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千年易学与百年国关：理论变革与创新》

（通讯员：凡小亚）7月11日下午，黄田园、田辰山、赵延风、康大臣、孙国柱、彭成义等学者在北京辽宁大厦就“《易经》的文明：《易经》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新成果”这一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主持人是全球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黄田园老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等著名学者，以及国关新媒体专家风云大外交公众号创始人王盖盖和时政国关分析公众号创始人刘长新等莅临研讨会。据悉，去年7月黄田园博士曾主持“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易经》哲学路径”的专题研讨。今年的理论研讨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2019年“第十二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的一部分，本届年会为期两天（7月10-11日），主题为“大国竞争与世界分化：反思百年国际关系”。自2008年首届年会举办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参与，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年会。今年的年会正值国际关系学科在英国创立100周年，与会学者纷纷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与推陈出新发表各自的观点和意见。

黄田园博士曾多年从事中西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引入《易经》哲学，基于学科交叉提出“《易经》国际关系学”的概念。黄博士此次的发言论题是The Yijing Correlative Worldview: Modeling of Confuc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这是一篇新近在英国发表的约3000字的英文论文，阐述《易经》中的互系世界观与儒家外交决策模型。黄博士强调，“持经达变”一直是令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政治思想传统。社会上对《易经》的误解、误读一直很多，但是难以否认的是，《易经》首先就是一本关于治国理政的政治书籍，尤其是《周易》反映了殷周之际，以仁政、德治、王道收获民心人望的西陲小邦，最终取代迷信鬼神、技术先进、武器精良、血腥杀祭、放纵欲望的强大殷商，这一“革故鼎新”的浩荡历史进程，不能不对今天的国际政治提供一定启示。传承文明道统，将《易经》——我们民族独特的战略资源，全面地引入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的研究讨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易经》国际关系学是对“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以及“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两大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议题的回应：要“返本开新”、“自强不息”，以中国新理念、中国新思维，超越陈旧的国际政治“有限游戏”逻辑，“革故鼎新”推动生成世界新文化秩序，助力建构“无限游戏”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黄博士是《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2017年5月由东方出版社-人民东方出版传媒出版）的作者之一。

著名比较哲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田辰山先生指出《易经》哲学是“贵生”哲学，包括生生、救生、护生、惠生、厚生等含义：《易经》将宇宙看作大生命体系和过程，大生命体系的载体是生生为贵的“一多不分”关系，理念是生生为贵，赞颂生命。《易经》对此的表述达到极致：“八八六十四卦”，一切都是生命运动的情态；“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消长的情态；“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以及“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都体现着生命现象的亢奋活力，战胜不利于生命生态乃至害生的消极因素。中医辨证施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救生哲学，而害生哲学指危害自然人类大生命体和生命大过程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和语言体系，其核心是用一多二元哲学对抗一多不分哲学，涣散生命体的生生机能，专门破坏生生为贵的一多不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大生命体的一切有机和合关系，散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扬个人价值高于一切，大搞人与人之间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将个人与所有人之间的状态演说成“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给少数强人压迫大多数人制造合法逻辑。人类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认识自然人类是一个大生命体系，是一个大生命过程，人类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目光转到自然宇宙人类社会的一多不分生生为贵关系，人类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命运共同体，必须考虑到人类生死是同一条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XX利益第一”两个口号形成鲜明的对照，分属两种哲学，两种文化，分别是生生为贵哲学和不利于生命延续的害生哲学。我们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到一个人类历史走向新启蒙和新哲学的转折点。人类要自救，世界政治必须“革故鼎新”，这是贵生哲学的《易经》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交给我们人类的“革”卦。西方语言“revolution”是“变”的意思，但是没有朝向有利于生命体系健康生存生活这样的明确性质的含义。这是说，《易经》哲学的“革”，不是求名义的变化，而是求生存，求生生不已，求“一多不分”生生为贵的健康的人与人关系，求朝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适合人类大生命体生存生活状态的变化。田辰山教授是《中国辩证法: 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译版2008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这本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延风老师从《易经》贲（bi）卦上艮下离，是山下有火之象展开论述，谈《易经》“文明以止”思想及其对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意义。赵延风老师指出，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段话是 “文明”和“文化”词语的最早来源，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核心基因，对此洞隐烛微，生发开去，对于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意义重大。“文”的含义为通过修饰变得美好的过程和结果。这表明，在中国文化看来，人并非生而为人，而是需要通过后天自身努力的修养，才能逐渐完成“文”的过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谓“学以成人”。因此，国际儒学大家安乐哲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human being，不是生下来就已经完成的恒定的主体，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提升的过程，因此应该叫作human becoming (曾在夏威夷大学师从安乐哲教授多年的黄田园博士当时曾补充道：两种“人”对应两种身份的概念，一个是individual identity, 另一种是identity in roles and relations)。赵延风老师基于中西方“人”的概念比较，进一步阐述“文明以止”思想：“文”的概念的提出，使中国“人”的概念摆脱了动物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崇尚不加修饰的人的自然属性，而强调经过后天“约之以礼”后的社会属性。因此，动物性的力量搏杀、随意的两性行为，都与中国价值观格格不入。“文”的过程，是人逐渐开发出人性中光明一面的过程。只有此光明面，才是人应该依止的所在。因此，尽管人之别于禽兽者几希，但毕竟人非禽兽，有可贵的四端，扩而充之，就足以保四海，足以与天地参。《易经》将天文与人文并列，说明人有修德配天的能力，天有多少天文，君子就有多少德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看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看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正。《易经》中的64条大象传充分展现了一幅人性光辉的画卷。至此，“天人合一”的“一多不分”宇宙观和思维模式已经形成，“人性善”的基石已经奠定。既然阴阳一体，人我不二，人就必然有“转化”与“教化”的可能。既然有“学而时习之”的修养和悦乐，就必然有“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的心灵之感应，由此生发开去，就必然形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核心环绕型（focus-field）政治模式，形成嘉善而矜不能、隐恶扬善的社会教化体系、形成“亲诚惠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易经》中的“文明以止”观念开启了一个“人文”境界，奠定了中国儒家“人性善”的洞见，是人摆脱动物性弱肉强食的宣言进而可以生发出“谦”文化、“礼”文化。这些可贵的理念，好比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可以壮大成一棵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培根达枝，对于《易经》中这些根本性理念的梳理，对于我们建立一整套向世界说清中国逻辑的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当今国际政治思维的“革命”亦有积极意义。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后康大臣先生重点谈意识形态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他指出：中美贸易战之后（或背后）实际上是科技战，今后注定也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比拼。对于科技领域的“美国因何如今特别呈现为一个近乎歇斯底里、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以其自身利益不择手段地保障为优先的美国”这样的问题，包括美国人在内，几乎较少有人意识到其根源之所在。这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其不能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产生革命性的新建树，以至于美国面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上升，发飙甚至“抓狂”就很自然了。面对世界科技新秩序，中国是否做好足够的准备，不仅是使自己强盛起来，而且以《易经》文明观为指导有效启动新科学革命，最终使当今霸主美国能够虚其心、弱其志地实现一场文化上的自我“变易”，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是东方智慧、中国功夫的真正体现。在这之前，美国不会自觉意识到，更难以心甘情愿地来一场新的“革命”。康老师还就美国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新科学革命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士孙国柱先生的发言题目为《“协和万邦”的逻辑层次与内在结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协和万邦”就是其中一种，在探讨“协和万邦”等类似思想的时候应该适当区分其逻辑层次与内在结构。为此，孙国柱博士借助易学的旁通原理，以相同/相通、共同/共通、共同体/共通体等社会交流中常用的词汇为例，深入分析了同与通在哲学上的意涵。简单说来，仅仅依靠同异思维看待事物还是容易陷入冲突或矛盾，在同异之辩中要引入“通”的思维。同与通两者在社会实践方法论上是有差别的，“同”需要相同点，而“通”强调相通，即使只有交点、交集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现实基础。基于这样的思路，“通”的思维大大拓展了哲学史上同异之辩的逻辑可能性空间，“通”是一个应该受到重视的独立性哲学范畴，可以在同、异、和等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经过对比可知，“通”的思维，更加富有共生兼容精神，它循序渐进，并不强求同一，可以在一个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弹性空间中，寻求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根据事物之间共生的程度，诸如“协和万邦”等类似的共同体概念，是可以划分出不同层次的。从一定角度来讲，“同”体现了强共生关系，而“通”体现了弱共生关系。相通/相同、通识/共识、通感/同感、共通体/共同体等相关说法，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了更为明确的运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彭成义先生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讨论。彭博士指出“《易经》国际关系学”的提出和初步发展，将千年历史的易学引入了百年历史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次世界观级别的重大转向和理论升级，以学科交叉的方法为变动不居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全新基础性的理论，这也从理论角度体现了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彭博士对这次专题学术研讨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大家发言很精彩，而且宏观和微观并举，理论与具体事例兼及，比如田辰山老师提到益生和害生文化的差别，就让彭博士联想到西方一些远见卓识者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揭示的洞见，以及汤因比和萧伯纳等论述世界需要等待中华文化的复兴来予以拯救等。对此，主持人黄田园博士补充提到，后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以及罗蒂等，以不同方式传承着尼采在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运动，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因此，在开拓“非西方”理论的时，学术界应注意西方非主流理论在一些层面上同中国的思想传统形成的汇通与对话。

彭成义博士也向田辰山老师提出两个问题：如何在文化领域化解西方感知的中国威胁论？如何避免中美陷入意识形态领域的“零和博弈”？对于赵延风老师的发言，彭博士举了其硕士论文核心观点予以支持，该论文阐述了西方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西方政治“三心二意”的问题归结为英国内战的症结，“三心”即近代自由民主政治时兴的“三权分立”，“二意”即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庭抗礼。这与中国一直以来的“一心一意”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三心二意”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而中国则将走向“无为而治，不言之教”的理想状态。针对康大臣和孙国柱两位老师的发言，彭博士指出发掘和弘扬荀子《解蔽篇》中的智慧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这对于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都有启发意义。

点评结束后全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与黄田园博士交谈了西方理论界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近况和动态，并指出《易经》与国关理论创新的研究，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掘中占有一定地位。田辰山教授指出，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在80年代末开设了非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可看做是美国政治科学界在非西方理论教研的早期实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后毕成良先生指出，一带一路中的“民心相通”建设必须传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基于《易经》的国际关系新理论，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整体多元、辩证发展、实践本位、开放包容。《易经》国际关系学以学科交叉的创新方法，为学派林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针对大外交青年智库创始人王盖盖老师提出的如何看待中西方政治理想中的自由这一理论问题，彭成义博士指出理解中国人关于“自由”的智慧，需要深刻把握几句话，即“过犹不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矣”。彭博士特别提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不然人类就没希望了。

本次关于《易经》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讨论，学者们热情甚高，时间大大延长。与会人员还简要评议了最近三年陆续发表的有关《易经》与国际关系、外交学的优秀论文，如上海师范大学杜武征博士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根脉：生本体》、台湾师范大学刘幸瑜博士的《周易中的女性外交》、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仁国教授的《周易思想与中国的外交传统》等。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革命与更新；而这次研讨会的不少学者皆曾经受到过安乐哲、成中英等世界著名哲学家的教诲和影响。幸而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的加拿大裔学者安乐哲(Roger Ames) 老师于7月10日上午莅临此次清华年会，并带来了题为Methodology of Study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IR的演讲。在7月11日稍后的年会晚宴上，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先生亦提到relationality（关系）这一概念为加拿大人安乐哲先生首先在不同学术场合多次使用。

最后，主持人黄田园博士总结道：中华民族在21世纪蓬勃复兴，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海内外华人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以及许多西方人不容易理解华人的东西，误解华人的东西，都可以在《易经》中找到文化的根源。清华大学校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易经》的乾卦和坤卦，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学校的校训。《易经·乾卦》讲“自强不息”，不是说跟别人去争，搞你输我赢、赢家通吃，而是通过自己的拼搏来创造幸福，以自己的卓越进而影响、带动他人。这是一种仁道精神，也是一种王道精神，是要让大家心服口服，而不是一味地暴力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与和谐的经典。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一旦被全面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必将就此成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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