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专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6学时）

教学目的、要求

本专题是根据第一章的教学内容所做出的延伸，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为救亡图存所做出的选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经历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坚定这一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

在近170年的历程中，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会遇到如此多的坎坷？

教学方法

历史文献法、讨论法、多媒体演绎法等

思考题

1、中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

2、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

3、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4、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5、中国为什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主要教学内容

前言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12年—1949年10月）

三、第三阶段：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

四、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年至今）

总结

详细教案

前言

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最大任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向前迈进，令世界瞩目。但亦因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人困惑，有人迷惘。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顺利而稳健地向前发展，如何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更加坚信不移？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明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70年的时间。在这170年中，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经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

（一）1840年前的中国

当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从暗潮涌动到形成澎湃之势，并开始向东方潜流，这时的中国，已在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缓慢地发展了两千年，虽然传统的社会形态依然保持着，但是其内部构成和对外交往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和商人群体已有一定的扩展、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的积累等，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适应因素。

举例：广州十三行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了台湾岛之后，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波等设立海关，也就是允许外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海洋贸易盛况空前。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又逢强大的商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已变得势不可档。此后，这片海面就不再平静。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办法。

长期的海禁，不但没有遏止广东沿海的外贸传统，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当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旺地。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船队。当时，来华商船回程获利高达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幕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商人群体，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历史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名词都与它有关，“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从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笔，当时外商的活动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鼎盛时商行多达几十家，那时，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人潮熙熙攘攘，一包包的绫罗绸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国、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也获得大量的财富，使得当时的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

广州在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然地理的优势。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开发正由南洋而来，这就使它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交往便利。二是清政府的政策。1757年，由于清政府对英商在宁波的贸易发展心存疑虑，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进入浙江海口。这一政策最后演变为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广州的外贸地位更为显要。

在广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是粤海关，但具体经理外贸业务则委托“十三行”。“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广州民间商行的通称。1757年以后，广州独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国惟一的外贸进出口机构。清政府赋予“十三行”专营进出口的外贸特权，“十三行”则负责向粤海关缴纳进出口货税，并且负责担保外商在广州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贸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资事务。这种由官方许可、实际上起着官商作用的行商垄断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时期，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实行“五口通商”，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外贸垄断特权才被取消。

行商垄断外贸的直接结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在16世纪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要数徽商，但19世纪上叶，广东向商无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团，后者通过与清政府的结合而获得外贸垄断，已经积累起了亿万巨资。行商垄断外贸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广州成了全国商品进出口的总汇，既直接地刺激了广东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它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为广东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并非禁止东南沿海地区同东洋与南洋诸国的民间贸易，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商民随贸易而纷纷迁往南洋诸国定居谋生的高潮。这种民间的外贸活动以及华侨在南洋的商业、手工业和种植业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些民间资本以及广东的行商资本和历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宁绍商人等，又面临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也成了近代民族资本的直接渊源。

（二）1840年—1895年

1、错失的黄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2、洋务运动（1860年—1895年）——器物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由于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举例1——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海军造）：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1884年，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成立了“海军衙门”，自此出现了中国铁路海军造的怪局。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

举例2——中国电报：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举例3——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

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甲午战败，其实是制度的腐败，当时北洋舰队的舰只吨数排亚洲第一，但缺经费，长年得不到维修，慈禧用海军经费修园，颐和园的立项是海军学校立项。甲午战争后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三）制度的现代化（1895年—1901年）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一起，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戊戌变法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维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

总结改革派势力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变法人士采取了激进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封闭，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祖宗之法不可行，鬼子之法可行吗？”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及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许多官员宣扬的义和团“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上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此时反对义和团颇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颠倒黑白完全谎报，于是在报告中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持，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1900年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四）清末新政（1901年—1911年）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进行了3个月，而清末新政却进行了整整11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

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1904年日俄战争，第一次有了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由此可见，中国屡战屡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因此立宪开始风生水起。

同时还有一批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1906年9月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举国欢庆。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众叛亲离，最终垮台。“革命是清政府逼出来的”。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1912年—1949年10月）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