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分析

——基于参数估计的经验研究

奚君羊 曾振宇

（载《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5期）

摘 要：本文用参数估计法检验了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发现我国银行业存在产品多样化经济，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于新兴商业银行，并发现银行成本与非利息收入、利率和营业机构成本显著相关。我们还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国有银行效率低的原因，认为银行业的市场组织形式、银行的客户类型以及政府过于偏重对稳定的追求对银行业的效率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综合效率；多样化经济；制度变迁

近20多年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验证都表明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对经济快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化趋势。对于处于经济转型中的我国而言，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本文将分析的焦点主要放在银行业效率上，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够发达，银行融资仍然是社会金融活动的主流。例如在200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银行贷款是7 239.79亿元，股市融资总额为1 199.12亿元，股市融资与银行贷款额的比率仅为16.57％。第二，随着我国入世，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将使我国银行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提高效率将是我国银行业生存的关键。本文首先对银行效率的研究方法作一回顾，然后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经验研究。

一、相关研究概述

商业银行效率指的是银行实现最合理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能力，一般研究文献中都用综合效率（overall efficiency）来衡量银行实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程度。国外对银行效率分析始于1960年代，伯格和汉弗莱（Berger and Humphrey，1997）曾对银行效率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根据分析方法划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两大类。

银行效率的参数估计法始于本斯腾（Benston，1965）的研究。参数估计法主要以银行的规模效率（efficiency of scale）和产品多样化效率（efficiency of scope）为分析对象，估计出生产边界（production frontier）函数中的参数。早期的研究多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忽略银行各类产出间的相关性以及产出的弹性，以此对生产函数中的指数项进行估计。

后来的研究逐渐采纳了更具有弹性的二次项形式和超越对数（translog）成本函数的形式，特别是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逐渐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贝斯腾等，Beston，et al，1982）。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式中，C表示总成本，y是产出向量，p是投入品价格向量，下标表示第个银行，为随机误差项。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形式也被其他学者所采用，如亨特和体莫（Hunter and Timmer, 1986）等。

我们以综合规模效率（Overall economies of scale, 以下简称为SE）作为反映银行经营规模与其成本之间关系的指标。如果产出总量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品的比例，则称该银行的经营具有综合规模经济。根据汉诺克（Hanoch，1975）的结论，综合规模经济等于成本的价格弹性的倒数，因此可以将综合规模经济定义为：

（2）

在等式（2）中，是第种产出的边际成本，是第种产出的成本弹性。如果SE>1，则认为在技术上存在规模经济；如果SE<1，则认为在技术上规模不经济；在SE＝1时，则认为规模收益为常数。

在借助参数估计法分析银行效率方面，以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居多。这些研究一般认为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呈“U”字形，仅仅一些中小银行存在规模经济。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如法国、芬兰、英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业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同样也认为只有中小规模的银行才具有规模效率。

非参数估计法主要是指包含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线性规划方法。该方法首先由费莱尔（Ferrell，1957）提出，后来被广泛用于研究银行业的效率。在非参数估计方法中，银行综合效率等于银行在当前的产出水平下的理想最低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比率，因此，在综合效率等于1时，银行的经营综合有效，而综合效率小于1时，则为综合无效。同样，非参数估计法也曾被广泛地用于美国银行业效率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美国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在0.65～0.90之间。其他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对北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银行业作了分析。这些研究表明：在上述的研究样本国家中，金融中介的综合效率一般在0.80左右，但是国与国间的差别比较大，如澳大利亚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平均为0.58（1996年），而新加坡银行业的综合效率为0.498（1997年）。虽然上述研究者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但是因为各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不同，如监管制度、经营业务以及税收、会计制度的差异，因此，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很难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伯格和汉弗莱，Berger and Humphrey，1997）。另外，银行的综合效率也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研究者采集样本的年份未必会相同，不同年间的银行效率差异往往较大。

我国金融业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并不长，而且有关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少。魏煜和王丽（2000）曾用非参数估计法分析了1997年我国12家银行的技术效率，在其研究的样本中，仅5家银行技术有效，而四大国有银行中，仅中国工商银行技术有效。

二、我国银行效率的经验分析

从资金规模和对经济的影响上看，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无疑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选择这些银行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银行的产出限于贷款总额和非利息收入。银行的投入为可贷资金以及经营场所，银行的经营场所费用可以看作是配备资金、人员以及硬件实施等的总投入，两种投入品价格分别是利率和平均经营机构费用，前者等于存款总额除以利息支出，后者等于营业费用除以营业机构总数。我们从《中国金融统计》和各银行在互联网公布的年报为基础进行数据采集，由于各银行公布的数据很不齐全，在1996～2000年间仅采集了31条符合要求的记录，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记录20条，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共11条记录。

表1是用表面非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参数估计法对等式（1）的参数结果。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和等式（2），我们计算出各银行的效率（见表2）。

表1 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注：*表示显著。

表2 银行效率参数估计法结果

我们的检验结果表明，四大国有银行不存在规模经济，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存在规模经济。上述结果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这个结果不仅与外国研究结果相近，也与许多国内学者作出的推测大致相近。我们不过是用一种更规范的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个结论，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影响效率的因素以及在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原因。从表1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银行的产出项中，虽然两种产出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数，但是贷款总额的显著性不强。这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结论相反。这种现象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1）在我们样本采集的区间，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存贷差，因此增加贷款未必会给银行成本带来显著的变化；（2）我们研究的国有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客户主要是公司客户，单个客户贷款数额相对较大，因此增加贷款所导致的边际成本的增加也较低。另外，非利息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性地增加银行成本。这个结论和目前银行要大力开展中间业务的论点似乎有矛盾。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所占的比例极低，以1998年为例，非利息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94％，而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达25.43％。这种情况表明，我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正处于边际成本上升阶段，尚未能体现规模经济。

第二，我国银行的投入品价格与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个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这部分成本支出是银行所无法控制的，但是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进程的必由之路，长期来看，商业银行应该重视利率风险。另外，营业机构的成本增加会显著增加银行成本，但作为银行对外营业的窗口，营业机构的投入又是提升银行形象和效率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减少成本，可行的方法就是加强营业机构的合理布局。

第三，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贷款总额和非利息收入的乘积项系数为负，即银行同时提供两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单独提供两种产品成本值之和，说明存在产品多样化经济。这一点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具有重要的启示：在营业机构精简进程缓慢的同时，发挥网点多的优势，提供产品多样化服务，不失为一种减少成本、提升效率的途径。

三、银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回顾我国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我国银行业的效率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经营管理水平原因，而是一个与制度变迁相关的问题，因为金融制度安排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子系统，其功能的实现以及效率的高低必定受其它制度安排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剩余从原来的国家集中转化为民间分散拥有，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的分散化。为了维持体制内增长的需要，国家需要对国有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其中金融补贴又是关键，因此，聚集分散的个人储蓄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垄断竞争的组织形式安排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金融资源聚集方式（张杰，1998）。

与此国家效用函数相呼应的是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迅速扩张。到1996年，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度达到了168 101个，四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遍布了全国的每一个行政县。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扩张对其业务拓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如其城镇居民存款的市场占有率在1996年达到了92.5%，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由1979年的22.9％上升到1996年的84.6％，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对国有企业（其中有许多是非盈利企业）的补贴是以金融效率，尤其是国有银行效率丧失为代价的。下面我们就对从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到国有银行效率现状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分析：

（一）银行集中度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爱德华和海奇斯塔德（Edwards and Heggestad, 1973）指出，在一个过分集中的市场组织中，银行首先考虑的是风险规避，而不是利润和效率，因此市场力量（market power）的过分集中会导致银行效率低下。萨斯耶（Sathye，200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过强的市场力量制约了澳大利亚前四大银行的效率。以1997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的存款份额、贷款份额分别为73.38％和70.02％，形成了寡头垄断的特征。这几年来随着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下降，但长期垄断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补贴为主要任务的运营方式，不仅使国有银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现状，而且还形成了国有银行对政府补贴的刚性依赖，因此国有银行的效率在短时期内很难彻底改善。相反，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经历了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形态下“夹缝中求生存”，其对经营效率的注重程度自非国有银行所能比拟。

（二）客户类型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转轨经济银行业的一大特征就是各种产权形式的金融组织并存，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尽管来自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产权形式是对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但尼基爱尔和奥皮爱拉（Nikiel and Opiela，2002）在将客户类型引入回归模型后，认为客户类型才是决定效率的关键因素。我们知道，设立四大国有银行的初衷是“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为体制内增长提供必要的金融补贴。这种金融制度安排构成了国有银行特有的客户类型：存款客户主要是居民、贷款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价格竞争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吸引居民存款最有效方式就是分支机构的扩张。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证明了平均机构营业费用对成本具有显著性影响，因此以居民为主要存款来源的国有银行成本必定高于其他产权形式的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国内业务开展最晚，即便如此，在2001年中国银行吸收的存款中，来自居民储户的存款仍占62.3％，而在贷款总额中，国有企业贷款占46.6％，三资企业贷款仅占28.1％。

（三）国有银行效率困境

国有银行的效率难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用1994年的数据为例证，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平均为36 888个，平均每个机构吸收的存款仅为34.2万美元，而世界十大商业银行的营业机构平均吸纳的存款为3.90亿美元。再用国内银行作为对比，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是1.1万元，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分别是12.3万元、39.53万元和39.49万元（武捷思，1996）。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国有银行低效率状况早已存在。实际上，我国政府也推出了不少举措来促使国有银行提高效率，国有银行自身也在作出这方面的努力，如中国银行的营业机构就从1997的15 251个精减到2001年的12 529个，但四大国有银行提升效率的路途依然十分艰难。

根据我们前文所作经验研究的结论，国有银行规模的适当收缩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但是两方面的约束阻碍了国有银行的收缩进程：一是银行组织的收缩受制于体制内增长对金融补贴的刚性需求。由于体制内增长所需的金融补贴减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银行组织的收缩也只能是与此相适应的渐进过程。二是银行组织收缩面临的职工分流难题，许多可有可无、甚至无效的组织机构因为人员安置的问题而无法收缩。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于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国有银行效率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组织收缩的缓慢进程不仅影响了当前的效率，而且还使许多能够提升效率的措施无法实施，如计算机、ATM机的使用、营业场所的改善、新鲜力量的合理补充、以及员工薪酬的合理调整等。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 1996：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魏煜、王丽，2000：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一种非参数的分析，金融研究，第3期。

[3]武捷思，1996：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4]张杰，1998：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5] Benston，G. J., 1965:“Branch banking and economies of scale”，Journal of Finance，312-331.

[6]Beston, J. A., Hanweek, G. A, Humphrey, 1982:“Scale of economies in banking: A reconstruction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4, 435-456.

[7]Berger，A. N., Humphrey，D. B., 1997:“E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urve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98 175-212.

[8]Edwards，F. R., Heggestad A. A., 1973: “Uncertainty, marke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Galbraith-Caves hypothesis and managerial motives in bank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7, 455-473.

[9]Hanoch, G.1975.The elasticity of scale and scope of the average co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492-497.

[10]Hunter W.C., Timme, S.G., 1986:“Technical change, organizational from and the structure of bank produc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4, 435-56.

[11]Nikiel，Ewa M., Opiela Timothy P., 2002: Customer type and bank efficiency in Poland: implication for emerging market banking.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255-271.

[12]Sathye，Milind, 2001:“X-efficiency in Australian bank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5, 613-30.

中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