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郭沫若早期诗歌情感抒发的浪漫

主义特点

系 别: 文学与新闻系

姓 名: 张 江 楠

学 号: 20091201485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姜宗伦教授

2013年 月 日

郭沫若早期诗歌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特点

摘要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堪称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志，也是当时理想青年的内心喷发。作为白话诗的最早践行者之一，郭沫若的诗歌及其理论在现代诗歌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郭沫若早期诗论的核心是主情主义。他认为“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郭沫若把情感当成了诗之成为诗的首要因素，实在是抓住了诗的本质内涵。在郭沫若的诗里，独特的浪漫主义特色，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现代流行的文学史只谈它们的社会象征意义，为其诗歌罩上了过多的政治色彩，这无意中淡化了诗人的主观体验和情感。本文试图从郭沫若的诗学思想入手，探讨其早期诗歌在情感抒发上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特点。

关键字：郭沫若 早期诗歌 诗学思想 情感特点 浪漫主义

Guo Moruo early poetry emotion expresses the romantic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Guo Moruo i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is poetry is wind marks of the era, and it is also ideal youth heart eruptio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s of the vernacular poems, Guo Moruo heory of poetr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poetry theory. Guo Moruo early poetics is the core of the main doctrine. He believe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poem in the lyric. Lyric text is collecting them, also does not lose his poems."Guo Moruo the emotion as the first element of poetry into poetry, is really capture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poem. In Guo Moruo poetry, the unique romantic features, give a person with infinite imaginary space and emotional strong resonance. Studies of Guo Moruo poetry,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only talk about their social symbolic meanings, its poetry hood for political color, it inadvertently played down the poet's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From Guo Moruo poetic though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early poems characteristics of romanticism in emotion expressing.

Keywords:Guo Moruo early poetry poetics thought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romantic

绪论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体诗歌的出现，结束了早期新诗文白参杂的局面。郭沫若在“五四”的思想大潮中，冲破了旧体诗词格律的一切束缚，亲身力行地创作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达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顶峰，为中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书写了他个人的荣耀与辉煌。在以往的文学史中，人们普遍把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创作的诗歌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但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却无意中淡化和掩盖了郭沫若的诗是从自我身世的体验，自己主观的诗学思想以及创作情感迸发出来的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他的诗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当国家、时代和民族的遭遇都汇聚到当时的郭沫若身上，一切才成为了可能。诗人绝高的才情，复杂的生存遭际，强烈的主观体验，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滚，继而表现出时代的大情大感，而他鲜明的个性特点，并没被完全淹没，我们排除一切对他诗的外在评价，重看这些诗，他的个人情感表现的实在是既突出又强烈。郭沫若有着自己独特的诗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指导了他的诗歌创作，他汲取了中外文艺美学思想的丰富营养，尤其是深受西方近现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不经意间就有了自己灵感上的创造与聚合，形成了自己的郭沫若诗学理论。他的诗学是从他独有的生存遭际、文化境遇和充满强烈个性色彩的创作思路出发的，强调个人的主观性，强调情感的重要性，自成体系，表现在他的诗歌上是具有浪漫主义的个性化特点。

尽管在郭沫若的诗学体系里，不乏有着变动的、对立的、冲突的和前后矛盾之处，但浪漫主义的强劲气息始终贯穿其整个的创作历程。浪漫主义是郭沫若诗学跳跃的灵魂，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触发点。早期郭沫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从未亮出浪漫主义的旗号，甚至在1926年的《革命与文学》中，他还将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与无产阶级文学对立的、上“反动”的文学形态加以讨伐。到了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应浦风答问时又谈到了浪漫主义，不过这时他在浪漫主义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之侧重主观一方面的表现，新写实主义是侧重客观认识一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浪漫主义只是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个组成方面而已，与所存在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不是同一内质的东西。从郭沫若的诗学思想和人生历程来看，他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品性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和相契性。这种具有浪漫气质的诗学思想的获得不是单纯地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浪漫派，也不是源于古典老庄固有的逍遥情怀，而是来源于他身处的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五四”时代，在本民族的土壤上，主动吸纳中西文化而熔铸了自身个性的产物。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创作倾向于浪漫主义，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奠定了他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

一、个人的冲动和真实的体验

我们从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可以看出，在郭沫若的精神深处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倾向，这种特殊心态的倾向就是：个人的自觉性冲动，对事物有着敏感、独特的个人感受。在世俗的社会环境里，会从心理深处产生强烈的内心体验，这种体验既真实又深刻，而当周围的环境发生极度变化时，就会促使他内心情感要显现的冲动，具体的体现就在他的诗作上。《女神》是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代表。诗集共收录了56首诗，最早的诗写于1916年初夏，绝大部分完成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年时间里，《凤凰涅磐》、《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著名诗篇都是此时写下的。当时，俄国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的浪潮汹涌澎湃，身居他邦的诗人受到了这股狂飙突起力量的冲击，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和创作冲动。诗人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报效祖国的社会理想立即化为一种狂热、浪漫的情感，《女神》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不得益于诗人内心的冲动与情感的爆发。《女神》充分地体现了个人的自觉性冲动和真实的体验。茅盾说，郭沫若是“五四”诗坛的“霹雳手”。在那个地震式的大“灾变”年代，感应时代精神极为敏锐的郭沫若迅速发出自己澎湃的呼声，表现出当时新时代下所特有的乐观情绪和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

1922年闻一多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这篇文章开篇就断定，《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地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时期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正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人，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在《天狗》、《日出》、《湘累》、《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凤凰涅槃》等诗篇中，也抒写了由这种乐观情绪和革命精神带来的欢畅激情，显然，这种激情主要来自于个体的自觉冲动和生命的真实体验。郭沫若曾自述：“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正是他所具有的这方面的天性，使得他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精神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时代环境里的真性情歌唱，激发了人们沉寂已久的情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也唱出了他人的心声。

郭沫若认为，只有在感情激奋达到饱和的状态时，才能塑造丰满的诗的艺术形象。他描绘过自己创作冲动来临时的情景：“每当诗的灵感袭来，就象发疟疾一样时冷时热，激动得手脚都颤抖，有时抖得连字都写不下去。”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的创作受到“诗兴的袭击”时，他觉得有点发狂，“脱掉木屐赤着脚在石子路上来回疾走”甚至倒卧在地和“地球母亲”亲吻。这种突发而至，不由自主的冲动，激起了自己创作的神思。《女神》中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这种情感冲动的爆发力，像一支利箭似的，强劲地穿透了靶心。别林斯基把这种现象称为“艺术家的魔术”，看作是一个“大作家艺术才华的标志”。所以说，艺术不是模仿，不是再现，而是内在自我的生命的表现，基于这种理念，他的诗歌创作都是性情中人的性情之作，浪漫主义的气息极浓，表达自我感情透彻无瑕。因为这是生命本就该有的情感，表达出来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二、自我意识的扩张倾向

《女神》表现的是处于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个自我具有气吞日月，囊括宇宙的能力，表现出近似疯狂的激情。在这种激情下，自我具有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梅花呀！梅花呀！我赞美你！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醉歌》）因此，凡是与破坏相联、与创造有关的一切自我都崇拜。自我的这种包容宇宙，同化万物的气魄，能够拥有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伟大力量，是一种自我的呼唤，传达出了“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强音。自我意识在肆意扩张，扩张为代表民族的我，代表社会的我。主体的自我意识在这时转化为民族的力量、时代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在时代的境遇下要求强烈地去作为。

　 《天狗》更是说明了自己要“把这全宇宙来吞了”——就连这吞没宇宙的“我的我也要爆了！”显然，郭沫若这是借助了尼采的主观自我的至极夸张，借助了尼采的超人自我，写出了这惊世之文，要表现自己那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也体现了“五四”时期大破坏，大创造的时代精神。“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诗人借“天狗”的形象，描写它“把月来吞了”、“ 把日来吞了”、“把一切星球来吞了”，运用夸张的手法，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当时自己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啃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经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可谓情感上的大爆发，炽热的情感完全进入了狂迷状态，到了自我极端膨胀的地步，主观的自我意识在这里极度的表现。《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是自我意识在对外界事物的扩张和膨胀，物皆著我之色彩和意识，达到物为我用的境地。

　　事实上，《女神》这本诗集是现代中国社会矛盾交织的一种整体的情感表现,借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自我意识的扩张展现出来。《天狗》、《梅花树下醉歌》、《晨安》、《我是个偶象崇拜者》等诗篇，可以说，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吸收了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形成的泛表现主义。在《女神》之后，继《星空》、《瓶》到《前茅》、《恢复》，郭沫若的诗风有重大转变。理论界认为这种转变是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其实并不尽然，转变是有的，但这种转变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和诗歌表现对象的转变，是由原来的个性主义、自我意识向集体主义、群体意识转变。抒情主体由自我转向群体的发言人，由张扬人性转向歌颂社会革命。从诗歌艺术倾向上看，《前茅》、《恢复》是对《女神》中泛表现主义的继续，而非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出版于1928年而写于1921年的《前茅》，其中许多篇章就都有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如《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前进曲》等。这些诗正如作者所说，它们“或许未免粗暴，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这正道出了一些实际情况，即《女神》中的狂飚突进式的诗歌是个性解放时代的“前茅”。两者在艺术倾向上是一脉相通的，均具有鲜明的泛表现主义的特色。写于1928年的《恢复》，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以说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变化。《述怀》、《诗的宣言》、《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传闻》、《如火如荼的恐怖》、《战取》，其共同的特点是表现对象进一步由自我、内心向社会、群体意识转变，诗歌的社会性、批判性明显增强，但自我的意识的扩张倾向还是或多或少都存在的。

三、自然为导向，追求开阔境地

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里，歌咏自然的诗歌很多。特别是《女神》和《星空》这两本诗集里面，自然诗所占的比重很大，诗人对自然所抱有的那份感情真切明朗。这些诗，既有浓郁的诗情，又有生动的画意，而且还包含着生活的哲理，具有郭沫若式的独创性和浪漫主义色彩。郭沫若曾经说过，他青年时代“对于自然的感念，是以纯粹东方情调为基音的”，这种“东方情调”无疑也构成了他早期自然诗的“基音”。所谓“东方情调”是指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受老庄思想以及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白等人的诗歌的影响，贪恋自然，在山与水之间，寻求人生的开阔境地。

他强调“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这一诗歌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他的自然诗中表现十分突出。他的自然诗，不是只对自然的客观描摹，也不是对景物的静止欣赏，而是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纯真情感和真实人格。郭沫若的自然诗有着浓郁的感情表达。如在《海舟中望日出》这首诗里，诗人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赏日出，而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热情都倾注进去，“我的心儿，好像醉了一般模样，他同即将升起的太阳融为一体，共同为光明和新生而进行拼搏。当太阳终于跃出海面，他感到这也是自己的胜利，向太阳欢呼：‘你请替我唱着凯旋歌哟！我今朝可算是战胜了海洋！’”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感情是直白的流露，是在用整个生命唱赞歌，他的全部热血和爱都凝聚在这里，因而不得不使人从内心产生共鸣和心动。郭沫若发挥自己奇特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诸多的艺术形象，给诗歌增添了无穷的人性魅力。且看《女神》中两首描写日落的诗：《新阳关三叠》和《日暮的婚筵》。《阳关三叠》本是唐代诗人王维写的一首送别友人西行的诗。郭沫若在这里借用原作诗意，写了《新阳关三叠》送别即将入海的太阳。诗人把这将要入海的太阳比作一位光明的巨人，“披着件金光灿烂的云衣”到西方去远游，“要去拜访那西方的同胞兄弟。他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你要叫我跟你同路去吗？太阳哟！”读来显得有些苍凉悲壮。再看《日暮的婚筵》，诗中把将要入海的夕阳写成就要出嫁的新娘，把大海比作她的情郎，“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平静的样儿，可他嫩绿的绢衣却掩不过他心中的激动。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笑语娟娟地，在枯草原中替他们准备着结欢的婚筳。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这是一幅多么欢乐动人的图画啊！同样是写太阳入海，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处于一种奇特的想象中，同样是把太阳写成有生命、有灵魂的形象，一个是豪迈勇武的巨人，一个却是羞怯情深的新娘，而且都出自诗人笔下。显然，诗人在这里把自己的感情融注于此，展现了人性的光辉，让人意犹未尽。

郭沫若热爱自然，眷恋自然，追求传统文化里的精神寄托。在他看来，自然虽不能言语，但在沉默之中却有别样敏锐和智慧，时时给人以启示，于自然之中去体味这份平淡与舒适。郭沫若歌颂自然实际上并不限于自然本身，蕴含着他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理想。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愿望，所以在郭沫若笔下，自然总是写的亲和和融洽，以平淡自然为意，大有陶渊明的风范。他纵情歌唱自然的同时，也歌唱自己内心的愉悦。在《女神》出版前夕，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学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正是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郭沫若的自然诗透露着积极向上的生活哲理。那就是对生活抱有最热情的希望，最饱满的激情，对丑恶的现实则是以深深地憎恶和解救的心理看待。自然之下，让诗人找到了内心的开阔境地，在这可以尽情地舒缓内心甘苦和寻求情感寄托。

四、自由的在表现自己

从诗歌的创作动机来看，郭沫若的有些诗是非常个人化的，隐喻的往往不是国家、社会，而是个人，前期的诗歌创作是他整个诗歌创作生涯里最能表现个人特色的时期，因为这时他诗歌创作的目的很纯粹，思想也很纯粹。就拿他的著名长诗《凤凰涅槃》来说！唐弢认为，该诗“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认为，“《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作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指出了该诗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意向，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诗人当时遭受到精神和情感的双重压力和煎熬，想要摆脱某种束缚，如凤凰样更生！田汉当时给郭沫若的信件里可以肯定这一点，他说：“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从那冷静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由此可见郭沫若在其早期诗歌，是在自由的表现自己，坦露自己的心声，毫不避讳的，要抒发内心的那种渴望。写于1925年初的《瓶》是郭沫若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爱情诗集。通篇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通过“我”的梦境,,追忆了一对恋人的浪漫所为，他“还拉过她凝脂一般的手颈的炽热的爱及痛苦”，写到恋爱生活的一个个小小片断：“我”“天天盼着姑娘的信”总是等不来，引起了焦躁的心情,引起“我”的种种猜想。“好象有人拍着皮球儿般跳跃,当盼信盼不到时,一枝梅花来了时“我”又神魂颠倒起来，感到无尚幸福爱”。简直，“死也甘休了”。这个“我”的形象塑造，可以追溯到诗人的身影，在诗人的心里必定存留过或是想象过，让人产生心动之感。诗人通过屈原之口说他尊奉的是自由的表现自己的原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聘。”（《湘累》）他又形象地描述自己创作激情到来时，是怎样的发热发冷，战栗得不能自己，这种不由控制的情感的显现，创作了诸多充满阳刚之美的诗篇，如《天狗》、《笔立山头展望》、《晨安》等等，自由的在表现自己，让心自由飞翔，这就使得他展现的诗歌美变的有质感。

郭沫若自认为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残缺不齐，或者说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富有冲动性的人，自我意识感很强烈。《湘累》里他听到娥皇、女英在水中传来的悲切的歌声，三个人有一段对话很值得我们体味。“屈原，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哦！流吧！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出来，好象把我全身的热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热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复活转来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吗？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女须我也听见的，怕是些渔农娘子在唱晚歌呢！屈原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样地莹澈。老翁，这便是娥皇、女英底哀歌了，这歌儿似乎还长，我在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虽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屈原，能够流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 郭沫若这段清楚地说明他诗歌审美价值的核心是以情动人，要做到以情动人，先是要打动自己，要将自己的这份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去感召他人，他人才会为之动容，这和他诗论的核心主情主义是完全相吻合的。这情来自郭沫若生命的泉底，它以自身的热火使泉水沸腾，然后再去点燃别人的热血，这即是歌德讲的“灵魂热”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浪漫主义诗人的光荣就在于他内心燃烧着最热烈，最激昂的感情，用烈焰烧光了一切坚固的形式，形象和思想”。而诗歌的价值就在于自身的情感能够使他人共鸣，继而表现出整个人类群体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

五、生命情绪的直写流露

情绪易于让人生发感慨，尤其是诗人，它会牵动你创作的欲望。郭沫若写诗时就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和内容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感性便是人的情绪，人的情绪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因而不像情感那样容易确定与把握。情绪是一种莫名地产生的、可以随意投射到对象上的作为生命本体状态的原本样式。情感则是处在与情绪的转换之中，当情绪一旦获得表达，成为实现了的对象，情绪就不再是情绪，而表现为具体的情感，获得了某种确定性。郭沫若以壮美的组诗《女神》登上文坛，技惊四座，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诗歌的探索，可以说诗歌是郭沫若的生命，因此他怀着对诗歌极大的深情，以他独特的创作经验出发，提出了诗歌是文学的本质，而诗歌又是情绪的直写，最终把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在“情绪”二字上，这也是其倡导的主情主义的核心，所以他早期的诗歌都具有情绪上的特征，他的这种情绪，来自于生命的直观情感。

对于郭沫若早期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来说，其内容的展现主要来自于内在的生命冲动，而并非像鲁迅那样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在《新生》这首诗里，抒写了一列火车奔驰在春阳普照的大地上时，心头涌动着的激动情绪。郭沫若凭这股激情所激活的想象，捕捉到一些显现在眼前的印象画面：如“地球大大地，呼吸着朝气”，又如“火车高笑”，“向着黄金的太阳，飞跑”，让它们和动与力的情绪体验联系起来，构筑起一个洋溢着蓬勃朝气的、活力四射的激情世界；而从“飞……飞……飞……飞跑，飞跑，飞跑。好！好！好！……”等语句中可以发现，诗人当年面对此情景时，心中那几近语塞的激动与兴奋，这种说不明道不透的情绪，逼迫诗人只得采取直接呼喊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情绪是自我内心的要求，它最能体现内在生命的冲动，而不像偏重于现实社会经验的情感表达，会受到较多外在因素的左右，如此这般，诗人自我的本质个性就可以毫无遮拦地表现出来。那些喊着要在毁灭中“涅槃”，要吞噬整个宇宙，要摧毁一切偶像的激情心态，都表现了抗争和创造自我的意志，传达出了高亢激昂的时代情绪。正是缘于自身的这种创作体验，郭沫若才在《文学的本质》中明确把“情绪”当作文学本质要素，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他还认为“诗来自于主体对环境的新鲜感觉产生出的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其最基本的素质“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郭沫若之所以重视感性活动在诗歌表现情绪中的突出功能，就在于要将作为生命本体状态原本样式的情绪体验本真地表达出来。

在郭沫若那里，宇宙全体是一艘未完成的、常在修造的、庞大的方舟，这种诗化的生命之水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和发展，无法用静止、固定的概念清晰地去把握。这种创造活动不受任何理性的预先约束或控制，而是直观的、诗性的，它展示出生命活动的丰盈和充沛，其中还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去揭示生命活动的本质。这就意味着，只有同样也处在这样的自我意识之流里，才能引导我们进入直观的、诗性的生命之流。在生命的河流里，我们能做的不是选择，而是直观的表现或是再现。作家的创作应该就像苔藓的生长一样，完全的要有自发性和无目的性，无拘无束，任其所为。因而，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中说：“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

结语

郭沫若与宗白华和田汉讨论诗歌的创作时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自然流露，自然表现。在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中，我们能窥见其自成体系的独具个人化特色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创作上他认为，要引发直觉活动，就必须超越理智，去掉功利和先入之见，用纯粹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用毫无概念性的想象去体会事物，这就为他早期的诗歌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特点打下了基调，用纯粹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把自己融与宇宙之中，艺术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意味着能够置一切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他的诗歌才会永留于人世。

在当时的郭沫若看来，个人的情感，社会的情感，全人类的情感，三者是一棵树的三个枝条，个人的情感可以反射出社会的情感，甚至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情感。这三者的关系不能相反，不能颠倒的，如果说是拿个死板的概念或是目的去从事创作，刻意地为之，也不会创造出有什么价值的艺术品。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走的是非功利，无目的的艺术路线，遵循的是自我、自在、自然的感性创作观念，他所写的的题材、表现的情感无一不从自我的感受出发，无一不是个人化的情感体验，虽然他过于看重主体的意识，但却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尝试，也成就了郭沫若在文坛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传统里，与郭沫若艺术观念相接近的文艺倾向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抑制，郭沫若自己后来也发生了艺术转向。而他早期诗歌表现自我，充满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被人们淡忘了。早期诗歌所表现的情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是其本性所为，在其本性下，有了别具个人化的诗学思想，继而在作品中处处可见，是诗人思想、个性品质、艺术修养和艺术追求的结晶，是他继承我国古代浪漫主义优良传统，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必然结果。读他的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敏锐的眼光和浪漫主义气质。

参考文献

[1] 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C].上海：亚东图书馆，1982

[2] 闻一多.创造周报——女神之时代精神[N].1923.6(3)第4号

[3]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N].时事新报﹒学灯，1992.08.04

[4]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郭沫若.学灯——生命底文学[N].1920.2.23

[8] 郭沫若.郭沫若诗选[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03

[9] 郭沫若.郭沫若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06

郭沫若早期诗歌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