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原文译文

　　



　　【原文】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夏，五月，癸未，郑伯痞生卒。



　　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部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遗缓之，则突可故出气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突归于郑。突何以名？掣乎祭仲也。其言归何？顺祭仲也。



　　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会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阐。



　　【译文】



　　鲁桓公十一年，春天，正月，齐国人、卫国人和郑国人在恶曹这个地方盟会。



　　夏天，五月，癸未这天，郑庄公痞生死了。



　　秋天，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拘囚了郑国的祭仲。祭仲是什么人？是郑国的宰相。为什么不称呼他的名字呢？认为他贤能。祭仲有什么贤能之处呢？认为他是个懂得权变的人。为什么说他懂得权变呢？从前，郑国国都在留这个地方，到郑武公时，郑武公对邻国国君有好处，就与邻公的夫人私通，后来趁机灭了郊国，并把郑国国都迁到部，然后把留这个地方作为下都。郑庄公死后安葬完毕，祭仲准备到留这个下都去视察，路过宋国，宋国雍氏宗人就拘囚了他，对他说：“你一定要替我们把太子忽逐出郑国，改立公子突为国君。”如果祭仲不服从他们的命令，那么郑国国君一定会死，郑国一定会亡。如果服从他们的命令，那么郑国国君就可以用生换取死，郑国也能用存换取亡。只要稍稍缓和一点，慢慢图谋，那么公子突仍然可以因为这个缘故而被逐，太子忽也可以因此而返回郑国。如果达不到逐出公子突，让太子忽回国的目的，祭仲就会受到逐君之罪的困扰。最后祭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郑国得到保全。古代有权变的人，就像祭仲这样有权变。“权变”是什么意思？权变就是与常规相对的，有很大益处的行为。权变的施行就是置人于死地的事不能做。施行权变是有原则的：自己贬损自己来施行权变，不损害别人来施行权变。杀害别人而使自己活着，灭亡别人的国家而使自己的国家保存，这是君子不会做的。公子突回到郑国。为什么称公子突的名字呢？因为他是祭仲带领回国的。这里说“归”是什么意思？是顺从祭仲的安排。郑国的太子忽出逃到卫国。为什么称太子忽的名字呢？《春秋》的作者对伯爵、子爵、男爵都是一样的，用的语言没有贬意。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并在折这个地方盟会。柔是什么人？是鲁国还没有正式任命的大夫。



　　鲁桓公在夫童这个地方会见宋庄公。



　　冬天，十二月，鲁桓公在鲁国的阐邑会见宋庄公。



　　扩展阅读：《公羊传》理论特色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



　　1、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



　　2、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3、《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



　　1、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



　　2、“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原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