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窘。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

马二先生的悲剧性格

《儒林外史》中，马纯上一出场，便是仗义疏财救公孙，隔一回又资助落魄的匡超人。虽难免贪财小弊，但为人也算是古道热肠了。可惜科场不利，虽然“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却还只是“秀才出身”。

二先生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作半夜，“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几篇的道理”，治学不可谓不认真。然而总未中过，是何道理？

卫体善说他的文章“于理法全然不知”，他自己却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匡超人也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谁是谁非，让人糊涂。还是高翰林说得明白，“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为何？原是不懂得“揣摩”二字，不知大场跟学道选文章 竟是“两样看法”。

马纯上批文引《语类》，在家注《春秋》，他也揣摩，但他揣摩的是学问，是古圣先贤的话，而非考场道理。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没有掌握考试的方法，焉能得中？

迟衡山由是感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真真一语中的，功名学问，也就如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也。

科举时代，文人出身，科甲是正途，“异路功名”，终是有限。如是只求功名，讲究举业即可。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名字，它的主人在举业以外，还得另有一技之长才行。我们只知郑板桥画好，却不知他举业如何，但可想而知，若非他的官名，他的画断断不能流传那么广。《红楼梦》中，张先生为秦可卿看病一节，虽无浓墨重彩，却也可借此窥出世人对技艺的态度。贾珍就说：“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医术也如琴棋书画，兼通是风雅，但若以此为生，则是十分低贱的职业了。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前提就是要入仕当官，你的一技之长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反过来说，当官只得一世之名，若要留名儿与后人景仰，非得有真才实学不可。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熟知的文人的名字，总比清官的要来得多。官名文名，正是互为相长。

但是这等程度，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世上更多的是平常人，功名学问，二者求一，已是十分艰难了。然而还有一等痴心人，妄想二者兼得，结果只能像迟衡山所说，“一样都做不成”了。

想马二先生不过碌碌庸人，虽是一生着实讲究举业，但到后来还得靠学道保题他的优行才得官做，只好算作异路功名，为正途出身之人所不齿。如他能不讲学问，专心功名，成为高翰林一类官员，料应不难。如他能一心只求学问，不问功名，在下也不失为杜少卿一流人物。可叹他贪求二者兼得，终于竟是一事无成。

《儒林外史》里外的马二先生（一）

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这个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本质被引偏

一出场，马二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①。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②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能都把它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这里必须提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搞得好，相对而言是较公平的。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一些机会。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比起魏晋时的门阀制度来，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利益驱动，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又是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使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功名富贵的制度，对庸弱的人性形成炼狱般的折磨。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解的悖论，至今犹然。

二、敬业诚笃被错用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他资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乡，极其慷慨。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他自己却一直清贫自守，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言，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初衷不无规范化、标准化的因素，又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为立论的根据。这一套把教育内容与选拔人才统一起来的机制煞是厉害！它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鹦鹉学舌，结果扼杀创造精神，造成鲁迅说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代文人。我在批评它时，都严格限定为“八股科举”，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举制度。

八股科举的危害，已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所识破并广加揭露抨击，可以说八股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但马二先生却依然由衷地称赞八股取士“是极好的法则”，过去的岁月已在科场中虚掷，未来的生命仍无保留地交付给八股选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诚而狂热的传教士，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已失去严肃性的事情，强不美以为美，强不智以为智，拿着一篇八股文，可以摇头晃脑地“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以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不和谐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他操选政“批文章”（选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点评说）极其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高度认真负责。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肯为牟利的书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肯为商业利益而放松学术操守，表现了淳儒的诚笃秉性。而由他引入举业的匡超人，没有足够的儒学学养，根性未稳，被商品市场的风气所熏染，成为牟利书商的合伙人，为“趋利”而不讲学术责任心。初学“批文章”，他拿起来就“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批文老手马二需要两个多月的工作量，这个匡二“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其中还与斗方名士、八股选家鬼混了一天，不过这一天也没白花，他摭拾席间议论选政的一些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变成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士子。如此剽窃加滥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场味口。匡二成了畅销书的名家。少年得意的他胡吹自己的作品已有“九十五本”，“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想当然外国人也要学八股考科举！）“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识趣的老儒当场捅破他的浅薄：已经去世之儒才称“先儒”，健在的你怎能称“先儒”？他红着脸还要强辩，并且进一步忘恩负义地在众人面前肆意贬低于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恩师马二。文品是人品的有机部分，当原本孝悌敦睦的乡村青年堕落成文痞时，也同时全面蜕变为无才缺德的小人：当枪手、造假证、停妻再娶，无所不为。匡二的堕落宣告马二教育道路的破产。马二无私资助、竭诚指引的匡二，结果成了既有害社会，也有损自己的人，这对马二是不小的讽刺。不过匡二也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三、审美情趣被窒息

鲁迅特别推许马二先生游西湖能够写出“迂儒之本色”。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马二游西湖的足迹来体悟《儒林外史》讽刺的特色吧。

小说第十四回，马二开始游湖时，作者先把沿湖的美景介绍一番：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恩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

从钱塘门起正是马二先生第一天的游湖路线，至今仍是西湖一日游的主要游程，驰名遐迩的“西湖十景”沿湖相接，美不胜收。作者介绍马二先生所经历的胜境，正是为了与他的感受作鲜明的对照，用审美客体的美，反衬审美主体的腐。

马二先生早就知道“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这—日，他“独自一人，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可是他跑了一天，遍历十景，陈腐的心田却唤不起半丝美的涟漪。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在湖光潋滟的白堤上，他不是望着酒店肴馔咽口水，便是看着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识她门的贵贱，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苏堤春晓”、“六桥烟柳”—带，游人到此流连忘返，他却觉“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急不可耐地问行人：“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到了“花港观鱼”，他无心观鱼赏花，却被御书吓得魂不附体。直到雷峰塔，暮色渐起，“孤峰犹带夕阳红”的“雷峰夕照”，也无法映入他的眼帘。赶到净慈寺，他横着身子冲过妇女的队伍，什么也不敢看。在“南屏晚钟”，他也无心谛听引人遐想的钟声，忙着不加选择地乱买杂七杂八的东西填饱肚子。然后“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

隔天，马二先生游吴山。吴山，“胸前竹石千层起，眼底江湖一望通”，自古就是登高览胜的佳地。在山冈上，马二先生“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眼睛倒没有近视，但吸引他的是什么景象呢?钱塘江上“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水天开阔波光粼粼的钱塘江景，他搜索到的只是贵人乘坐的轿子；堆青泼黛丰姿绰约的西湖景色，他想象到的只是长大后能吃的小鸭子!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有所见了，受感染了，于是极力想吟咏两句，搜索枯肠，终于嗫嚅了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却是从举业必读书《中庸》里找出的写“地”的一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足以看出八股迷头脑的迂腐僵化。

审美情趣是同各种复杂的观念和思想连锁在-起的，对于个人来说，是长期环境感染和文化教养的结果，是他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标志。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智力上越是发达，审美经验越是丰富，他所感知的自然美越能够唤起各种联想，他的审美感就越丰富，越深刻，越精细；反之，他的审美感就是贫乏的，浅薄的、鄙陋的。八股科举制度是摧残人才的制度，马二先生就是从八股科举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典型产品，他顽固地仇视、排斥一切美文学，凡是“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他就认为会使后生们“坏了心术”，凡是“带词赋气”，他就认为“有碍于圣贤口气”。封建的蒙昧主义窒息了爱美的天性，戕伐了审美的功能，造成人性的严重异化。再美的景色和乐音对马二先生也没有任何美学意义。他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能引起鄙俗猥琐的反应，丝毫也引不起美感愉悦和审美想象。吴敬梓如实地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美景的麻木不仁，把八股迷灵魂的庸陋，精神世界的枯朽，准确地揭示出来，进行严肃的批判和讽刺。

美感实际上包含着功利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说：“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珠宝商人所看到的只是商业的价值，而不是珠宝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珠宝的感觉。”③在吴敬梓看来，只有像王冕、庄绍光、杜少卿、虞博士那样摆脱八股科举的羁绊、淡薄功名富贵的文士，才具有美好的情操，能够领略七泖湖、玄武湖、清凉山的自然美，伴随他们，出现清新的写景美文。马二先生则不然，他身处西湖胜境，心里系念的却仍是功名富贯。在“片石居”，他不欣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他想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与八股功名无关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才女，他不但茫无所知，而且压根儿就拒绝理睬。到了丁仙祠，他又想“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正是怀着发财的欲望，高高兴兴地钻入洪憨仙的圈套。看到书店发卖自己的八股选本，他心花怒放，又是问价格，又是问销路，只是在这时候，他枯寂的心田才掀起“欢喜”的波澜。

四、智能结构被斫伤

吴敬梓不是用论文，而是形象显现八股科举对人的毒害。写周进、范进那样的八股迷，写足了势利风气和取士制度对寒士的煎迫；写马二呢，则写足了八股选政对士子思维感受能力的斫伤与蔽锢。写“二进”是从外在层面着笔，写马二是从内在角度下手。当文化的规约性一旦变成了内在的至高律令，便病入膏肓了。

八股迷的灵魂是一片封建王国。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开口《孝经》，闭口“曾子”，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他批八股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总是跟在朱熹屁股后亦步亦趋。他著书就“著《春秋》”，读史就读《纲鉴》。他解释《诗经》，只知道遵照官定的举业读本《永乐大全》，他赞叹风景，只知道引用《中庸》里”载华岳而不重”之类的现成句子，别无语汇。语言是思想的家园，圣贤书把他的语言都限定得僵死了，他哪里还有自己?哪里还有活人的生动情趣?他的脑海再也吹不进—缕春风，唤不起半丝涟漪，任何“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他都绝对排斥，以防“坏了心术”。就这样他养就了十足的奴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恭顺的奴才。

八股世界是蔽锢人的黑暗王国，科场士人成天遨游于三代之上，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脱离，与革新政治的进步思潮相隔绝，根本不探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既不接触自然科学，又不学习实际技能．连社会知识也贫乏可怜，往往成为不通世务迂腐朽拙的”老阿呆”。“马秀才山洞遇神仙”生动反映了八股愚民的恶果，偌大一个海内知名的八股选家，求签、降乩不算，居然还相信自己见到的是活了三百多岁的洪憨仙相信这样的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相信神仙给他的黑煤可以烧出银子，相信神仙有点铁成金之术，心悦诚服地冒充神仙的表弟，充当洪憨仙行骗的工具。2005年骗子假称孙中山还活着，居然有人相信并奉金。可见马二之举也并非不可能。

在花港御书楼，蓦然撞见仁宗皇帝的御书时，作者写道：

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

吴敬梓在这里是明显地调侃马二。评点家天目山樵也在这里调侃地写道，马二念念有辞地说“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④这里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而他就像当面朝圣一般跪拜如仪。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但却俨然像朝廷大臣一样，整冠带，秉笏板，仿佛真的在面君参拜，扬尘舞蹈。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破又旧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长布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桶里拔出来的一把纸扇。他仿佛是“过家家”的三岁孩童，一本正经地玩着面君的游戏；可事实上他已年过半百，而且是著名选家，他如此诚惶诚恐地行着叩见大礼就显得越发不和谐。他的姿势是那样僵硬机械、滑稽可笑，具有很强的喜剧性特征；他的动作是那样习惯成自然地熟练，那都是他在幻想中演习过多少次而没有机会实践的君臣大礼，此时突然遇到行礼的因由，他便如白日做梦一般施行了起来，奴性已深入骨髓。“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终于回到了现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在幻觉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又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

五、正常人性被压抑

八股与理学是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在八股迷的灵魂里不仅弥漫着君臣大义．而且充塞着男女大防。马二先生执拗地不与女性打交道，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箴规。在吴山，走渴了想喝茶，“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柏格森说过，“取笑灵活的罪恶难，取笑执拗的德行易”⑤。马二先生的执拗很富有喜剧性。他独自一个，像清教徒似的穷酸落寞，同众多女客花团锦簇的繁华景象，又形成格格不入的不和谐色调：

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 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副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但吴敬梓伐隐攻微之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他不仅写马二先生不看女人，而且写了马二先生看女人。一到西湖沿，他就看“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而且看得很细：“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癫的。”就像用非审美的庸陋眼光观察自然美一样，他又用病理学的浅陋眼光观察游湖女客，两者异曲同工，各逞其妙，对于马二先生的智能结构都是精确的光谱定性分析。只不过走了里把多路，他又看起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真不够君子！竟细细地看一个个女客换衣裳。吴敬梓没有写马二先生心底的感情波澜，更没有写他有什么邪念。他毕竟只是迂腐之人，而并非像有些人那样口称不近女色却挖空心思接近美色的伪君子。但作者通过客观描写告诉我们：即使是被“天理”戕伐的灵魂，“人欲”也不可能完全泯灭。对马二先生来说，“男女”之欲只能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在远处，他不妨仔细端详妇女，及至她们到了跟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过去，不曾仰视”，他又遵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非礼勿视”了。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难。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滚热的 蹄子、海参、槽鸭、鲜鱼……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

以茶充饥，越喝越饥。到了花港，看着“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傍晚到南屏，实在熬不住了，又到茶亭喝一碗茶，看见“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山珍海味引得马二先生垂涎三尺，但酒店菜馆他根本无钱问津，不得已求其次，吃点零食，但这又怎能填满他那缺少脂肪的肠胃？每样几个钱的小吃．只能暂时压一压浇不灭的饥火。对西湖风光“全无会心”，对各色食物馋涎欲滴，这本来是很可笑的，但“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在马二先生的可笑里，不是也浸透了无言的辛酸么?如果联系前面他为替蘧公孙销赃解厄而慨然罄囊相助，一下子掏出九十几两银子，我们又不能不从心底油然生出一种敬意。马二先生此时的拮据，正好反衬出彼时的慷慨，这样的“血心为朋友”，确乎颇有“古君子”之风。想到此，我们就再不忍心嘲笑他的酸腐相了。

六、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话又回到吴敬梓艺术才能的特色上。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⑥，强调要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再现生活，使讽刺艺术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社会意义。他要求作家客观冷静地描写现实，让讽刺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赞扬《儒林外史》里范进吃虾丸的一段描写，“无—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他认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赞赏“不尚夸张，一味写实”的讽刺。吴敬梓就有这种高超的“自然讽刺”的艺术，其要点正在于如实描写，不采取过分夸张、漫画化的手法。他用准确而客观的白描，按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把马二当作八股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来描写，不仅写出他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所蕴含着的人性的温馨。对匡超人，虽萍水相逢，而真心实意地劝导、爱助；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免祸；对洪憨仙，明知受骗，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真不愧是“有意气、有肝胆”的“正人君子”。吴敬梓对他这种忠厚诚笃的君子风是赞许的，而对其愚昧朽拙的迂腐气是嘲讽的。前者说明他本来可以是有价值的人，后者表现他实际上已成为无价值的人，撕破无价值的，具有喜剧性，是对八股的批判；原有的价值被损伤，又具有悲剧性．也是对八股的批判。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典型意义的深刻把握。

熟知的喜剧性格惯常是孤立地突出性格的某一基本特征，把它极端化，作为喜剧性的基础，仿佛它就是整个的人，而不再顾及人类复杂万端的七情六欲。莫里哀笔下的吝悭人、伪君子等就是这样成为某一种劣根性的类型化代表，《牡丹亭》里的陈最良，经历遭遇很像马二先生，但也是类型化的形象，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汤显祖把这个特征加以突出、夸张、漫画化。他开口就是“诗云、子曰”，闭口就是《礼记》、《孟子》，恪守孟夫子“收其放心”的圣训，顽固地禁绝感情的微澜和美感的引诱，“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连替妻子做鞋，也要引经据典，“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履’罢了”，这同吴敬梓所用的准确而客观的白描很不一样。吴敬梓几乎没有多少夸张．他只是如实地按现实生活的样子，把马二先生当作深受八股之害的普通读书人来描写，不仅写出他身上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身上本来蕴含的人性的温馨；不仅写庸俗迂腐的本身，还深一步写出庸俗迂腐的社会造因。对吴敬梓来说，揭露庸俗迂腐是他洞察社会生活的结果．他的批判矛头始终指向社会，指间造成人性异化的封建蒙昧主文。透过喜剧性的外部效果，挖掘到深植的性格内因和社会造因，喜剧就有可能向悲剧转化。由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吴敬梓在描绘马二先生的喜剧性形象时，揭示出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而使喜剧性和悲剧性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马二形象的基本色调，应该说这也是《儒林外史》的基本艺木色调。

注

①《中国小说史略》。

②《文艺杂志》1942年12月15日第2卷第1期《读＜儒林外史＞》。

③《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卷第205页。

④天目山樵评语，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⑤《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柏格森语同出此书。

⑥《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

3、通过活动，使学生养成博览群书的好习惯。

B比率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不能测算出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C采用约当产量比例法，分配原材料费用与分配加工费用所用的完工率都是一致的。Ｘ

C采用直接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时，应考虑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情况。错

C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包括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

C成本报表是对外报告的会计报表。×

C成本分析的首要程序是发现问题、分析原因。×

C成本会计的对象是指成本核算。×

C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一般应与基本方法结合使用而不单独使用。√
C成本计算方法中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分步法。X
D当车间生产多种产品时，“废品损失”、“停工损失”的借方余额，月末均直接记入该产品的产品成本

中。×

D定额法是为了简化成本计算而采用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F“废品损失”账户月末没有余额。√

F废品损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和入库后发现的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Ｘ

F分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步骤之间要进行成本结转。(√)

G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化不大的产品，可不计算月末在产品成本。错

G工资费用就是成本项目。(×)

G归集在基本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最后均应分配计入产品成本中。对

J计算计时工资费用，应以考勤记录中的工作时间记录为依据。(√)

J简化的分批法就是不计算在产品成本的分批法。(×)

J简化分批法是不分批计算在产品成本的方法。对

J加班加点工资既可能是直接计人费用，又可能是间接计人费用。√
J接生产工艺过程的特点，工业企业的生产可分为大量生产、成批生产和单件生产三种，X
K可修复废品是指技术上可以修复使用的废品。错

K可修复废品是指经过修理可以使用，而不管修复费用在经济上是否合算的废品。Ｘ

P品种法只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单步骤生产的企业。×

Q企业的制造费用一定要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Ｘ

Q企业职工的医药费、医务部门、职工浴室等部门职工的工资，均应通过“应付工资”科目核算。Ｘ

S生产车间耗用的材料，全部计入“直接材料”成本项目。Ｘ

S适应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采用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是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

W完工产品费用等于月初在产品费用加本月生产费用减月末在产品费用。对

Y“预提费用”可能出现借方余额，其性质属于资产，实际上是待摊费用。对

Y引起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的支出是费用性支出。X
Y以应付票据去偿付购买材料的费用，是成本性支出。X
Y原材料分工序一次投入与原材料在每道工序陆续投入，其完工率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一致的。Ｘ

Y运用连环替代法进行分析，即使随意改变各构成因素的替换顺序，各因素的影响结果加总后仍等于指标的总差异，因此更换各因索替换顺序，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

Z在产品品种规格繁多的情况下，应该采用分类法计算产品成本。对

Z直接生产费用就是直接计人费用。X
Z逐步结转分步法也称为计列半成品分步法。√

A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制造费用”账户月末(可能有月末余额/可能有借方余额/可能有贷方余额/可能无月末余额)。

A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适用于(季节性生产企业)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