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和平反战思想

发布时间：2022-12-26 12:36:06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近代日本的和平反战思想
作者：陈毅立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03期
摘要：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除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国际战略构想外，同样存在着一条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路线。宫崎滔天与石桥湛山就是这种路线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殖民扩张，主张通过王道、仁义、开放式贸易等理念来引领世界。虽然他们的见解在当时社会处于弱势、旁流地位，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宫崎滔天；石桥湛山；国际政治理念；和平反战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3-0051-08 一、导言
纵观日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近百年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历程。所谓的“大喜”，是指日本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日本成为了众多开明知识分子们的向往之地，东亚各国也纷纷派遣学人赴日本进修与深造；所谓的“大悲”，是指曾经专横跋扈的“大日本帝国”最终沦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阶下囚。众多无辜的日本民众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都不幸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造成如此“大喜大悲”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当时所采取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即在政治上实施殖民侵略，在经济上采用霸占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实行奴化。整部日本近代史似乎就是“大日本帝国”扩充军事实力，依靠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因此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任何想要绕开这段历史避而不谈或是故意美化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令人无法容忍和 难以实现的。
然而，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对某种客观历史事实或者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主流思想与决策进行详细地阐释，而且在于对游离于主流思想以外的某些亚流思想政策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可 能性。
其实，除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国际战略之外，近代日本同样存在着另一条“小国主义”构想的国际政治战略路线。所谓的“小国主义”与企图通过军事霸权主义（hard power）来达到掌控和支配世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强烈反对殖民扩张政策，主张通过王道、仁义、开放式贸易等本国自身理念、政策（soft power）来吸引他国，从而实现《论语》中所提及的“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状态。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当然，主张“小国主义”路线的人，在当时那个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风潮中，无疑处于一种弱势、异质的地位，但是这种政治理念确确实实地存在并贯穿于整部日本近代历史中。文章将分别剖析宫崎滔天（1870年—1922年）以及石桥湛山（1884年—1973年）的和平反战思想，并比较两者的异同，发掘出这一政治思想在日本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日本近代史提供实际参考。 二、宫崎滔天的和平反战思想
宫崎滔天出身于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自幼受到父亲宫崎长蔵的严格家教。滔天曾回忆道：“父亲经常告诫自己作为男儿必须以豪杰、大将为奋斗目标”[1]26。与此同时，在滔天眼里父亲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滔天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将自家的西瓜装上马背救济同村的穷人、病人的情景[1]26。家庭的熏陶，让滔天从小就以豪杰大将自居，并自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家[2]5-6。众所周知，滔天与孙中山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滔天的人脉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滔天，孙中山结识了大批日本政治界、经济界的重要人士，诸如犬养毅、尾崎行雄、大畏重信、梅屋庄吉、平冈浩太郎等人。其中，梅屋庄吉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巨大的援助。在第一次遇到孙中山并聆听了其革命构想后，梅屋当即表态“你尽管起兵吧，我会在财政上支援你的”。梅屋的话显然并非是一张空头支票，据说其一生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援助高达2兆日元。其次，滔天不仅将日本人士介绍给孙中山，而且秘密组织了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与其会面，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在当时的旅日的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为日本各界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
由此可见，滔天生涯中的核心活动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因此脱离了中国革命就无法正确理解其国际政治主张。其实，在1900年前后滔天对于中国的革命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源泉。他曾表示：
“倘若中国得以复兴，并以大义昭示天下，则印度、泰国、越南皆能振兴。菲律宾、埃及随之亦可获得解救。（中略）人权的恢复，宇宙新纪元的开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37。 滔天将这种想法植根于心，并将其作为了一生的行动准则。换而言之，滔天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力量薄弱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先导的能力，所以其迫切希望中国革命能“左手执日本，右手携朝鲜”。在此基础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结为盟友，以正义仁道号令海内外并“扶倒救衰”[1]296。
然而，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认为若想实现中国革命引领世界革命的目标，首先必须着力于中国国内的改造。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滔天将其理论重心转移到“日中改造论”上。滔天实地考察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愈演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愈烈，而这些军阀成为了日本侵占中国的催化剂。站在中国的立场，滔天认为中国欲摆脱帝国主义，维护独立主权，“攘外必先安内”，改变国内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才是当务之急；从日本的角度分析，滔天认为若要改变军国霸权主义的政治路线，改造日本的重点在于废除军阀、元老统治。在《出鱈目日记》一文中，滔天曾强调：“军阀存在一日，国民就无一日之安宁，国家亦无一日之安泰”[3]351。
那么，由谁、如何来推翻军阀主导的政治体系呢？滔天首先期待日本国内能够实行普选，因为通过普选不单单是打倒那些藩阀官僚，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其次，滔天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有识之士。在其脑海里，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的政策无法代表日本国民的愿望，国民与当局者必须区分对待。滔天曾明确地表示：“政府是政府。青年是青年。政府实施恶政，青年无须从其所为。对于政府的恶行，可请愿上书，可团结上奏，可击而倒之，可取而代之。”他在长冈护美的欢迎会上，对于那些社交礼仪性的外交辞令倍感愤怒，表示日中民间志士的同志般的结合才是日中两国建立可信赖的友好亲善关系的根基[4]500。 由此可见，滔天期望通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觉醒与努力来实现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与其始终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滔天对日本政府强迫国民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上的态度中看出端倪。滔天强调：“兵乃凶器也。不可随意使用。然在要求国民出兵之前，则必须先拥有大义名分，此乃文明用兵之必要条件，亦是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如若反之，在不先明确大义名分之前，当局者固思己见滥用其兵的话，则会带来无法估测的祸害”[5]438。
换而言之，滔天认为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兵乃不得已而用，缺乏大义名分的军事扩张只能给国民带来种种苦难。海外出兵必然会涉及到巨大的经济支出，而这笔昂贵的经济负担最终却毫无理由地落到普通民众肩上。《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他对帝国主义作了如下分析：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吞并主义。吞并主义必定伴随着军备扩张。而想要军备扩张金钱必不可少。这笔钱由谁来负担？由广大民众负担。在战场上谁牺牲了呢？广大民众牺牲了。征服他国能给广大民众带来什么呢？除了苛捐杂税别无他物”[6]606。
滔天在这里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的批判，也是在向那些盲目主张海外扩张的普通民众做解释说明工作，澄清事实的真相。那么，滔天的这种和平反战主张的思想渊源来自何处？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对滔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海外知己孙中山的影响。通过与孙中山之间的笔谈，滔天对孙中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毫不吝惜将孙中山视为“亚洲的珍宝”[2]114。孙中山的和平外交政治理念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孙中山首先指出西方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同时也是注重功利、武力的霸道文化。然后其运用儒家王道理论，强调了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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