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考辨
发布时间：
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考辨
【内容提要】民主集中制之“集中”源自“集权”、“中央集权(制”，最初的涵义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威，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和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五大以后，随着民主集中制被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集中”在具体化为“四个服从”的同时，还被赋予“集中正确意见”、实行个人负责等涵义。区分不同领域中的“集中”，是澄清民主集中制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中的模糊认识，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集中服从集中正确意见个人负责
民主集中制是近年来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存在一些模糊的、争议性的问题①。这说明，无论我们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还是“民主的集中制”，都有必要弄清“民主”、“集中”等概念的涵义。为此，本文拟以文本为中心，通过梳理建党以来党的民主集中制文献中有关“集中”的阐述，力图厘清“集中”涵义的发展演变，祈望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所裨益并请专家指正。一
民主集中制之“集中”是从“集权”、“中央集权”等概念演变而来的。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借鉴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
原则过程中，“集中”主要指的是中央组织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指挥、听从党组织的命令。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很多先进知识分子以为列宁的建党原则是“集权”或“中央集权(制”②。在他们翻译、介绍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文章中，“集权”、“中央集权(制”指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执掌党内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和全体党员必须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如蔡和森在介绍布尔什维克时，就认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是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1](P160同年11月，化名为“AI”的作者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发生分裂，是因为在党的“二大”上，“列宁绝对的主张该党应采用中央集权制，组织中央掌权指示全体作用的机关，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2](P30
1920年12月，民主集中制的最早中译名——“民主主义的集中权”出现于《共产党》第二号，其中之“集中权”指“极大的军队必须召集起来，训练，置备军装，并指挥他。”[y](P22、23《共产党》第三号刊登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民主集中制则被翻译为“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即共产党必须“用最集中的形式组织起来，用刚强的军法管理，以及党派的执行部有极大的权力，能发绝对的命令，与得到有力分子的协力信从„„”[4](P32
正式建党后，党内始有阐述“集中”、“民主集中制”的一手文献。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5](P90。《决议案》提出的“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
原则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严密系统”，必须“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党员“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党员在言行上都是共产主义者；“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5](P91。《决议案》表明，“集中”所要求的“服从”，这里主要指个人对组织的“服从”开始在党内萌芽。
1923年6月，施存统首次将“德谟克拉西的中央集权”简称为“民主的集中”，并将“集中”界定为“执行期间的绝对服从”，即服从“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或组长”的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对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进行明确界定。施存统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求“在执行期间的绝对服从”，是因为革命运动犹如战争，必须组成强固的团体，必须赋予“指挥者极大的权力而受其命令”，“我们应该赋予执行委员会以极大的权力，信任执行委员会，完全受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使本团成为组织强固纪律严明的真正的革命团体。不然，我们如果还不觉悟，长此腐败下去，仍然各自为战，彼此不相统属，蔑视组织和纪律，那就不但不要说革命了，就是小小的问题或运动也是不能对付的”③。
针对一些同志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施存统还第一次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命题：“大凡一个团体，都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纵使有时少数的意见有客观的强固的理由，若不为多数所赞同，也只得暂时牺牲自己的意见以从人，不能单独行动违背多数的公意——这是使一切团体行动可能的当然且必然的法则。”[6]
1924年初，“民主集中制”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中，并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专门用语。但一些文献在论及民主集中制时，实际上仍指“中央集权(制”。如刘仁静认为在列宁创建的党中，“每个党员必须加入一个秘密的组织。他的党员都是绝对相信民主集中制的，不顾人家如何攻击彼为少数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