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要讲的人是叶剑英，一个你们都知道但都不认识的人。

用一句话总结他，大概最合适的就是毛泽东这句“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了吧，这句话是毛泽东70年代在病榻上口述赠予叶元帅的，一来用以表达叶帅在大事大非面前的果断，二来道出自己对国事的隐忧，希望叶帅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诸葛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讲。但吕端大概大家就所知较少了。吕端个人仪表俊秀，处事宽厚忠恕，善交朋友，讲义气，轻钱财，好布施。一生经历宋太宗，宋真宗两代帝王，一直受宠。在40年的宦海生涯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这种经历在封建王朝中实在是十分罕见的。而吕端大事不糊涂这话出自《宋史·吕端传》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

举个例子来说，吕端在相位上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他就主动的奏请圣上将相位让给了寇准，由寇准接任宰相，吕端自己又做了参知政事那个有职无权的谋事官职。后来寇准也做了参知政事，按理说吕端在前，寇准在后，其名次排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吕端偏偏奏明圣上要求把自己列在寇准之后，并得到了恩准。吕端不计名利地位，遇事顾全大局，处事以清廉简洁为原则，在当时传为佳话。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事情，加之平时吕端临朝很少发表高谈阔论，不乏人误认为吕端是个糊涂人，但宋太宗所言却又并非没有理据，在处理反党李继迁之母和太子继位等事宜上，吕端果敢而正确。但由于这个离题了而且篇幅过长，就不展开说，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毛主席对叶帅的这句赞扬，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开始做这个PPT的时候其实做了特别多叶帅的丰功伟绩，各种功勋，但后来转念想想，起码对我这种理科生来说，这些从百度百科上复制下来的东西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哪个伟人没有那么个三五分钟看不完的百科词条呢是吧。况且，我要是把朱德的百度词条复制下来，还打叶剑英的名字，这班上估摸着也不会超过十个人发现，而且发现的人多半还是因为毛概作业研究了朱德。所以这个思路作罢了，不去谈他的丰功伟绩，我们来谈谈人生。叶帅是前后推三百年也不能出十个的聪明人了，这是我在研究他后得出的最保守的赞赏。

大家对他的了解或许仅限于他是十大元帅，抑或是暨南大学这四个字是他所题的。而我为什么要说他聪明呢，我们主要从他的政治智慧方面来谈。

先说政治智慧，叶帅生于1897年，卒于1986年。这将近100年，正是中国最为动荡的时候，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候，从清朝被推翻，到新中国成立，从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革开放，叶剑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迁，他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在二十世纪堪称中华史上最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处于风头浪尖的位置，他的一生做过那么多选择，却没有一次选错，全身而退，极尽哀荣。

或许会有许多人将他的成功归结于他的赫赫战功，归结于他政治思想的正确性，但我却不认为全然如此，毕竟政治思想正确的伟人确实不少，而能做到他这般善始善终的却是不多。所以接下来，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叶帅的一生。

每个人都必然会被自己出生成长的时代影响，身上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而百年前的中国更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个时代出生的人，用时代气息来形容或者都不够深刻了，用时代烙印来说或者更贴切。我们来看看，叶剑英出生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吧，他生于1897年4月28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可以这么说，在叶剑英开始懂事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亟待拯救的中国，充满了内忧外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想象到当时的中国有多混乱。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肆意妄为，无论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还是新兴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日本，心里都想着瓜分中国，在这块大肥肉上切一块，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而且凭借多次战争签下的条约，外国人取得了在华的特权，外国人当时在中国是有很多特权的，想象一下别人在你家里横行霸道，你会是什么感觉。而再回头看看自己国家的政府，清朝政府当时都在做些什么，清末新政，或许在叶剑英懂事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不过如果他看到了清末新政他也会失望，因为那只是清政府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玩的花样，没有什么大的实质的意义，只是废除了一些实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实行下去的制度，像科举。而且到了清朝的末年，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高额的战争赔款，宫廷里奢侈的生活，让它只能剥削它的人民。相信看到这样的政府，任何人都会失望的。而再来看看民间，辛亥革命似乎给了人们一点希望(那时候叶剑英14岁了)，但是却失败了，而且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也相继失败，人们心里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之火，也岌岌可危时刻在被扑灭的边缘。相信出生在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都会有一种救亡图存，把资本主义列强赶出中国的热血的。

1916年，出于生计原因，叶剑英随着父亲一同出国去投靠亲友，去了南洋。其实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那时候，由于国内的动荡，许多人为了生计只好出国，去的最多的地方，一个是南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地区，另一个就是美国，相信大家都知道旧金山了。可能现在在大家眼里出国时一件很美好的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华侨好像都变成了土豪，但是在当时，初到国外的华人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东南亚也不是什么安定的地方，除了生活的艰苦，他们还要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在南洋，和许多当时到南洋的中国人一样，叶剑英的生活过得并不好，自谋职业，干过临时工，当过小学教员。而正值青年，一腔热血的叶剑英感到报国无门、苦闷彷徨。就在这时，传来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的消息。（云南讲武堂是当时中国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朱德，叶剑英都曾经是这里的学员，至今，在云南讲武堂展览馆内还保存着叶剑英当年的毕业证，据说这份毕业证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云南讲武堂收藏的唯一一份毕业证，也是展览馆的镇馆之宝。）而事实是独览云南军政大权、自称“东大陆主人”的云南军阀唐继尧，为了利用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特使陈觉民到马来亚宣慰华侨，招募学兵。为寻找出路，叶剑英与一批华侨子弟报名投考，被正式录取，经叶剑英再三恳求，父亲和南洋的亲戚们设法凑了一笔路费，供叶剑英回国求学。就这样，叶剑英开始了他的军旅革命生涯。

这里讲一个云南讲武堂的小故事。

叶剑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在云南讲武堂里，在讲武学校期间，身为炮科学生的叶剑英也受到骑兵科长林振雄的赏识。林振雄精通马术，练得一手极好的劈刀术。叶剑英对他教授的劈刀术学得很用功，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请林振雄教练，使自己的刀术很快名列前茅。

当时学校有一个日本教官，也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喜欢同别人比试。他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许多同学都不服气。叶剑英很不服气，决心苦练劈刀术，有朝一日教训教训这个日本教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同寝室的一个朝鲜族同学金至顺讲了后，得到对方的全力支持。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对刺。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劈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叶剑英找到那位日本教官，要求比武，对方满口应承。比武这天，许多学生和教官都来助阵，无不希望叶剑英能够取胜。比武开始，日本教官气势汹汹地猛刺过来，企图以快取胜。叶剑英采取守势，不慌不忙，左闪右挡，避开他的刀锋。双方经过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叶剑英待对方力气用得差不多时，突然转守为攻，用熟练的刀法，对准日本教官的要害部位猛劈，使他一下乱了阵脚，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日本教官试图摆脱困境，再次挥刀劈来。叶剑英以攻对攻，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举刀凌空向下劈去，对方挥刀上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并加劲下压。这时，只听那位骄横的教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承认自己比输了。事后，这位日本教官将他随身佩带的战刀送给叶剑英，表示钦佩。叶剑英十分喜爱这把战刀，后来一直带在身边。

而经过两年半的刻苦学习，1919年12月22日，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此时的叶剑英已是一名具有丰富军事理论知识和熟练军事技术、风华正茂的青年军官。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有的留在学校任教官，有的到滇军中服役，有的解甲归田。学校鉴于叶剑英学业优秀，又来自南洋，打算派他返回南洋做宣抚特使，招收新学员。然而，这里就要说到叶帅做的第一个选择，毅然决然地放弃云南军阀唐继尧提供的职位，立志做一个革命军人，回粤追随孙中山先生，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现今看来，他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而这也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与远见。也就从此，叶剑英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0年1月，叶剑英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不久，叶剑英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

在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像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参与讨伐陈炯明的两次战争之后，叶剑英逐渐被显示出了军事才能，北伐战争时，被提拔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可以说，叶剑英的人生在北伐战争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叶剑英的人生也在此时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由于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后期起了想消灭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中国的想法，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北伐战争失败了，中国的革命仿佛又回到了一片黑暗之中。可以说，叶剑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一个真正为人民着想，真正想通过革命拯救中国的人。看到蒋介石的做法，他心里是很失望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在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他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他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他觉得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于是，这时候他做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选择，他果敢地放弃在国民党的优厚待遇，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不仅这样，叶剑英还组织新编二师在吉安举行武装暴动。又是一个放到现在来看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但在蒋介石政权如日中天的当时，这个决定又需要多少勇气和眼光呢，再次体现了叶帅的政治智慧高人一等。

但当时由于力量不足，很快被国民党军队镇压。当蒋介石得知真相之后，暴跳如雷，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南京政府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并通缉叶剑英。吉安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制造各种事端，矛头直指叶剑英，迫使他离开了吉安。至此，叶剑英由一个待遇优厚的师长一下子变的一无所有。而这样的剧变，是多少人有勇气去选择承担的？

离开吉安后，叶剑英从九江辗转来到武汉。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实际上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一方面公开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大唱革命高调，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武汉国民政府另一个重要人物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重要职务，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随时准备叛变。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无可奈何，在武昌朝阳旅馆暂时住了下来。这家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

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在这里遇到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1927年2月，李世安离开梅县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等人。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彷徨之中的叶剑英，见到李世安，非常亲切，经常找李世安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久，叶剑英参加由谭延闿主持的国民议会，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会上，叶剑英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会后，叶剑英回到江西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见到了第二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朱德连连称赞叶剑英讲得好。

因江西局势动荡，叶剑英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此时，张发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张发奎与叶剑英是老相识，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便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誓师大会，继续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的前敌总指挥部，与邓演达、黄琪翔以及加伦将军等一起参与作战指挥。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后，叶剑英随第四军从河南班师回驻武汉，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叶剑英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考虑到形势复杂，不愿意出面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人一等同志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虽然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秘密找到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想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要求他不要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叶剑英就此完成了他人生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普及一下常识，在北伐战争，宁汉分裂后，宁汉（江宁，武汉）合流之前，实际上存在两个国民政府，南京（古称江宁）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两者各自为政。南京国民政府为蒋介石于1927年建立，武汉国民政府于1926年成立)

1927年7月底，即南昌起义前，汪精卫在庐山举行反共军事会议，下令张发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密谋加害共产党人，妄图通过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之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冒着风险连夜下山赶到九江。此时贺龙的第20军和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正利用“东征讨蒋”的名义驻扎在九江。在九江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向贺龙、叶挺等人通报了汪精卫等人的阴谋，随即决定叶挺和贺龙拒不执行张发奎上庐山开会之命令，所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两支主要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得以实现。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又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围攻。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又成功地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其时，叶剑英巧妙地利用张发奎同广东军阀李济深的矛盾，给张发奎献上了一条“锦囊妙计”：劝说张发奎不要追击起义军，让共产党去广东粤东地区。叶剑英告诉张发奎，共产党起义军去粤东之后，广东军阀李济深必然调兵围剿，这样，张发奎则可以趁机向广东进军，顺利回到广州。这一“计”果真奏效，张发奎采纳了这个意见。南昌起义部队因此得以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在赣南攻打敌军钱大钧、黄绍竑部队，打开了南下的道路，顺利地到达了粤东。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成功对共产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叶剑英的机智和勇敢保存了共产党最后的实力，为其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一丝希望。虽然，起义军在粤东的三河坝、揭阳、潮州等的战斗中屡受挫折，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起义军从离开南昌时的2万多人，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所剩的1000多人，最终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可以说，是叶剑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由朱德，陈毅代为传承，与毛泽东一道开辟了红红火火的井冈山根据地。在1928年12月，他还和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和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相衔接，具有重大意义。

1928年，叶剑英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红军长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叶剑英以协助周恩来的身份到西安参与协商，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远见卓识的叶剑英意识到了这可能是联合国民党，统一中华民族战线，一同抗日的重要契机，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其中又一次展现了其非凡的才能。

一方面，他协调西北军，东北军，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三方关系，“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压，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李烈均、朱培德、鹿钟麟组成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虢夺公权五年”。和谈局势也因而出现了反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开赴西安”。面对大兵压境，叶剑英积极帮助东北军、西北军协调内部关系，作出应变的军事部署。他主动接近杨虎城，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化解内部和与战的尖锐矛盾。他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做艰苦的说服工作，努力维护团结，稳定局势，巩固和谈成果。他还多次出席东北军、西北军最高军事会议，在会上反复说明：“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经过叶剑英的积极努力，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在1937年1月31日晚作出了“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断。为了对付突发事件，“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分析敌我友态势，提出在军事上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由潼关方向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鲤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

另一方面，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纠纷，避免了事态的恶化。自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压后，“东北军内部为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的老大）形成主和、主战两派”。为此，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坚持要同中央军交战的主战派，成员主要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又被称为“少壮派”，他们于1937年2月2上午闯入王以哲家中，为了宣泄愤怒，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王以哲，东北军内部团结再起风波，这起事件又被称为“二二”事件。爱国将领王以哲被枪杀后，激起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愤怒，一时间谣言四起，更大的恐怖笼罩着西安城。叶剑英坚持制止事态的扩大，努力平息风波。他在第一时间派人到驻防前线向东北军将士讲清事件真相和经过，做好善后工作。他和周恩来研究，派人把主要肇事者孙铭九、应德田等9人转移到外地，以避免东北军内部更大的复仇性的互相残杀，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能贯彻到底，最终使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双方打仗的协议。

其实，一支军队了汇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内部党派的划分是在所难免的，治理一支军队，关键不在于避免内部派系的出现，而是在于如何协调处理好各个内部党派的关系，保持一支军队的和谐统一。而西安事变时候的东北军，面临的是群龙无首的状况，可以协调好东北军内部的矛盾，相信不会是一件容易的是，而叶剑英做到了。他为西安事变的解决，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的确是立下了不小了功劳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叶剑英也立下了不少功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至1941年，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12月，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与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1947年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

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49年底至1953年，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建国以后，叶剑英被评为十大元帅之一，虽然只是列在十大元帅之末。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叶剑英的功劳，并不比朱德，彭德怀低，只是朱德，彭德怀作为一个元帅，他们的功劳都是真正带兵冲锋陷阵所立下，而叶剑英更多的，是作为参谋，作为一个军师的身份出现的，毛泽东说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每次到关键时刻，他总能顺利地和周恩来站到同一战线，像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这些事情被顺利解决了，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设西安事变没有和平被解决，或者是重庆谈判毛泽东出了什么冬瓜豆腐，相信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可以说，叶剑英就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诸葛亮司马懿，虽然他的功劳不是人人都能知道的，但是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

建国后，叶剑英也投入了为国家的建设中，由于他在军事谋略方面的卓越才能，他主要负责的是军事方面的工作，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这样，叶剑英无惊无险走到了文革。

接下来就像讲一下文革时候的叶剑英了，这个时期的叶剑英，可以说是和其他老同志一样，都是遭受了比较残酷的迫害的，命途也比较坎坷。但是在文革里，叶剑英可以说是扮演了比较关键角色的，尤其是到了文革后期，他和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元文）展开了激烈斗争。

其实文革开始时，叶剑英就和其他党内的元老同志像聂荣臻，陈毅等明确地表示反对四人帮，严厉地反对四人帮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活动，并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因此便遭到了迫害。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知道后就严厉批评了那些老同志，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怀仁堂会议本来是讨论怎么样促进生产的，最后变成了一次原先党内元老和四人帮互相指责，互相攻击的会议）这一次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说原来的那些元老同志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反正具体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共产党内的一些秘密了，这里也不做什么猜测了。不过一个事实是，在这次事件里，叶剑英实际上是被革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里的职务的。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好不容易恢复了身份的他，在同年10月，又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着病还要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其实这里也拓展一下吧，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时期的一次重大转折，文革一开始能够被四人帮操控，在于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的勾结，两大利益集团其实早就积累了很多矛盾，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集中的爆发了），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知道，军权在一个国家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在当时，国家机构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固定，中央军委是在邓小平之后才有的，邓小平自己就是中央军委主席，而那个时期，是没有中央军委的，而在名义上能够掌握军权的，就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的意义，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主席了。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他并不能完全掌握军权，而且中间也有过小插曲，权力又被剥夺了一段时间，但是总体上说，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利用这一职位，叶剑英与原来的一些老同志得以联手，取得了和四人帮抗衡的力量，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胡耀邦，邓小平的上台，文革后的拨乱反正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这么说，没有叶剑英手中掌握的权利，没有叶剑英的威信，打倒四人帮就不是一件在1976年就能完成的事了。

后来，叶剑英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2年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等很多的法律还都是他主持修订的。

叶剑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混乱走向统一，从艰难前行向繁荣发展前进的一整段历史。他的前半生，就像一个普通中国民众一样，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最后苦尽甘来，终于盼来了统一。他用后半生，亲身体会着新中国的坎坷道路。可以说，毛泽东的那句评价真的是对他人生的最好概括，他虽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真的就像孔明一样，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新中国的发展，他的功勋，不应该为人们所忘记。

叶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