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总裁邓炜霖——深圳，不再是一个“爆发”的城市

邓炜霖

　　说不清邓炜霖是哪里人。他西安出生，有上海人的血统，主要成长经历在新疆，朋友们说他“有陕西人的豪迈、新疆人的彪悍、上海人的细心”，我们采访完后说他是典型的深圳人，他哈哈一笑，不置可否。

　　说不清邓炜霖是哪种人。他受了太多的军营生活的熏染，他年纪轻轻就“官至副厅”，他大学毕业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做企业。他到底是军人、官员还是商人呢?他对自己的高管团队有三条要求：要有政治家的睿智、商人的精明、军人的果敢。没办法，他这代人就喜欢用自己做模版，去苛求他人。

　　作为鸿烨集团的董事长、总裁，邓炜霖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要求：不要老谈企业、老谈商业，谈谈生活品位、谈谈生活方式。结果呢?他什么都谈了：谈了生活，谈了生意，也谈了时政：谈了能发表的，谈了难发表的，也谈了不能发表的。

　　十年磨一剑——“做不好，就是自己的耻辱。”

何嘉木：编辑部推荐您来接受采访，理由之一：您是个“官商”，由商而仕，由仕而商，您都是典型。

邓炜霖：是有媒体把我作为“由仕而商”的典型来报道，因为我36岁时就是副厅级，而现在是个纯粹的企业经营者。但是我“亦官亦商”也就是官任副厅级那段时间，其余时间要么是国企经理人、民企经理人，要么是自己做企业，跟“官商”搭不上边的。

何嘉木：您有意识撇清“官商”一说？

邓炜霖：其实我有“当官意识”的，我17岁当兵，3个月后就当了排长，这种提干速度在部队里是少有的。为什么？一是因为我在军营长大的，而且自幼习武，对于军队很熟悉，一个军人的素质很早就具备，不是正式入伍以后才去训练的，这就不同于普通新兵。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生性好强，做什么都想做到第一，有“领导意识”、“组织意识”，这也是我一入伍就表现出色、受到赏识和提拔的重要原因。

但我并不是一个“官运”很好的人。1992年，我大学毕业时就遭遇沉重打击。那时大学生是很吃香的，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都分配进了机关，进了大城市。只有我，分配在新疆，进了纺织厂，做技术员，成天在车间里摸爬滚打。说句实话，那时我很郁闷，一度十分消沉。好在我骨子里就有不服输的倔强劲，很快就调整好自己，沉下心来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当时，我对自己有个要求：领导交办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做好，做不好，就是自己的耻辱。就这样，由普通的技术员到科长级别的车间主任，我扎扎实实干了10年，我在纺织行业的硬功夫可以说是在这10年里练就的。

何嘉木：十年磨一剑，才当上个车间主任，这个升迁确实不算快。

邓炜霖：当车间主任后，很快就升迁了。由正科级提升到副厅级，只有5年时间，我由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小厂厂长、大厂厂长，很快就做到了集团副总经理，这主要得益于基层锻炼比较全面，基本功比较扎实，又赶上纺织业调整的机遇。

何嘉木：好不容易做好集团高层，为何又舍得放弃？

邓炜霖：主要是受了深圳的“诱惑”。当时深圳一家纺织企业挖我，很执着，前后花了两年才将我调过来。但是等我正式过来后，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的职位没有预想的高，企业经营环境也不是太理想。我在新疆的同事还以为我占了大便宜，其实来深圳这一步，真的走的不顺畅。过了两年，碰上一个去贵州帮扶的大项目，被委派过去做总经理，在贵州呆了两年。2000年调回深圳做政府投资公司高管。2002年，应广州一家民营企业邀请，去他们集团做副总裁。结果，这个集团经营也不理想。这个时候，我才被迫真正“下海”创业，这已经是2005年的事情了。在此前，说得好听一点是历练，难听一点就是折腾。1996年到2005年，又折腾了十年，我才被动地走上创业的路。

何嘉木：听您这么说，感觉比较真实，不像一般媒体报道说的，好想您是个有福不愿意享，志存高远、弃官从商的“愤商”。其实很多人来深圳，都像您一样，有很多的不如意，创业也不是蓄谋已久的，下海初期都呛了不少海水。很多人，折戟沉沙，铩羽而归，只有少数人挺过来了，像您一样，您这一路走来看着步步高升，一帆风顺的，但这其中的艰辛看来也只有您自己体会的最深吧！

邓炜霖：是啊，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的。说真的，深圳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是个暴发型的城市。2000年以后再深圳创业，要么凭技术专长，要么凭资源积累，要想一夜暴富，机会已经很少了。2005年我被迫负债创业，起点非常低，但是我在纺织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算是有点经验积累。做自己熟悉的行业，朋友、商业伙伴非常信任我，给了我很多支持，让我抓住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几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在我们有了资金积累的时候，正赶上金融风暴，我们得以非常低的价格并购了几家基础不错的纺织企业，经过整合，这些企业如今都有了非常好的盈利能力。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的事业会发展的这么快。

何嘉木：我想了解下您的公司发展的这么快的商业秘诀，您可以不说，但是要说就说实话，您不能忽悠我。

邓炜霖：我这里还真没有不能说的秘密。你看，我选择我最熟悉的纺织行业开始创业，没有别的本事，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一个别人看来是亏损的企业，我觉得有救，拿过来自己做，真就盈利了。我在最低点介入，成本最低，所以相对来说单个项目获利可以很大，这就是第一个秘密。第二个秘密就是朋友认可我这个人，也认可我在这个行业的经验，愿意支持我去做大、做多。所以我在短期内连做了几个大项目，都成功了，算是放大了我的能力和水平。所以说，我真的很幸运。要是放大的是我的亏损，那我就惨不堪言了。

何嘉木：说个案例？

邓炜霖：说两类模式吧。一是“纺织加地产”模式。我敢接手一个亏损的纺织企业，但是附加一个要求：给我地产开发权作为补偿。结果，我接手的纺织企业扭亏为盈，地产开发更是盈利。我的功力在纺织行业，地产只是额外收益，这个模式别人难以做到，甚至难以学到，但是我做起来的确不难。而是“创意经济“模式。我与优秀的策划机构，设计机构结成”铁三角“式的合作关系，一流的创意设计、一流的宣传策划，加上我的资金保障和执行效率，虚拟的创意经济就变成实的了。例如，我们在华中地区有个狩猎场，规划包装的非常好，地块也拿下了，因为迎合了人民新的休闲需求，很多客户愿意加盟进来，在大的狩猎场框架下，自己出钱建设个性化的小猎场，我们省了资金，出了效益。又如，我们有个影视城项目，规划很好，地段很好，但是我们不是建好影视城请别人来拍电影，而是挑选合适的剧组来规划中的影视城做现场，电影拍完后，留下布景现场做成旅游项目，有了效益，我们与剧组共同分享。这些创意，节约了社会资源，产生了附加值，点破之后也就并不神秘，但是我们总能做到领先一点而已。

不再“暴发“的城市——”开始讲究生活质量，但是还没看到过挑剔的地步，这种感觉是最好的了。“

何嘉木：听起来确实不错，至少目前我被说服了。好了不深挖商业机密。我想您的这些商业创意，应该与您的生活阅历有点关系吧？

邓炜霖：大有关系。我想到做影视城，就跟我演过电影有关。我在电视连续剧《马建军》、电影《裸血》和《生死托付》中有过本色表演。著名导演马经武看过我的表演后说我可以做职业演员。有个阶段我确实考虑过改行当演员。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有了与影视圈的密切联系，我才有了做影视城的想法，也因此得到了影视界朋友的大力支持。

何嘉木：爱好也是商机。

邓炜霖：爱好还帮助我赢得了商机。我的武术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摔跤、长拳、空手道，都对我的个性、做事的方式有影响。我喜欢对抗性竞技，不循常轨，奇招先亮。摔跤时15秒内克敌制胜，爬山、游泳以意志力取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营商风格。我介入高科技、生物工程等陌生领域，权衡利弊后，能果断出手：对于看好的项目，会死死咬住不放。“鹰一样的个人，狼一样的团队”，遇强敌敢于亮剑，这些都被我明确纳入了企业文化。

何嘉木：您这哪里是在说爱好，简直是在描述战争。您就没有与商战无关的私人生活吗?

邓炜霖：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还是我的生意圈子。深圳大多数老板都没有自己专属的生活圈。即便是王石，他爬山、滑伞、航海，也没有完全脱离开自己的生意圈。我就更加没有与公司同事、生意伙伴截然分开的生活圈子了。我平时购物，最多的是在机场，在精品店里挑一些自己喜欢的牌子货，偶尔才去万象城、中信广场逛逛，印象中还没有一次专门去香港购物的。

何嘉木：我看您办公室布置很用心，衣着也很讲究。单从外表看，您更像上海人，不太像一般习武的人。

邓炜霖：我还是很注重生活质量的。对于生活用品，我看中质感和舒适度。我的衣服、鞋子、皮带、手表、多数是我自己买的，肯定是牌子货，但是具体是哪种牌子，我不太留意。我不是某个牌子的忠实拥趸，我要在牌子货中挑出自己满意的货品。

何嘉木：谈谈自己的生活喜好？也可以数数您用过的牌子看有多少？

邓炜霖：喜欢手表、皮带、皮鞋、车。牌子嘛还真没数过。只记得有一次清理，发现自己有13条皮带，每条都是不同的品牌。很多只手表，自己收着，也用来送人，经常带的都是劳力士。皮鞋偏爱鳄鱼皮和鸵鸟皮的，不太环保。车喜欢奔驰，一直以来的坐骑都是奔驰，感觉它大气、稳重。衣服都是手感很好的，但是也不是很贵的，几万块钱一套的西装，我就没有。吃的一点也不讲究，还喜欢吃肉，不挑食，好像一般有过艰辛过去的人都偏好肉食。对于居住环境有要求，现在住在东部华侨城，很满意。平时喜欢读书、运动，运动就是爬山、跑步、游泳，游泳一口气能游4000米，这些占去我大部分的业余生活，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点：省钱、费力气。

何嘉木：有些深圳人赚够钱了就想着离开深圳，觉得深圳的生活品味不够，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邓炜霖：没有。当初来深圳是有些不尽人意，如今的深圳也不再是个遍地黄金的淘金圣地了，但是我还是喜欢深圳的包容和自由，没想到过离开。我现在对外投资，原则上都离深圳不远，夕发朝至，以深圳为圆心。深圳人的生活质素上升的很快，大家开始讲究生活质量，但是还没有到过于挑剔的地步，这种感觉是最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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