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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中唐时期，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在引领了当时的文学风潮外，还沾溉一代宋诗，使宋人在唐人之后摆脱唐诗束缚扩展出一片诗坛新天地。而这位领军人物就是被后人称为韩昌黎的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曰“文”，又称韩文公。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在思想上，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哲学，还是在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苏轼曾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从文、道、忠、勇等方面概括韩愈一生的事业。而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一是领导了唐代中期的古文运动，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二是尝试并倡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手法。其中，尤以“以文为诗”最为引人注目。连史学家陈寅恪也不禁赞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当然这种创作倾向正是韩愈作为一位古文大家而具有的独特成就。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学背景、艺术特征两个角度来研究韩愈的“以文为诗”。

一、“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专指秦汉散文）是出现于中唐时代散文的特有名称，是相对骈文而言。首先提出这一名称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而这一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与文学规律的，它是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统治者信佛侫道，更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他们希望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儒学，挽救时弊。众多士子中，韩愈以儒家的学术视角，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嗅觉，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肯定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是韩愈的“道”的真正内涵。

那么怎样才能恢复儒家道统呢？韩愈继承荀卿、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因此，唯有推崇古文才能实现儒家道统的恢复。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继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之后，韩愈正式提出“明辞以修道”的文学主张。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因为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古文更是承载了古代先贤耀眼神思的工具，这才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故而，韩愈推崇古文完全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学说。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由此可见，古文运动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试图借助这种方式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使唐代封建统治得以稳固，社会得以保持安定，是它的现实意义。所以，韩愈所提出的古文理论以及他所有的创作实践都是为恢复儒家道统服务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

韩愈约从二十五岁开始积极地提倡古文运动，并将之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道书》），建立古文运动的作者队伍。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的锐意改革一扫魏晋南北朝华而不实的骈文风，使清新、深刻的散文创作成为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并以此带动了一批古文作家，如李翱、樊宗师、孙樵等。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人虽然在古文创作方面都竭尽全力，但成就并不突出。他们的诗歌创作或失于文采，或失于情感，或流于艰涩，不仅未能为古文运动添砖加瓦，反而使它走向一条偏颇之路。在古文运动未能取得预定目标的情况下，韩愈开始积极提倡诗歌“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

众所周知，诗歌是唐代最主要、最流行的文学样式——整齐的音律便于吟咏，短小的篇幅利于背诵，瑰丽的意境令人神往。再加上唐代统治者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更是让众多知识分子趋之若鹜。根据史料记载，整个社会阶层中不论是清高自诩的文人骚客、

器宇轩昂的威武将军，还是地位卑微的小贩商户、醉生梦死的青楼女子，几乎人人都可以随口背诵几篇经典名作，甚至创作吟咏。可见，当时唐诗普及之广泛，相对于冗长、艰涩的古文来讲，自然更便于宣传道统思想。于是韩愈试图借助于这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来推动古文创作，推崇了古文，也就等于宣传了“道统”。

三十五岁之后，韩愈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将散文的句法、章法引入诗歌，将议论参入诗歌。如其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便是用了古文章法中“反客为主”的技巧，其他名作《山石》、《石鼓歌》、《谁氏子》等也都体现出古文章法。但韩愈不满于个人的实践，他更倾向于集合他周围众多志同道合之士一起来以诗歌的形式宣传古文。如孟郊、樊宗师、贾岛、李贺等人，都在语言、形式、风格等方面与韩愈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他们的同声相应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结合韩愈在人生后半段的诗歌创作来看，韩愈的“以文为诗”确实是以推崇古文为目的，间接宣扬儒家思想的道具。另外，他的动机还体现在“以文为诗”的艺术特征上。

二、“以文为诗”的艺术特征

“以文为诗”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始于古文大家韩愈。但第一次提出“以文为诗”这个词的则是宋代陈师道，他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以文为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陈师道并没有明确地定义。到了严羽，这一概念才得到最完整的概括。《沧浪诗话》第五：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公，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者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严羽是中国古代诗论大家，他不仅熟知宋诗，而且对唐诗有深厚的修养，《沧浪诗话》可以说就是在对比宋诗过程中，对唐诗创作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严羽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对于“以文为诗”这一概念的较全面的概括。所谓“以文字为诗”，就是用散文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之法作诗，使诗歌散文化；所

谓“以才学为诗”，即在诗中表现出某种才气和学问；所谓“以议论为诗”，就是在诗中直接发表议论，从而阐明某种道理。

不过本文结合古今学者之成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艺术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一）文体交叉的拓展

以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入诗，以赋为诗。诗歌在盛唐李白、杜甫之际达到发展的最高峰，无论是诗歌形式的完善还是绚丽意境的营造，中唐诗人都无法企及前人。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境遇，但他们都不甘居人后而力求有所突破，正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创新成为当时诗坛的一股潮流。韩愈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自己的诗歌探索之路。

他试图改变诗歌在唐代已变得整齐规范、追求节奏和谐、句式整齐的外在形式，具体主要表现在章法、句法、字法上：

1.诗歌章法的散文化

在诗歌的章法上，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方法都贯彻于具体创作中。钱钟书指出：“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比如韩愈的《石鼓歌》，汪佑南在《山泾草堂诗话》中评价说：

“如许长篇，不明章法，妙处殊难领会。······首段叙石鼓来历，次段写石鼓正面，三段从空中著笔作波澜，四段以感慨结。妙处全在三段凌空议论，无此即嫌平直，古诗章法通古文，观此益信。”

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诗，诗人采用了对歌的形式和赋体手法。就全诗而言，开头四句是个小序，后边是二人的对歌，中间插入“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两句作为过渡，完全是一种散文的结构和写法，与其《进学解》一文颇为相似。此诗的主体部分是张署的歌，诗人采用铺排的写法，以时间为序，叙述贬谪过程和抒发复杂的思想感情。全诗抑扬开阖，转折变化，章法波澜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诗句力避排偶，语言古拗苍劲，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清方东树评道“一篇古文章法。前叙，中间以正意苦语重作宾，避实法也。收应起，笔力转换。”

再如著名的《山石》，即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所见景色、夜观壁画、铺床用斋、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观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而韩愈则汲取游记散

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诗意盎然。若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写成流水账。但诗人手段高明，他像电影摄影师一样选好外景，让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同时，以色彩明暗浓淡的变化描绘诸多图景，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中的“暗”；下两句“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色。又如“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的明暗交错。全诗就在视觉感极炫目的连续图景中，给读者留下相当深的印象。清方东树评曰（《昭昧詹言》卷一二）“许多层事，只起四语了之。虽是顺叙，却一句一样境界，如展书画，触目通层在眼，何等笔力！五六句又以画，十句又一画，‘天明’六句共一幅早行图画，收入议。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

2.句法的参差错落

在句法上，尽量避免对句与律句的使用，尤其长篇古体诗，往往通首散行，不用对仗，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参差错落之美。如《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二：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侄在海陬，三年不见兮使我生忧。日复日，夜复夜。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缗鱼于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

诗中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长短不拘的诗句交错使用。不仅在节奏上打破前人诗歌外在形式的束缚，形成一种起伏跌宕的效果，同时还映射着诗人内心情感的波动。

又如《利剑》一诗：

“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

这首诗中，韩愈出于表达需要以奇数句打破束缚手脚的传统模式，奇偶交错，张弛有度，摇曳多姿，将人剑都不得用的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反之，若是使用整齐规范的律诗结构，除了在感情的抒发上诗人会受到无形的限制，在韵脚的运用上也会变得束手束脚，难以更贴切、更简洁地描述诗人内心的汹涌与激荡。

3.古文虚词的大量运用

以虚词入诗并非韩愈首创。钱钟书《谈艺录》指出“盖周秦之诗骚，汉魏以来之杂体歌行，如杨恽《拊缶歌》、魏武帝诸乐府、蔡文姬《悲愤诗》、《孔雀东南飞》，或四言

或五言记事长篇，或七言或长短句，皆往往使语助以添迤逦之概。”韩愈在前人基础上“荟萃诸家句法之长······神通大力，充类至尽，穷态极妍。”如《寄卢仝》：“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石鼓歌》：“才薄将奈何石鼓何！”这样读起来让人感到散文的味道，使诗歌苍劲有力，节奏流转。

另外，前人研究多聚焦于散文手法对韩愈诗歌创作的影响。其实，“以赋为诗”也是他创作倾向的表现之一。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中，赋是被列在文章范围内的；韩愈“以赋为诗”，其实也是“以文为诗”。以赋为诗，即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换言之，即用汉赋的铺陈排比写诗，达到形容极致，想象瑰丽，“铺张宏丽”的大境界。在韩愈所有的辞赋体诗集中，最能体现这种优势的就是他的《南山诗》。

《南山诗》开首即写终南山全貌，铺张山形峻险，描述四时变态，顷刻异状。以下赋太白山，咏昆明池，寻杜墅而登涉，攀缘蹭蹬，层层顿挫，引满不发，直到“昨来逢清霁，宿愿忻始副”以下，叙尽登山所见，穷尽南山形态。其间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叠用“若”字，用画家之笔，写得南山灵异缥缈，光怪陆离。这也难怪徐震《评释》曰：“以韵语刻画山水，原于屈、宋。汉人作赋，铺张雕绘，益臻繁缛。谢灵运乃变之以五言短篇，务为清新精丽，遂能独辟蹊径，擅美千秋。昌黎《南山》，取杜陵五言大篇之体，摄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变谢氏轨躅，亦能别开境界，前无古人。”方世举也直言：“古人五言长篇，各得文之一体。《焦仲卿妻》诗传体，杜《北征》序体，《八哀》状体，白《悟真寺》记体，张籍《祭退之》诔体，退之《南山》赋体！”

（二）“气盛言宜”与气势美

韩愈的散文创作很讲究气势。皇浦湜认为“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污流不滞。”又言“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敞。”当然“以文为诗”的具体实践中，自然会体现出汪洋恣意的气势。张戒《岁寒堂诗话》曰：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态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与经术，故其诗雄且正。”

此语段运用多重比喻形象地描述了韩愈诗歌的浑浩气势。而这种浩大的气势美主要

源于韩愈“气盛言宜”的文学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已经提出了“养气”说。他认为，“养气”就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做到藐视政治权势，藐视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直不阿，无私而无畏，从而形成一种高尚的人格之美。孟子这种内在修养的浩然之气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则外化为论辩时的雄宏，行文时的肆意，因而文章情感激越，词锋犀利，气势磅礴。而韩愈在总结先贤理论之上，又有所创新。

他提出了“气盛言宜”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 《答李翊书》）。有了这样的养气工夫，写古文才可以做到“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具有广博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之后，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浩忽其沛然矣”的精神境界。同时，这也是一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创作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愈诗歌的气势美就体现为“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及，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的艺术效果。例如以赋法为诗的《南山》，句中多用骈句、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诗中五十一个“或”字句的连缀反复，“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赴若辐凑。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注灸······”；复用“延延、喁喁、落落、巘巘、参参、焕焕、敷敷、悠悠、超超”等十四对叠字当句首，从不换韵，故意一韵到底，语气越发加强。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绝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因其气势充沛，所以“如骏马下冈，手中脱辔”。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

又如《双鸟诗》连用四句“不停两鸟鸣”：

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比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辀；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

这些叠字句连用、同字句连用皆属于赋法夸张排比之法入诗，使其诗有壮丽之势。故金赵秉文认为古今诗歌之变正是以韩愈用散文之法作诗为开端的。

（三）用韵的突破

韩愈用韵避免和谐圆润，故意造成散文的调子，破坏诗的均衡的表现。

1.终篇一韵

在古体诗当中，不少长篇诗同一韵脚一气直下，终篇以韵，韵脚越押越险，使人有喘不过气之感，如《陆浑山火》、《病中赠张十八》。叶燮曾言“唐时五古长篇，大都转韵矣，惟杜甫五古，终集无转韵者。毕竟以不转韵者为得，韩愈亦然。”短篇则多次转韵，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如《三星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讙。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步能神！”

2.险韵叠出

韩愈在用韵上也以险为奇，如《送无本帅归范阳》用了揽、颔、噉、菼、糁等韵字。这些韵字都生涩难押，但韩愈都能做到化重为轻，难中见巧。

3.忽视声律

忽视平仄、音律等声律问题是韩愈力图打破诗歌和谐圆润的传统形式的又一有力武器。五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二下三”式，韩诗中便有“上一下四”（如“在纺织耕耘”、“苟异于此道”等）和“上三下二”式（如“花与诗俱新”、“淮之水舒殊”等）的变格。七言诗的常规音节一般是“上四下三”式，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此外，韩诗既有“上三下四”式（“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又有“上一中三下三”式，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杂言句式，如“母从子走者为谁？呜呼！奈汝母子何！”这种刻意的突破营造出一种别出心裁的美，打乱了原有的节奏感，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古朴、刚健、参差的风格。

以上这些主要显示出韩愈诗歌的“散文化”特点，正是这种古文特征才使韩愈诗歌形成了独特的一面。其实韩愈诗歌的这种特征，前人早已察觉，朱彝尊《批韩诗》评韩愈《琴操诗》曰：“《琴操》果非《诗》《骚》，微近乐府，大抵稍涉散文气。昌黎以文为诗，是用独绝。”

三、 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

在中唐，韩愈的诗追求创辟，是诗格的一大变化，对后来宋诗影响极大。所以苏轼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钱钟书也在《谈艺录》中从诗史的角度评价道“韩昌黎在北宋，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者矣。”可见韩愈诗影响主要在北宋，清人叶燮在《原诗·内篇》中作总体陈述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这说明，北宋中叶的诗人想通过学习韩愈诗来创造自己的独特面貌，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清人赵翼《瓯北诗话》特别指出韩愈对苏轼的影响：“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黄宝华《黄庭坚选集》前言中指出，黄庭坚取法韩愈“以文为诗”，“韩愈仕途坎坷，胸次平平，又博识多才，磊落雄放，故大大发展了杜甫以文为诗的手法······直接为山谷所取法。”

除了在开拓诗风方面的贡献，韩愈“以文为诗”在古代文体交融方面也略有成就。文体丰富多姿是我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某些文体所以能够持续长久地发展，取得高度成就，除依靠文体发挥的功能和潜力外，文体间相互影响、相互吸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唐时期，韩愈“以文为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古文的力量，释放和扩展诗体的功能。如管世铭评韩愈《南山诗》云：“不读《南山诗》，那识五言材力，放之可以至于如是。”（《读雪山房唐诗叙例》）同时，这种自主的文体创新也被后人学习创新，例如苏轼的“以诗为词”，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总之，韩愈的“以文为诗”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还开启有宋一代不同于唐朝诗风的诗歌特色。在我国古代文体的交融发展上也为后来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使我国古代文体朝着更加完善、更加丰富多姿的积极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吕慧鹃，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2］郝润华.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5）.

［3］高玉.“以文为诗”述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3）.

［4］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赵彩娟.韩愈“以文为诗”的气势美及其影响[J].职大学报，2007（1）.［6］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上册).

［8］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9］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清)赵翼.瓯北诗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黄宝华选注.黄庭坚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选论(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夏传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谢辞

我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老师。你们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学习中的榜样。

另外，还要感谢我生活学习了四年的母校——咸阳师范学院，母校给了我一个宽阔的学习平台，让我不断吸取新知，充实自己，在以后的路途上充满信心。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