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三册课文译文

第一单元

旅行开阔心智

课文1

小岛笔记

比尔·布莱森

　兰翠竹 译

我头一次看见英国是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我搭上从加来港出发的午夜轮渡抵达多佛。有二十分钟光景，多佛港站头上沸反盈天，这头轿车卡车势如潮涌，那厢海关差役恪尽职守，人人都忙着赶路去伦敦。随后，突然间，一切归于沉寂，我漫步在睡意正浓、雾气迷蒙的昏暗街头，活像是置身于系列片《牛头犬德拉蒙德》。将一个英国小镇独揽入怀，这滋味实在绝妙。

有一件事叫人发慌，那天晚上好像所有的饭店和招待所统统关了门。我一路走到火车站，寻思着能赶上去伦敦的班车，可那车站也是黑灯瞎火、大门紧闭。 我正站在那里不晓得如何是好，却发现马路对面一家招待所楼上的窗户里闪着电视的灰光。万岁，我想，好歹有人醒着，于是一边急忙穿过马路，一边打好腹稿，准备跟那个慈眉善目的老板客气一番，为自己的迟来而道歉，满以为会晤谈甚欢，甚至想好了下面的台词：“实在不敢劳您大驾在这个时候为我准备食物，但是如果不太麻烦的话，能否给我一份烤牛肉三明治、大份莳萝咸菜，一点土豆色拉，再加一瓶啤酒。”通往招待所的人行道漆黑一片，我心里怀着一腔渴望，脚下却对英式门廊的路不大习惯，在一级楼梯上绊了一跤，脸直直地砸在门上，撞上半打空奶瓶，立时哐啷哐啷地响起来。楼上的窗户几乎紧接着就打开了。

“谁啊？”有人尖着嗓子问道。

我后退一步，一边揉鼻子，一边抬眼凝视一个戴着发卷的侧影。 “你好，我想找间房，”我说。

“我们关门啦。”

“哦。可是在哪儿吃晚餐呢？”

“试试丘吉尔吧。在前面。”

“在什么前面啊？”我刚发问，那扇窗就已经砰地一声关上了。

“丘吉尔”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看起来热情好客。透过一扇窗户，我能瞧见酒吧里有人西装笔挺，看上去温文尔雅，活像诺埃尔·考沃德戏里出现的人物。我在阴影中踌躇，感觉自己像个街头流浪儿。就我这阶层，就我这身打扮，跟这么一栋楼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吧，我口袋里那几个寒碜的子儿，显然付不起这笔开销。就在昨天，我刚刚把一叠厚得出奇的花花绿绿的法郎交给一位目光如炬的饭店老板买单，换来的不过是在一张疙疙瘩瘩的床铺睡上一晚，吃到一盘希奇古怪的名叫“沙瑟”的玩意，里面包含着杂七杂八的小动物的骨头，其中有不少我还得用一大块餐巾偷偷包起来扔掉，付完帐后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开支用度务必慎之又慎。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转过身，离开“丘吉尔”那诱人的温暖，步履艰难地投入黑夜。

沿着海滨大道再往前一段，矗立着一座棚屋，四壁洞开，但好歹有个屋顶，于是我认定能栖身此地对我已是能有的最好选择。我拿背囊当枕头，躺下来，将外套紧紧裹在自己身上。长凳上覆了层板条，硬邦邦的，还敲着圆头大螺钉，想舒舒服服地躺着根本不可能——毫无疑问，他们这是存心的。地势低处，海水冲刷着海岸，我躺着听了好久好久，到底还是渐渐坠进了长夜，这一夜梦与梦夹缠连缀，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北极的冰原，有个目光如炬的法国人手持一枚弹弓、一袋螺钉，身怀百发百中之绝技，不依不饶地照着我的屁股和大腿一顿猛揍，就因为我偷了一块亚麻餐巾，裹满汤汤水水的吃食，搁在我住的饭店房间里那张梳妆台抽屉深处。约莫三点，我气喘吁吁地醒转来，浑身都给冻僵了，直打冷战。雾已退去。空气凝滞而清澈，天上星汉灿烂。防波堤远端的灯塔上有道光束在海面上来回扫。一切无不动人心魄，而我实在冷得无心玩赏。我抖抖索索地在背囊里猛搜，大小物件，但凡有一丁点用以取暖的可能，都让我给挖掘出来了——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头毛衣， 一条备用牛仔裤。我拿几双羊毛袜当手套用，将一双法兰绒拳击短裤裹在头上，权当是走投无路了，只好靠这个让脑袋瓜子暖一暖，然后我重重地往长凳上一倒，视死如归，直等死神来甜甜一吻。不期然，我倒是睡着了。

冷不防鸣响一声雾哨，把我再度惊醒，弄得我差点从那根窄窄的栖木上跌下来，我坐起身，心里好不凄惨，不过那股子冷劲倒是略有缓解。天欲破晓，整个世界都沐浴在那不知来自何方的乳色光晕里。水面上，海鸥滑翔而过，声声不绝。再远处，越过防波石堤，一艘灯光明亮的大渡轮气宇轩昂地开拔出海。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瞧我这么个小伙子，心上的压力多，心里的主意少。船上的雾哨又遽然响起哀鸣，声音从水上飘过，又激得那烦人的海鸥兴奋起来。我脱下用袜子充当的手套，看看表。正是早晨五点五十五分。我看着渐行渐远的渡轮，心里琢磨，这个钟点会有人出发吗？这个钟点我要到哪里去？我拿起背囊，沿着海滨大道蹒跚而行，好歹也能增加点血液循环。

此刻的“丘吉尔”正在安安稳稳地酣睡，我在它附近遇见一个正在遛狗的老头。那人在我跟他平行的时候，冲我点点头道了声早安。“天没准会好起来，”他一边宣告，一边满怀期待地凝视着宛若一堆湿毛巾的天空。我问他哪里会不会有家餐馆开着门。他知道有个地儿离这里不远，就给我指了指方向。 “卡车司机很喜欢的。他们向来都晓得哪里是最好的去处，不是吗？”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略略压低嗓音，朝我斜靠过来，那架势像是要跟我分享一则机密。“你进去以前，该会把那条短裤从头上脱下来吧。”

我一抓脑门——“啊！”——红着脸把那条早已忘却的拳击短裤摘下来。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自圆其说，那人就又打量起天空来。

餐厅很出色——生机勃勃，热气腾腾，温暖惬意。我吃了一大盘鸡蛋、豆子、油炸面包、熏肉、香肠，外加一碟面包配上油汪汪的麦淇淋，还有两杯茶，总共二十二便士。饭一吃完，顿感自己焕然一新，我叼着牙签，打着饱嗝，在大街小巷上闲逛，看着多佛港醒过来。说句实话，白昼的来临也并没有让多佛的面貌脱胎换骨，可我喜欢。我喜欢这小小的格局，喜欢惬意的空气，喜欢人人都念叨“早上好”、“你好啊！”以及“天气真糟——不过也许会好起来！”的样子，还喜欢这样一种感觉：大体上开开心心、井井有条、波澜不惊的岁月悠长不息，今朝无非又是这样一天罢了。整个多佛，没人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记住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除了我和几个屈指可数的在这天出生的孩子，没准儿还有个遛着狗的老头，因为他在半路上撞见了用短裤包头的小伙子。

课文2

保护区持续性发展的门槛

安迪·卓姆

兰翠竹 译

尽管有战争、流行病和恐怖活动造成的各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在过去三十年还是有突飞猛进的增长。五分之一的国际航班是飞往发展中国家（很多在南半球）。尽管油价高涨，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还是期待国际旅游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迅猛发展。对于南半球旅游目的地来说，旅游业是外汇的主要来源，也是就业的主要渠道。如果控制适当的话，自然旅游和生态旅游可以极大缩小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的当前预算和有效保护和管理资源所需成本间的巨大财务差距。很不幸的是，保护区域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合适的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钱的北半球人旅游寻求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自然公园、世界遗产遗址和生态保护区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想想加纳帕戈、马丘比丘、塞壬杰提和克鲁杰这些地方，每年都吸引数百万的游客。根据秘鲁政府报告，2007年71%的国际游客来参观保护区，数目相当可观。去年国际游客为秘鲁经济带来了8亿美元的收入。

表面看来，发达国家的旅游业整体不错，游客满意，景点收入增加，对保护区的投资增加。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园体系的投资增长却没达到维持公园游客增长所需的能力。因此，旅游业对于生态多样性是个威胁而不是福音。

并不仅仅只是国际自然旅游景点的巨星们变得拥挤，关特玛拉的亚希哈、玻利维亚的厄多尔多阿瓦拉、坦桑里亚的马尼亚拉和印度尼西亚的科摩罗等公园的游客也是逐年增多。事实上，自然环保科学家们已经在过去七年所制定的78项环保区计划中将旅游业视为一大威胁。旅游目的地国家不能为旅游管理提供必要的经费已经消耗了不少游客所向往的自然资本了。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投资水平，旅游繁荣不久就会面临失败。动物居住地会恶化，野生动物会变得稀少，游客旅游质量会下降，最后人们不可避免会选择其它景点。

在有些地方，游客体验质量已经开始下降。例如，在嘠拉帕戈岛国家公园和海洋生物保护区，游客允许旅游的景点增加了，以满足旅游需求的增长。更多的岛屿对游船开放。即便这样，游客管理仍旧好像是在控制拥挤，导游们努力将自己的队员集中在小道的边缘，让其他游人挤过。在八十年代中期，参观此岛最多一个团八人，一整天都遇不到其他游客。现在一般一个团不少于16人，在那条窄路上可能会遇到十个团。

旅游体验质量的下降并不是旅游暴涨后唯一的变化。动植物所受的影响也在增加。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工业缺乏合适的控制和平衡。到目前为止，按经济来衡量，市场显示出缺乏弹性的需求：游客人数持续增长。但没有人期待这种增长会无限持续下去。南半球很多公园的情形就像一个公共汽车靠买票为生却从不给车加油。只要还有油，汽车就能低成本运营，但灾难迟早会来临。

除了应对旅游业带来的威胁，环境保护主义者还应专注于开发旅游业增长代表的金融机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自然环保局最近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尽管旅游业迄今为止仍是这些国家公园系统最大的自生收入来源，但公园系统只拿到了现有旅游花费的小部分，而且他们投资在确保地面基本管理能力方面的资金也特别少。不过，这也是好消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信心，因为国内外的游客都愿意多花钱去这些公园。

单单增加收入本身还不能解决问题。收入投入到创收景点应该比例适当，至少应足够防止自然资本的流失。自然保护局正在为发展中国家保护区旅游业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我们意识到仅仅限制旅游是毫无帮助的，但我们也不想让现状继续。我们和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政府一起开发出“可持续性发展门槛”这个概念，即保护区确保自然资本不衰退所需要的旅游管理能力最低投资。

可持续性发展门槛的达到可通过确保下面五个方面管理能力的合适投资，即冲击监控、基本基础设施、安全、翻译和信息以及员工工资和培训。这些方面应该被纳入保护区可持续性发展财务计划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公园年度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公共使用仍被授权的话。我们只有在知道了可持续性管理所需要的最低成本之后才能决定最低旅游收入应该是多少。

门票、旅游优惠项目和旅游团许可证的定价必须足够高，以减少游客对景点的冲击。市场研究表明国际游客愿意多花合适的费用，尤其是在过程透明，游客能看到公园的各项再投资的情况下。厄瓜多尔旅游业经过对财务方案的分析，发现改善投资后会带来更多的需求，也愿意支持这些计划。

我们在厄瓜多尔的初次体验表明：如果财务管理概念和数据能随时供环保部门经理使用的话，是可以做出将环保需求和财务现状结合起来的管理决定的。这样就能产生一个良性循环：保护区明显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资产，改善旅游管理的投资增加，这些会使得旅游兴旺、贫困减退。金融经济部和旅游部将他们的资源发挥作用，补充环保部门的资源。结果必然是公园和生态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会通过旅游和休闲活动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这样对于公园的投资就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可以将旅游业的发展视为减少贫苦促进经济发展的促成因素。这一切都是因为确保旅游收入合适投资到发展中国家那些受欢迎旅游点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如果考虑一下这项措施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保护区意味着什么，也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课文 3

大度假

罗德·厄舍尔

兰翠竹 译

当压力锅里的蒸汽积累到一定程度，泄气阀就会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爆炸。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人：工作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不想让“心理蒸汽”从耳朵里冒出来的话，最好将大脑腾空，从办公室琐事、乏味的通勤交通、房屋修理、下滑的股市以及难熬的学习中解脱出来。总之，非度假即死。因此，就像泄气阀发挥作用，欧洲现在有数以百万的人在度假，各个家庭带着孩子和狗钻进旅行车，青少年背着厚厚的旅行包挤进火车，或者戴着棒球帽穿着短裤登上飞机。

“神圣假日”已经变成了欧洲假期体制神圣的一部分，从七月到八月欧洲人集体逃到气候宜人的地方寻求休闲和娱乐。不过暑假也在经历一些困难时期，在最近德国和意大利的争论中暑假成为了政治战场，有些准备出游的人由于担心恐怖活动、传染病、道路堵塞等问题以及欧洲大陆摇摇欲坠的经济等原因而计划搁浅。甚至有人提议欧洲承担不起这么多的假期。美国平均每年10.2天的假期，法国工人平均每年30天的假期，还不包括11天的公共假日。德国每年24天的假期，外加15天的公共假日或宗教假日；西班牙总共有34天的假日。“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到达极限，”德国经济部部长沃夫冈.克莱蒙特说：“那些将我们的公共假日和别的国家比较的人应该开始反思了。”

反思的人不多，很少有人开始放弃他们的假日。“假期旅行是常规消费品，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被牺牲掉。”德国假日旅行研究协会的秘书长彼特.阿德霍尔特说。显然现在不确定的经济和地理政治情况还不够极端。“不出去度假就不算法国人了，”一个年轻的巴黎广告销售员戴安娜·赫伯特—史蒂文森解释道。

虽然欧洲人旅行的热情从未消减，但他们的旅途可分为几种不同的风味。经典性旅行仍旧是沙滩受虐狂，那美妙的几周花在将自己晒伤，被水母蜇伤，丢失手表，和孩子们一起堆沙堡，吃变味的虾，被腹部平坦得让人想入非非的救生员救上岸。越来越吸引人们离开这些沿海乐趣的是那些让你花钱去闻那些奶牛吃过的草的味道的农业旅游以及花高价冒着生命危险攀岩或从高处往下跳的边缘旅游。还有一种叫健康旅游，让你试图靠水疗买回误用的青春。另外还有一种文化旅游，英国诗人飞利浦.拉金称之为“遗迹爱好者、古玩冲动客”。

不管假期采取什么形式，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甚至想更多地度假以逃避关于恐怖和战争的话题。我们有逃离癖，以为这样可以永久地逃离所有的一切，回到办公室时会变得苗条、黝黑、热切地想阅读那些财务报表。欧洲旅游热潮经久不衰主要是由于和性一样，预期高于行动，诸如看介绍手册、预订、买票、汽车检修、孩子牙齿矫正、准备行李、试图套进去年的游泳衣、尤其是倒计时所有这些前戏让人兴奋。

但度假也是充满压力的。英国招聘机构瑞德公司本周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5000名英国员工中22%的人称他们得了一种综合症，症状是出发前由于试图将一切安排就绪而感到的一种恐慌，瑞德公司称之为“假前压力综合症”。英国职员额外平均多花九小时来做这些准备工作。只有40%的人声称他们能够完全地享受假期，比去年低10%，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另外一些和假前压力综合症无关的其他原因。另外，当他们躺在沙滩上时，他们真正感到放松了吗？调查表明47%的职员担心工作上出什么问题，10%的人甚至担心被裁员。不过，好消息是三分之二的员工说他们很高兴承担度假员工留下的额外的工作。

有人认为欧洲人度假不像以前那样远了。罗马图丽坎旅行社的罗贝托. 佩罗恩说：“一般只有两到三小时的飞机行程，不会更远了。”也许是由于金钱或安全方面的担心，但导致这种转变也有别的原因。传统假期是七月和八月，但现在人们更愿意将假期分成几小块，而不是三四周的长假。旅行社甚至为这种变化发明了一个丑陋的新词：反季节性，罗马实现旅行社的莫拉. 齐拉里拉介绍道。她说现在很多意大利人倾向于夏天两周，圣诞节一周，春季或秋季一次短途旅行。其他人也同意有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于打折机票的增多。德国休闲研究学院的负责人霍斯特. W. 奥帕肖斯基说：“另一个短期或短途的旅游市场真正形成。”

这是一件好事吗？西班牙也有类似的趋势，只不过不是这么明显。马德里精神病医生乔希·路易斯·卡拉斯卡·佩雷拉认为游客用几小块假期来代替一个长假并不能得到足够的解脱，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忘掉工作。去年的新书《旅行的艺术》的作者阿兰. 波顿也认为：“长假有很大优势，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彻底放松，当然也可能厌倦。你意识到休闲也有局限性。”

将假期分解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欧洲的很多城市不再是夏天的沙漠。例如，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十年前在八月看起来就像遭遇了中子弹袭击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所有的人都去了拉普拉亚或普布罗。但现在马德里人和巴塞罗那人在夏天重新发现他们的城市，并且爱上了她。噪音水平骤降，停车空间增多，许多餐馆或商店照旧营业，人们避开了旅游最糟糕的部分即旅行本身。

巴黎甚至伪造了海滩。塞纳河岸绵延3公里的巴黎人造海滩有3000吨沙子，300个帆布折叠躺椅和250把遮阳伞，今年是第二年开业，诚然，你不能到塞纳河游泳，但那里还是有浪花，也有让孩子们玩的游戏。去年这海滩就吸引了二百三十万的游客。

甚至对于那些坚持传统长假的人来说，尽管他们要面对道路堵塞、长时间飞行、恐怖活动以及身穿弹力牛仔裤有着太多雄性激素的本地人，但欧洲人度假精神是不可征服的。度假的好处在于关于不快事情的回忆逐渐淡漠，而好的记忆却越来越被放大。德国研究人员奥帕肖斯基说：“游客们有习惯性的短期记忆。” 我们刚回到办公室就又开始梦想计划下一次旅行，就像擅长逃跑的人群一样。

第二单元

家！甜蜜的家！

课文 1

请跟我结婚吧

答应吧，你即将得到的不仅仅是爱情、孩子和一个家。这个协议还会给你带来健康和长寿。

劳丽·奥利温斯坦

王彦 译

玛莉安·凯敏现在感觉好多了。前一段时间她的日子很艰难——九年的婚姻崩溃了，四年来独自抚养孩子，同时还开辟了一条谋生之路，做企业博客。后来，去年五月，她嫁给了老朋友马克。而这改变了一切，她说。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她解释说。“尽管我搬了家，重新安置了孩子，工作也比长期以来更加繁重了，但我现在不用进行药物治疗了。我从没想到过婚姻会让我如此开心。

先不要管那些流行的空话，说婚姻是夫妻幸福的源泉、是孩子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保障。把两个自身需求往往有冲突的人配成一对，再加上孩子、医药费、事业、家务等高压变量，还有某人（他自己知道说的是谁）在高校篮球赛季时盯在电视机前无法自拔，这肯定会出问题的。婚姻被指责为压力的根源（确实是这样）、矛盾冲突的原因（这也没错），并导致没完没了的危机亟需化解（同样难脱其咎）。

但婚姻还有更多的意义。几十年来收集的数据表明，尽管婚姻遭受了种种指责和质疑，但它就像一份健康保险单。结了婚就意味着不能在酒吧一直喝到打烊，不会再吃拉面并称之为一顿饭。与单身、离婚或丧偶的人相比，已婚人士大量吸烟或酗酒的可能性较小。大家都知道，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能够降低心血管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虽然你有时候可能会抱怨，你的配偶让你气得发疯，但其实恰恰相反。已婚人群中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和自杀率都较低。

研究者发现婚姻对健康益处良多，在各种年龄、种族、教育和收入群体中都一样。其中一些原因很明显。如果你身边的配偶在你伸手去拿香烟或第三杯酒时瞥给你一个“你敢！”的表情，你的吸烟量和喝酒量自然会减少了。如果家里有个人非常留意你的心情，注意你的情绪变化，那么抑郁症和其它情感上的问题也不太可能得不到及时确诊。但还有其它一些不太明显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些科学家和医生也只是刚刚开始充分了解的东西。

虽然夫妻双方在彼此周围建立了各种防护措施，但婚姻能让人如此健康的大部分原因还在于我们的身体内部。其中很多好处可以归结为压力管理。现代生活的日常压力会使我们的身体一直处于紧急状况中。这会对身体造成很大损害，让你患上高血压、紧张性头痛以及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病症。而结婚却能以某种方式，通过减缓下丘脑活动或者减少皮质醇产生，让身体避免这些困扰。

这对于男性来说尤其是个好消息。2008年1月发行的《健康心理》期刊上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已婚男人结束了特别繁忙的一天工作回到家时，他们摆脱了工作上接二连三的压力荷尔蒙的攻击，得到了放松；而职业女性中，只有那些称自己的婚姻很幸福的人，才能像男人这样消除压力。

对此也许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可能只是因为有些女人回到家里，面对的是准备晚饭、帮孩子做作业，而得不到那些婚姻更幸福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帮助。但对这种性别差异的全面解释无疑比这要更加复杂。比如，来自以色列的一项研究的长期数据显示，婚姻对延长寿命的作用随时间而不断加强，但主要是对男性而言。此项研究发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已婚男性与独身男性之间原本已经很显著的癌症致死率差距进一步扩大了25%；而已婚女性相对于独身女性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优势。

人的身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别差异呢？“这是一个粗略的概括性结论，但对一个婚姻而言，女性确实是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女管家。”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珍妮丝·凯考特-格拉瑟说，“她们经常敦促男人去看医生或让他们吃得更健康。” 玛莉安·凯敏的丈夫马克很赞同这一点。“作为一个男人，我更关心的是我的车在最后3,000英里内要确保换过油，而不是我最近是否做过体检。”他说，“但玛莉安比我自己更有可能注意到我的健康出了什么问题。”

尽管婚姻有各种好处，但它也绝不是一个健康礼券。首先，它会使人发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已婚男人比从未结过婚的男人超重或肥胖的比率高出近20%——也许仅仅是因为每天晚上总有个人陪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或者是因为有人定期购物，以前单身时经常空空如也的冰箱现在也总是填得满满的。

数据还显示，一个不幸的婚姻所造成的压力能够抵消一个幸福婚姻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凯考特-格拉瑟和她的丈夫——同样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雷纳德·格拉瑟——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消极的夫妻间互动”，比如争吵、辱骂以及翻白眼之类的非语言暗示，会导致皮质醇的增加和免疫功能的降低，甚至减缓创伤愈合。他们注意到这些影响在两性中都存在，但在女性中尤为显著。

如果婚姻的保护性纽带断裂，一定要当心了！那些夫妻二人几天之内先后去世的故事还是有一些真实性的。2007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刚刚丧失配偶的人比仍有配偶的人死亡风险更高，包括几乎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奇怪的是，肺癌除外）。弗吉尼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科恩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另外一个人成为你情感调节策略的一部分。如果突然把那个人夺走，你就变得眼泪汪汪、伤心悲痛、半宿不睡觉——我们把这种症状冷冰冰地称之为失调。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死亡、离婚、甚至一次长途出差造成的。当这些纽带断裂，可能会导致很多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

当然，并非所有突然变成单身的人都注定遭受如此折磨——同样，那些从未结婚的人也不是注定要短寿，并为疾病与压力所困。人类善于随机应变，能够建立和重建各种关系网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关注、帮助、甚至责骂。有时候，当一条湿毛巾又一次被扔到地板上，或者一管牙膏被挤得不成样子时，我们可能会忘记婚姻带给我们幸福这个事实。即使如此，我们也很难不赞成婚姻这种制度，它让我们身边有一个伴侣时时刻刻关心照顾我们。

课文2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珍妮·安德森

王彦 译

2000年春，摩根斯坦利公司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32岁的伊丽莎白·斯德博正为一笔数十亿美元的证券交易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拜访一位客户。技术在迅速发展，斯德博女士正一步步获得成功；她在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职业中做着一笔备受关注的交易。跟她一起乘坐头等舱的是她9个月大的儿子，在经济舱坐着的是她的德国保姆。

据斯德博女士的描述，那是一段理想的时光。白天，她拜访投资人；晚上，她用公司的车带儿子一起绕百弗利山慢慢行驶。“我觉得我应付得来。”现年39岁的斯德博女士回忆说。她曾在这个由男性统治、竞争残酷的银行业中拥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和理解支持她的老板。

不到一年时间，局势却已失去了平衡。她讨厌把儿子的童年移交给保姆，于是接受了一个允许她做兼职工作的管理职位，在摩根斯坦利的媒体银行业集团内担任首席运营官。但这个计划也终成泡影。“休息”的日子里，在午后的公园，每当儿子求妈妈陪他玩的时候，她却总是用手机在工作。

2000年当技术泡沫破灭的时候，摩根斯坦利削减了她的工作。为了能留下来，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全职工作。但一周工作三天已经很艰难了。2001年，斯德博女士离开了华尔街。从那以后，她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现在为一家投资银行专业公司工作。

“我下定决心要保持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她说。

现在她想重新加入银行业的大集团。而且她的时机也应该很恰当：华尔街说正在考虑像斯德博这样的女性，对她们产生了新的兴趣，在继续寻找新的女性员工的时候，希望重新雇用那些因个人原因离开工作的女性。

但是回到华尔街、重新步入正轨，这做起来比斯德博女士或打算雇用她的银行所想象的要难得多。尽管在保留女性员工或吸引她们重新回来工作这个观念上，银行所做的远远不止口头说说而已，但是主管经理们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华尔街的工作方式，才能获得长期的成功。女性在华尔街仍占少数，很多新雇员说她们对在那里发展事业越来越慎重。

华尔街说打算改变这一切，不仅仅因为这是适应社会的权宜之计，而是因为金融界为了获取利润和争取客户需要劳动力多样化——当客户本身也并非同类人群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没有优秀的员工，你就不能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优秀的员工并不只是25到40岁之间清一色的男性白人。”雷曼兄弟公司总裁乔·格利高里说。

女性对与华尔街交汇的憎恶情绪似乎在不断增加。银行主管们说选择在华尔街工作的工商管理专业女硕士越来越少，银行还说他们很难成功阻止女性员工在事业上中途而退。当然，并非所有女性都是为了抚养孩子而离开。有些人选择照顾年老或患病的父母，还有些人寻求另外一些能自由支配工作时间的职业。

主管经理们说，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女性员工通常在30多岁的时候辞职。很多女性指望着能晋升到众人觊觎的管理董事的职位，她们觉得中层职位的工作所能给与她们的很少，而要求的却很多。她们要生孩子，但是一个不太值得做的、又往往很乏味的中层管理工作却让她们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她们选择离开。

对女金融家来说，她们更加强烈地要求有成就感的事业和家庭生活，她们表示愿意离开那些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公司。

像斯德博女士一样，她们当中有些人想重回华尔街。

坐在新泽西州南奥兰治的舒适的家中，金发碧眼的斯德博女士回想着以前在投资银行的工作，就像一位运动员带着热忱和怀旧之情回忆曾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就。当她解释自己在华尔街工作的日子时，她骄傲地翻出来两个颁给成功交易银行家的奖品，并把它们摆在咖啡桌上。“我热爱我的工作，与这些极具才智的人共事，承担着重大的责任，这真是一种特权。”她回忆说，“那是一种全面的生活体验。”

结婚七年以后，她和丈夫开始考虑要生孩子。“我总是听到有个声音不停地小声说，‘如果你不要孩子，那么你会永远后悔’，”她说。“我在最优秀的公司里工作，与金融界最出色的人共事，但是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

一个猎头公司邀请她去摩根斯坦利面试一个投资银行业的工作。她喜欢这个团队，而且出差更少了，但交易额很大。她接受了这个工作。五个月之后，她怀孕了，她说这让她的同事们非常高兴。

“在股票市场上，这是如此令人激动的时刻，每个人都为我激动，”她说。“我觉得我在资深银行家眼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更加真实的人。我不再是浩浩荡荡挺进的单身大军中的一员了。”

斯德博女士在整个孕期都在旅行，包括她在孕期最后三个月中的一趟去德国的行程，那时她的脚踝肿得厉害，只得步履蹒跚地去提取行李。她从未想过要停止工作。但当她的孩子逐渐长大，她变得更加依赖保姆，这让她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她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

今天，斯德博女士希望银行能认真考虑聘用像她一样的女性。尽管华尔街的意图是好的，但说到雇用女性，行业的结构往往看似推动了劳动力的性别差异。很多女性指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兼职工作能克服在华尔街工作的疲劳和艰苦，而这些想法却往往不能与全天候的客户服务要求相吻合。

女性并非唯一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人。学生和行业主管们都说越来越多的男性——华尔街劳动力的主力军——也在回避每周80小时的工作，尽管他们非常热爱并全身致力于银行事业。今年春天，当时任高盛银行首席执行官、现任财政部长的小亨利·保尔森在对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班发表的演说中宣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应为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斯德博女士的热情和耐心来自她在华尔街格外出色的工作经历，银行能否成功地找到方法使像她一样的女性加入进来还有待观望。大批女性遭受公开的歧视或被审慎地对待，但就她们而言，华尔街已经输了这场战斗。

即使是为斯德博女士找一个位置也充满了挑战。她和现在就职的托宾咨询公司——北卡罗来纳投资银行专业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向很多银行提议了一个工作安排，这个安排体现了银行表示愿意接受的一种灵活性：她和她的合伙人将分享银行的一个全职工作，并分担其职责。

到目前为止，没有银行接受她的提议。“公司说他们很喜欢这个提议，但很难让他们说‘我们就这么办。’”她说。“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全职工作。’”

很多银行有一些与斯德博女士的提议很相似的安排，但是他们只准许一般任管理董事的高层女主管们这样安排工作，她们有终身职位、大量客户和大宗收入作为特别待遇的正当理由。斯德博女士很清楚她不属于这个级别。

最近一天下午，在南奥兰治，斯德博女士的保姆带着她的儿子回到家，儿子急切地炫耀他的莱克斯-卢瑟纸牌。她拥抱了儿子，查看了一下他是否记得从野营地把自己的背包带回家。

儿子离开后，她继续谈她的人生选择。她津津乐道关于两个孩子的细节，以及银行业授予她的奖品，还提到做兼职工作时，从孩子的玩具沙盒转换到董事会会议室，她有时会感觉到自身人格的分裂。她说她很满意自己对生活重心的选择。

“我的旅行、我所去过的地方、与我共事的人——这些宝贵的经历我不会用来换任何东西，”她说。“唯一的问题是我是否还能再一次拥有这些。”

课文 3

移民对家庭的影响

菲利斯·J.·约翰逊

王彦 译

家庭关系的纽带可以跨越国界得以维系。有些家庭成员也许不愿意移居国外，还有些人可能无法获准移民，而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人也许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亲属们移民。移居国外的人通过各种办法为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内亲属们提供食物、衣服、药品和金钱。这些物品直接船运回国，或用更加复杂的交换方式以确保东西能预期抵达亲属的手中。比如，一个移民家庭可能把钱交给移民地的另一个家庭；反过来，这个家庭会指示他们在国内的亲属把等值的钱交给第一个家庭在国内的亲属。

在一个新国家定居下来的移民开始创建新的家庭生活。这种新生活会受到过去的文化习俗和新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又不同于二者。这些家庭体现的是一种融合或二元文化的调整，而不是同化。同化（一种熔炉的方式）的意思是放弃自己本国的文化，而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如果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人数足够多，或者从原国家不断有新来的移民，或者这个文化群体与原国家保持着联系，那么就会形成融合的或二元文化的家庭。

有很多研究探讨了移民家庭的文化背景、新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如何帮助建立一个融合的或二元文化的家庭。尽管原国家的传统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而移民却可能继续认为这些习俗是永恒的，从而根据他们记忆中的过去来解释现在。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在加强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起到关键作用。社会的影响，比如有近亲关系和均衡的性别比例，也有助于维持传统的家庭生活。如果没有合适的近亲关系，比如可以照看孩子和做家务的年长的亲戚，那就会导致非传统生活模式，由丈夫帮助妻子做这些事情。男女性别失衡会影响到婚姻，跟什么人结婚？是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群体中寻求配偶，还是回本国寻找？即使身边有大量的女性，男人也可能从本国找一个结婚对象，因为他想要一个传统的妻子，而不是一个西方价值观的代表。

与年长的父母和男人相比，年轻的移民和女人更容易包容西方价值观（少一些父权，多一些平等自由的观点），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于传统角色的独立和自由。人们期望女人来抚养孩子，教孩子理解文化传统，并适应新的环境。尽管女性往往被迫保持特定的性别角色，但她们仍有很多机会改变角色，尤其是当她们与大家族分开后，原来的民族和文化群体对其文化角色的强化作用受到局限，她们更容易改变。在东道国的特定移民群体中，女性的融合程度——而不是男性的融合或成功——表明了发生在移民群体中的转变之重要意义。这标志着他们对新生活的适应。

法律制度明确指出某些文化传统的做法是非法的（如，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其他一些做法根据法律也可能被质疑或起诉（如，对妻子或孩子在身体上的虐待）。婚生子女与合法的但非事实婚姻的配偶在家庭重新团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资助。政府不仅与家庭中的男性沟通，也与女性相互交流，于是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潜在影响力。

经济环境影响了家庭生活：男人的工资可能不够维持生计，而女人的收入对家庭来说就变得必不可少了。女人有了工作给她们带来经济上的独立，这很可能改变家庭中传统的权力模式。当女人在外工作时，男人就应该分担家庭的责任。越南人传统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家务都是家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尽管如此，他们在移民以后分担了更多的家庭事务。分担家务的模式从家庭的几个成员共同完成任务变成由丈夫和妻子来分担。如果年长的人没有财力，他们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年长的人能得到政府提供的支持，如福利待遇，这使他们可以不依赖其成年子女。由于孩子们比其父母更容易学会新国家的语言，所以他们就成了翻译，成为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人，从而逐步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和地位。

家庭成员的帮助对于确保新移民——尤其是那些财力有限的人——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往往很重要。当大家族的成员帮不上忙时，代用的家庭关系网就建立起来了。新来的人组建起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有亲属关系的人和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组成家庭，他们都视彼此为家庭成员。他们还通过结婚来建立亲属关系的纽带，如果发生了财务困难，这些关系很有帮助；他们为亲属们提供资助，甚至资助那些远房亲戚和不太熟悉的亲戚，以确保将来遇到困难可以用到这些亲属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们建立起亲属关系网，姻亲们被当作是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替代。互惠互助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所固有的特征，在这些各式家庭变体中也应该得以体现。共享资源，比如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都集中起来，可以减少家庭陷于贫困的可能性，并提供机会使家庭更快地拥有一套房子或其它财产。

家庭或民族企业可以被视为解决新移民工作问题的最佳途径，非本民族劳动力市场往往要求劳动者流利使用语言并有其他技能，这些新来的移民很难在那里找到工作。民族企业具有很多功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为本民族或家族的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享有低收入或最低收入工作所没有的自主权。民族企业的其他优势还有，能够提供以实物支付的工资，如食品、衣服，员工还可以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而不需雇人照看。一项对英国的中餐馆的研究表明，年龄较大的孩子在生意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的父母为了维持生意需要翻译帮助和无偿的劳动力。孩子们认为在家族生意中帮忙是应该的，他们出于良心这样做并非为了得到报酬。作为回报，父母给他们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支持，体现了两代人之间相互交换的重要性。

在不同民族的移民潮中有很多相似之处：相似的移民动机（由于经济原因或战争导致的社会混乱），以及相似的融入新国家的过程。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的经历，文化差异使他们与现在的人口产生隔阂，导致了歧视、排斥，然后形成民族群体提供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援助。当移民陷入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观的时候，两代人之间和个人信仰的文化冲突愈发明显。移民们的成功经历——努力工作，取得经济上和学术上的成功，并为他们的新国家做出贡献——已经在移民研究中得以描述。为更好地理解（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流入的动态，以及移民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家庭被认为是战略性的研究阵地。

第三单元

福利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文 1

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工作不安全感和福利国家

范悦 译

2006年4月10日，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学生团体和工会数日抗议后向公众压力屈服，撤回《首次雇佣合同》（即CPE——该合同法语缩写）。这项旨在应对法国22.2%青年失业率拟议中的法律，将给予公司在任期头两年以试用方式雇佣26岁以下员工的自由，在此期间，雇主也可以比在现行法律许可下更容易地解雇员工。

法国政府认为，法国复杂、不容变更的劳工法——高昂的最低工资、高工资税、慷慨的福利和繁重的劳动法规被写进许多不同的合同和无数集体谈判协议中奉若神明，这些法规阻碍了雇用年轻没有经验的劳工。早先实施的类似法规——《新雇佣合同》将相似的规定适用于雇员少于20人的小公司，已经成功创造了4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法国政府这些政策的反对者包括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会会员，他们在巴黎街头游行抗议，宣称该法律显示法国政府背叛了人民，声称新措施只会为雇主更容易地雇用廉价的、一次性劳力，并使年轻人生活在部分就业的不稳定的悲惨世界里。

希拉克总统在《首次雇佣合同》法案仅被登记在案八天后就决定将其撤销，代之以一个一揽子补贴方案。一些评论家将这一行动称之为政府的耻辱、暴民统治和理所当然应得权利心态的胜利。还有些评论家哀叹公众的反应标志着对“我们正在全球化的经济现实普遍误解的深度。”

在更深的层次上，对法国劳动法规改革的反对表明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广泛存在着更深的焦虑——即对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响福利国家的稳定的担忧。在许多人看来，全球化的洪流越快，欧洲大陆就越会固守福利国家的传统。“虽然大部分世界都在努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经济下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机遇，大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仍然致力于一个准社会主义理想。” 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法国人生产‘观念和梦想’，他们拒绝以经济灵活性的名义接受改变，并以这种方式质疑自由派的假设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秩序。”

法国抵制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公民与国家在工作保障领域的社会契约持有与众不同的观念。关于这个问题，《奇异的法国》一书的作者菲利普·德黑巴恩曾评论道：“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在法国，当人们有工作时，他们说他们处于一种‘地位’，并期望能维系一生。” 在该模式下，国家最重要的功能是“确保工人得到照顾” 以期建立一个“更健康、更人性化的社会”，而在更充分自由化的经济体下做到这点可能性较小。法国政府在就业领域的无孔不入被以下事实进一步加强——全国25%的劳动力受雇于公共部门，国家预算的45%用于公务员薪俸及退休金。

许多提倡更大的经济自由化的人将法国停滞的经济和政治僵局——多数欧洲国家具有的症状归因于福利国家制度的“过度增长”。在一个国家里，“75%的年轻人公开宣称，他们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公务员，显然某些地方错了……对未来缺乏信心和对不稳定的恐惧已经取代了冒险精神，有一种在生活中受到保护比你在生命中做什么更重要的心态。” 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一个健康的经济获得了所必备的灵活性，但却以牺牲大多数劳工，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者所珍视的安稳为代价。

实际上，正如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概念的敌意不仅是反对变革的产物，维护现状的冲动，而且是看到人的一生被如此完全掌控在他人手中产生的深深的怨恨的结果。” 然而，试图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闭关自守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继续呼吁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只能使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加速——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增长放缓和失业，从而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安全网，进而加剧原有的问题。

对工作安全的担忧绝不仅限于法国乃至欧洲；相反，它们基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影响到每一个国家, 包括美国。三股力量正在重塑全世界劳动市场：第一，供过于求，相较于资本和投资供应越来越多的流动工人；其次，技术上的创新使以前处于孤立状态下的劳动力彼此竞争；第三，生产率的提高，虽然长期来看对经济有利，但也导致了短期的经济不稳定。

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制造业和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这一现象现在开始影响服务业和技术工人。

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任何工作往往都不如那些失去的工作；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是在“低工资和低技术的非工会服务业领域——在家得宝的结账柜台或派送多米诺的比萨饼。通常，那些就业机会正在取代诸如通用或福特等地方的稳定工作——（这些企业）传统上提供丰厚的薪水和全面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马丁·贝雷国际经济学研究所认为，“有一种社会契约，说每一代人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但是过去10到20年间，这种契约似乎已经被打破了。如果你看看数据，那么很显然人们的不安全感不是不合理的。”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工作不安全感是一个真实的、可以理解的现象。竞争的加剧迫使政府和公司只是为了跟上快速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工政策，福利国家传统的安全网再也不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工人继续感到难以控制自己的未来，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通过抗议和罢工继续表达他们的焦虑不满，并在某些情况下，表达需要在国际竞争中得到“保护”。

课文 2

为医疗保健而旅游

本文节选自《超越国界的患者》（2008）一书第二版，该书为国际医疗旅游消费者系列指南中最出色的一本，已经帮助成千上万的病人规划成功的海外医疗保健之旅。

约瑟夫·伍德曼

范悦 译

最近，医疗旅游或国际健康旅游这一新现象引起大量关注。当一家报纸或博客令人眩目地吹捧国外治疗的乐趣和阳光的一面，另一家报纸则发出可怕的蓝色代码警告——肮脏的医院、可疑的治疗方案、糟糕的手续。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

总之，我发现“医疗旅游”一词有点用词不当，往往导致病人在寻求海外医疗时更强调休闲而不是过程。我认为商务旅行者通常不把自己看作游客，同理你也会开始从医疗和健康旅游的角度看待自己。

我的研究，包括无数的采访使我深信：如果患者勤奋、有毅力并拥有充分的信息，他们考虑出国旅游治疗确实是合法、安全的选择，更不用说还有机会帮助患者节省在美国接受相同治疗要多支付的数千美元。数百名在海外接受成功治疗的患者返回并提供了非常正面的反馈。

那么，为什么去国外接受医疗护理？以下有七个原因。

1. 节省成本。大多数人都想充分利用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兑换率）获得最大收益。美国人前往其他国家接受治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省钱。根据国家和治疗类型的不同，没有医疗保险或投保额不足的患者，以及那些寻求选择性保健的病人可以节省在美国同等治疗所需15%-85%的费用。或者，像一个成功的海外医疗游客所说，“我拿出我的信用卡，而不是拿我的房子做第二次按揭。” 随着婴儿潮一代成为老年潮，医疗保健和处方药吞噬了人们近30%的退休和退休前的收入。当海外有大折扣的高质量的医疗信息传出后，得到消息的患者发现在国外有意想不到的替代治疗。例如，在泰国曼谷，一个髋关节置换术将花费大约18000美元，与美国的价格相比估计至少节省15000美元。以上的估计仅限于治疗花费。机票、住院时间（如果有的话）和住宿也有很大差异。当涉及几个牙齿或全面修补的大范围口腔治疗时，牙科治疗上节省的费用更引人注目。通常能节省15000美元或更多。

2. 更高质量的服务。资深医疗游客知道，国外治疗中心的设备、仪器和客户服务往往和美国相同或者超过美国。像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政府投入数十亿美元改善他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积极迎合国际医疗旅行者的需求。贵宾等候休息室、豪华医院套房和配有医护人员的康复疗养度假区是常见的设施配备，同时还有免费机场接送、为同伴提供的低成本的膳食计划以及隶属于医院的打折酒店。此外，在国外治疗中心医生和工作人员往往远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易接近。一个前往曼谷做心脏瓣膜置换的患者说，“我的医生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在我治疗期间我也直接与他交流至少十几次。”

3. 被排除在外的治疗。即使是最强大的健康保险计划也会排除多种情况和治疗。你作为投保人必须支付这些费用。虽然健康保险单因保险人和个人的差异有所变化，你的保险单可能不包括各种治疗，仅举几个例子，如整形手术、牙科保健、视力治疗、生殖/不育疗法、某些非紧急心血管和整形外科手术、减肥计划、药物滥用康复以及修复治疗。此外，许多保险单对处方药（有些很贵）、术后护理、先天性疾病和投保前存在的疾病做了限制。富有或缺钱的、年轻或年老的、有多重投保或很少保险的，生病或希望治疗的人们经常发现他们的保险不包括这些治疗。面对国内日益昂贵的选择，近40%的美国医疗保健旅客上路寻找其他治疗方法。在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新加坡、迪拜和泰国，这一趋势催生了整个行业，提供远低于美国费用的优异的治疗和辅助设施。

4. 专业治疗。一些手续和处方在美国这个国家是完全禁止的。国会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特别禁止某一治疗，或者也许它仍在测试和临床试验阶段，或是最近才批准。通常国外能提供这种治疗。一个例子就是一种被称为髋关节表面置换的整形手术，它是一种替代疗法，比现在依然在美国实施的传统的髋关节置换手术便宜。虽然十多年来这种疗法在整个欧洲和亚洲都在实施，它最近才在美国被批准，其可用性仍然不稳定。数以百计的有远见的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承受了多年的慢性疼痛在印度解除了痛苦。在那里髋关节表面置换技术、材料和仪器设备已经加以完善，而且是常规治疗。

5. 等待时间短。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加拿大和英国注册使用全民、“免费”医疗保健计划的人们为了既定程序已经忍受最长达两年的等待。一位愤怒的前往印度寻求开心脏手术的病人评论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我们到达手术台前就死了。” 在美国，长时间的等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适用《退伍军人管理法案》的退伍军人，漫长的等待正变得再寻常不过了。有些病人认为自己掏钱解除病痛或者阻止疾病恶化，要好过饱受等待远在天边的预约和其他医疗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焦虑和沮丧的煎熬。

6. 对住院病人更加友好。美国医疗保险公司给医院不断施加压力，让医院尽快处理病人，门诊病人程序成为规范。同样地，美国医院在巨大的压力下尽快将住院病人转移出那些昂贵的住院病床。医疗保健游客欣然接受国外最好的医院提供的灵活性，在那里他们通常积极鼓励病人术后在医院待更多时间。在国外，病人和医务人员的比率通常更低，住院感染率也较低。

7. 新鲜和不同的诱惑。尽管国外旅行医疗服务具有挑战性，许多病人很高兴有机会开辟一条新道路。他们还发现国外经常提供的物质享受，让他们能远离在美国治疗中心经常遇到的枯燥乏味、缺少人情味的医院环境，这使他们很开心。对另一些人来说，仅仅一个新的、有趣的文化就能帮助他们分散对一个令人担忧、冗长乏味的过程的关注。在一段紧张的时期，远离无数家庭与职业生活的义务可以产生健康效应。更重要的是，旅行，特别是国际旅行是一个改变人生的经历。你可能会在从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到新德里市中心酒店的豪华轿车旅程中变得谦逊，或被泰国简单、优雅和蔼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打动，或大声赞叹墨西哥牙科办公室窗外美丽的山脉。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疗游客所说，“我从这次旅行带回来的远不止一套新牙。”

课文 3

美国的金色年华：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繁荣

艾迪斯·拉塞尔，麦克斯·萨维克和迪恩·贝克

范悦 译

最近，没有人能看新闻或阅读报纸而没被警告说，美国正处在一场由高成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造成的危机边缘。更糟糕的是，或者说事情是这样的——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退休，他们将很快把社保和医保的费用推到新的高度，从而引发大规模的联邦政府赤字、大幅度增税，或两者兼而有之。最终，我们被告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些方案不再负担得起且需要彻底改变。

尽管这一惨淡情景会经常被重复，其逻辑似乎简单易懂。事实上, 这种说法不仅危言耸听，而且也不正确。假定在未来几十年，老年人的数量将继续增长，但在未来35年的增长（平均每名劳力中退休员工人数增加65%），相比过去35年（平均每名劳力中退休员工人数上升55%）的增长数据没有多大变化。如果我们现在优先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投资改善美国的生产率、确保经济收益广泛共享，并从根本上重组卫生保健体系，下个世纪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能维持老年人口的增长，同时享受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一个经常重复的论点是，当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退休时，将不会有足够的劳力维持这些退休人员的生存。比可以维持老年人退休后生存的劳工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未来劳力是否有能力和技术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未来的生活水准和社会抚养老年人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工的生产力。当劳工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使用最好最先进的设备，并配以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充分的运输系统和公用事业设备)，生产率就会提高。反过来，这些因素取决于在许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教育、培训、研究与开发、新设备和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不幸的是，目前的投资水平相当低。与经济规模相比，在所有这些关键领域的政府资助大约只有1970年代末的三分之二。最近联邦政府削减预算加剧了这一问题，减少了可用于刺激生产力提高的资金，这一措施还为未来十年进一步下降35%的预算提供了可能。尽管利润创新高，私营公司的投资也在一个较低水平。关心生活水平的劳工们应该关注企业和政府的低水平投资。

然而，当财政政策仅仅注重联邦预算赤字时，投资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最终，近期对联邦预算平衡的纠缠并不能帮助改善劳工和他们的未来生活水平。把注意力集中到赤字忽视了一个大多数家庭凭直觉就能理解的基本原则：有时你必须在现在负债进行投资，以便未来偿清债务并有所回报。由于投资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用借来的钱来投资（须用未来收益偿还）是常见的做法，在财务上也是负责的。企业往往用这种方式支付新的投资，家庭也通常用这种办法支付高等教育。那么政府为同一目的负责任地贷款(即, 发行债券并运行赤字)也是讲得通的。

劳工们也应该关注增长的国家收入是如何共享的。如果大多数收益像过去二十年那样，不成比例地分配给薪酬最高的劳工，而不是与所有薪酬水平的劳工共享，那么即便少数富有的人和整个经济表现得相当好，那些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也可能生活得不好。当所有劳工能分享经济增长收益时，低端和中等收入的劳工将会看到自己的工资像那些薪酬最高端的劳工一样快速增长，这会使所有的美国人更好地维持自己和老年人的生活。确保经济增长收益广泛共享应该在劳工和他们的家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榜单上排名第一。

虽然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不一定是一个问题，但预言医疗体系危机者有一个预测是正确的：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预算危机，但这与老龄人口的数量无关。这场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医疗保健系统结构造成的危机将会同时影响家庭和政府的预算。

众所周知，医疗保健费用是联邦和州预算中一个巨大且日益增长的部分。但高昂的医疗支出不仅仅是公共部门的一个问题，前者在历史上比私营部门做了更好的成本控制。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5年，在医疗保险系统下每一个受益人支出费用的平均增长比私人健康保险制度下要低。

医疗保健费用也要求家庭承担越来越多的预算。即使私人健康保险的费用将继续像过去几年那样保持低增长率，到2005年，普通的家庭将花费其收入的17%用于医疗保健（假定它能买得起保险）。到2030年，医疗保健支出平均将占家庭收入的26%，或每四美元有一个多美元将用于医保。为了控制成本并确保高质量的服务，有必要进行根本的改革，重组公共和私人两个医疗保健系统（为每个人提供健康保险）。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医疗费用将成为威胁家庭和政府预算的真正的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社会保障困境是一个典型的被构想出来的错误选择：在牺牲生活水平和财政责任以及照顾一国的老年人之间，或在减少我们对退休劳工的承诺以及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之间做出选择。这两个目标——提高劳工和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照顾老龄人口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他们可以通过合理、公平的经济政策实现，包括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经济收益的广泛分配以及从根本上重组公共和私营医疗保健系统。

第四单元

你能让生活充满幸福

课文 1

幸福的神秘一面

愉悦舒适不能指引你领略人生的全部，与逆境的艰苦搏斗常常会使人生变得丰富而有意义。

凯瑟琳·麦克戈温

裘彤 译

飓风、房屋失火、癌症、激流漂筏失事、飞机坠毁、在昏暗小巷遭遇歹徒袭击。没人想碰到这些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人发现遭受这样一次痛苦的磨难最终会使他们向好的方向转变。他们重复说的可能是这样的话：“但愿这事没发生，但有了它我会变得更完美。”

我们都爱听人们经历苦难后发生转变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些故事证实了一条真正的心理上的真理，这条真理有时会淹没在对灾难无数的报道中：在最困难的情况中，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奋发能力会迸发出来。对极端恐慌的经历作出积极回应的并不仅限于最坚强或最勇敢的人。实际上，大约半数与逆境抗争过的人都是他们的生活从此在某些方面有了改善。

在纽约市昆斯区一间漆黑的房间里，31岁的时装设计师特蕾西·塞尔感到自己奄奄一息。就在几个月前，她已经停止服用强效免疫抑制剂来控制她的关节炎。她从没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停药之后的反应最终使她全身剧烈疼痛，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最轻微的动作—比如说试着吞咽—对她来说也是痛苦不堪的。即使脸压在枕头上也几乎难以忍受。

塞尔并不是懦弱的人。她在两岁时就被诊断为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生都在忍受着病症和治疗（药物、手术）的折磨。但是这一次，她实在不堪忍受了，她的医生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起作用。不是疾病即将结束她的生命，就是她得很快结束她自己的生命。

然而，在经历了若干不眠之夜后，她想自杀的念头开始被新的感激之情所打断。虽然她仍然感到痛苦，但一种新的意识每一夜都变得更加强烈：一种令人惊叹的解脱感，结合着一种包容一切的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我感到一切我曾经用来认同自己身份的东西都被剥夺了，”6个月以后她这样说道，“一切我认为我知道或相信了事物—时间、金钱、自我形象、对事物的看法—都毫无价值了。意识到这一点真是让我感到解脱。”

在几个月内，得益于类固醇加其他药物的鸡尾酒疗法，她开始能够更自由地活动了。她说，毫无疑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有了好转。 “我感觉我窥探到了生命的秘密以及我们生存的意义，那就是快乐地生活同时培育其他生命。就这么简单！”

她这种令人兴奋的经历完全是个惊喜。但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心理学教授里希·泰德琪认为，这种转变的感觉从某些方面看却是很典型的。里希·泰德琪教授首创了“创伤后成长”一词。他对那些经历了诸如搏斗、暴力犯罪或突患重病等极端事件的人群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刚经历不幸后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茫然和焦虑。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毁了。有少部分人事后很久了还不断被记忆力出问题、失眠以及类似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折磨。但泰德琪和其他学者发现，对很多人——可能甚至是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会最终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令人满意。

许多经历过恐怖的人身威胁的人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事情发生的瞬间，我们的安全感被冲破了，平时处于我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种种看法之间的自我保护的精神盔甲被剥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轨迹---我们的习惯、自我认识和主观意念——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只剩下对世界的原始体验。

尽管如此，实际实现这些转变并完全接受新的现实，通常需要付出有意识的努力。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个过程，就是那些在灾难中成长和那些被灾难所毁灭的人之间主要的区别之一。

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以从未想到过的方式获得了解脱。幸存者往往说他们变得更加宽容，也更能宽恕别人，能够缓和以往弄糟的关系。他们说物质追求突然间变得很无聊，而朋友和家庭带来的快乐变 得极其重要---他们还说危机使他们能按照这些新的优先考虑的事来重新组织生活。

在灾难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恐惧感大为减少，尽管他们已经经历过恐怖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吃惊，相信不管今后生活中将要遭遇什么，他们都能应付。泰德琪说：“人们不会说他们所经历的是美好的。他们并不是特意要通过这样的经历来成长。他们只是尽其所能生存下来。但回顾起来，他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他们曾经预料到的。

埃莫利大学精神病学家葛里·伯恩斯在他的近作《满足》中指出，极限耐力运动员每次训练都要使自己的身体连续数天处于极限状态。他们和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所经历的感觉过程一样：自我失落，困惑，最后获得一种新的控制感。对于经常跑超过24小时的100英里比赛的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来说，呕吐和产生幻觉是常事。在一昼夜不停歇不睡觉的跑步之后，竞赛者有时会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火奴鲁鲁商人兰迪·哈弗勒指出，对超凡困难的掌控感弥补了这种痛苦。将近十年前，51岁的哈弗勒在快要达到贸纳基亚山的顶峰时就有过这个感觉。他就要达到竞赛的终点了，这场44英里长的竞赛将他从海平面带到火山顶——垂直上升了13766英尺。那次攀登让他即将创造非官方的世界纪录，但高海拔开始让他感到难受。

“当你达到大约1万英尺的高度时，由于感觉脑部肿胀和受压，事情往往会变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记得自己在1.2万英尺的高度放声大哭。但如果你能完成这一切，你就知道：嗨，我能扛过去。如果你能在那儿坚持下去，你会因此变得更坚强。”

情感上的回报可以弥补灾难带来的痛苦和艰难。这种精神收获并不能抵消所发生的苦难，而是把它全部放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看待，那就是即使我们面临约束和挣扎，我们仍然可以生存得极有价值。金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种觉悟。“你将不再是自己心目中曾经的自己，但这就是取而代之的一个新的你——而事实会证明生活将从此非常美好。”

课文 2

摆脱失业的烦恼

无论是被裁员还是干脆被解雇了，这都令人忧心忡忡。生活导师及畅销书作者谢里尔·理查森告诉你如何应付这种痛楚，找到帮助…并改善你的生活。

切瑞尔·理查森

裘彤 译

今天，几乎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你都必定会看到有关暂时解雇的报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一个家人）是这些不幸者中的一员，你可能感到自己被压垮了、无所适从，或者干脆被吓坏了。

丢掉工作被看做是人所能经历的最令人心忧的5种生活变化之一。那些品尝过这般滋味的人说，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的身份被剥夺，并且如同失去所爱的人一般痛苦。它所引起的焦虑能打乱你的生活。对经济来源感到惶恐，对找工作的过程心怀忐忑，或者离开了昔日的同事群体而感到孤单寂寞——这些都不足为怪。许多遭到裁减的员工在琢磨他们原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被炒鱿鱼（即便明显并非是他们的过错）。不管你对裁员是早有预料还是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这些情感都会让你不知所措并且弄不清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此期间，你的家人兴许也在应付他们自己的忧虑和失落感，这更增添了家里的压力。例如，你的配偶可能坚持让你密切留意找工作的进展情况。或者你的孩子，因为受到了压力，可能开始在学校表现糟糕。认清你和家人很可能要经历的几个情感阶段，对你是有所帮助的。

失落的第一阶段是拒绝承认痛苦的现实并且表现得无动于衷。在此阶段你可能表现得自暴自弃并感到失去了动力。拒绝承认痛苦现实是在精神上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但深陷于这一阶段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我认识的一名妇女接到了她的工作将在6个月后被解除的通知。但直到她要离开的前的头一个星期她还未花什么精力准备简历或是开始在网上找工作。她坚持拒绝承认痛苦现实，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让她躲过这一劫数。

下一阶段带来的是交错的情感：愤怒，困惑，伤心，以及忧虑。在这个阶段，你可能在各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当我的朋友撒曼塔出乎意料的丢掉工作时，她在交往中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颤抖、啜泣。你的愤怒或悲伤的感受可能持续数分钟、数日或数周。你越多的用健康的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比如，将你的愤怒在健身房派遣出来，或者让一个你所信赖的朋友分担你的感受——它们消失得就越快。

失落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接受，大多数人达到这一阶段较慢。这是你开始对所发生的事安之若素的阶段。到了接受这一地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同意公司的举措---只不过是你已决定继续你的生活而已。

经历失落的各个阶段并无对错方式之分。大多数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卷入或退出了这些阶段。在此期间，惯常的活动、习惯以及观点有所转变并不鲜见。例如，你可能睡得多了（或少了），吃得多了（或少了），你甚至可能回忆起其他的失落。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它们还会提醒你要善待自己。

起初这也许很难令人相信，但最终你会利用这个经历使自己有所收益---找到另一个，也许是更好的工作；增强你与家人的关系；做出你生活中非常需要的改变。也许是3个基本步骤：

步骤1 获得情感支持

由于很容易感到不安和脆弱，因此向他人寻求帮助是顺利过渡的关键。你将需要有人听你倾诉，并为你提供一个宣泄、哭叫或表达恐惧和忧虑的安全的庇护所。你可以依靠一个可信赖的朋友、一个相同处境的同事或是兄弟姐妹。此外，你也许想加入一个在线讨论小组或一个堂区或社区中心的职业援助小组。你们当地的失业办公室可就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这种帮助在你采取措施获得你的下一个职位前到位。人们往往将他们的愤怒或苦涩带到面试中，结果这只会让你失去机会而平添挫折感。

记住，你的配偶和孩子将应付他们自己由你的失业而引起的忧虑，他们可能无法提供给你所许多那种帮助。同时，你还应避免去求助那些增加你的压力或批评你的人。相反，要让你的周围都是那些使你感到对过渡充满希望与自信的人。

不要单枪匹马。寻求帮助需要勇气，然而，帮助可能正是你前进所最需要的。

你还需要保护你的心理健康。如果允许你延续工作到一个特定的期限，则要避免长时间工作，利用午餐时间离开办公室。躲开那些不停抱怨的同事，他们这些人是有毒害作用的。通过做一些你喜欢又能做得好的事来树立信心。我认识一位女性，她是一名业余摄影师，利用她喜爱的照片制作记事卡。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的积极反馈给了她重新开始的信心。

步骤2 寻求职业指导

从招聘人或职业顾问那里得到帮助不仅有助于你评估自己的经验和提高自己的技能，而且能确保你从速行事。再说一次，你们当地的失业办公室应提供有益的帮助。

查查当地书店有关职业的那一部分书目。我所喜爱的书中有一本2001年出版的书，名叫《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的？》，作者理查德·尼尔森·波尔斯。网上的资料也很丰富。Monster.com网站提供有益的职业建议、在线成功事迹以及各类信息板——更别说庞大的空缺职位清单数据库了。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要因害怕就抓住提供你的第一份新工作（除非这份工作合适！）。让自己有时间去探索不同的选择。在你继续寻找的同时，不要害怕去找一份短期的够你糊口的（过渡性工作）。

步骤3 增强家庭纽带

与家人聚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你的心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互相不要打断，给每个人讲话的机会。当我认识的一个人对他的家人依此行事时，他的妻子同意他将找工作的计划留给他和他的新职介绍顾问去做。而他则同意每周向她通报一次进展情况。我的朋友希拉在与家人交流后，她得儿子们都同意多做些家务，她得丈夫重新制定了他们的预算以减少支出一直到她找到新的工作为止。当你保持沟通时，你就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关系。

一旦你找到了新的工作，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安全感。不断更新你的简历，与就业市场的招聘人员保持联系，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在自己的领域始终能适合市场的需要。尽管被裁员会彻底打乱 你的生活，但许多人说，这给了他们必要的动力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课文 3

资本主义的快乐

资本主义能让社会富裕并保持自由。但不要希望它也使你快乐。

得到宽恕的罪人

裘彤 译

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以年人均增长率3.2%的速度在向前走出了最好的十年。如果保持这个增速，它将超越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似乎在发挥着它的职能。

但真的是这样吗？人们一致认为，曾几何时，市场资本主义的职能是使人们更加富裕。如今，这一观点已不再确定无疑。一些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学家和期待做出大胆承诺的政治家们认为它应该做另一件事：使人们生活得幸福。

欧洲大陆国家普遍认为，经济学所涵盖的概念比金钱更广泛。在与英美资本家的辩论中，老谋深算的锦衣玉食者往往把“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变慢的借口。但现在，曾一度被认为追求物质享受的英国保守党的最新领导人戴维卡梅伦提出用“健康”这一概念来替代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同时，在美国，不平等待遇、超负荷工作和繁荣的其他隐性成本也在中期选举中被广泛讨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已取代对传统身体健康的关注并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对那些富裕但没有满足感的婴儿潮世代尤其如此。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助新兴的幸福学。幸福学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1972年以来，这一理论的追随者每一两年对数千名美国人进行调查，提问一些简单的、大众化的问题，如：“总的来说你觉得目前过得怎么样–觉得很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并由此得到大量的调查数据。一些结果并不令人吃惊：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但需要解释的矛盾出现了：富裕国家在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却并没有更加快乐。不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幸福指数一直没有变化。

幸福学对此种现象提供了两种解释。它指出，资本主义善于将奢侈品变成必需品–使大众享受到了精英才能享受到的东西。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负面是它使人们把曾经遥不可及的东西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们从未想过装饰品如今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人们陷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他们也对由此产生的乐趣习以为常。

资本主义使消费品大众化的能力也有其局限性。许多人们最珍视的东西–高端工作、最好的教育或独有的住所–从其必要性看是一种奢侈品。例如，当精英教育被提供给所有人时就不能再称其为精英教育。这些“身份商品”，正如它们的名字一样，是限量供应的：只有在别人不能享受他们时你才可以享受。得到它们需要付出的金钱和努力的多少取决于你的对手付出得多少。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结果对他们长久以来坚持的信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传统的悲观科学认为人们知道自己的兴趣，而且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工作多久、购买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通常经济学家应该试图去解释他们的决定，而不是与他们争吵。但新兴的幸福学专家却不太愿意遵从人们的选择。

拿工作来说吧。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曾想象，国家越富裕，人们就会从辛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享受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生活就会越安逸。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追求一种令他们更体面的转变。他们努力工作来获得他们认为能带来快乐的东西，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劳动果实很快变得索然无味。他们也渴望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这样做迫使他人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奋力赶上，所以每个人都有所失。

但不是说工作少意味着快乐多。在美国，每周工作日减少后，多出来的时间被无休止的看电视所填充。至于幸福感，其他一些研究表明，不再工作的老年人往往比还在工作的同龄人更早死亡。事实上，幸福经济学的另一研究领域是致力于工作所带来的非经济收益：大多数人享受做点工作，有些人甚至是热爱工作。

对于资本主义奢侈的物质享受追求，即使亚当·斯密也颇有微词。“有多少人把钱花在那些无聊的小玩意从而毁掉了自己？”他抱怨说。很难说金字塔型的茶包（花费巨额成本开发四年之久）给人们增加了多少幸福。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时常说服人们购买他们想象中想要的东西，它也在利用人们未曾意识到拥有的品味和智能。在艺术上，这被称为“创意”，是值得尊敬的。但在商业上应把这称作“猎奇”并时刻遭到摒弃。但是没有追求物质改善的强烈欲望，人们可能还穿着羊毛内衣在博格诺而不是在不丹度假。那样又有什么好处呢？

利基资本主义的快乐

如果经济增长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滞涨也很难奏效。僵化的社会小心翼翼地给予身份商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保护。另一方面，繁荣经济创造出被生物学家称为生态位的“错综复杂的组合”，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层次。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指出，美国有超过3000个名人堂，它们纪念每一个人，从摇滚明星、运动员到赶狗拉雪橇的人、泡菜包装工人和会计。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家都希望成为自己特殊群体的顶尖人物，即使他看不起的那些人自认为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发展的同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如果因此而挑剔它的不足是对它要求过高。资本主义能让你富裕。它也给你选择幸福不幸福的自由。再向它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则是勉为其难了。

第五单元

从崇高到通俗

课文 1

电影百年

苏珊·桑泰格

范悦 译

电影百年似乎像一个生命周期：不可避免的诞生、不断累积的辉煌并在过去十年开始屈辱的、不可逆转的衰落。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有可以欣赏的新电影。但这样的电影将会不仅仅是例外，任何一种艺术的伟大成就都是如此。它们是不得不对现在统治世界各地的电影制作的准则和惯例进行英勇反抗的产物。普通的电影，纯粹是为了娱乐（即商业）的目的制作的电影将继续是惊人的无知，绝大部分不能成功地吸引观众。电影曾经被认为是20世纪的艺术，在本世纪结束时，现在看来它似乎是一种颓废的艺术。

也许不是电影，而是对电影的热爱，一种由电影所激发的非常具体的爱消逝了。每一种艺术都培育了其狂热的爱好者。但是，电影激起的爱很特别。它基于这一信念——电影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典型的现代化、特别易于理解、诗意、神秘而且有道德，所有这些特征并存。电影有信徒（就像宗教）。电影是十字军远征。电影是一种世界观。诗歌或舞蹈爱好者不会认为只有诗歌或戏剧或舞蹈。但是电影的爱好者会认为只有电影。对电影爱好者来说，电影将一切纳入其中。电影是艺术之书，也是生活之书。

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百年前电影制作从诞生起就合宜地启动了两种模式。在电影诞生那一年，即1895年，制作了两种电影，提出了电影可能有的两种模式：电影作为真实、对未改编成舞台剧的生活的转录，或者作为一种发明、一种技巧、一种幻觉和幻想。但这两种模式从未真正对立过。在那些观看卢米埃兄弟制作的电影《一列火车在Ciotat车站进站》的第一批观众看来，电影对平凡景象的传输是一个梦幻般的经历。电影的诞生令人惊异，人们惊异于现实能被如此神奇地直接转录。所有的电影都是为了延续和重塑那种神奇的感觉。

一切都从一百年前火车驶入车站的那一刻开始。人们把自己融入电影，当火车似乎朝他们开来时，大众兴奋地大声喊着，事实上迅速低头躲避。直到电视的出现使电影院空无一人，正是从每周去看电影，你学会了(或试图学习) 怎么走路、抽烟和亲吻，怎么去战斗和承受苦难。无论你从电影中带回家的是什么，都只是将自我消融在不是你自己生活的更广阔体验的一部分，这也是电影经验所体现的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欲望。你想被电影绑架。最强烈的体验就是沉溺于银屏，听任它带你到天涯海角。

被电影绑架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被实际存在的影像所征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在电视上看一部伟大的电影并不算真的看过那部电影。这不仅是规模的差异：在电影院看比你人要大的影像，与在家里看电视盒子里的小图像，个中差异显而易见。虽然电影已经不再具有标准尺寸，家庭影院的屏幕可以和客厅或卧室的墙壁一样大，但你仍然是在客厅或卧室，独自一人或与熟人在一起。而被电影绑架，你就必须在一个电影院里，坐在黑暗中，周围是匿名的陌生人。

此外，为了引人注目，无原则的影像处理（越来越快的剪切）制作出来的电影不需要任何人的全力关注。现在，影像以任何尺寸出现在各种外部表面上：剧院的屏幕上、家庭屏幕上、迪斯科舞厅墙壁上以及高层公共建筑的外墙上。正是移动影像的无所不在逐渐损害了人们曾拥有的对电影作为一门严肃艺术和一种大众娱乐的评判标准。

在电影诞生的最初几年，在本质上，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娱乐之间没有区别。与大部分后期电影相比，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经典电影、情节剧和戏剧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随着有声电影的到来，影像塑造失去了大部分的辉煌和诗意，同时商业标准收紧。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大概从1930年到1955年），这种电影制作方式——好莱坞模式控制了电影制作。随后，在五十年代中期，先锋理念再次占据主导。这一时期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最严肃的电影。这些电影雄心勃勃、充满激情，它们参加电影节，并从那里进入世界各地的电影剧院。事实上，这个黄金时代持续了长达二十年。

正是在电影百年历史的这一特定时期，去电影院看电影、思考电影、谈论电影成为高校学生和其他年轻人的一种热情。你坠入了爱河，不仅爱演员，而且爱电影本身。Cinephilia（对电影的热爱）这一词最初在1950年代的法国出现，其论坛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蔓延到整个欧洲和美洲，它的圣殿是许多专映实验性电影的影院和专门研究老电影的电影俱乐部，以及随之兴起的导演回顾展。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狂热时代，全职影迷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尽可能靠近大银幕的座位，最理想的座位位于影院第三排的中心。

大约有十五年的时间，每个月都有新的电影杰作，人们容许自己想象这样的情况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看来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可以肯定的是，在电影作为一个产业和一种艺术之间，电影作为例行程序和实验之间总是有冲突。现在，这一平衡已经决定性地向电影作为一个产业倾斜。1960和1970年代出现的经典电影（制作模式）已经被彻底否定。80年代灾难性的生产成本上升确保了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施加更具强制性的电影制作和发行行业标准。生产成本飙升意味着如果想要盈利，电影必须在发行的第一个月内立刻挣到大钱，这一趋势使得大片而不是低成本影片受到青睐。影院上映电影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许多电影被直接制作成录像。随着电影成为一种易上瘾的家庭娱乐，影院相继关门，许多城镇甚至不再有一家电影院。

可以预见的是，对电影的热爱已经减退。人们仍然喜欢去电影院，有些人仍然关心和期待从一部电影中获得一些特别和必要的东西。精彩的电影仍在制作中。但是人们很难发现，至少在年轻人中间，电影爱好者特有的对电影的热爱。那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爱，而是对电影有一定品味（这种品味根植于一种尽可能多地发现和再发现电影辉煌过去的巨大渴望之中）。

如果对电影的热爱消失了，那么电影也死了。不管有多少电影，即使是非常好的电影还在不断制作中。如果电影可以复兴的话，那它只会通过诞生一种新的对电影的热爱而获得新生。

课文 2

埃尔维斯——30年前和今天

马克·康立夫

范悦 译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77年8月16日去世。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周年纪念。埃尔维斯被认为是摇滚乐之王，也是美国音乐产业的先驱之一。从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他一直是一个文化传奇，并至今仍然受到全世界粉丝崇敬。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追踪报道埃尔维斯的粉丝纪念他的方式——通宵守夜、开纪念音乐会、拜访他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私人庄园Graceland里的墓地。当一个已故艺人仍成为新闻头条，还带来创纪录的销售额，并在去世数年后依然享有世界声望，这确实意味着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许多歌手成名、去世，随后销声匿迹，但是摇滚乐之王仍然活在世间。

然而，在1977年，猫王的传奇地位虽被公认，但是几乎不能被整个世界理解。今天，从美国、英国、东欧和西欧、南美到泰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全世界都在纪念和庆祝埃尔维斯这个充满活力的传奇人物。今天，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流行文化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伟大也更根深蒂固。

但是，人们今天对埃尔维斯的看法相对于30年前有很大差异。其实，甚至相对于10年前也很不一样。埃尔维斯的世界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面目全非。今天，埃尔维斯去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也许是一个好机会来回顾一下过去30年的变化。

要了解（人们对埃尔维斯的）看法发生的转变之巨大，我们需要回到1977年，了解当时的情况。

埃尔维斯去世时，我是个14岁的青少年，生活在英国偏远的农村地区。那时，获得有关埃尔维斯最新消息的渠道有限。如果人们有一张埃尔维斯的专辑，它往往是低廉的卡姆登唱片公司发行的（与现在相比，那时生活仍然简朴）。如果唱片商店贮存任何埃尔维斯的专辑，数量也很少。最热门的和最好的专辑当时很罕见。录像播放器（影碟机）还是一个新事物，如果有埃尔维斯的录像视频磁带，那时也不容易得到。

当时，当埃尔维斯的粉丝在同龄人中不被看好。十几岁的青少年，比如我姐姐就对埃尔维斯不屑一顾，她喜欢硬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和深紫色。如果听老点儿的音乐，往往是披头士、海滩男孩和他们的同类。同学们更喜欢当时流行的乐队和明星。承认自己是埃尔维斯的粉丝会被鄙视和嘲笑，甚至会因为如此糟糕的判断力偶尔引来同情。

埃尔维斯去世后不久，报纸上连续数周的报道——《埃尔维斯发生了什么事？》详细揭示了他此前未被公众所知的生活。多年后，这本书的内容为任何有关猫王的报道定下了基调，在大众的意识里，埃尔维斯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身著连身衣的埃尔维斯象征着衰落，他的许多音乐遗产和对20世纪流行文化的贡献仍然被低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未被广大公众认识到。埃尔维斯仍然被认为是老套的，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随着《摇滚乐之王：五十年代大师全集》套装唱片的发行，这一局面开始改变。流行音乐刊物的评论为这套唱片定下了基调，比如有影响力的Q杂志给予这套专辑的内容5星评级，并向其致敬。这些观点在主流报纸和青年生活方式杂志里也得到回应。

后续套装唱片都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非常正面的评论。几乎不知不觉中，对埃尔维斯的大众舆论开始发生改变。对埃尔维斯音乐所展现的才华和美好的认可不仅成为可接受的，而且成为社交礼仪上必须的。最终，埃尔维斯的作品本身被正视——它们精彩绝伦、富有灵感、感人至深、并使人们的灵魂与精神充满生机。

埃尔维斯回来了，现在不只是死忠粉丝为他神一样的地位欢欣鼓舞。当耐克公司在其全球足球广告中使用了《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这首歌曲的混音版时，猫王地位的改变（在大众舆论中从负面到正面形象的转变）被再次确认并得以提升。当《埃尔维斯30首最佳金曲》唱片发行后，全球新一代年轻人已准备好迎接猫王，该唱片销售了数百万。

今天，埃尔维斯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有活力。他有一个唱片专辑发行时间表，令他还活着时发行的任何唱片都相形见绌。它也使今天国际巨星的唱片发行计划看起来黯然失色。

在1977年，众多金曲、爱情歌曲、现场演出合集根本不存在。相比于1977年可以获得的如沙漠般荒芜的材料，今天我们被淹没在埃尔维斯电影歌曲的发行、CD和DVD里！只要看看所有的DVD发行就知道了。现在似乎有数百个埃尔维斯的DVD光盘，这与1977年无法在家里通过VHS录像带观看埃尔维斯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人们完全依赖陆地电视播出的节目才可以看到“鲜活的”埃尔维斯。

至于印刷媒体，如今可以看到成百上千有关埃尔维斯的书籍，而且似乎每隔一个星期又有新书发行。书的内容从受人尊敬的传记、朋友和家人的回忆、照片集到详细的调查以及有关猫王的生活和事业具体阶段的简介。与1977年相比，那时人们可以获得的材料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实际上我的情况是，一个手指就够了！）

今天，你也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埃尔维斯方方面面的报道，而不仅仅是1977年那时的小报消息。这些大报在内容上很丰富，当然报道也更加深入。

最大的差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在这一媒介领域里，与世界其他明星相比，埃尔维斯就是国王。无数的埃尔维斯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新闻，其规模在1977年是无法想象的。你在一周通过网络得到的关于埃尔维斯的新闻比你在埃尔维斯1977年去世前的一年里获得的报道还要多。

大量的CD、DVD光盘和发行的图书，埃尔维斯网站定期发布的新闻，以及主流媒体对埃尔维斯的突出报道，让人们有时很难记得埃尔维斯其实已经去世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埃尔维斯比1977年以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活力。

今天，在猫王去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做一个埃尔维斯粉丝从来没有这样好。埃尔维斯的迷人魅力和世界对他的迷恋比以往更强。他的音乐和对流行文化的贡献被欣然接受和认可，而且人们可以获得令人惊讶的有关埃尔维斯的一系列产品和信息。身为猫王粉丝的耻辱大大减弱，到处都似乎有人愿意承认喜欢他的音乐。事实上，猫王在年轻人中再次变得酷起来。

课文 3

好莱坞全球化中的亚洲因素

范悦 译

在世人眼中，好莱坞就是美国。它不仅代表了美国电影明星的魅力，而且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软实力”——（后者）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然而，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变革正在改变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媒体景观。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连接日益紧密的亚洲和美国电影产业更能表明这些变化了，双方的密切联系正在导致好莱坞的亚洲化和亚洲的好莱坞化。

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思考在过去二十年里好莱坞的全球化。究竟是什么使好莱坞需要全球化？我们可以认为部分原因是市场的全球化和好莱坞电影观众的全球化，特别是亚洲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因素促成了亚洲电影市场的增长，好莱坞对其控制也日益增加。贸易自由化使更多的好莱坞电影在亚洲上映，经济增长使更多人有财力看电影。现代化多功能电影院的建设使电影展场地的数量急剧增加，而私有化的电视和新配送技术的发展，例如录像、有线电视、卫星为电影创造了影剧院以外的全新市场。虽然亚洲电影产业的发行和展览部门对这一市场的扩大表示欢迎，但是基于多功能电影院和新家庭娱乐场所往往充斥着好莱坞电影，电影制作部门对此并不总是那么热情。

尽管来自电视、盗版录像和其他因素的竞争损害了亚洲的电影产业，好莱坞却越来越壮大。好莱坞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上的力量赋予它一种世界上其他行业难以匹配的竞争优势：只有好莱坞可以为一部电影花2亿美元；只是好莱坞拥有全球发行网络和宣传攻势，可以在全球上映电影并让它们占据当地影院；只有好莱坞有美国政府在背后推动其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大以及好莱坞对市场份额的要求越来越多，顺理成章的事发生了：电影制片厂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赚更多的钱。好莱坞正在成为一个出口行业，主要为住在美国以外的人们制作电影。今天，电影摄影棚制作人的目光聚集在亚洲，这是好莱坞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其庞大的人口使他们有潜力成为比欧洲更大规模的市场。一些分析家预测，在二十年内，亚洲可能占好莱坞票房收入的60%。因此就观众而论，亚洲现在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是好莱坞的主战场。

反过来，市场的全球化带来劳动力的全球化，比如好莱坞高管从其他国家电影业挖走流行明星和导演。成龙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成龙一直是东亚最受欢迎的明星，多年来他的电影锚定了香港电影业，经常登上票房排行榜冠军。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两次试图闯进好莱坞，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制片商强迫他融入美国动作片英雄的模式。

然而，到九十年代末，好莱坞的高管们变得更愿意让成龙去做令他在亚洲受欢迎的事。所以在他最近的好莱坞电影里——《尖峰时刻1和2》、《晚礼服》、《上海正午》、《上海骑士》，我们看到更多成龙在香港形成的品牌组合——武打喜剧和玩命特技惊险动作表演。让成龙拍类似于他在香港制作的影片，制片厂的高管希望能以此吸引数百万成龙的亚洲影迷到多功能影院看他的好莱坞电影。

市场和劳动力的全球化促成了电影风格的全球化。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劳动力在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他们为好莱坞风格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虽然成龙的好莱坞作品与他的香港作品有重大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成龙进入常见的美国电影类型片中，如警察搭档电影和西部片。但是好莱坞现在显然是在制作一个品牌产品——“成龙电影”，那曾经是另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特有产品。可以辨认出来的成龙电影风格，在文化上曾经被标记为香港风格，现已成为一种跨国界电影风格。

市场的全球化也间接地带来制作的全球化。由于好莱坞集中精力制作特技效果驱动的畅销世界各地的大片，影片制作预算猛增，好莱坞电影现在的平均制作和销售成本达到9000万美元。因此，制片商寻求所有可能削减成本的地方，他们的首选方法之一是做许多其他美国制造商已经做的事：把制作转移到海外那些劳动力成本较低和工会制度宽松的国家。例如，《黑客帝国：矩阵》在澳大利亚拍摄，《上海骑士》在捷克共和国拍摄，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在好莱坞的优先选择地点里。现在，中国正在成为这些“走出去制作”的另一个地点。

电影制作的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在亚洲拍摄电影。可是，好莱坞今天正进入制作和发行“外国”电影的行业。此举源于制片厂的高管们怀疑好莱坞电影可能已经达到它们海外吸引力的极限。作为证据，他们指出在世界各地本土制作的电影越来越受欢迎。好莱坞正在设法将本土观众观看本土电影的欲望转化成利润，而不是试图战胜竞争对手，电影制片厂也加人到这个工作中。在过去的几年里，哥伦比亚、华纳兄弟、迪士尼/布埃纳维斯塔、米拉麦克斯、环球都建立了海外分部或合作伙伴，制作和发行除了英语外的其他语言的电影——包括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语和汉语。这些电影中有一些是瞄准国际市场，另外一些针对本土观众——如果它们可以出口到美国，那是额外的收获，但是大多数电影在制作时并没有主要把美国观众放在心里。

当学者们谈论全球电影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在全球畅销的好莱坞大片，像《铁达尼号》或《侏罗纪公园》那样的电影。但是，好莱坞和亚洲电影产业的一体化正在生产一种不同的全球电影：其中包含太平洋两岸电影产业的原料和风格元素。《英雄》，中国正式提交给今年的奥斯卡奖外语片就是这种新型全球电影的一个例子。张艺谋，一位已经否认有任何在好莱坞工作的意愿的中国大陆电影制作人，是这部中文武侠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他使用了来自香港的演员和高端技术人才。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为其提供了3000万美元巨额预算（按中国标准）的一部分，制片人有意识地将电影针对亚洲和美国的大批观众。

试图将《英雄》这样的电影按照国家来分类可能不再有意义。什么标准能为其定性？国籍或影片所使用人才的族裔吗？其融资的来源吗？电影制作的地点吗？它的语言吗？它的观众吗？它的视觉风格、主题或故事吗？今天，世界各地电影产业的日益一体化使电影在更加全球化的同时也更加本土化，一个独特的美国或中国或印度电影的概念正被打破。

第六单元

艺术能商业化吗？

课文 1

《论艺术的精神》引言

瓦西里·康定斯基

马欣欣 译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个时期的文明必然产生出它特有的艺术，而且是无法重复的。试图复活过去的艺术原则至多产生一些犹如流产婴儿般的艺术作品。例如，我们不可能像古希腊人一样地生活和感受，由于这个缘故，那些效法希腊雕刻规则的人仅仅取得了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虽然这些作品会一直流传于世，但它们永远没有灵魂。这种模仿犹如猿猴那滑稽可笑的动作。

然而，在艺术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基于基本事实的外在类似。正如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当出现一种在整个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内在趋势的类似、一种曾经起初为人热烈追求而后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理想之间的类似，一种两个时代之间的“内在情调”的类似时，那些在过去曾被用来表达人们当时各类见解的形式便复活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内在情调尽管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仅仅处于萌芽状态。由于经过很多年的物质主义统治，我们的灵魂刚刚开始苏醒，但它仍忍受着因为怀疑和缺乏目的或目标所引起的痛苦。物质主义的梦魇—它常常使生命变得罪恶的和毫无意义的把戏—尚未完全消失；它的黑暗仍然笼罩着正在苏醒的灵魂。然而有一束微光在闪烁，它像茫茫无际的苍穹里的一颗明星。这束光仅仅是一个预兆，当灵魂见到这光时，会由于感到疑惑而战栗，因为分辨不出这光亮和周围的黑暗哪一个是幻觉，哪一个是现实。

我们不难看出，过去的艺术形式和今天的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的两种相似性是截然对立的。第一种相似因为是表面的，所以没有前途；第二种是内在的，所以它孕育着希望和未来。经历了一段几乎被物质主义的诱惑所征服了的时代，灵魂终究摆脱了物质而渐渐地复苏过来，由于经受了斗争和痛苦，它变得更纯洁了。这个挣扎的时代所产生的恐惧、快乐和悲哀等粗糙的感情，不再使艺术家感兴趣。艺术家将努力唤起迄今尚未发现的种种更细腻，更难以名状的感情。他们过着复杂而更为微妙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也使情感细腻的观众体会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

请想象一座或大或小的展览厅，里面有许多展览室，每个展览室里都挂满了成千上万各种尺寸的图画，这些画面由颜色描绘出各种自然景象：有一幅画着在阳光下或阴影里的动物，有的在喝水，有的站立在水中，也有的躺在草地上；还有描绘花草和人物的画，这些人物坐着，站着，或行走—大部分是裸体；一幅某王子的肖像画，一幅画着穿绿衣服的夫人的画，等等。所有这些画都被精印成一册，并附有作者的姓名和图画的标题。人们手捧着画册在展览室里踱来踱去，翻动着画页，口中念着人名和画名。不久他们便飘然离去，思想上既无得益，又重去干那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事了。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而来呢？每幅画中都神秘地包含着完整的生活，那是或痛苦，或迷茫，或充满希望，或喜悦的生活。

这种生活的方向是什么？艺术家的灵魂所呼唤的又是什么呢？对此有两种说法。舒曼说：“给人类黑暗的心灵带来光明，这就是艺术家的职责。”托尔斯泰说：“画家是能够描绘一切事物的人。”

如果我们想到刚才描述的那个展览，我们必然在这两个定义之中选择后者，因为我们只要或多或少有些技巧、鉴赏力和精力，就能将各种事物粗糙地或雅致地“涂”在画布上。使画布上的一切和谐匀称就可以算是已艺术品了。观众对这些作品冷眼去看，无动于衷。鉴赏家称赞所谓的“技巧”，犹如观众称赞走钢丝的杂技演员；鉴赏家欣赏所谓的“画面质量”，仿佛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品尝一块蛋糕。然而，饥饿的灵魂终究还是饥饿。

人们缓步穿过各个展室，不时地说：“不错”，“有意思”。而那些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那些该听的人什么也没听见。这种情况就叫作“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对于赋予色彩生命的内在意义的忽视，对艺术感染力的浪费，就叫作“为艺术而艺术”。

艺术家为他的才华，创造性和洞察力追求物质报酬，他的目的变成了野心和贪婪的满足。艺术家们无间的协作被争权夺利所取代。他们抱怨剧烈的竞争，过量的生产。憎恶、偏狭、派系、妒嫉和阴谋，这些都是没有目的性的物质主义艺术家产生的必然结果。

“理解”，就是教育观赏者懂得艺术家的观点。有人说，艺术家是时代的产儿。但是这种艺术，只能重复那些已被同时代人清楚地认识了的艺术感情。所以它没有生命力，它仅仅是时代的产儿，无法孕育未来。这是一种被阉割了的艺术。它是短命的，那个养育它的环境一旦改变，它也就立刻在精神上死亡。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能够继续发展的艺术，它同样也发源于当代人的感情。然而它不仅与时代交相辉映，共鸣回响，而且还具有催人醒悟，预示未来的力量。

艺术所从属的那种精神生活是产生艺术的最强大动力之一。精神生活是一种复杂而明确的向前、向上运动，它可以被转变成简单明了的东西。这种运动就是认识过程的运动。虽然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相同的内在含义和目的。

向前、向上发展的必然性其原因是难以觉察的，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烦恼、痛苦、不幸和磨难。每当消除了路上的障碍，到达一个阶段以后，一只隐蔽的黑手又会设下新的障碍。这条道路似乎总是障碍重重，屡遭破坏，难以通行，但是终归会有一些人前来救援，这些人与我们相差无几，只是具备了一种天赋的“高瞻远瞩”的能力。

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并能昭示未来。他们有时会乐于放弃这种非凡的天才(这经常是一件重担)，然而却又不能。尽管他们备受嘲笑和忌恨，但他们仍竭力拖着不情愿的人类向前、向上发展。

经常当他们的身体从地球上消失后，人们才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大理石、铁、铜或石头为他们重塑金身。仿佛这些蔑视肉体，崇尚精神，为精神而劳作的神圣的殉道者和人类的公仆的肉体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但是至少，高高耸立的大理石像说明已经有大批的人到达了现在受人尊崇的那些人生前孤独地站立的位置。

课文 2

商业与艺术

罗斯顿·古斯塔夫森

马欣欣 译

今天，艺术是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在协调和生产艺术品所需的材料和资金来源，以及将艺术品传播给消费者的活动中，商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商业和艺术的关系可能会很紧张，因为商业追求利润的动机有时会与艺术家的社会、人文、政治动机产生冲突。

艺术的定义

传统上,艺术包括音乐艺术(例如,钢琴音乐、交响乐),文学艺术(诗歌、小说)，戏曲艺术(剧本),音乐戏剧艺术(歌剧、芭蕾),与视觉艺术(绘画、雕塑、绘画),近代还增加了例如电影、静态摄影和计算机绘图。20世纪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进行了有意的探索,从而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 实际上就不可能为“艺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定义。 “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区别也没有用了。以前二者的主要区别主要体现在价格上,但是现代的复制方式取消了这种区别: 瓦格纳的歌剧现在制成了DVD; 提香的作品现在制成了带镜框的图片。区别艺术和非艺术的关键只能是作者的意图:作者本人是否认为他的作品是一个艺术品?

商业介入艺术的几种形式

在创造性或表演艺术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大部分时间里，消费者在这种商业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管是画家画人像或音乐家写弦乐四重奏，都是为赞助人服务的。但这种模式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在20世纪,出现了协调艺术家和消费者之间商业往来的第三方。商业一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介入艺术：一种是直接的，即将可以商业化的艺术产品或服务制成可供出售的产品（如CD）或服务（如一个艺术家的经纪人）。另一种是间接的，即对于无法商业化的艺术（如美术馆或主要歌剧公司），通过赞助或者慈善事业进行商业介入。

商业活动的介入也体现在制造供艺术家使用的资源,如音乐家所适用的乐器或画家的颜料，建造剧院等表演场地和雇佣相关人员。从历史看，资源的价格不断降低而资源的质量在许多情况下不断提高，就是由于资源供应商之间的商业竞争所致。一个简明的例子是钢琴。钢琴制造商自18世纪以来在设计与施上进行了巨大的技术革新，如引进铁质框架,使得琴弦崩得更紧，声音更有力量，这些创新被作曲家和演奏家充分利用。伴随着大规模生产而来的价格降低使得钢琴到了19世纪末期成为西方中产阶级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项资产，弹钢琴的人数创造历史记录，同时也造福了音乐出版业，为作曲家带来更多的版税收入。在19世纪适用于音乐会的表演场所可作商业使用对于公众音乐会的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

保护艺术的商业利益：版权

版权确保了艺术生产的经济效益，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两个主要的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此外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版权法。版权允许其持有人在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如果你“创造”一座房子, 从这座房子里得到的经济效益无限期归你所有,但是如果你“创造”一首歌，你的知识产权有时间限制。在21世纪初最突出的伦理问题是盗版问题，即对于艺术家知识产权的窃取。一般人不把这种盗窃看得像实际的盗窃行为那么严重（例如，有些人非法下载音乐，但从不扒窃超市）。

对于商业介入艺术的批评

艺术自由很像学术自由，被许多人认为是艺术的根本，并且特别是艺术家自由挑战现有观点这一能力的根本。商业化常常被认为破坏了艺术自由。职业艺术家需要收入维持生活，而这收入通常产生于销售他们的作品这一商业行为。商业交易寻求和奖励能够使得利润最大化的艺术作品，一般不支持没有商业价值的作品，因此，艺术家们无论对于利润最大化感不感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去生产不是他们想要的,而是被认为更有商业价值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涉及商业行为都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虽然商业会鼓励某些类型的艺术创作,它不能阻止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排除个人受合同约束的情况）。然而，巴赫大量创作是由商业考虑驱动的：他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任歌咏班领唱，不得不为礼拜日弥撒创作康塔塔，为耶稣受难日创作受难曲。如果巴赫不是因为他的劳动义务,能创作出一系列比肩或超越亨德尔的歌剧作品吗？可能正是商业给了他这么做的自由。

经济利益的驱动与伟大的艺术作品之间不可调和这一观点，即艺术家不能像机器一样按需生产，而必须像天才一样受到灵感启发，至少在西方，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产生的。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在音乐上第一次出现在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中。在那之前，艺术家们通常把自己视为工匠,收了钱来做一份工作，而他们的才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名声。这些人包括若斯坎、帕莱斯特里那、巴赫。而莫扎特的信件显示他对金钱有极大的兴趣。除了那些拥有大学教职的人之外，大多数自由作曲家依赖于佣金收入生存，不得不按照他人的要求、工作时间和预算来创作作品。

然而，关于商业行为的另一个严重批评与破坏文化认同感有关。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艺术由于受国际关注已经具有商业价值。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艺术品市场是由游客带动起来的，他们不懂艺术的重要性，只是欣赏它的美或“差异性”。商业利益已经导致了明显的风格问题：消费者特别喜欢某些部落土著艺术品的风格，引来了产品不受消费者喜爱的其他部族竞相模仿。这削弱了模仿者对于本部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尽管对商业介入艺术有众多批评，但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即总体而言，艺术家、艺术品的消费者和艺术本身都从商业的介入中获益，而商业也从参与艺术中得到了好处。

课文 3

生活在彼时，生活在彼处

迈克尔·布莱斯威尔和丽莎·阿莱德斯

马欣欣 译

装饰派艺术标志着在流行品味中对未来的远景和对过去的幻想发生碰撞，空间与光线和生机勃勃,常常欢快而不协调的色彩与图案擦出火花。这一艺术运动是那么现代，那么年轻和浪漫,它扭转了忧郁的、帝国式的维多利亚晚期设计风格,后者对于1920年代的天之骄子而言过于呆板老气了。

菲茨杰拉德，这位爵士时代的但丁，对于1920年代消费主义和奢靡风气的描写无人能及，而那时装饰派艺术已经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菲茨杰拉德将这种浮华色情的现代性的根源归结为对于一切老旧事物的反抗。充斥着破烂黄色书刊的“堕落”的1890年代，或者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反抗的对象。在他发表于1920年初，也是他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幻梦的残片》中，菲茨杰拉德的开场读起来就像是一座城市（这里指纽约）将要为装饰派艺术重生的背景音乐。他是这么写的：

“在胜利人群之中，诗人与作家对即将到来的和平与繁荣是如此肆意歌颂着；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挥金如土的人从各省蜂拥而至，畅饮着刺激的美酒；随之，商人们卖掉他们手上的饰物与便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直到他们大声喊说想要更多的饰物与便鞋，好让自己能够多做几笔生意，但却已经两手空空为止。”（本段译文选自菲茨杰拉德《幻梦的残片》林惠敏，郑天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菲茨杰拉德这个仿阿拉伯风格的开头树立了异域风情对于装饰派艺术的核心地位。它煽动了人们对于财富的幻想，来满足这个年代对于优雅浪漫的执着追求，这种执着体现在比如墙饰的设计上的古埃及风格，或乘坐新的高速火车出游，或两者兼而有之。他所提到的商家也多是卡迪亚这种奢侈品牌，而非真正来自北非的城堡。由此印证了历史学家泰格·格伦堡在她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豪华专卖店，以规模小和时尚产品周期短为特点，已经成为几乎和艾菲尔铁塔同样重要的现代性的标志。”

装饰艺术的高潮以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装饰艺术展为标志，此后它就像一种新香水的气味一样通过每一个艺术媒介迅速渗透到了几乎各行各业。在充满装饰艺术风格的豪华酒店米德兰酒店，设计师奥利弗·希尔设计了小到球形的印度橡胶浴塞大到员工各个季节的服饰在内的所有细节。一位客人在在这里寄出的简短明信片概括了装饰艺术的精神：“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摩登。”

这种轻快活泼的观察方式捕捉到了装饰艺术的产生原则：它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宣言，而是情绪和态度突然汇集的产物。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装饰艺术最诱人一点是它在所有的艺术与设计中表现出的浪漫和迷人的情调。观众成为了它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潜能和令人激动的神秘感，把古代异国文明（尤其是埃及）中的装饰效果和更为抽象迷人的现代性结合起来，换言之，一半是爵士机器人，一半是尼罗河的呼唤。结果所展示的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现代性,在新的消费生活的天堂里创造出了戏剧性和优雅感,就好像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电影片场,里面的每个人都饰演埃及艳后。

你可能会觉得装饰艺术的精神类似于昆廷·克里斯对风格的定义——“发现你是谁，然后卯着劲去做。”在使用珍贵的材料和利用异国情调的影响上，装饰艺术生来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它还有一种英雄般的气概，表现在往往在功能空间和日常事物的设计上极度铺陈。

同样，装饰艺术的影响也扩散到了新的“人民的宫殿”，如公共空间、电影院、办公大楼等等，为日常生活带去魅力。从百万富翁的豪宅到公寓楼，从成千上万红砖小别墅的前门玻璃装饰到海边冰激凌店的内饰和柜台，它无处不在，对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影响。装饰派艺术的审美是民主的：它对普通家庭和豪华的宾馆有同样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在国内的装饰艺术作品前徘徊，在它典雅的直线设计与不协调的，爵士和弦般的棱角设计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稀有和曾有过的活力。

装饰艺术的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影响的广度，更在于它异国风情的浓烈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以当代人对图像和生活方式的充分把握，我们仍然会对这些近80年前所制作的内饰和物品的精致程度瞠目结舌。如一个埃及石棺造型的化妆盒，由卡地亚制作于1925年，就清晰地展示了风格上的大胆革新，而这正是装饰派艺术奢华理念的核心。即使这件化妆盒的目录说明读起来都那么如梦似幻，意象极其丰富：“黄金、白金、骨雕、蓝宝石、祖母绿、钻石、缟玛瑙、珐琅；内饰包括可折叠的镜子、玳瑁制的梳子、口红架和香烟匣。”

同样，在装饰艺术设计的乘火车或远洋客轮旅行的海报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图形风格：透视线不断延伸，如赛跑一般奔向闪光的地平线和浪漫的目的地。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文化物质主义兴起的时代，一种纯洁美好的田园般的，同时又是商品化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有一句无名氏创作的流行语，可以归结为“生活在彼时，生活在彼处”。

但是，如果这些都太昂贵了，你仍可以用从二手商店淘来的晚宴西装和旧货摊淘来的香烟盒对装饰艺术做出当代的流行阐释。往往在Roxy Music音乐会上，有一半观众的穿着就犹如1920年代老照片的重现：男生穿晚礼服,头发往后梳，女生手持颀长的烟嘴，里面点着寿百年鸡尾酒香烟。把他们和对过去的幻想联系起来的正是这句共同的信条“生活在彼时，生活在彼处”——在过去的怀念中幻想未来。

装饰派艺术是对于现代性的一个响亮肯定，我们当下仍生活在它所遗留下的优雅气质中，虽然方式变得更加平价化。然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消费者,我们只能经常从讽刺或模仿装饰派艺术风格的作品中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面对展览中呈现的装饰派艺术的全貌——它的代表性物品，室内设计和艺术品——菲茨杰拉德所描绘的爵士时代似乎又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但它所充满的那种活力和乐观精神我们也许已经永远失去了。

第七单元

当文学遇到商务

课文 1

知识文学与力量文学

金冰 译

我们所说的“文学”是什么呢？人们，尤其是对此欠考虑者，普遍会认为：文学包括印在书本中的一切。可这种定义无需多少理由便可被推翻。最缺乏思考的人也很容易明白，“文学”这一概念中有个基本要素，即文学或多或少都与人类普遍而共同的兴趣有关；因此，那些仅适用于某一局部、某一行业或仅仅处于个人兴趣的作品，即便以书的形式面世，也不该属于“文学”。就此而论，文学之定义很容易变窄，而它同样也不难拓宽。因为不仅有许多跻身于书卷之列的文字并非文学作品，而且与之相反，不少真正的文学著作却未曾付梓成书。譬如基督教世界每星期的布道，这种篇什浩繁且对民众精神影响极广的讲坛文学，这种对世人起告戒、鼓励、振奋、安抚或警示作用的布道文学，最终能进入经楼书馆的尚不及其万分之一。此外还有戏剧，如英国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以及雅典戏剧艺术鼎盛时期的全部主流剧作，都曾作为文学作品对公众产生过影响。这些作品在作为读物出版之前，已通过观看其演出的观众而“出版”了（这正是“出版”一词最严格的意义）。在抄写或印刷都非常昂贵的年代，通过舞台形式“出版”这些剧作远比将它们出版成书效果更佳。

在那两个被我们统称为文学的庞大社会媒体中，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功能。两种功能可能混合，而且经常混合，但各自又具有一种绝缘性，而且天生就互相排斥。这二者之一乃“知识文学”，之二则为“力量文学”。知识文学的作用在于教诲，力量文学的功能在于感化。前者可谓舵艄，后者则是桨桡或蓬帆。前者只有助于纯粹的推理悟解，后者则总是通过愉悦之情和恻隐之心的影响，最终激发出更高的悟性，或曰理性。

每当我们用平常语言谈论求学求知的时候，总以为这些字眼与某种绝对新奇的事务有联系。然而，能在人类关注的事物中占据极高地位的真理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对最卑微者而言也绝非新奇；无论在最卑微者还是最高贵者心中，真理永远都以种子或潜在原理的方式存在，他只需去培育或发现，而无需去种植或创造。能够被移植是判断一个真理属于低级真理的直接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真理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力量，或曰对真理的深切认同。举例而言，儿童对社会有何作用呢？儿童的无助、天真和单纯所唤起的怜悯、柔情和种种特殊的爱慕之意，不仅可强化和升华世人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就连那些在上帝眼中最为珍贵的品质，诸如唤醒宽容的柔弱、象征神圣的天真、以及超凡脱俗的单纯，也都会在永恒的记忆中得以保持，其完美典范亦会不断更新。

更高层次的文学，即力量的文学，要实现的正是与此相同的目的。从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你能获取什么知识呢？一无所获。从一本烹调书中你能学到什么呢？从每一段中你都能学到某种新的知识，某种你不曾知晓的知识。可你能因此而认为那本微不足道的烹调书比那部神圣的诗作更高明吗？你应该感谢弥尔顿的不是他给了你什么知识，因为获取一百万条互不相干的知识，也不过是在茫茫尘世向前走了一百万步；你应该感谢的是他给予你“力量”，使你能发挥并拓展与无限世界产生共鸣的潜能。在无限世界中，每一次脉动和心跳都是上升的一步，犹如沿雅各的天梯从地面攀向远离凡尘的神秘高处。知识的步伐，自始至终都让你在同一层面行进，但绝不可能使你从古老的人间尘世上升一步；而力量迈出的第一步就是飞升—— 升入另一种境界，一种使你忘却凡尘的境界。（以上译文由曹明伦与吴刚翻译，来源于《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

截然不同于知识文学，力量文学正是在与人类伟大的道德能力的关联中获得生命并发挥作用。它所关注的是人最高贵的方面；因为《圣经》本身从来不屑于以建议或合作的方式探讨推理悟解。悲剧、浪漫传奇、童话、史诗都同样能使正义、希望、真理、仁爱、报应等理念在人们的心灵中复活，若非如此，如果只依靠日常现实生活来支持，这些理念就会因为缺乏足够的例证而日渐衰微。例如，什么是诗性正义？它并非在目标上有别于通常的司法正义，如果那样的话它一定是一种很糟糕的正义。但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它有别于普通的法庭正义。它是一种在实现自身目的方面无所不能的正义，因为它所处理的并非难以驾驭的世俗生活元素，而是它自己所创造的元素，以及那些可以灵活适应其最为纯粹的预设观念的素材。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力量的文学，这些理念通常会以枯燥的概念形式存在于我们之中，而一旦被文学中人的创造力所点化，它们就重新获得了朝气，迸发出勃勃生机。最为普通的小说，由于与人的恐惧和希望、人的是非本能相通，滋养并促进这些情感。

在知识的文学当中，最高水准的作品不也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作品，一本建立在考验与忍耐基础上的书， 且看结果如何。如果对它所教授的东西进行部分的修正，对它进行扩充——不，只要令它的内容编排得更加有序——它立即就会被取代。然而，在力量的文学中，即使是最为薄弱的作品，若留存下来的话，也会以完整而不可改变的形式保留。例如，牛顿的《数学原理》一开始就是一本充满火药味的书。从头至尾，这本书都要为自己的合理存在而战斗：首先，关乎绝对真理；其次，当战斗结束，关乎形式或者真理呈现的模式。一旦拉普拉斯（法国数学家）或者其他人在此书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实际上他就将此书置于无人问津的境地。他凭借从这本书中获得的武器淘汰并毁掉了这本书，结果牛顿的名字很快就失去了光芒，不过，他的书作为一股有机力量已经转化成其他形式存在了。相反，《伊利亚特》、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奥赛罗》或《李尔王》、《哈姆雷特》或《麦克白》以及《失乐园》都不具有攻击性，但只要书中所用的语言还存在或者还被教授，它们就会成为不朽之作。它们永远不会转化成新的表现形式。如果以新的形式或变化对它们进行改动，即使一些细节方面的确需要改进，那也将是剽窃。在某个方面，具有永恒之美的人类创造和大自然的作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它们从来不会重复彼此，从来不会因过于接近而难于区分；它们不同，不是因为有好坏之分，或者仅仅是因为有多寡之别：它们不同，是因为彼此具有难以解读和言传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既不能通过模拟被捕捉，也不能通过复制反映出来，更不能通过粗鄙的比较体现出其价值。

课文 2

巴比特（节选）

辛克莱·路易斯

金冰 译

天顶市“繁花”高地住宅区有座荷兰殖民时代式的房屋，睡在回廊里的人刚醒来，他的外表丝毫不像巨人。

他名叫乔治·福·巴比特。现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已有四十六岁，他不生产什么特殊的东西，既不制造黄油、皮鞋，也不写诗，但是在经营房屋方面精明能干，善于向人们推销他们买不起的房产。

他的大脑袋白里透红，褐色的头发稀薄干燥。尽管脸上有皱纹，鼻梁上有两块给眼睛托压出来的红印，睡眠中却带着孩子气。他不算胖，但营养太好；腮帮子鼓鼓的，搁在土黄色毯子上面的一双手，皮肤细嫩，显得有些肥。他看来很富裕，忠实于婚姻，并不浪漫；这个放卧榻的回廊更没有浪漫气息，外面是一株相当高大的榆树，两块还算像样的草坪，一条水泥汽车道和一个波纹铁皮顶的汽车房。不过巴比特又梦见了那个小仙女，梦中的风光比银白海洋旁边绯红的宝塔更旖旎艳丽。

七点二十分，闹钟响起来时，他才恍恍惚惚地回到了现实中。

像天顶市大多数富裕的公民一样，乔治·福·巴比特的汽车对他俨然是诗歌与悲剧、爱情和英雄气概。如果说办公室是他的强盗船，那么汽车就是他的岸上冒险。

作为房地产经纪人——也就是替人们寻找住家、替食品商寻找铺面的社会公仆——巴比特的优点是坚定勤恳。从习俗意义来说，他是诚实的，他经手的买卖都留有记录，他对租赁和产权很有经验，对价格的记性极好。他相当负责，说话理直气壮，性格愉快开朗，从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好人”阶级的一个成员，但是他除了知道一点投机制造业者盖的房屋式样之外，对建筑一无所知；除了弯道的用处、草皮和六种平常的灌木之外，对园艺美化全不了解；对最普通的经济原理也毫无研究；尽管无知，他还自鸣得意，这一点或许降低了他对人类的最终的重要性。他心安理得地认为房地产生意的唯一目的是替乔治·福·巴比特挣钱。当然啦，在促进者俱乐部的午餐会以及“好人”们应邀参加的形形色色的年际宴会上，侃侃而谈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经纪人绝不能事负主顾的信任，以及一种叫做伦理道德的东西（它的性质模糊不清，不过有了它，你就是高级房地产经纪人；没有它，你就是欺诈、投机、没有信用的人），这一切都是绝好的广告。这些优点能赢得别人信任，使你有可能干更大的事业。但它们并不妨碍你讲究实惠，如果买主是个大傻瓜，你漫天要价而他不就地还价，成交的价格比房屋本身价值高出一倍也无伤大雅。

巴比特善于辞令，在这些大谈商业道德的欢宴上时常发表鸿论，阐述“房地产经纪人的职能在于看到社会的发展方向，预先作出规划，为不可避免的变化扫清道路”——也就是说，房地产经纪人猜测到城市发展趋势就能赚钱。他管这种猜测叫做“灵视能力”。

他在促进者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作为房地产经纪人，既有责任又有权利了解他所在城市和附近地区的全部情况。外科医师对人体的每一根血管和每一个神秘的细胞了若指掌，工程师对电气的各个方面或者对横跨汹涌江河的雄伟大桥的每一个螺栓一清二楚，房地产经纪人则应该了解他的城市的每个地方，以及它的全部优缺点。”

他确实了解天顶市某些区域地皮的市价，但他并不清楚警察人数是否太多或者太少，是否同赌场或者妓院勾结。他了解建筑的防火设施以及保险费率同防火安全程度的关系，但并不知道市里有多少消防队员，他们的训练和待遇以及他们的设备是否齐全。他赞扬待租房屋挨近学校的优点，但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校教室的取暖、照明、通风和设备是否合适；不知道教师是怎么选择的；他虽然常说“天顶市可以自豪的地方之一是我们的教师待遇不错”，那是因为他看到《拥护者时报》是这么说的。至于他自己却讲不出天顶市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教师平均工资是多少。

他听说有人指责县监狱和天顶市监狱的管理情况不太“科学”；对天顶市的批评使他生气，他便翻阅了一份报告，那个悲观出名的激进派律师塞尼卡·多恩在报告中声称，把男女青年关在挤满了害梅毒的、有震颤性谵妄和精神错乱的犯人的监狱里，不是教育他们的好办法。他反驳那个报告说：“那种认为监狱应该办得像缀满花朵的松莱饭店的人叫我讨厌。人们如果不喜欢监狱，那就应该安分守己，避免进去。此外，这些主张改良的狂热分子总是危言耸听。”他就是这样开始调查天顶市的慈善和改造机构，并且就这样全部结束；至于“风化区”，他巧妙地评论说：“在那方面，正派人是不会胡来的。其实，我们私下说说，无赖汉们有了一个可以瞎闹的地方，对我们的女儿和正经女人倒起了保护作用。那些家伙就不会上我们家来了。”

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巴比特倒考虑得很多，他的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好的工会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排除那些破坏所有权的激进工会。不过不能强迫参加。强迫别人参加工会的劳工鼓动者都应该绞死。事实上，我们私下说说，根本不应该允许工会存在；作为对抗工会的最好办法，每一个生意人都应当参加雇主协会和商会。团结就是力量。任何没有参加商会的自私自利的家伙都必须强迫他们参加。”

然而巴比特是有道德的。他主张禁酒，尽管他自己并不实行；他赞扬限制超速驾车的法律，尽管他自己并不遵守；他欠债还债；捐款给教会、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他遵守社会团体的习俗礼仪，只在有先例可援、认为正当的时候才耍花招；他从不堕落到欺诈的地步——尽管他对保罗·里斯林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然不是说我写的每一个广告都符合事实，也不是说我对买主讲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我相信自己讲的全是真话。你明白——情况是这样的：首先，产业的主人委托我时可能已经有些夸大，处在我的地位当然不便戳穿他！其次，大多数人自己都很狡猾，总以为别人也不会老老实实，即使我傻乎乎的从不添油加醋，人家也认为我在说谎！出于自卫，我得自吹自擂，正像律师替他的委托人辩护一样——把那笨蛋的长处全摆出来是律师不可推诿的责任，可不是吗？不这么做，连法官都会非难律师的，即使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委托人是有罪的！尽管这样，我并不像塞西尔·朗特里、塞耶或者其余那些房地产经纪人一样，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老实说，我认为存心撒谎哄抬价格、从中获利的人应该枪毙！”

巴比特之于他的顾客的价值，难得比今天早上十一点半时，在他自己与康拉德·莱特、阿奇博尔德·珀迪之间的生意谈判中表达得更淋漓尽致的了。

课文 3

独眼巨人的世纪——论诗歌作为必要知识的失落

斯蒂文·福克纳

金冰 译

有人最近赢得了一笔高达七万五千美元的诗歌奖金。我记不起那位诗人的名字。大奖的赞助商们认为重奖有助于重新唤起人们对诗歌的兴趣。曾获得罗斯·利里诗歌大赛两万五千美元奖金的查尔斯·莱特承认，这个国家对诗歌的兴趣有些象自由落体，但是他希望这些大奖可以遏制下滑的趋势。对此我表示怀疑。

谁在阅读现代诗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另一位诗人，诗人说人们可能不再知道为什么“树林可爱、黑暗又幽深，”（黄灿然译）但他们的确了解诗歌大奖所传递的金钱信息。如果有人肯为诗歌付出七万五千美金，那诗歌一定是价值不菲的财产。

这些都是绝望的呐喊。人们爱上诗歌就像一个男人爱上女人，在惊鸿一瞥中捕捉她的眼神，在忐忑不安中和她进行几次令人尴尬的对话，倾听她，顾念她，身不由己陷落在爱情的神奇之中。如果有人出钱让我们对一个女人产生兴趣，我们就会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大错特错了。

与现代艺术一样，现代诗歌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失去听众。难以理解且自我中心，印象派诗歌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更不忍卒听。诗歌美的古典标准，比如清楚明晰和连贯一致，已经在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各种交替变换的风潮中失落殆尽。保留至今的美的标准已经脱离了理性，并且与柏拉图所界定的真与善相割裂。我们的现代诗歌已经分崩离析。

这使得为诗歌辩护有些棘手。但我们必须为之辩护，因为诗性知识是一种根本知识。没有它，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遭受严重的扭曲。就如同我们在一个独眼人的时代长大，而这些人听说，过去人们曾经能够凭借双眼判断距离、深度和颜色，但如今却被平淡无奇充斥着单调乏味信息的时代所毁损，这个时代依赖科学分析作为我们几乎唯一的知识来源。我们是一个独眼巨人的世纪。

诗歌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伊曼努尔·康德的继承者——现代思想家们几乎完全依靠推论理性，用复杂的分析、推理、演示、抽象和论辩堆砌各种学术期刊。这很必要，合情合理，但它不是唯一必要的知识。

在这个勤勉的科学时代，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这个时代试图分解并界定所有的神密，没有任何空间、甚至没有一个范畴留给古希伯来人、希腊人和中世纪的基督徒所拥有的那种浑然天成的觉察力，以及富于思想性的想象。

诗性知识，如锡德尼所说，在神秘的领域赋予心灵光芒。我们无法把自己所体验的一切都给予精确的定义。

惊奇，谦卑，钦佩，赞扬，感激，爱慕——这些就是面对诗性知识的恰当反应。科学家试图理解并控制自然。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正如C.S.刘易斯在《人的废除》一书中有力论证的那样，人可能失去本性中更好的一面，因为人对自然的征服最终导致他对自己的征服。刘易斯引用班扬的话，“无论他说什么或者如何恭维，当他把我弄到他家中，他就将卖我为奴，这一点烙印般深深嵌入我的脑海。”科学试图将人性削减为一部复杂的基因机器。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他应该读读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科瑞克对人类灵魂的评价，“不过是神经细胞的一个巨大集合。”科瑞克认为他已经找到自由意志所栖身的那部分大脑。但是，当然，如果我们不过是由神经和化学物质组成的一道复方汤，自由意志不再自由。奴隶制就是由这样的分析构成。

马克·吐温认为，“科学知识”尽管有用，事实上却能够夺走我们一个更为伟大的视野。作为在大河上航行的初出茅庐的年轻船长，他这样描写日落的景象，“这里地势蜿蜒优雅，光影浮动，峰峦叠翠，远野柔美；而在整个美妙画面之上，或远或近，光彩飘移，消溶其中。”（此段引文聂薇译，原地址：http://www.book028.com/xiaoshuo/17/17775/2410239.html）他的反应表明他诗意地凝视世界：“我驻足于此，心醉神迷。在无言的狂喜中，我陶醉于这一切。眼前这个世界完全是崭新的，我在家乡从不曾见过这般景致。” （此段引文顾忆青译，原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1caec0100mzso.html） 但几年之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他逐渐学会从实用的角度把握每一道涟漪、每一条浮木以及每一种颜色变化的含义。

“我终于掌握这河水的语言，并逐渐认识河岸边每一处细微的景致，就像我对字母表这般熟悉，现在我才真正有所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这些失去的，我毕生难以挽回。这条壮丽的河流上，一切的优雅、美丽、诗意都不复存在！” （此段引文顾忆青译，原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1caec0100mzso.html）

查尔斯·达尔文在生命的晚期也有同样的感觉。他抱怨说，他无法再从诗或者音乐中获得愉悦，自然景色也很少能够带来快乐。“我的大脑”，他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机器，从一大堆事实中磨制出规律。

我们的学校几乎只是教授科学的认知方式。我们不再教我们的孩子学习诗歌，而是用数字和定义填满他们的大脑。我们的学术期刊和舆论期刊大多是分析性的。一百年以前，期刊通常会刊载诗歌，但现在，当一首诗发表了，公众不知道如何对待。 文化转瞬间失去了千年流传下来的智慧。

诗性知识，天赋知识，直觉知识，无论如何称呼，它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第一次看见蜜蜂而展开笑颜的孩子，一位因爱人向自己走来而激动得啜泣的女子，一名因为朋友突然死去而木然失语的士兵，他们都无法解释自己的所闻所见。他们过后可能尝试对自己体验的某个方面进行某种解释。他们可能试图分析，但完整的直接体验是这样的分解所无法企及的。对一种复杂而神秘现实的直接感悟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情感、欲望和记忆层面都会留下深刻的烙印。

只有诗歌能够以一种相当于直接体验的方式讴歌这些事物，因为诗歌诉诸于作为整体的人。而且因为诗性体验并不局限于线性思想，它听到与其他体验和其他现实相呼应的无数回音，因此思想和灵魂自然地超越了所观察的事物，专注地倾听整体，寻找事物的本源和意义。

但是（当下）文化和它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却几乎将这一切遗忘。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看（世界）的方式。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我们已经失去欣赏的能力，也就是以赞许和惊奇的态度凝望。尽管我们通过科学增强了对世界的掌控，我们却失去了灵魂的召唤：去看和思考我们周围的一切，直至灵魂引领我们超越自身。我们必须重新确立它在现代思想中的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诗性知识不仅仅是感性，而是一种真正和必要的知识。

第八单元

叫卖什么就收获什么

课文 1

公关行业

李贺青 译

“新闻是有人想要压制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是广告。” NBC新闻台的前主管路文·弗兰克如是说。那么，公共关系（简称“公关”）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业呢？它一半时间是在为坏消息而怒气冲冲，另一半时间是在为政客、公司和名人吹嘘鼓劲。

答案很简单。对工商业也来说，公关已经日渐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市场营销工具。在传统形式的广告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今天，尤其如此。公关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获得正面的媒体宣传，使用的手段通常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向记者输出软文，制造吸引眼球的事件，安排采访和散发样品等。然而，公关不只是在从传统广告的困境渔利，它还有很多新的策略，以期在公司的等级秩序中取得更高的地位。

有些记者把公关人员看作讨厌虫，甚至连讨厌虫都不如。尽管如此，公关的效果令人吃惊，至少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宝洁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此认为。宝洁公司是营销行业颇为关注的一家公司，很大程度上因为它高达40亿美元的营销预算。宝洁一直处于营销业的前沿--电视肥皂剧据说就是它发明的一种新颖的推销方式。然而，在电视观众在下降，报纸杂志发行量日渐下滑的今天，营销经费如何开支，这家公司也日趋挑剔。它越来越希望从它的宣传攻势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据公司外联部经理汉斯·本德透露，在最近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宝洁得出结论，公关宣传的收益常常要好于传统的广告宣传。一个原因是，相对于许多其他营销手段，公关更省钱。在宝洁公司，公关只用去一个品牌的营销预算的1%。 这个比例今后可能会增长，本德先生说。尽管他马上补充说，其他的广告和营销方式对公司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如果说宝洁开始在公关宣传花大本钱，那不过印证了这一趋势。据一家专注于媒体行业的纽约投资银行Veronis Suhler Stevenson透露，在美国，公关的花费一直在强劲增长，去年达到了37亿美元。它预测公关开支将会以9%的速度增加。这个增长速度超过了总额高达475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6.7%的广告和营销市场的总体速度。

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关人员都在出售商品或服务。实际上，市场营销型公关，或者有时被成为“品牌交际”，仍然被看一些从业者视为“灰姑娘”式的朝阳产业。据英国经济和贸易研究中心报告，英国公关产业现有雇员48000名。其中80%是公司或其它组织的内部工作人员。英国一半稍多的内部公关人员为政府机关、健康医疗和慈善机构工作。那些组织也是公关咨询服务的最大的客户群。

许多大型公关公司已经合并为主导着广告行业的巨型集团公司。其中的两家是美国公司：Interpublic合并了Golin Harris 和 Weber Shandwick， Omnicom合并了Fleishman-Hillard 和 Ketchum。在英国，WPP合并了Hill & Knowlton 和 Burson-Marsteller。 那些集团公司同时也拥有一系列的专门机构。比如，WPP旗下的Finsbury专注于企业和金融公关。这家公司最近聘用托尼·布莱尔的儿子尤安为实习生，吸引了大量眼球。Omnicom麾下的Clark & Weinstock公司专门从事名誉权和危机公关，而Interpublic的PMK/HBH公司专注于娱乐业，拥有诸如尼可·基德曼，罗素·克劳和詹妮弗·安妮斯顿等知名客户。

也有许多非集团化的独立公关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家族企业Edelman。Edelman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艾德尔曼透露说，Edelman公司的研究表明最为人信任的交流来自于“和你自己相似的人”，这意味着公关公司在影响同龄群体方面将大有可为。

比如，最近，在微软发布新一代X-Box游戏机之前，Edelman公司努力在铁杆电脑游戏玩家中鼓起兴趣。它也在为一群摩根·斯坦利的前任董事们服务，帮助他们在去年成功地把菲利普·普塞尔从首席执行官的宝座上赶下台。这家公关公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建立一个网站。在那里，华尔街投行的雇员们可以对于这起纠纷发表见解。这种工作和传统的公共关系是大不相同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通过召开一个单向的新闻发布会来提供一个简短、直接的信息，但在目前，那和一个15或30秒的电视广告一样，是有缺陷的。”Edelman公司的美洲区总裁帕姆·泰尔伯特如是说。

大众传媒的碎片化见证了人们获得消息和娱乐的多样化：许多人转向了网站、有线电视、卫星广播和Podcast广播。然而，媒体的激增也带来一个后果：媒体内容的原始来源更加被人重视。因此，简短有力或制作精良的公关材料更加容易流传。媒体评论员曾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一些地方报纸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载公关材料。有些新闻机构甚至对来自公关行业的信息和产品产生了依赖。专注于电子产品、时尚、旅游、美容和食品等行业的新闻记者对免费的样品有着巨大的胃口。公众人物的八卦新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关行业操控的。

永不羞于强调正面形象，公关行业的笙歌猛进也许没有什么意外的。这里确实有某些炫耀（和“炒作”）在内。艾尔和劳拉·瑞斯，这对父女营销顾问组合曾写过一本书，题目是：《广告的衰落和公关的崛起》。他们宣称：“公关有公信力，而广告则没有。” 他们建议，营销宣传应该从公关开始，只有达到公关目标后再转移到广告宣传。一些公关公司把这看作是在客户的决策框架里争取更高地位的契机——这样，不只是服务提供商，而且是公司高层战略决策顾问。

然而，即使在行业内部，也不乏质疑者。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独立公关公司的总裁斯坦顿·克伦肖说，她的许多同事们正在忍受“咨询嫉妒”的煎熬——但公关仍然是一种非常不精确的学问。在创造奇迹方面，它也并非无所不能。她声称曾经拒绝了一笔100万美元的生意。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那位客户热切期盼吹捧他的B2B电子商务网站。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有时候，一家公关公司确实可以塑造甚至创造出对某种产品的轰动效应，但也不是一概如此。她说，要想公关，你必需有一个可信的故事。

课文2

企业作为慈善家的悖论

乔·诺塞拉

李贺青 译

每年一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大会本周在纽约召开，仿佛半个美国企业界都屏住呼吸、侧耳聆听。星巴克参加了，那是自然，而且是大张旗鼓，但根据日程，像雪佛龙、J. C. Penney、Pfizer、麦当劳、福特汽车、埃克森·美孚也都有代表参加。那么多的企业都对企业社会责任这顶大帽子趋之若鹜，你一定很吃惊。当然，我也一样。

支持者所谓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成为社会时尚。位于曼哈顿商业区外沿的格兰德·凯悦酒店挤满了约1200企业经营者、专家、猎头、学者和顾问。（企业社会责任协会,这次大会的主办者，本身就是顾问行业的领头羊之一。） “它已经成了一种蛮性感的领域，许多人想要插入进来，”周三大会开幕那天的午餐会上，我餐桌上的一位同桌如是说。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走过展区，你可以拿到厚厚的报告——有的比企业年报还厚，从通用电气到可口可乐，不厌其烦地列举着他们为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所作的一切：保护环境，在第三世界开发项目，确保他们在发展中国家雇佣的劳工拥有体面的工作环境和获得公平的工资。你可以参加以诸如“绿色的光明前景：北京的绿色奥运”等为主题的济济一堂的分会场，你可以旁观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D·帕尔森斯在传媒行业的企业责任上和记者支吾搪塞。你可以听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大谈企业界应该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暖。

你也可以一再听人说社会责任造就良好的商业意识，已经成为他们公司经营方式的关键。“这就是我们经营方式的核心。”麦当劳负责企业公民意识的副总裁鲍勃·兰格特说。

你也许会为此感到惊奇。

35年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莱德曼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盈利》。现在，顽固坚持这种观点的人仍然不在少数。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小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应对企业存在意义危机的一记败招，竞争性企业研究所的艾萨克·普斯特说。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素·罗伯特说：“让企业做它们擅长的事情，制造价廉物美的产品，让顾客用省下来的钱去做他们自己选择的慈善事业，是不是这样才更符合常理？”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公司并不善于去“拯救世界”，而且，那也不是他们的使命。那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事实是，企业很少把赚钱看作他们生存的唯一目的。是不是股东利益高于一切，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顺便说一句，这个词成了这次大会上的一个热词，包括顾客、雇员、政治活动家，等等）？当然是。在企业不景气的时候，利润蒸发了，社会目标一般也随之消失。然而，固守一个如此狭隘而唯利是图的目标多少显得有点虚无主义；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企业的生存目的不能仅仅如此。在过去的1950和1960年代，美国的各大公司一般都在总部所作地资助许多重大的公益项目：歌剧演出、慈善事业、博物馆等等。很明显，那些项目都不是公司的正业，但似乎无人在意。更没有人在意花掉的钱来自于股东们的腰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陈旧的家族企业的裙带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作古，而“股东价值”成了当今的口头禅。事实上，最初鼓动起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正是非盈利性的激进主义团体的兴起。那些团体推动、激励，甚至抵制商业公司，促使他们，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给工人们提供更好的待遇。

但这个运动随后便茁壮成长起来。耐克，这个在1990年代因为工厂的劳工状况受到尖锐批评的公司，认识到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是更明智的。它采取措施，在代工工厂提高劳工标准，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广泛覆盖的监督制度。它的顾客为此感到欣慰，它的员工也因此受益。这有助于促进销售吗？很难说。但没有人抱怨股东的钱在被虚掷。那完全是文化的要求。

最近，环境问题成了媒体焦点。确实，全球变暖是一个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现实问题，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认识更加激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热情的了。因此，大小公司竞相表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

“在福特公司，我们一直和气候变暖做斗争，” 福特汽车的前任企业社会责任专家Niel Golightly说。（他最近去了壳牌石油公司。）“我们是业内最早公开承任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之一”，——他为此感到自豪，他补充说。福特也让自己的工厂“为保护环境负责”，借用它自己网站的原话。

事实上，几乎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公司都制定了降低温室气体、节能降耗的目标。我采访了Staples公司负责环境事务的副总裁马克·F·巴克雷。他向我娓娓道来，公司如何制定低碳目标，如何在它的商店里每平方英尺节能14%。它正在帮助自己的顾客进行资源回收利用，降低自己的品牌产品对环境的危害。“这也为公司挣了钱，”他说。

激进主义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批评是，那不过是仅仅为了博取一个好的名声而和实际行动无关的橱窗装饰而已。“那是一套儿的嘴皮子功夫，”基督救助会（一家在总部在英国的救助机构）的朱迪斯·迈尔白——一位对公司行为的严厉的批评者——如此说。但如果你真正看到那些企业——至少与会的那些企业——在做什么，你很难把所有的一切当作粉饰门面而一笔抹杀。无论如何，企业试图节能降耗、保护环境，这是好事。单单这么做就能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吗？难说。但我想：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总也聊胜于无吧。大多数的企业都在面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而不是否认它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但至于这是否真的是他们事务的“核心”，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总是有意义的。”Smith & Hawken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豪肯，一位知名的企业评论家和环保主义者如是说。“但他们是在应对什么呢？他们是在应对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应对时代精神，应对员工新陈代谢带来的企业文化传承。但是，”他补充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谈论那些话题的非常安全的所在。安全，我的意思是它不会对企业经营模式提出挑战。”

在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麦当劳也许会支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它的核心业务仍然是出售大汉堡包。石油巨头们可能会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高谈阔论，但它们仍然在到处钻井、寻找碳氢化合物。至于福特汽车，想想看那家公司正在为什么事情而发愁。

当福特公司创始人的曾孙小威廉·克雷·福特在1999年第一次成为公司总裁时，他夸耀过他在环保领域的资历。在企业内部，福特公司有着一流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但在他做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任期内（他最近不再担任CEO了），福特公司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于高能耗的大卡车和越野车。而在当时丰田已经在研发混合燃料汽车和其他更省油、更环保的汽车了。如果福特先生信守他所谓的那些环保理念并把它们付诸于他们的核心行业——汽车制造方面，他和他的公司会因此获益匪浅吗？但无论如何，对它来说不会是坏事。

“比尔·福特（指小威廉·克雷·福特）知道我们需要为节能做好准备，” 高莱特利说，“但那绝非易事。”

在会议的第二天，洛基山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爱莫瑞·拉文思发表了一个声情并茂的演说，提出了一个合乎逻辑、但也许相当激进的大幅度降低能耗的计划。他展示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原型车的图片。那些车使用轻质材料，能够实现3到5倍的省油效果。观众们都震惊了，包括我自己，但我不禁想，那种直接面对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的极为激进的汽车设计，短期内绝无可能。抵制全球变暖，夸夸其谈远比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经营的方式更为容易。

“价值体系不是永恒不变的，”Novarti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瓦塞拉博士在他的主题发言中说：“我们的责任是因时因地做出改变。”这正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随着西方消费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公司正在随之而改变。这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的本质之所在。

如果这个运动会更进一步，如果它真正进入企业核心商业模式的话，那决非公司在引领未来。那将是因为我们大家在引领未来。

课文3

通向财富之路名为K街

游说公司正增加雇员、发放高薪、提高收费来影响政府。

杰弗瑞·H·伯恩鲍姆

华盛顿邮报记者（2005年6月22日）

李贺青 译

在美国诸如健康保健和房地产等如日中天的行业名单里，再添一个：影响力推销。

在2000年以来，华盛顿的注册游说师已经翻了不止一倍，达到34750人；而游说师对新客户的收费也翻了一倍。在经济不太景气的今天，很少有哪些行业能享受如此的辉煌。

专业人士说，游说业的繁荣得益于三个因素：政府的快速扩张，共和党对白宫和国会的控制，和公司需要雇佣专业游说师向联邦政府争取属于它们的利益这一广泛的共识。

“那儿有我们做不完的事儿，”罗伯特·L·利文斯顿说：“公司需要游说服务。” 他是共和党人，曾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现任一个生意火爆的成立仅六年的游说公司的总裁。

游说公司争抢雇员分秒必争。对于那些乐于从国会山或布什政府“转到商业区”广交高层人脉的幕僚们，起薪已经上涨到了大约每年30万美元。据公共公民国会观察的一份即将发布的研究报告，高薪游说，这一曾被视为毫无品味的公职后职位，正在吸引近半从国会退休回到民间的立法者。

政治史家很难把这些现象看作民主制度的正常发展。“这里，我们已经出了问题，”堪萨斯大学的政治学家艾伦·西格勒说：“游说业的发展进一步恶化了那些资源拥有者和资源匮乏者之间的已经存在的不平等。”

在1990年代，游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式的。公司需要抵制那些限制它们或让它们花钱的议案。但如今亲企业的官员正在执掌行政和立法部门，公司也在高薪雇佣游说师发起攻势，寻求从各种各样、也越来越容易获得的减税计划、法规调整和其他政府红包中获取利益。

“企业界乐于在这方面投资，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机遇，”帕特里克·J·格里芬说。他曾经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顶级游说师，现在从事私人业务。“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赢得好处，有些东西他们可以去争取。华盛顿已经成了一个利益中心。”

以惠普公司为例。加利福尼亚的这家电脑制造商去年的游说预算几乎翻了一倍， 并且成了著名的游说公司Quinn Gillespie 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它的目标就是游说共和党支持的国会立法，以便公司能够在极低的税率下把高达145亿美元的国外利润汇回国内。

额外的游说费用没有白花。这项立法获得通过，惠普省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税款。“我们在充分利用共和党人控制着众参两院和白宫这个优势，” 惠普的政府事务主任约翰·D·哈塞尔说：“这样，企业界有机会提出理由并获得成功。”

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不只是亲企业，他们同样亲管理。在2000年到2004年间，联邦开支增长了近30%，高达2.29万亿美元。尽管存在预算赤字，今年的联邦开支注定还会增长， 尤其是在那些说客们主要的目标项目上，比如：国内安全和医疗保障上。

而且，在过去四年里，布什总统已经签署了五个主要的减税法案。他的政府同时也减少了监管。据竞争性企业研究所的副总裁小克莱德·韦恩·克鲁斯介绍，在过去的五年里，新通过的联邦条例数量下降了5%，降至4100个。那些可能导致公司企业或地方政府每年花费1亿美元以上的审议中行政法规下降幅度更大，同期下降14.5%至135件。

公司仅仅为了跟踪了解这些法规，就不得不再次成倍增加他们的游说经费。“当今游说事务的相当大的部分只是观察发生在华盛顿的那些改变。”西格勒说：“公司需要更多的人手，以便随时了解那些制定条例的人在忙些什么。”

同时，政府的行动主义政策也成了企业面对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政府机构在扩张，除非你在那儿去限制它，它可能入侵任何行业。”利文斯顿说：“有些部门喜欢做事，喜欢获得新的任务。企业界不得不聘请优秀的游说人员来应对，否则，他们就将成为牺牲品。”

然而，不管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还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利益，公司管理层和内部人员都承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雇佣那些深深植根于华盛顿及其机构的游说人员。“现在，雇佣游说师已经成了整个体系的一部分。”政治钱线——一家跨党派的游说及竞选基金信息提供商——的联合创始人肯特·库珀如是说。

圣地亚哥的高科技企业高通公司的联邦政府事务副总裁乔纳斯·内哈特也说：“没有专业的游说师，我不知道一家公司如何监控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者提供解释某些规则和法律应该改变所必需的信息输入。”

一个大型游说公司的老板说，五年前，以20万美元甚至更少的年薪，他就可以雇佣到一个国会山的老手。现在起薪已经接近每年30万美元，而人脉广大的幕僚可能期望更高的薪水。在2002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来自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人）的幕僚长苏珊·B·赫斯曼，因为游说的委托太多，还聘请了比尔·克林段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参议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的律师罗伯特·B·巴耐特进行筛选。

对于退休的国会议员和资深的行政幕僚，来自于游说公司和商会的出价甚至可能更为火爆。受人尊敬的高官极为热门，现在薪水可能高达每年200万美元。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前蒙大拿州州长马克·F·拉希考特将很快以美国保险协会主席的身份获得一百位美元的额外收入。

游说师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也水涨船高。据游说人员说，在布什总统上任前，新的公司客户的委托定金是每月1万到1.5万美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月2万到2.5万美元，甚至更多。

共和党游说公司的费率涨得最多。据Fierce, Isakowitz & Blalock公司和Federalist Group公司报告，在克林顿政府末期，每月2万的定金被视为高薪。现在，向新的公司客户收取每月2.5万到4万美元已是惯例，具体数额取决于工作难度。

这样的收费膨胀是广为流行的，即使新入行的公司也是这样。Venn Strategies有限责任公司，一家建立于2001年的公司，已经把新客户定金提高了一倍。“当我们刚建立的时候， 大多数客户签的是每月7500美元或每月1万美元。”这家公司的一位主任斯蒂弗妮·E·西尔文曼说：“现在定金更多是在每月1.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

公司客户还为在华盛顿的游说成功支付额外的开支。今年初，美国救护车协会决定加大自己的游说力度，把自己的游说服务从当地一家小公司转到国会山的大腕Patton Boggs有限公司。同时，它的游说预算也暴增三成，高达每年30万美元。

“我们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存在，”这家协会的主席罗伯特·L·加纳说：“这很花钱，但这是我们在联邦制度这个环境里做事必不可少的开支。”

新世纪商务英语教程第三册课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