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鸿门宴上的座次谈古代座次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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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鸿门宴上的座次谈古代座次礼仪?
鸿门宴上,司马迁着意描述了宴会上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就是说,项羽和项伯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侍奉、陪席。这一描述看似寻常之笔,实则大有深意,它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古代,人们交往中的座次也是很讲究的,它显示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表现着主人待客的不同态度。因此,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处所,有着不同的礼节规范。
就宫室内的座位来说,有着堂上和室内的区别。我国古代宫室的主要建筑物一般为座北朝南,通常是堂室结构,前堂后室。其内部空间前部分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是室,住人;室的东西两侧是房,分东房和西房。如《礼记·问丧》中有“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的句子,可见其堂在前,室在后的位置。
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古代的“南面”就是坐北朝南,即面朝南坐,其位为尊为上;“北面”就是坐南朝北,即面朝北坐,这相对“南面”就有些低下。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代师生在课堂上教学,老师面朝南坐,学生则面朝北聆听老师的教诲。如《汉书·于定国传》:“北面,备弟子礼。”也就是说,面朝北对老师行学生敬师之礼。二是古代的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时则面朝北,所以,对君主称臣则为“北面”。如《史记·田单列传》:“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这里的“北面于燕”就是对燕国称臣的意思,王蠋虽然是个普通的平民,但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誓死不对燕国称臣,也就是不向燕国投降。
室东西长而南北窄,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古书上有“东家”、“西宾”的说法,即是就室内而言。古人将宾客和老师都安排在坐西朝东的座位上,以表示尊敬。所以,对宾客和老师也尊称为“西席”或“西宾”。《称谓录》卷八有载:“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唐朝柳宗元《重赠刘连州》诗中有“莫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的句子,这里的“西宾”就是对家塾老师的敬称。客人的座位在西,主人陪客的座位则在东了,所以把主人称为“东家”。
古人设宴,对座次安排十分讲究,主人坐什么位子,客人坐什么位子,都有严格规定,乱坐就有喧宾夺主,以下犯上之嫌。现在,我们再看“鸿门宴”上的座位次序。举行宴会当是在室内,而不能在堂上。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项羽让刘邦北向坐,又卑于范增,不把他看成与自己地位匹敌的宾客;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刘邦的参乘樊哙得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冲入营帐,“披帷西向立”。樊哙地位比张良又下一等,此时他虽然“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却仍然不忘规矩,不仅站立,而且“西向”。樊哙的“西向立”,正表明“西向”是最卑的位次。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就是通过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现项羽藐视刘邦,以尊者自居的骄傲心理,由此细节,可见项羽骄矜专横、唯我独尊的性格,也可见刘邦忍辱屈从、顾全大局的雄心。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对“鸿门宴”上座次的描述绝非寻常之笔。
以东向为尊,在史书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候田蚣专横跋扈,妄自尊大,他做了宰相后,“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田蚣以汉相自居,连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也是王太后的亲哥哥)也不放在眼里。《史记?周勃世家》周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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