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中的门钉

中国古建筑中，尤其在北京的宫殿、坛庙、府邸这些古建筑的大门上，都有纵横排列的门钉。这些门钉不仅是装饰品，而且体现着封建的等级制度。 

    门钉的起源久远。中国古代为防御外侵，城门制作十分坚厚，在大门上包有铁板，且用戴帽的门钉钉住。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数千年。 

    北京故宫里的大门钉都是铜制的，外镀一层馏金，光彩夺目，更显得皇宫的华丽雄伟。皇帝进出的大门均有纵九横九共八十一个门钉。取"九"这个数字，表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而其他帝王、郡王、公侯等官府的门钉数则依次递减，例如纵九横七、纵横皆七、皆五等，地位低者其门钉是铁制的。有趣的是，北京故宫东华门的门钉为何只有七十二个，比西华门、午门等都少九个?这里有个故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白成攻下北京，明思宗就是由东华门仓皇出逃，自缢于煤山的，因此清皇室认为东华门不吉利，决定由此门进出皇家灵抠，同时将其门钉减为阴数七十二个，而其余宫门的门钉则仍为阳数八十一个。

故宫东华门的门钉之谜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举凡服饰、车轿、府第等方方面面皆有定规。本文要说的门钉本是无关紧要的结构件，皆因它在一座府第中处于最显露的位置，又经历年演化形成夸张的造型，所以兼具了炫耀权势的功能。至明清，已从制度上对门钉数目加以限制。比如按清代典制，规定皇家宫苑的宫门“朱扉金钉，纵横各九”，因九为阳数，又是数字之极，九九八十一颗门钉最能体现帝王的尊贵，亲王府第的门钉即减为“纵九横七”，亲王以下递减。明代虽无如此具体规定，但各项待遇仍尊卑有序，随爵而定。这样看来门钉的作用似与今天军官肩章上的星相仿，是等级的标志，含糊不得。奇怪的是竟有一处例外：故宫东华门的门钉居然少一排，是为每扇门八九七十二颗，而且仅此一处例外。这就令人费解了，皇帝主动放弃一排表征地位的门钉究竟用意何在？

　　大约十几年前某报曾就此组织过讨论，我还记得其中的两种说法。其一是说东华门的门钉与别处不同，尺寸稍大。由此推断当年必是有一批门钉做大了，若仍用九排就显得拥挤，去掉一排看着舒服些。这其实是用百姓的思维来解释皇家的事务。封建社会为一个尊号都能争个你死我活，更何况是代表等级的门钉了？照这样说佛香阁的拆塔改阁耗资巨万该怎么解释？所以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设计上要求少一排，为避免显得稀疏才特意将这批门钉尺寸做大一些。

　　另一种说法是皇家成员死了以后灵柩、卤簿皆出东华门，所以该门主丧，属阴，门钉就不能是阳数，故去掉一排。但是又有人考证说，据记载也有从西华门抬出灵柩的情况，且皇帝外出巡幸也走东华门，不能认为东华门只办丧事，所以此说也难成立。总之讨论的结果仍是莫衷一是，这区区一排门钉竟成了难解之谜。紫禁城是刘伯温“偷”来的吗？

　　我曾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早期职员对此现象的解释，而该职员是听原宫里的太监说的。说是当年刘伯温建北京(其实刘伯温不曾参与北京和紫禁城的营建，至永乐十五年兴建紫禁城时，他已故去四十多年。只因刘伯温颇具传奇色彩，所以明初的许多大事便都附会到他身上。姑且不管姓字名谁，总之系指北京和紫禁城的设计者)，他自称是偷了天宫的图样来建紫禁城的，为了表示对天帝的敬畏，只好去掉一排门钉以示人间帝王与天上玉帝的区别。那位读者说了，人家是在探讨问题，你这不是说故事吗？我说，谁能说谜底就一定不是故事呢？当年紫禁城的设计者以如此郑重的方式讲述出一个荒唐的故事，其政治用意是明显的：即强化臣民对皇帝的所谓“天子”的半人半神身份的认识。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从民俗说起。原来中国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叫做隐喻文化，就是利用谐音或其他表现形式给事物赋予一种特定的寓意。对隐喻文化做出最精辟解释的当数侯宝林先生，他把这叫做“说辞”。例如用苹果和马鞍来喻“平安”。有时不借助谐音，例如给新生儿挂金锁，以求锁住他的性命毋使夭折，等等。皇帝亦不能免俗，而且简直是乐此不疲。所以在中国古建筑包括宫廷建筑中处处有隐喻文化的痕迹。如果说封建统治者玩物丧志，这大概也是一种玩儿法。紫禁城中究竟有多少故事？

中国古建筑的门钉制度

门钉，简言之就是钉于大门扇外面的园形突起的装饰，是中国古建筑大门上的一种特有装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关中地区农村独家独户的大门上也安上了铁制的门钉。门边由角钢焊制，木板装芯，组合成钢木门，主要起连接角钢与木板的作用，也起一定装饰作用，但它比起古建筑大门的门钉却逊色多了。无论是古建筑雄厚的实拼木板门，还是现代钢木大门，钉上一排排硕大的金色门钉，既显得更加禁固，又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也蕴藏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
　　门钉，在最早的记载中不叫门钉，而称之为“涿弋”。同守卫城池，防御火攻有关，是一种军事上的防御措施。战时，涂泥土于门上以防火焚；平时，这种行距齐整的涿弋，成为门扇上的一种装饰品。所以门钉可能就是古代“涿弋”的遗制。按以往建筑考古学者的研究认为门钉的产生是门本身的构造需要。门钉作为门饰，是为了避免显露的钉痕有碍观瞻。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对门钉颇为重视，它是封建等级的标志。明太祖朱元璋，曾把门钉列入典章制度，命礼部员外郎张筹等专门考证古代门钉的型制，因“门钉无考”，所以明代只对王城规定了“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无数量规定，对各级官吏没有提到门钉。到清朝入关后，门钉的数量及所用材料便成为体现封建等级的重要形式，清代对大门门钉的使用在《大清会典》中亦有了详细明文规定，亲王府制：“门钉纵九横七”。《会典事例》中有“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之句。世子府、郡王府：“金钉、压脊各减亲王七分之二。”贝勒府、镇国公、辅国公：“公门铁钉纵横皆七。”比郡王府四十五个门钉还多四个。但是在用材上起了变化，由金钉改为铁钉。所以比郡王府用金钉的等级要低。公以下府弟：“公门铁钉纵横皆七。侯以下递减至五。”
　　那么封建最高统治者门钉的规定又如何呢？《大清会典》中“宫殿门庑皆崇基，上覆黄琉璃，门钉金钉，坛庙圜丘遗外内垣四门，皆朱漆金钉，纵横各九”之句已说得很清楚了。宫殿当属一等建筑，门钉“纵横各九”用金钉八十一个。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关于宫门使用门钉的数目，有纵九横九、纵七横七、纵五横五三种规定，均为阳数，因为九为阳数之极，纵九横九等级最高。以故宫现有的宫门门钉为例，绝大多数为纵九横九，极少数为纵七横七、纵五横五。惟独东华门少一行为纵九横八，这是因为顺治皇帝死后殡仪灵柩出华门至景山，所以东华门是一特例。设在京都或畿内的坛庙是皇帝亲自参加祭祀的坛庙为一等庙，固然有皇帝祭祀方便之意，另一方面也因一般人不能参与这种活动，其它地方也就没有了。它的门钉亦是“纵横各九”每扇八十一个。二等庙是皇帝祭祀或派大臣代为祭祀的庙宇。位于华山脚下的西岳庙即属此类庙宇。从西岳庙现存古建门钉实物中我们不难看出二等庙宇大门门钉之制。西岳庙始建于汉，完善于明清。沿中轴线有三条甬道五道门，依次为：灏灵门（亦称连三门）、五凤楼（亦称午门）、棂星门、金城门（亦称金天门）、后宰门。这五道门中，保存比较完整的属棂星门。棂星门中门有门钉纵九横七，左右门门钉纵七横七。连山门门扇已毁，虽为后人所修复，但也与棂星门相同。其它三道门扇也已毁，但也可判定如此。三等庙设于府、县治所，是由地方官主持祭祀庙宇，如各地的城隍庙，它的“门钉”应为纵七横七，或纵五横五。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做为祭祀庙宇的建筑大门“门钉”也有严格的制度，不得犯上越礼。“门钉”它之所以有后来严格的规定，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等级制的产物。（陕西日报，2001-09-22）

门钉之始，原是专为实用而设计的。门板的构造，是集通肘版、副肘版、身口版等而成。当将数块板材拼成一整块门板时，必加幅以系之，用钉加以巩固，但在扉面就显露钉子的痕迹来，影响观瞻，所以便将钉帽作成泡头形状，由结构而变为装饰之物。明清以后，才作为分别尊卑的标示。

门钉之制，最早见于记载是《洛阳伽蓝记》之“永宁寺浮屠”。其言曰：“魏灵太后起永宁浮屠，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五千四百枚，复不金环铺首。”到了宋代门钉制度，据营造法式所载：“每径一寸，即高七分五厘。 每径三寸，每二十枚一功。每增减五分，各加减二枚。” 明太祖光复华夏，刻意复古，曾经命张筹等考证门钉制度，但没有结果。所以明初对于门饰的规定，如首面摆环，均极严格，唯独门钉，语焉不详。

门钉数目之有严格规定，据文献所载，实始于清。如乾隆大清会典载：

宫殿门庑皆崇基，上覆黄琉璃，门设金钉。

坛庙圜丘（土遣）外内垣门四，皆朱扉金钉，纵横各九。

亲王府制正门五间，门钉纵九横七。

世子府制正门五间，金钉减亲王七之二。

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与世子府同。

公门钉纵横皆七。侯以下至男递减至五五，均以铁。

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

顺治九年，定亲王府制，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制减亲王七之二。郡王府制及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同。

于此繁繁琐琐之中，可见制度繁缛，等级森严之一斑。

在四合院中房顶上的瓦也有讲究，筒瓦只有皇上王公贵族才能使用，在民居中比较少见，最常见的是合瓦，从远处望去犹如一片灰色的鱼鳞。

严格的等级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它在北京四合院中的遗迹却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四合院就是一部由砖石写就的史书，可以读出许多东西来。

钟为佛教法器，佛教徒作法事时，敲击作召集僧众之用；也有“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以及“暮击则觉昏衡、疏冥味”的作用。故此大云寺铜钟，也叫“晓钟”或“暮钟”。钟钮铸蒲牢像，蒲牢是龙的儿子，牛头、鹿角、虾眼、蛇身、鹰爪、狮尾集于一身，形象狰狞，生性爱鸣。以此作钟钮，大概是象征钟声宏亮。

古建筑之门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