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恨、厌恶。他的堂兄弟苏奴因与天主教传教士一道支持立)8L糖为太子，结果被雍正全家治罪，几至灭门。苏奴事件是雍正迁怒于天主教传教士的结果由于雍正禁教，全国有300个教堂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或公癖及书院「1722年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在给罗斯城主教的信中也描绘了这样的情景:“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鸟兽散，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一一中国唯一开放的口岸，不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几乎遭到禁绝。”

1735年乾隆登基后，对待天主教的态度颇似乃父，坚信中国人一旦改奉天主教就会被西方控制，清廷法令就难以推行和贯彻，清朝的统治就难以维持。鉴于此，乾隆在1736年、1737年、1746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迫教行动。无怪钱德明在谈到乾隆帝的仇教时这样说:“自传教士来中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乾隆这样利用过他们服务。然而，也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这个皇帝这样虐待他们，并对他们传播的天主教颁布过最可怖的禁令”经过这样的打击，天主教在中国几乎全遭禁绝，即使偶而幸存的传教士，也只好采取“昼则隐伏，夜则巡行”的传教方式。

清政府禁止公开布道的同时，也严禁传教士刻书传教。1805年4月，嘉庆帝批准御史蔡维玉的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通夕。1805年n月，又严申广东省禁止传教，除商人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停留，“嗣后着该督抚等伤知地方官，于澳门地方严查西洋人等，除贸易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伤禁，勿任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其有内地民人暗为接引者，即当访拿惩办，庶知做攫。”并把这看成是“整风伤俗之要务”。勺811年7月，颁谕禁止洋人在外省传教:“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者，必系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之严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乡1812年，嘉庆帝再次颁谕:“自此以后，如有西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西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

可见，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澳门的传教活动难以展开。不仅不能公开布道，出版宗教书籍亦为清政府严禁。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等遂决定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的政府管辖下并靠近中国的地方”建立一个对华传教基地。最后他们选中了马六甲。针对“中国由于严禁令及对外国人难以理喻的嫉妒而国门紧闭，不允许耶稣的仆人用活生生的声音一面解说福音，一面遍游该国，甚至在国境上对耽于偶像崇拜的万民发出规劝其悔改的呼声也做不到。书籍是广泛被理解的东西且能到处流通。只要有合适的中介人和给以恰当的注意，书籍便能进人中国内地。”’夸马礼逊和米怜由此计划“在马六甲或根据条件尽可能频繁地发行杂志型的中文小册子”，将宣传福音与一般知识的普及结合起来。18巧年8月5日，马礼逊和米怜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成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报纸期刊辅助传教之嘴矢。

二、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期刊

从1807年至1842年，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定期期刊分为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外文期刊指英文期刊。

(一)中文定期刊物新教传教士最先创立中文期刊。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是近代最早的中文月刊报纸，被誉为“中国近代杂志的第一种”、“中国近代报业的开山鼻祖”。二马逊礼和米怜创办《察世俗》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份杂志，辅助传教的进行。因此，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就成为《察世俗》的“根本要务”。乡但是为了达到以学术助传教的目的，《察世俗》也介绍了一些科学知识。米怜说:“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但“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可见其突出宣扬的是基督教义。

《察世俗》的编务由米怜全盘负责，所刊载的文章也多出自他之手，封面书“博汉者纂”，“博汉者”即米怜的笔名;马礼逊、麦都思和梁发给最后几期写了稿。生麦都思于1817年6月12日受伦敦会的派遣抵达马六甲协助米怜编印中文刊物。米怜去世后，麦都思一直在巴达维亚和香港等地创办或作为编辑参与了多种中文月刊报纸的发行如《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天下新闻》等。

《察世俗》在编纂上以西刊模式作为参照，已具有广告、新闻、评论等内容，由于《察世俗》的发行是商向华人，为了引起中国人的阅读兴趣，米怜尽量使《察世俗》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使中国普通人喜闻乐见。有些长文，编者采取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手法，分期连载，篇末加有“后月续讲”字样，与章回小说中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如出一辙。由于当时中国朝野均视基督教为异端，马六甲的华人中也不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而对基督教的传播非常厌恶的人。因此它在宣传用语时，极为慎重。在序言中宣扬“神理”是主要内容，但在具体传教上，米怜等又非常注重通过各地的风俗、道德等展开传教。他反复指出，考察“万世万处万人”才能求得客观真理，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与当地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相悖的传教方式。《察世俗》封面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顾虑。上面从右到左横刻“嘉庆丙子年”，在“嘉庆丙子年”下面的右上角印有孔子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正中是很大的刊名，左下角印以“博爱者纂”。这样米怜既避免了从正面攻击儒家思想，刺激中国人，而且引用孔子的语录，耳吓稣加孔子的宣传内容和形式都清楚地表达出来。这种封面形式后来被多种报刊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采用。可以说《察世俗》归根结底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而发行的一种中文定期出版物。

关于《察世俗》的出版与发行，学界尚存诸多疑窦未解。《察世俗》于1815年日月5日(嘉庆十年七月初一日)创刊于马六甲，学界已有共识。但其止于和」.时、印刷页数，却存有不同说法。笔者通过查阅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所藏该刊的缩微胶卷并参阅其他文献后认为，《察世俗》至少出版到道光壬午年二月、:的咨年:月至:月)，每期6一9页，计其卷数也非七卷，而是八卷。.

《察世俗》在马六甲创刊，但其发行区域不限于马六甲，不仅遍布东南亚，而且据米怜所说“中国境内亦时有输人”‘。每逢大考之时，由专人把《察世俗》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起，在考棚中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大夫阅读。从《告帖》来看，《察世俗》免费赠给槟榔屿、逞逻、安南等地的华侨，分送方法是“藉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利”，或亲自前来索取。

继《察世俗》之后是《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和《天下新闻》。《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由麦都思主办，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刊，1826年停办。主要内容为宗教、时事、历史、新闻等;《天下新闻》系由麦都思、台约尔(SamuelDyer)共同创办，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1829年停刊。其为周刊，主要刊载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内容。上述三种刊物皆创办于南洋。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种近代中文杂志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1836年全年中断，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终止于1838年，迄今见到的共39期。主创者为德籍来华传教士郭实猎。他创办该刊的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并使中国人知己不足，愿向西方学习:

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消灭愚昧和无知之时……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希望通过展示事实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鉴于此，《东西洋考》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知识，涉及历史、地理、新闻、宗教哲学、自然史、天文、工艺技术、应用科学、商业贸易及物价表、文学及其他各类内容。尤其所刊载的有关地理知识的文章，更是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此外，《东西洋考》还以各种形式介绍了欧美政治制度如英国议会、美国国会，西方报刊及邮政系统等方面的知识，并刊载了西方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如拿破仑、华盛顿等。其中拿破仑为中文传记中第一次出现的欧洲历史人物。，这两位外国英雄事迹的介绍，对于当时探求救亡自强的中国志士是一个巨大鼓励，给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起了启蒙作用。

《杂文编》是马礼逊1833年在澳门创办的中文周刊，每期四页，共出版三期。内容主要为宗教评论。这是马礼逊继《察世俗》之后创办的第二份向华人宣传基督教理的中文刊物，影响很大，仅三期就印刷二万多份。但由于为清廷所禁，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

(二)英文定期刊物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英文季刊是《印支搜闻》1817年5月创刊于马六甲，编纂者为马礼逊和米怜，目的在于“促进印度各传教会的合作，促进基督教互助、互爱美德的实施”《印支搜闻》是一份宗教性刊物，“主要是关于宗教问题的相互联系的渠道，同时，还可能成为了解我们传教的几个国家的文学、历史等许多有用信息的中介。”z该刊的目标是搜集那些曾去过这些地区的人所遗漏的资料.记录不可能引起有声望的出版物注意的那类事情，因而将它命名为“搜闻”由于《印支搜闻》主要是有关印度和中国的情况，搜集的材料基本上又是常不为人注意，被其他人遗漏的，因此有人又把《印支搜闻》称为“中印拾遗季刊。”卜所有材料在三个栏目卜进行编排;第一，来自各传教会的消息:包括教友的书信、书信摘录或删略的信件第二，总消息，介绍世界各地基督教的传播情况;第三、杂录，主要是那些与传教士所在的各个国家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有关的“各类介绍及短评，”还有当地文学翻译等铸期的栏目视其内容、顺序和名称亦有所改变，各栏目长短不一，视内容而定1

《印支搜闻》尤重对印度和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导.介绍了中国的佛、道和一些民间信仰，如清茶门教等《印支搜闻》从l已17年巳月创刊，到1822年停刊，持续近六年时间，共出版六卷。它所刊载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报导，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白瑞华认为马礼逊和米怜既把《印支搜闻》看成打大恒河外方传教计划的一个工具，也把它看成一个有关汉学的重要刊物。’当}卜臆说。

中国境内最早创办的英文期刊是《广东纪录报》1827年创刊于广州，主办者为美国人武德(wWV叭〕od)。起初为半月刊，后来改为周刊马礼逊曾参与该刊事务。从第二期起为《广东纪录报》撰稿，发表一些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文章。《广东纪录报》的主要内容是刊载有关广州和远东地区的新闻，地力一市场和鸦片走私的信息。该刊于1839年迁到澳门出版。1842年《南京条约》签iJ一后，英国割占香港，又从澳门迁到香港继续出版，不过已改名为《香港纪录报》，出版至!842年停刊。‘

中国境内第一份由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十创办的英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主编者为裨治文(E工::。hc。le二nB::dqmah)和卫三畏(salnueiwells闪:王l:a二:)。每月出版一期。裨治文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到该刊的主要任务:

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关于商业方面、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要调查其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情况，特别要考察当前商业状况的利弊……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二，二，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

可见，其目标是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白瑞华认为《中国丛报》的目的就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

《 中国丛报》到1852年停刊，共出版20卷。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影响是巨大的。其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农业、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方面，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并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刊登清朝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折，乃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为欧美各国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中美望厦条约》的某些条款就是根据该报的内容拟定的。所以有人把《中国丛报》称为“侵略中国的喉舌”，莎并非没有道理。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丛报》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资料，最初三卷全部再版，几年间发行即达1000份。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丛报》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的影响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期刊的影响是广博而深远的:它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而且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极具意义。

首先，这些期刊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中外文期刊的初衷乃是为了辅助传教。《察世俗》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有关宗教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在清廷禁止传教士在华公开布教的情况下，《察世俗》的创办，可以说是新教传教士开展文字传教的一个成功尝试。米怜在谈到这份定期出版物与文字传教的关系时说:“我就宗教问题执笔之际，精神很振奋，同时了解到，每月认真准备必须印刷的材料，对努力工作是良好的刺激。”、勺而《察世俗》中一些“有价值的文章”(米怜语)后来又作为单行本出版，影响更大。米怜撰著的、被誉为可与利玛窦的《交友论》相媲美的《张远两友相论》的宗教小册子，1833年10月单行本发行数已达5万册，遍及中国沿海、蒙古、琉球，孙直到1907年，这本书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述的最有价值的基督教书籍之一。、莎据统计，到1819年，英国传教会发行的中文书达140249册，子《察世俗》及刊载于《察世俗》的文章占了大多数。由此可知，《察世俗》的发行对基督教在东方传教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经过《察世俗》的尝试，使马礼逊、麦都思等新教传教士对于报刊杂志在辅助传教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感到这类宗教性杂志应该继续编印下去。《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中文月刊的接踵出现，以及五口通商后，基督教杂志报刊在中国的大量涌现，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印支搜闻》则是为了加强各传教会之间的联系，交流彼此的传教信息而创办的一份英文季刊，上面刊载的大量有关传教的报导，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圣教书局的财务总司雷诺尔(J·Reynor)1819年12月28日给马礼逊的信中说:“对你创办的期刊《印支搜闻》，我很感兴趣，希望它能为在中国人中传播基督教理做准备。”‘可以说，这些早期出版物的散布，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准备了条件，构成了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基础的重要的一翼。

其次，这些期刊对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亦起积极作用。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中外文期刊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为宣扬西方基督教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大量介绍西方新知，并对中国社会、思想、宗教、文化、农业、地理、历史、军事、艺术等加以研究介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察世俗》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但也辟专栏介绍“国俗、天文、地理”。从1819年开始，米怜专辟《天文地理论》，介绍天文学的知识，像《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论日食》、《论月食》、《天球说》等，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运转、日蚀、月蚀等科学知识。尽管如米怜所说，介绍这些天文学知识与其说是为了科学，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人的传统天文学知识即“关于神和宇宙的错误观念”相对抗。考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举确也向中国引进了当时西洋人的世界观。

在地理知识方面，《察世俗》中的《全地万国纪略》将地球划分为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四大块，介绍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包括京城、人口、人种、政治制度、物产和语言。麦都思在《察世俗》连载《地理使童略传》，介绍了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德国、英国、美国等的疆界、范围、物产、人口、宗教等。该书还附有4幅地图，即世界全图，中国、亚洲和欧洲地图各一幅。1819年作为单行本出版，成为教会学校的教利-书只如果说《察世俗》有关世界地理的内容尚不够丰富的话，那么到《东西洋考》，则辟有“地理”专栏，介绍世界各地各国的地理知识。在已见到的39期《东西洋考》中，除了6期，其余各期都载有世界地理知识，共刊登世界地理类文章达35篇。主要介绍了东南亚、南亚、欧洲各国，还有南极、埃及、好望角和北美各一篇，世界地理全图之总论和列国地方总论各一篇。《东西洋考》所载的世界地理知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黄时鉴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说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十七、十八世纪掀起了在华传播世界地理知识的第一波，那末郭实猎、柿理哲、慕维廉、傅士等新教传教士便在十九世纪中叶推逐了它的第二波，而第二波则正是从郭实猎在《东西洋考》.上连续发表世界地理文章开始的”，而第二波在中国政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深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相的《海国四说》和徐继舍的《流环志略》等，“从学术上看，正是这第二波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导致了这些新的地理学成果的出现。”

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期刊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也起到一定作用。《察世俗》中已出现“静星”(恒星)、侍星(卫星)，尽管有些词语仍取音译，如只利‘智利)、鬼亚那‘圭亚那)等。但从其本身传递的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上看，也极具意义。《东西洋考》在创制汉语新词上的作用，周振鹤先生已撰专文加以研究。咨此不赘述。

中文期刊如此，传教士“所办之英文报刊亦为其时西方对中国文化认识之桥梁”。《印支搜闻》中关于中国的报导最多，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外，还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人情、物产、自然环境、政府、贩济、文学等。这些报导传到欧美后，在学术界和汉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以来，中西交往阻断，中国对西方知之甚少，西方也缺乏有关中国的大宗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以英文出版的《印支搜闻》上刊载的有关中国方方面面的报导，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貌的主要资料来源。《印支搜闻》创办不久，便在欧洲引起轰动。白瑞华在谈到《印支搜闻》时说:“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印支搜闻》成为各种不同目的的牺牲品，它仍得到当今汉学家的很高评价，成为最有价值的传教会历史记载之一。”通

《中国丛报》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其影响是巨大的。该报虽为传教士主编，但所载宗教文章甚少，反而不惜篇幅地大量刊载有关中国的各种资料，大大增进了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费正清在谈及早期新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的影响时说:“麦都思、郭实猎和裨治文等传教先驱在知识方面对西方的影响要比在宗教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早期的中国问题刊物《中国丛报》在世界上实际产生的影响与《圣经》有代表性的译本的影响同样久远。它们在文化交汇中起了关键作用。”于第三，这些中外文期刊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期刊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引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1814年英国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设备来华，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从事印刷。在几个中国工人的协助下，汤姆司等制造了一套铅印汉语活字，于1822年印出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由于铅字活板印刷不仅字型美观、清晰，持久耐用，而且省却了传统雕版印刷的诸多不便，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增删字词，并可多次和大量地进行印刷，比雕版印刷成本低廉。1827年在巴达维亚创刊的《天下新闻》即采用铅字活版印刷。1834年，美国美部会又运来一批按照汉文木刻活字复制的汉文铅活字。1859年，美国长老会在设于宁波的英华会馆又试制成功电镀的汉文字模和元宝式字架，经过复制和推广，逐渐为当时的中文报刊所采用。后来，石印技术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于是，石印和铅印的报刊相互并存地在中国发展起来。由于此时正是中国人自办的各类期刊的创始期，这就为中国近代报刊采用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印刷纸张上，到19世纪末，中国报刊尤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也适时地仿效西刊，把以往用油光纸单面印刷改为机制白报纸双面印刷，从而加快了印刷速度，提高了印刷质量。’

此外，在编辑、排版上，传教士创办的期刊也给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提供了参照。在《察世俗》中出现的“告帖”被认为是一种最早的广告。1815年第1卷末刊载的《年终论》，1819年第5卷末的《新年元旦默想》，同今天报刊的短评、社论没有什么两样。;《印支搜闻》在刊登各方传教士的书信或消息时，编者往往在文前或文末加一段议论，阐明选录的主要原因或目的，恰似今天报刊中的“编者按”。如果说《察世俗》在编纂上采用分类尚不明显，那末《东西洋考》采用分类编纂方法则是不争的事实。《东西洋考》创刊号，即将所刊分为序、东西史记和合、地理、新闻;后又增加天文、煞语、市价篇、史记等，复刊后又增加了杂文以及介绍西方科技、商务、政治、文化和生物等的篇幅。这种明显的采用分类编纂的方式，对以后中国期刊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说:《东西洋考》“在编辑方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内容目录，清晰醒目，便利读者阅看。栏目基本稳定，随着需要的变化略有改动。在稿末编者有时加上编者按语。这些做法，后来中文报刊经常采用，但当时还是第一次出现。总之，在业务上，《东西洋考》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①确然如此。中国近代报刊中经常辟有的编者按语、报刊评论、大小标题的运用、新闻画和广告的插人，新闻采访报道和电讯栏的设置等大多是参照西刊得来的。

总之，这些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教会创刊带动中国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铁一般的事实，此亦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作出实质贡献的一面。”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都与西方教士有不可的系。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