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类别

杨庆纯

“诗”，是人类历史实践和文明发展的精神创造与艺术创举，也是雅俗共赏、生活气息浓、传播范围广、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文学样式。而“词”作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诗歌类型之一，一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与“诗”并称。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上众多的民族与国家，各以特有的本土语言和生活激情，创造着不同历史环境、不同艺术风格的辉煌诗篇，既自娱自乐又广为传播。作为人类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和世界唯一五千年文明连续发展不曾中断的中华民族，其诗歌成就，无论是历史族群创作、世界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1]，还是文人个体结撰、至今脍炙人口的写景抒情短篇如孟浩然《春晓》李白《静夜思》杜甫《望岳》王安石《泊船瓜洲》等，都充分展示着诗歌创作达到的艺术境界。

中华民族向以勤劳智慧、热爱生活、善于创造而著称，五千年[2]的文明演进、文化发展、文学传统和诗词创作，铸造了一个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诗词大国、诗歌王国。尤其是历朝历代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古典诗词，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文学艺术的精品。作为华夏各族人民生活实践、情感交流、思想表达和智慧创造的艺术结晶，这些古典诗词早已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艺术奇葩，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珍视中华古典诗词这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阅读学习、开发运用和弘扬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义务。诗词品鉴，作为文化传承、文学欣赏、艺术审美、规律探讨和素质培养的重要方式，无疑既是文化阅读与知识积累的有效方法，也是满足当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品”，就是品味、品评和体会精妙，正确理解为前提；“鉴”，本意是镜子，就是鉴别、明察和洞悉艺术水平的高下，学力胆识是基础。品者须细，鉴者要明。品鉴即通过诠释、理解和发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发掘、探索和总结文学创作与艺术表现的规律，细品韵味，领略奥妙。

诗词的阅读和品鉴，是一个激活原典、还原创作并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文化思维过程，读者的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审美情趣和文化能力，都直接关系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深入了解和科学把握诗词创作的基本特征与具体作品的实际情况，抓住最重要的特点和最主要的亮点，才能品出味、品到位，才能认识意境美，享受艺术美。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3]，即性情是诗歌的根本，语言是表达的载体，声律节奏体现形式优美，思想内容决定艺术价值。因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4]，所以，“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作家正是运用这四大元素和各种表现方法与艺术手段，创造出丰富多彩、风姿各异、千变万化的诗篇。中国古代诗词特别是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盛传不衰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一是性情浓。诗抒情、文记事，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抒写性情是诗词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故陆机《文赋》称“诗缘情而绮靡”。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激情酿佳句，义愤出诗人。真情、深情、痴情才能感动人、打动人、鼓舞人、教育人。中国古代诗词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一唱三叹的质问与谴责，《离骚》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国殇》追悼为国捐躯将士的沉痛与悲壮，都很典型。《古诗十九首》融情入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被誉为“语短情长”。两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5]，而性情起于前，歌辞成于后；唐代新乐府打出“诗歌合为事而作”[6]的旗帜，实质上则是采用即事抒情的手法来写诗，所谓“感于事而发乎情”，虽然旨在“补察时政”而终归“泄导人情”[7]。诸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悠然闲适，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欣喜欢快，杜甫《春望》的爱国情怀，孟郊《游子吟》的感恩母爱；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对亡妻的刻骨思念，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对民族统一大业的强烈渴望和壮志难酬的沉痛义愤，陆游《示儿》对收复中原、国家振兴的深切惦念……诸如此类的诗篇，无一不深含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亲人、对生活的执着热爱，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心灵。

二是语言精。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诗词则要求更高，因为诗词语言是最精粹、最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力的语言。纵观中国历代诗歌，虽然艺术风格千姿百态，而诗人创作尤其是文人创作，无一不是“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8]，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语言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以议论抒写心灵相通、超越空间距离的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李白《赠王伦》）用夸张比喻的方法形容深厚的友谊，生动形象，耐人寻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使至塞上）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线条分明，轮廓清晰，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们名篇俊章，佳句叠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严然一幅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的巨型图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以强烈的对比揭露社会的贫富悬殊，惊心动魄，精警深刻，震撼人心。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以客观景物和主观感受紧密配合的方法描绘春天景象，“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人间词话》)；“槛菊愁烟兰泣露”（晏殊《蝶恋花》）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抒写悲伤的情绪、“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踏莎行》）以空间距离的不断扩大抒写离愁别恨不断加重的心理感觉，既生动形象又鲜明深刻。至如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含蓄地传达思念亲人的深切和痛苦，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三是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形式既是表现内容的载体，又是内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诗词只所以具有持久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常读常新的巨大魅力，除了内容因素和音乐因素外，既灵活多样又相对固定的体裁形式，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自由奔放的古体长篇，多以内容取胜，如《孔雀东南飞》、《春江花月夜》、《长恨歌》等等。格律精严的近体律绝与依谱成篇的词作，尤其彰显着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词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以数词、量词、名词、动词及动物、静景、方位的对仗与工整，创造了层次分明、色彩亮丽、画面清新的优美意境。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前二句切对工整，后二句节奏流畅，比喻新奇。再如李清照《声声慢》更是巧妙地利用汉字发音的特点和叠字的效果，抒发国破家亡与悼念亡夫的沉痛心情，受到历代人们的激赏。

四是内涵深。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9]为诗教，这是诗词创作的艺术原则和基本要求，是一种将人格修养与艺术素养相融合、题材内容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原则。在这种理论主张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避浅避直、避俗避露，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与此同时，中国古代诗词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艺术手法以“委婉含蓄”为正宗，而且将生活民俗、现实思考、历史典实、神话传说、成语典故等等运化入诗，咫尺千里、以少胜多，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诸如唐代王若虚《春江花月夜》通过描绘优美的自然景色抒发离别思念的深情，同时将时间永恒、空间无限和个体渺小的哲思寓于其中；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虽然只有四句而涵纳着对宇宙时空和人生抱负的深邃思考；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景抒情而深寓激励哲理；杜甫“三吏”“三别”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深沉思考，《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于惊喜奔放与热情洋溢中透出热爱家国之情的炽烈；无不引人深思，给人启悟。至如宋代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题西林壁》）、“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陆游“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等著名诗句，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让后世读者不断赋予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另外，古代诗词用典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典故是长期流传且形成了固定的内容含义，因此，其本身就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恰当的运用，既节省文字减少了篇幅，又增强了含蓄性和信息量。如李商隐《无题》化用“灵犀”、“兰台”、“蓬山”、“青鸟”等典实，范仲淹《渔家傲》“燕然未勒”运用《后汉书·窦宪传》故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借用《三国志·周瑜传》故事，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化用牛郎织女的传说，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融化《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三国孙权、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一系列典故，都是为人熟知的例子。典实的运用，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在作品中得以保存和流传，也极大地丰富了诗词的文化内涵。

五是意境新。诗主性情，更重意境。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诗写性情，情在画中，诗中有画才会形象鲜明，而创新出奇才会让作品具有艺术吸引力和思想冲击力。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抒写情志、表现生活、反映社会、体现时代是创作的主要目标，作者往往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客观场景与主观感受紧密结合，熔抒情、写景、叙事、言理于一炉，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诸如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优美的画面传达对山间静谧景色的喜爱、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通过描述柳树婀娜多姿的形象表现对春天大自然的热爱，意境清新优美，形象鲜明生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熊咆龙吟”与“日月照耀”的雄奇壮丽；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特想象和生动比喻；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六是境界高。诗词境界是作者思想高度与艺术腕力的综合体现，也是衡量诗词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导向是“诗言志”[10]。“志”者，意也，即个人心中的情感、想法和意愿。“诗言志”这一古老的理论主张，把诗词引向了富有积极意义的创作道路。由是，表达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美好理想，赞美浩然正气与公平正义，发抒爱国爱民爱生活的情感，宣泄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情怀，乃至抒写壮志难酬的愤慨，或抨击贬抑时弊、谴责批判暴行等等，成为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题材；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大济苍生”、“安邦治国”一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提升了诗词作品的思想境界。纵观中国古代倍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社会发展、现实生活的思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之矛盾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理想抱负、社会现实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形于词章，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遂、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高尚品格、深厚学养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总之，中国古代诗词特别是经典名篇，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不断接受着时代发展的严峻挑战，而古典诗词名篇由于情真意切、意境优美，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读易懂、易记易传，可吟可唱、可歌可诵，始终倍受人们青睐，不仅一直是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一直是人们欣赏品鉴、丰实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品鉴是更加深入的阅读和更高层次的学习。品鉴的过程，是激活作品艺术生命并参与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因此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允许“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其不然”。但是必须把作者创作原意与读者理解延伸区分开来。品鉴是接受者与创作者跨越历史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品味着作品的思想之美和意境之美，享受着情感的冲击和艺术的洗礼，感受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文化艺术的熏陶和滋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培育着文学情趣、文化素养和文明气质，培育着形象思维力和艺术创造力，甚至为创造新作品酝酿着条件。尤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诗词品鉴也是开展诗词研究的基本功，诗词风格、艺术流派、文学思潮的研究都必须从这里入手和起步。

[1]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在西藏民间口头流传千余年，现已整理成书，共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参阅中国西藏信息中心《世界最长史诗》。

[2] 河南贾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有9000多年历史。专家认为，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人类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白居易《与元九书》。

[4] 同上。

[5]《汉书•艺文志》。

[6] 白居易《与元九书》。

[7] 同上。

[8] 刘协《文心雕龙·明诗篇》。

[9] 《礼记·经解放》。

[10] 《尚书·虞书》。

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