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分析

——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

贾楠 郭强

 摘要:现代性是深刻冲击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变迁,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极地适应和调整。同时,作 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现代性通过教育、传媒、城市生活的经历等途径渗入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更 接近于市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现代性的实现,还存在结构性的缺失,在中国的 现实情境中,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这将影响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渗入;缺失

引言: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描写过现代性冲击下人类社会的状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 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 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通过马克思的描述可以看出,现代性是深刻冲击现代文明的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人类在这几百年里发生了以往历史时期的所有变化都不可比拟的全面彻底转变,而 且各个前现代国家还在加速向里面奔去,‘内置’国家还看不到走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前景”。②“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 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③
    现代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随着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 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来源于现代性对农民工的改造和影响,也来源于农民工对现代性的适应和反馈。农民工是一种职业和身份, 是社会对于进城打工农民群体的界定,这一概念结合了农民与工人,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可以说,农民工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现代性”的因素。虽然现代 性的概念提出是基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现代性”概念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学术界对其界定、解释、探讨和论争也大多立足于西方社会(尤其 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但作为方法论工具,“现代性”可以说明和解释其自身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①
    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多数学者认为外出流动和城市体验能够促进农民工现代性的形成。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②周晓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是一个普通 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③蔡志海认为,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从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 行为模式上逐步地转变为现代型,农民工的现代性在流动中产生。④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教育水平、相关制度安排等对农民工现代性实现的影响,王正中认为,城乡 二元结构使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但户口不能自由地迁入城市,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极大地阻碍了农民的现代性发展。⑤江立华认 为,由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隔离,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完成了由农民向工人转变的社会角色转变、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的资源获取方式转变和由农村向城市的空 间位置的转变,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尚未融入城市社会。⑥在这些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关注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和新生代农民工 的现代性问题。王东、秦伟认为,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已经在农民工群体中发生了代际的分化。⑦许若兰、许传新通过 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更倾向于现代性的过渡型人格中。⑧姚上海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 为我国社会中一个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其现代性培育和全面发展,对于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至关重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培育的有效路径,推动这一群体的 现代性培育进程,才能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⑨
    从总体上看,许多学者对农民工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影响农民工现代性实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对于农民工现 代性总体特征的把握以及中国现代性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学术界还没有做出很好的解答,尤其是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使得关于农民工的现代性研 究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这一新的发展状况,应该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特征作为突破口,以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的共同演化、融合和发展为主线,分析和展望农 民工现代性演进的方向和路径。

一、形式现代性与实质现代性
    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状况,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单一同质、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 统性的历史描述和生活境况;另一方面,现代性扫除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从 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
    农民工的现代性是指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职业的转换。但 是农民工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进城和进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层面,其中进城(职业非农化)是外在的空间迁移,而进化就涉及比外在空间迁移更为深层的内在 心理变化。“现代性产生的表层原因虽然来自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和流动经历,但深层的机制却体现为农民工在对先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解构的 同时,开始重构从流动经历和城市生活体验中所获得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解构和重构同一的过程。”①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和提高是多方面的,需要社会 的帮助,打破现实和陈规的束缚,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和自身所蕴涵的能力,以获得独立的人格,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②有学者认为, 西方现代性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概念出发,其基本特征是“人们主观心智上的‘除魅’和人们现实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理性化’,把入世的理性主义 与入世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正面地排斥各种世俗诱惑,作为上帝的选民在世间以‘职业人’的身份保持合理性而禁欲的生活方式,这种与其他宗教迥然不同的信奉 加尔文宗的清教徒对待世俗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终成了改变世俗生活方式的力量源泉。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世俗伦理体系缺乏超验的领域,但 具有清醒的入世理性主义,其理性以适应现世为目的。”③正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即具有十分强大的入世理性,因此,西方所谓“理性化”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 中并不明显,反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对于“形式现代性”———器物现代性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实质现代性”④———人的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 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这个进程迂回曲折,但它们最后还是汇 合成一个相近的目标。⑤在我们的概念中,形式现代性即是整个现代性进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生变化的非人格的物质性的存在,包括经济上创造的 物质财富、政治和社会的相关制度等。
    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绝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地将现代人裹挟在其中,激发人的体验,驱使着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汪安民认 为:“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 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 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所有这些,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⑥与其说是现代性裹挟着人并激发了人的体 验,不如说是人在现代性中得到了锻炼和启示,并不断地适应和改造着现代性。我们所指的实质现代性,即人的现代性,具体指的是经过了现代性的洗礼,通过对自 身主体性的反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学会并与现代性共同进化的人。这样的人的出现,意味着实质现代性。
    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现代性的演进路径来看,形式现代性的影响先于实质现代性,形式现代性改变、塑造着农民工,农民工对于形式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 极地适应和调整。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褪去身上的传统性,增添了现代性。可以说,实质现代性具有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实现的可能。然 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形式现代性的影响与实质现代性的实现中间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

二、现代性渗入新生代农民工:途径及影响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⑦(第二代农民工),即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身上存在着与他们的父辈 (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这种不同,不管是社会的影响还是自身的变化,都能够反映出现代性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刻画的痕迹。这种痕迹的刻画,来源于形式现代 性,但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实质现代性的启蒙与实现。
(一)途径
1.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提高
    从教育水平上来看,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仅占10%。而根据2009年的数据,在新生代 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其中,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在21-25岁之间年龄组的达到 31.1%。从职业培训水平来看,新生代群体与传统农民工群体相比优势更加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达 到36.9%。①这些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文化和职业技能拥有较大的优势,已有较大提高。
2.现代性信息的冲击
     截至2009年,我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建成光缆网络线路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目前,我国99.1%的乡镇和92%的行政村 接通了互联网,95.6%的乡镇接通了宽带,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我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②网络的普及、大众 传媒的日益发达、通信技术的进步,都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他们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传媒网、移动电话网等渠道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增 强。这也将降低他们获取工作、精神与物质文化生活、政治参与等方面信息的成本。
3.经历与城市同龄人趋同
不 少新生代农民工从幼年开始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父辈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移,他们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城市 中,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大多数时间也在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就进入城市从事非农 产业,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他们也不熟悉农业生产。据学者调查的相关数据,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务农时间为11.94年,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而第二代农 民工平均务农时间为2.15年,大都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农经验。③新生代农 民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④这也与城市同龄人趋 同。
(二)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提高,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工作和生活有着与传统农民工群体不同的、更高的要求,体现出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群体特性。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的比重在制造业为30.3%、服务业为21.7%、建筑业为22.9%;而在200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为39.1%、服务业为25.5%、建筑业为17.3%。在短短的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比重分别上升了8.8%和3.8%, 建筑业从业比重则下降了5.6%。数据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因此,在制造业、服务业中 的比重与在建筑业中的比重有了差异化的趋势。⑤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拥有较强的自主和自觉意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更 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第一代农民工中26.97%的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只有18.94%。第一代农民工中 40.13%的人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第二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增加到56.82%。⑥
    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仅仅是工作和空间上的转移,文化和心理的变化较小,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尽管身份并未得到彻底改 变,但是在心理层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⑦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 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2.3亿职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几近一半。报告还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即:“时代性、发展 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 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 不断发展、变化中,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是指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 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边缘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①
    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要看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是否能够实现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从形式现代性向实质现代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 是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转变的桥梁与纽带,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其中的先锋力量和主力军,他们可以将现代性的体验带回乡村,在实现自身现代性的同时改变和影响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对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的产生必须要有现代性与农民工的互动与融合,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这种互 动和融合的进程却会被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阻碍,难以顺利进行。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现代性渗入与缺失的悖论———结构化的缺失
　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传媒中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处在形式现代性的浸润之中,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沿袭老一辈“挣钱回家”的传统,城市就是他们理 想中的生活之处,他们学习、适应并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但其自身实质现代性的实现却困难重重。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性,而现代性并没有接纳他们, 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结构化过程”缺少了规则和资源的再生产,而这种缺失使形式现代性的渗入与实质现代性的缺失并存。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②它们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中的“规则”主要是由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种有意义的符号构成。正式制度是指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 遵守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规范性制度,也就是支配性规则;非正式制度则是对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影响的各种心理、习俗以及文化等,即规范性规则。此外, “规则”还包括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文化性符号也就是各种表意性规则。在吉登斯看来,“资源”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即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则是指 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权威性资源则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和各种社会资本等等。他认为,社会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结构并非外在于行动者, 而是行动者可资利用的东西。行动者运用规则和资源,同时又生产出规则和资源,这一过程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吉登斯指出:“个体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不 断地复制着这种结构。所有的社会生活本身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它来自于行动者通过自身的活动方式复制其社会存在的条件,而这些活动就在时间-空间的语境 中构成了这种存在。”③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在城市打工和生活来利用国家现代化进程(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带来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生活在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努 力。通过在城市的打工和流动,他们更多地利用城市的价值观和资源,拥有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加开阔的视野,并更新了对自身的认同和目标。这是现代性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影响和渗入,但这只是现代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这一进程的另外一方面,即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现代性的影响和要求,却受到了阻碍和 忽视。
    学界的相关研究认为,留守农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上较接近“传统性”,而在农民工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更接近于“现代性”,或者说是正在从 “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④“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体验是农民接触现代、培养个人现代性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⑤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感觉到农民 身份的作用在减弱,特别是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意义在减弱。据调查,想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人口超过半数(占52.4 %),绝大部分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占65.4 %)认为现在“是不是农民,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还有13.7 %的人认为现在“当农民挺自由、挺好的”。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中,在现代性的辐照下,他们自身能力 和技能的提高,使他们懂得利用国家和社会赋予的规则和资源,进一步建构自己的目标,然而在刚性制度的面前,这种追求多少有些乌托邦的意味。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否则,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形式现代性的一时彰显,而实质现代性无法实现,将会陷入可悲的“内卷化” 命运———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疏离,逐渐褪去了身上的“传统性”,却又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的“现代性”,他们必将缺乏应有的社会 归属感,这不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现代性,也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如果将这种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不能融合的状态在中国的 现实情境中作出表述,“半城市化”十分恰切。有学者认为,这种“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化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如不及时纠正,会使得不少农 村流动人口失去融入城市的能力。①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传统农民工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体的农民工并不起眼,但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影响了中国的经 济,进而会导致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但传统农民工并没有能够融入城市,融入他们建构的、同时也影响他们的现代性之中,而只能是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漂泊和迁 徙,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已经有了实质现代性的启蒙。从形式现代性到实质现代性的转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至关重要,不能让这一过程仅停留在“过程之 中”,这样的停滞,后果是可悲甚至可怕的。当然,这种现代性的建构也有自身的规律和路径,遵循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体现农民工的主体性,将是必由之路。

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建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成以上,②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与现代性的共同进化,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要 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方向和特征,要关注现代性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还要探索现代性与农民工的结构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质 现代性的建构成为可能。
(一)在中国现代性背景下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现代性的共生和共存,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国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性不能是西方现代性,要有中国特色,不仅如此,还要避免现代性的陷阱。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现代性的展开并没有像其原初所承诺的那样“使人类社会更 加美好”,而是一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中,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二者如同天平的两端,不可有所偏颇,但事实上的非均衡发展使科学 现代性逐渐占据上风。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从20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将这 些观念输出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种理性进步路线的影响。而在这一西方现代性指引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期望中的增长,一些国家即 使获得一定增长,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资源生态破坏,出现了 “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负发展”的尴尬局面。历史警示我们,现代性片面地发展,会掩盖社会价值与个人自由的诉求,“现代性”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 在。因此,中国应早日预防、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扩张和蔓延,并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借鉴,建构中国现代性。发达国家的西方现代性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样 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性追求和建构的目标。
     中国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有着明确的关联,中国不可能如西方一样地发展,正如西方的发展模式跟中国的发展模式差异一样:“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之下就是招之即 来的历史。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是,科学技术,相似的产品和机制,从食品、服装、住房、运输到满足人际交往的各类消费品,都无法消除中美 两国在社会结构、政治史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差,两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传统上的差异如此巨大,要同化这两种文化是无法做到的。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 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③
     中国现代性必须注入传统文化,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绵延就没有文明存在的可能,承继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功能或者关键特征。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常 常以毁坏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性的机制,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联可能更多地呈现在农民工身体内对传统文化的绵延上。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建构,并非是要把他们同身上的传统进行切割,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建构。
(二)体现农民工自身主体性的现代性建构
    相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来说,市民化能力是制约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因素。内在的个人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如适应非农产业就业和城市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等。①
    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且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 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②毫无疑问,在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知识化的作用异常重要,工业的夕阳化、信息的虚拟化使得社 会知识化的程度和进程必须强化。③而社会知识化最广泛的基础就是农民,农民阶层中最能联结城市与乡村的就是农民工,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结构化的 纽带。具体而言,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城市化的强烈愿望,如果能够提高其自身能力,通过职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 的人力资本,从而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无疑可以解决其自身转移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结构化”问题的解决
许 多学者认为,国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和政策来提高农民工现代性的整体水平,通过改变结构性因素,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城市中的社 会保障制度等来消除当前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对农民流动的制约;通过发展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待遇,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等 来加快农民工现代性的进程。④
    但从社会学来讲,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化的实践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联结城乡的农民工大流动只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一次大事件和具体行动化过程。当然,这种来往穿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一种大流动和穿越构成了有机 中国,而不是城乡的彻底断裂,因此,才会有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和随后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正是结构化进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志。 它表明现代性与农民工正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迈向实质现代性。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⑤而这些“结构性”问题必将在他们与现代性的 实践中逐步解决。⑥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