时光，一切都好象是灰暗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千古叠词句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最后，香消玉殒，我在痛苦和哀怨中凄凉的死去。

在天堂里，我又见到了上帝。上帝问我过的怎么样，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的一生有欢乐也有坎坷，有笑声也有泪水，有鼎盛也有衰落。我始终无法客观的评价我的一生。我原以为做一个着名的人，一生应该是被欢乐荣誉所包围，可我发现我错了。于是在下一轮回中，我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

我来到人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既不着名也不出众，但我拥有一切的幸福：我有温馨的家，我有可亲可爱的同学和老师，我每天平凡而快乐的活着，这就够了。

天儿蓝蓝风儿轻轻，暖和的春风带着春的气息吹进明亮的教室，我坐在教室的窗前，望着我拥有的一切，我甜甜的笑了。我拿起手中的笔，不禁想起曾经作诗的李清照，我虽然没有横溢的才华，但我还是拿起手中的笔，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了一时的感受：

人生并不总是完美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阅读自己的人生，体会其中无尽的快乐和与众不同。

“富不读书富不久，穷不读书终究穷。”为什么从古到今都那么看重有学识之人？那是因为有学识之人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时因为读书能给人带来快乐。

自从看了《丑小鸭》这篇童话之后，我变了，变得开朗起来，变得乐意同别人交往，变得自信了……因为我知道：即使现在我是只“丑小鸭”，但只要有自信，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天鹅”的，而且会是一只世界上最美丽的“白天鹅”……

我读完了这篇美丽的童话故事，深深被丑小鸭的自信和乐观所折服，并把故事讲给了外婆听，外婆也对童话带给我们的深刻道理而惊讶不已。还吵着闹着多看几本名着。于是我给外婆又买了几本名着故事，她起先自己读，读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告诉她，如果这一面生字较多，我就读给她听整个一面。渐渐的，自己的语文阅读能力也提高了不少，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一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两个人读的乐趣大，而两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全家一起读的乐趣大。于是，我便发展“业务”带动全家一起读书……现在，每每遇到好书大家也不分男女老少都一拥而上，争先恐后“抢书”，当我说起我最小应该让我的时候，却没有人搭理我。最后还把书给撕坏了，我生气地哭了，妈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对外婆说：“孩子小，应该让着点。”外婆却不服气的说：“我这一把年纪的了，怎么没人让我呀？”大家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相让……读书让我明白了善恶美丑、悲欢离合，读一本好书，犹如同智者谈心、谈理想，教你辨别善恶，教你弘扬正义。读一本好书，如品一杯香茶，余香缭绕。读一本好书，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书是我的老师，把知识传递给了我；书是我的伙伴，跟我诉说心里话；书是一把钥匙，给我敞开了知识的大门；书更是一艘不会沉的船，引领我航行在人生的长河中。其实读书的真真乐趣也就在于此处，不是一个人闷头苦读书；也不是读到好处不与他人分享，独自品位；更不是一个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书的海洋中不能自拔。而是懂得与朋友，家人一起分享其中的乐趣。这才是读书真正之乐趣呢！这所有的一切，不正是我从书中受到的教益吗？

我阅读，故我美丽；我思考，故我存在。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到：我从读书中受到了教益。当看见有些同学宁可买玩具亦不肯买书时，我便想到培根所说的话：“世界上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许许多多的作家、伟人都十分喜欢看书，例如毛泽东主席，他半边床上都是书，一读起书来便进入忘我的境界。

书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航标，读书，读好书，是我无怨无悔的追求。

下午13：00—17：00

度。全体员工都必须自觉遵守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员工不必打卡。

3.1.2.2打卡次数：一日两次，即早上上班打卡一次，下午下班打卡一次。

3.1.2.3打卡时间：打卡时间为上班到岗时间和下班离岗时间；

3.1.2.4因公外出不能打卡：因公外出不能打卡应填写《外勤登记表》,注明外出日期、事由、外勤起止时间。因公外出需事先申请，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申请，应在事毕到岗当日完成申请、审批手续，否则按旷工处理。因停电、卡钟（工卡）故障未打卡的员工，上班前、下班后要及时到部门考勤员处填写《未打卡补签申请表》，由直接主管签字证明当日的出勤状况，报部门经理、人力资源部批准后，月底由部门考勤员据此上报考勤。上述情况考勤由各部门或分公司和项目文员协助人力资源部进行管理。

3.1.2.5手工考勤制度

3.1.2.6手工考勤制申请：由于工作性质，员工无法正常打卡（如外围人员、出差），可由各部门提出人员名单，经主管副总批准后，报人力资源部审批备案。

3.1.2.7参与手工考勤的员工，需由其主管部门的部门考勤员(文员)或部门指定人员进行考勤管理，并于每月26日前向人力资源部递交考勤报表。

3.1.2.8参与手工考勤的员工如有请假情况发生，应遵守相关请、休假制度，如实填报相关表单。

3.1.2.9 外派员工在外派工作期间的考勤,需在外派公司打卡记录;如遇中途出差,持出差证明,出差期间的考勤在出差地所在公司打卡记录;

3.2加班管理

3.2.1定义

加班是指员工在节假日或公司规定的休息日仍照常工作的情况。

A．现场管理人员和劳务人员的加班应严格控制，各部门应按月工时标准，合理安排工作班次。部门经理要严格审批员工排班表，保证员工有效工时达到要求。凡是达到月工时标准的，应扣减员工本人的存休或工资；对超出月工时标准的，应说明理由，报主管副总和人力资源部审批。

B．因员工月薪工资中的补贴已包括延时工作补贴，所以延时工作在4小时（不含）以下的，不再另计加班工资。因工作需要，一般员工延时工作4小时至8小时可申报加班半天，超过8小时可申报加班1天。对主管(含)以上管理人员，一般情况下延时工作不计加班，因特殊情况经总经理以上领导批准的延时工作，可按以上标准计加班。

3.2.2.2员工加班应提前申请，事先填写《加班申请表》，因无法确定加班工时的，应在本次加班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补填《加班申请表》。《加班申请表》经部门经理同意，主管副总经理审核报总经理批准后有效。《加班申请表》必须事前当月内上报有效，如遇特殊情况，也必须在一周内上报至总经理批准。如未履行上述程序，视为乙方自愿加班。

3.2.2.3员工加班，也应按规定打卡，没有打卡记录的加班，公司不予承认；有打卡记录但无公司总经理批准的加班，公司不予承认加班。

3.2.2.4原则上，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种培训、集体活动不计加班。

3.2.2.5加班工资的补偿：员工在排班休息日的加班，可以以倒休形式安排补休。原则上，员工加班以倒休形式补休的，公司将根据工作需要统一安排在春节前后补休。加班可按1：1的比例冲抵病、事假。

3.2.3加班的申请、审批、确认流程

3.2.3.1《加班申请表》在各部门文员处领取，加班统计周期为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

3.2.3.2员工加班也要按规定打卡，没有打卡记录的加班，公司不予承认。各部门的考勤员(文员)负责《加班申请表》的保管及加班申报。员工加班应提前申请，事先填写《加班申请表》加班前到部门考勤员(文员)处领取《加班申请表》，《加班申请表》经项目管理中心或部门经理同意，主管副总审核，总经理签字批准后有效。填写并履行完审批手续后交由部门考勤员(文员)保管。

3.2.3.3部门考勤员（文员）负责检查、复核确认考勤记录的真实有效性并在每月27日汇总交人力资源部，逾期未交的加班记录公司不予承认。

　许久之后，我回过神来。回复她：我那天刚好安排了工作，可能去不了，真的非常抱歉。但是请收下我最最真挚的祝福哈。她说：哎呀，就是家里人催，刚好遇见了喜欢的人，就刚好办了。就这样，她一句，我一句，我们之间好像把没联系的这几年的所有言语全部攒到一起一样，她说着她幸福的点点滴滴，我祝福着她的美好爱情。我诉说着近几年的经历，她也感慨着我们真的都变得不一样了。不知不觉得，聊到很晚。像那年大学一样，我们彻夜不眠，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精神十足，有幻想不完的未来。这种感觉，陌生又熟悉，但，真的久违了。

　　她大婚的当天，我在忙，一直到很晚才有空去刷朋友圈，看到她晒出婚礼现场的幸福照片，替她感到幸福和快乐。看到婚礼现场的点点滴滴，感受着她的幸福，感觉，真好。后来，她私信我说：亲爱的，你的礼物收到了，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我笑着回复她：哈哈，喜欢就好，这么多年，我最庆幸的是，你没变，当然，我也没变。

　　再后来，我们零零散散的聊了几句，都以工作忙的原因终止了聊天。微信里的聊天对话框从最前面被工作上联系的人和群消息一一代替，想要再次找到对话框就要在搜索栏里手动搜索了。这种短暂的，频繁的联系，就像海浪走过沙滩时波涛汹涌，也像有时候的大海风平浪静一样。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她所有的朋友圈我都会看，但是不评论，不点赞。我的朋友圈也看不到她的身影。我想，过的好所以才不会在朋友圈里无病呻吟吧。过得好，才不会在朋友圈里感慨万千吧。生活归于平静，我们也归于平静。不联系，不打扰，也不会有任何波澜，或许才是我们彼此生活原来的样子。

　　3、

　　我时常会想起一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

　　总觉得初见时的美好真的美好的无可替代。但又不得不接受因为时间，因为距离带给我们的改变。就如同奔向远方的火车。这一站有人陪着你一起看风景，下一站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谁会在哪一站下车或者上车，只需要珍惜陪着你看过这段风景的路人或是友人。不仅是你如此，我们都是拥有这样经历的平凡人，关于过去，及时的告别。关于未来，及时的规划。

　　曾经读过这样一篇文字《最好的友情，是你不必等我》。

　　它说：“学生时代的友情，喜欢同一个歌星，喜欢某一项运动，经常一起打打球聊聊班里八卦，两个人就能热络的打成一片。

　　我们无法刻意要求某些人特意停下脚步来等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自己不断追赶，这世界上最好的友情，是你不必等我。”我觉得，真好。

　　4、

　　最后，我想说：亲爱的，我想告诉你，放心吧，虽然我们不常联系，不常见面，但是我希望你会记得，有一天，只要你在微信里、QQ里，短信上，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你喊我，我一直在，我一直都在。就像那句：无论多大的风雨，只要你来，我都会去接你。以后的日子里，也祝愿你会健康快乐，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当然，也希望提起我的时候，你也会骄傲的说：这是我的多年哥们。只要话匣子一打开，我们依然如当年，可以彻夜不眠的谈天说地，可以无话不谈的成为彼此的树洞。

　　未来，愿你我彼此安好，因为，这就是晴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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