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灾难起因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我们拒作检讨。这使军代表感到背后有人支持，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国务院决定粮食部和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700余人到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畔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那里。我是到干校的一员。1970年1月，樊得知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五一六”的攻击矛头之一就是解放军，反对军代表还不是“五一六”活动吗?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均未说明出处)樊省轩在会上声称：“‘五―六’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将他们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他也是部大联委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1966年“文革”初起时，部党组决定粮科院在京外的五个研究所人员进京参加运动，朱、殷遂来到北京。1968年2月，军代表说国务院指示，五个所回原地“抓革命i促生产”，朱、殷跟所里人员一起回到原地。樊发动清查时，又把朱、殷揪回北京。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2月5日决定给我办“学习班”，隔离审查。

　　生不如死

　　审查我的专案组有5个人，组长是原市镇供应司的办事员(粮食部大批人员下放时，原司局建制撤销，仿军队建制设连、班，这个人时任一个连的副指导员)。见面坐定以后，他领读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然后宣布纪律：不许随便走出房间，去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为了保证安全，要我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我所带的东西，片纸未留。与此同时，派人到我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我家里搜查。3月13日，组长领读完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的语录后说：“军代表把问题的底和政策的底交给你：交代你的‘五一六’关系，交代的彻底，可以回到群众中去。”我一再申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和“五一六”没有关系。专案组说我不老实，开始体罚，要我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准直腰。5月下旬的一天，组长拿了几页纸，让我看第一页第一行，是“认罪书”几个字。又让我看末尾，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几个字。我如入五里雾中。这是军代表眼中粮食部“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字迹。我表示：我不知道他是“五一六”，我和他没有“五一六”关系。我不是“五一六”。组长说我冥顽不灵，“再不交代就要给你改善待遇了!”6月上旬，我被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我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糊得严严的。与大屋相隔的隔壁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活动纸片，用手掀开，便可看到屋内的一切。这是个?t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我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来了个下马威，抡开膀臂，一连打我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组长动手外，还有一个组员帮打(以下称“帮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他们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内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我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把我的胯部以下至脚踝，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没法迈步，走路得慢慢蹭。组长用铁炉钩子打我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骂：骂爹、骂妈，骂爷爷、骂奶奶，骂祖宗，骂八辈祖宗!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人样，生不如死。我多次想死，但死了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妻子、孩子是反革命家属，我死不起。

　　攻心诱供

　　在使用多种手段摧残的同时，专案组人员不时使用“软”的一手：攻心诱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我耳闻目睹“同伙”如何“认罪”，以使我不再相信“攻守同盟”。8月12日专案组把我押进 一间空屋，收听小喇叭转播的殷嵩义认罪实况。12月上旬，专案组组长领我在院内转了一圈，看到了原粮科院翻译胡××写的“认罪书”，承认是“五一六”，描述了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我押进一间空屋，收听“集团”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认罪实况转播。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我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我说的话，这等于在群众大会上指认我是“五一六”。收听后，组长开导说，你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你想想怎么办吧?!我身受的打骂折磨难忍，军代表指定交代的不供认不行，那就认下来吧!于是我向专案组说参加了“五一六”，是1967年4月19日一个人跟我说，我同意参加的，把那天以后的活动都往“五一六”上挂，但是专案组穷追不舍，逼我交代的问题更多。没影的事编不出来，过不去。特别是我本清白，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在1965年12月初甚至告诉我就要发展我入党了!我怎么能把“五一六”的黑帽子往自己头上按呢?我怎么和妻儿交代呀?不行。假坦白这条路不能走。专案组找我继续交代问题时，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前两天说是‘五一六’，那是假的。”组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上来劈头盖脸地打。他的手指把我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我忙用手按住。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我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五一六’，不叫‘四一九’哇?”我的天，原来这“五一六”是5月16日(或以后)才有的，我编的日子早了。我急忙表示：“我端正态度。”他说：“敬酒不吃，吃罚酒!”示意几个人走出监室。为了防止我再翻供，组长问我，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你说谁不是‘五一六’吧?”我说了一个人名，这个人政治上成熟，是我尊敬和信赖的。组长说：“他交代了!”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连的副指导员到我的监室，拿出两页纸，遮遮掩掩，让我看第一行字，是“认罪书”，最后一行字是“五一六”分子×××。我无言以对。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人，一个是原机关团委副书记，一个是原政治部办公室科员，都是我的好友，看见他俩，我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劝我“认清大势，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我联想到早在半年前，我一位颇为敬重的部领导在三里河商螂礼堂批斗会上就编造说吴传启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被迫招认是“集团”的“黑后台”。实际上他早在1967年4月就被群众组织打倒了，置于专案组监管之下，吴传启怎么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这样的人都顶不住了，我顶得了吗?我多次申明：我13岁家乡得解放，是人民助学会供我到大学毕业。我热爱党，写过五次入党申请书，誓言把自己献给党。他们说是给他们忆苦思甜，上来就打。我被隔离之前，刺破手指，写了“永远忠于毛主席”的血书，专案组搜查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表达真心，如果看到我的心是红的，就相信我是革命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我愿意剖腹!”他们又打又骂。血写的事实他们不信。只信墨写的谎言，那就编吧!决心沿着已招供的供词和专案人员逼供、诱供的线索，开动脑筋编造。

　　屈招脱难

　　经过20多天的苦思苦想，我写出了“认罪书”。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我“认罪”。我照字宣读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开口说"1967年5月下旬，我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参加经过和‘五一六’阴谋组织情况已经向学习班交代。下面交代我所犯的罪行和思想根源。”“三次参加”和“4月19日参加”的说法一样荒唐，可是专案组信以为真，因为除了“四一九”以外，其他的编造都没有真凭据对比，无法辨别真假。“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我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人一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1971年3月15日，军代表在干校召开清查“五一六”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一位处级干部不以“五一六”分子看待。一位头目“暂不戴反革命帽子，以观后效”；宣布我“解除隔离，回到群众中去交代问题”。宣布粮科院一位翻译从严处理，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宣布郑志勋(后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隔离审查。宽严大会以后，气氛逐渐缓和下来，专案组人员虽隔三岔五地找我，都以“想不起来”的托词回复，他们也不穷追猛打了。

　　申诉雪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邱会作随之倒台。清查“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的纲领不再提出了，军代表没有往日的气势了。随着批林的深入，被打成“五一六”的同事们纷纷向商业部(1970年7月，原商、粮、供等四个单位正式合并为商业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党组的权力)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上访，反映粮食部清查逼、供、信，打人、体罚的严重情况。1972年6月，核心小组派人到固安五七干校调查。我于7月1日向专案组人员申明不是“五一六”，全部推翻了屈打成招的假供，开始给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原商业部军代表)写信，详述被整、被打的过程，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并多次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申诉冤屈，要求调查、处理粮食部军代表在清查中违反政策的问题。

　　在群众强烈反映和要求下，1973年1月13目，固安五七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商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多位成员到会。原粮食部副军代表翟梦僧先发言，声称原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承认犯有错误。摘了逼、供、信，扩大化，有的人被打得很重、致使身体受了伤，心情感到沉痛，给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宣布给41个人平反，另对被整的时间很长、有的被打得也很重的42人纠正错误，赔礼道歉。翟讲完，樊省轩发言，几乎和翟说了同样的话。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也在会上讲了话，基调跟翟、樊讲的一样。会后讨论三天。被错整的同志均不同意“清查”的“方向、路线正确、成绩是主要的”提法，摆出大量事实、揭露军代表按林彪“一个也不能漏掉”和他的死党“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的一套搞，纷纷贴大字报。这时，一位领导干部的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丈夫在监狱里每天只给喝三杯开水，如果再想喝，就得喝凉水。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在群众中传开了。2月28日翟梦僧也在干校传达了。被整的同志受到了鼓舞。以后在联系实际批林中，我和被错整的同志一起，把揭露军代表在“清查”中的恶行写成大字报，贴到了西单商业部大院，又在全部人员批判大会上的发言中列举。机关干部们看后、听后都感到震惊，军代表很被动，很难堪。

　　1973年5月1日，陈国栋参加游园活动，报纸上登了名字，随即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1月7日，陈在商业部和廖祝南、我等四人见面、谈话，说 他“受党的委托”，协助处理粮食部“清查”的问题，要到固安干校和我们详谈。11月24日，陈国栋到干校与原粮食部副部长安法乾(时任干校党委副书记、后任粮食部副部长)一起，找朱相远、我等四人谈话，听取我们的意见。1974年1月14日至16日，陈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安法乾、翟梦僧和商业部政工组的陆柯(后任商业部干部司司长)、邵祖山(后任商业部五金交电化工局副局长)也参加了。安首先说：(注：引号内的文字均摘自当时的记录，下同)“11月份，党委在商业部开了一个会，核心小组范子瑜、郭士荣、樊省轩、柳垣(原四个单位的军代表――笔者注)、马敬夫、林永清参加。现在把会议纪要向大家传达一下：会议认为，范子瑜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在1973年1月13日对我校清查的分析是正确的。”“清查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的工作中犯了逼、供、信，打人，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打人，有的人留了残疾，伤害了群众，影响了团结，错误是严重的。”“打人的错误主要由当时的校领导负责，打人的没有责任。”他说：“今天跟大家讲讲，还是商量，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行政16级转业干部)第一个发言。他说：“对‘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两句话我不同意。”“100多个同志受了非人的待遇。凭什么打掉我八颗牙齿?凭什么把我胳膊打折?我被关起三天，手就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一样。我要撒尿，没办法，站在外边，憋得受不了。魏金娥(医务室女职工)看见了问：‘你在干什么?’我说：要小便，撒不出来呀，把裤子尿湿了，你帮帮忙吧!她帮我小便了一下。我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我是这样过日子的呀?”他泣不成声。在座的很多人流泪、抽泣。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咱们这儿打人，到现在还谈虎色变!我跟家人讲，不信。李×(五连指导员，原财会司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会司办事员)100多个耳光，问：‘我打过你吗?’120人，谁没有一本辛酸账?”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翟梦僧同志你量量两块砖的分量，你用手拿10分钟试试。打我，打折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逼我交代‘五一六’还不算。还叫我交代里通外国，说军代表那里有材料。现在军代表在这里，你把材料拿出来!”我想寻死，又想，死了不行，死了，骨灰都没影了。没法，我承认。交代外国人名，我编不出来，最后从《参考消息》上找了一个跳高运动员的名字。”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殷认罪以后，让我交代‘五一六’，说‘×、殷交代了粮科院的五一六’，你是也是，不是也是。没法，我在9月说参加了‘五一六’，认罪书是12月才写出来的，怎么写是别人告诉我的。写出后，叫我在会上认罪，然后贴大字报。我不愿贴，让我立功。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使很多人受折磨。我说了假话，对不起同志们。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是个好同志，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是谁要这样做的?”对含冤死去的人，无中生有，诋毁声誉，对模拟像批斗，亵渎逝者，良知何在?人性何在?殷嵩义死了，死因不明，连骨灰也没给保留。1973年樊省轩在和廖祝南的一次谈话中说，殷是1971年3月死的，死后，有关人员告诉他了，他没去现场。死时身上有逼、供、信，甚至严重逼、供、信的伤痕。殷已于1970年8月在群众大会上认罪，怎么会在半年后“自杀”呢?群众怀疑殷是翻供惹恼了专案人员，被打死了。大家要求调查其死因，公布真相。座谈会共有13位同志发言，一致要求军代表对“清查”中的错误认真检查、为被整成“五一六”的同志平反昭雪。同时认为，打人由领导负责，包起来，不对。各有各的账，打人情节恶劣的和组织者、幕后指挥者，应追究其责任。

　　偿还欠账

　　1974年11月14日，商业部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大会，陈国栋和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均出席并在台上就座。大会由副部长高修主持，他说：“先由范子瑜同志代表中共商业部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范在检查中说：“关于‘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经查证，除程镇华(原北京商学院学生，1967年8月，因张贴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被商学院和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多次批斗。1970年3月，商业部又在三里河礼堂召开大会批斗，为清查造势，会后程被北京市公安局押走)由有关部门继续审查外，原四个单位没有发现有‘五一六’组织，也没有发现有‘五一六’分子。”“由于核心小组成员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和干扰，在林贼及其死党‘一个也不能漏掉’、追组织、查表格，‘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等反动谬论影响下，犯了错误。”“在打人方面，原粮食部打得很严重，被打的同志很多，有的同志被打得留下了残疾。”“在这里我代表核心小组向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赔礼道歉!”范检查完，高修宣布：“现在由樊省轩同志检查。”樊在检查中说：“清查‘五一六’一开始，我认为粮食部可能有‘五一六’。有些事情办不下去，我认为背后有捂‘五一六’的盖子。70年1月18日我讲话就说‘五一六’的魔爪伸进了粮食部。我对几个所谓的‘学习班’指示追查‘五一六’名单。”“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1974年底，军代表撤回了总后勤部，固安五七干校随之撤销，剩下的几十名干部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8年12月1日，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和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少桥(1979年粮食部恢复后仍任原职)找我和被打成“集团”第六号人物的崔秀春谈话。姜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开，金(明)部长在参加。他想找同志们谈谈心，没时间，委托我们跟你们谈。原粮食部的清查运动有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好，你们有什么意见，今天谈谈心，希望敞开思想。”我和崔秀春都敞开心扉，说了心里话。崔说得很动感情，声泪俱下。姜习同志表示把我们的意见向金明同志、向党组汇报。

　　1979年1月11日，商业部召开大会，金明同志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说要解决部里的遗留问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说：“姚依林同志走时(从商业部调往中央)讲：‘有账的还账，谁想捂，捂不住；想盖，盖不住；想包，包不下来。账，早还好。’”金说：“有话就讲，充分发扬民主。”1979年2月27日，商业部在空军体育馆召开大会，部党组书记金明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查‘五一六’是另搞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原粮食部‘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个假案、错案。有几个人被迫害致死，要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死因，召开平反大会。”因为金明很快调离了商业部，会上说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到了1983年整党、党员都要对“文革”中的作为作自我检查，然后重新登记。部整党领导机构要求在“清查”中打过人的，都要向被打者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否则，不予恢复组织生活。“组长”和“帮手”都找我，对当年动粗的行为认错，赔礼道歉。劫难虽已过40年，昔日有过同样遭遇的人偶聚一起，谈起往事，仍摇头叹息，伤痕太深了。但愿像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事，今后不再重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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