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末代状元--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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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鲁，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晋江钱头（今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人。吴鲁的祖籍为浙江杭州钱塘，因兵乱到晋江落户。后来吴鲁先祖为纪念故乡，将所居地称为“钱塘”，这就是“钱头村”的来历。一、末代状元、著名教育家，素有“六掌文衡”之誉。
吴鲁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同治十二年（1873年）登拔萃科，入国子监。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军机章京。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十六年（1890年），朝廷为庆祝光绪帝“亲政”特开恩科，吴鲁殿试列第一甲第一名，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位状元，也是福建清代科举三位文状元中唯一的泉州籍状元。
吴鲁又是著名教育家。状元及第后，初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任陕西乡试副考官，后转任提督安徽学政。二十年（1894年）代办江南乡试。二十二年（1896年），母丧回乡。三年服丧期满，旋即出任国史馆纂修，教习庶吉士。二十六年（1900年），充任军务总办。二十七年（1901年），出任云南乡试主考官，次年，任云南学政。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除，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三十二年（1906），吴鲁同各省督学赴日本考察，返京后被任命为吉林提学使。在其任上，努力推行新政，提倡教育，创办新学，主张“战地不如战人”，着力为国家培育人才，亲自编写讲义，兼训兵学，躬历各校，登堂演讲，走遍东北各地，并为首捐廉助学。到吉林仅半年，当地小学、师范、法政、女校、中学各种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学风为之一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吴鲁在京学部丞参上行走供职。宣统元年（1909年）吴鲁仍在京供职学部。宣统三年（1911年），充图书馆总校。此间，吴鲁因兴学育才卓著成效，被诰封为资政大夫，官至正二品，有“六掌文衡”之誉，尽得仕宦之殊荣。
二、书法名家、书画鉴赏家，人称“书法精绝，名噪都下”。
吴鲁系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赏家。当时，吴鲁书法在人文荟萃的北京城就享有盛名，江春霖御史称其“书法精绝，名噪都下”，谓之“吴体”。此间尚有一段逸事：因吴鲁文章翰墨，均为一时之选，以致候考举子投机取巧，竞相临时仿书“吴体”，希图春闱会试，主考官阅卷误以为吴文，予以关照，名次擢前。吴鲁愤愤不平，无奈之下只得弃“吴体”而别书他体，以免鱼目混珠。
其书出欧入虞，直逼晋唐，气韵清新。大楷兼有麻姑仙坛风范；擘窠大字，笔力雄健，有颜鲁公（真卿）遗风。其个人风格鲜明，自成一体。至今本地、以至外省，沪上尚有“吴鲁好大字”之说。当代泉州书家吴捷秋、丁明镜诸先生也曾撰文论选，一致赞叹不已。因此，吴鲁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为其书卷跋后写道：“吴肃堂（状元公）书法能名副其实，严肃端正可宝也。”一语定鼎，是对其正宗书品的总评，何等切合。吴鲁擅长书法，工小楷，尤以行楷见长，秀整无匹，为士林所珍视。吴鲁传世墨迹甚丰，除当时求书者众，为人所宝，散存各地外，其能大量传世尤得力于其季子吴钟善的专事整理。另外，其子吴钟善、侄子吴钟麟、孙吴普霖、吴旭霖，曾孙吴紫泰、吴紫来、吴紫钧、吴紫栋，五代孙吴绶育等均传承家风，一脉相承，为世人所称道。三、爱国诗人、杰出政治家，人赞“心系国运，忧国忧民”。
吴鲁是福建近代史上一位爱国诗人、杰出政治家。科举制度废除后，他三渡日本，时与赴日组织同盟会、奔走革命的孙中山晤谈甚欢，颇多共同语言。吴虽未能投身辛亥革命，却也支持侄儿吴吉士追随孙文。吉士曾参加武昌起义之役，终任国民政府海关首任关长。可见科举时代的钦点状元，也能逐时代潮流而动，并非愚忠遗老。
吴鲁在其任职期间，始终关心国家命运。当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在《请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请旨迅调战将，以分贼势。在《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仍可理也论》中指出：治术与学术异，治术贵因时变通。强调要以史为鉴，因时变通，进行革故
鼎新。而最集中凸显其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则是其诞生于“八国联军”炮火之中的光辉熠人的诗集《百哀诗》。
光绪二十七年庚子（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义和团”之乱，组成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直扑北京。津门守备弃城而走。危难之时，力主抗敌的吴鲁受命为“军务总办”，提出“三面环击”的保卫京畿良策，表现出临难不惧的可贵精神。然而“危城未破降幡树，大帅先奔众志违”。大将未战先降，慈禧太后闻风西逃。日军炮轰地安门，抢先突入西城。围捕慈禧未果后，联军随即烧杀抢掠，古都一片火海。吴鲁撤退不及，被困于京师宣武门外南柳巷晋江会馆一年多，历尽艰险，多次藏匿于后院深草丛中，才躲过一劫。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然而，由于义和团成员的历史和文化的局限，难以记录下自身轰轰烈烈的斗争，而清朝廷御用文人在义和团失败后，不可能客观地反映义和团的真实面貌，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遗憾。而吴鲁却能以诗的形式，逐日记下亲历亲闻的“庚子之变”的全过程。在内忧外患的清末，《百哀诗》以其翔实的、形象的史料，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精神穿透力，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部诗史，是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百哀诗》感召后人的特殊价值，时人早有定评：“是殆欲国家无忘庚子之难也”、“读之使人毅然而有不共戴天之愤”、“百哀诗者，其人心之救药也”。浏阳李运棋也在其《百哀诗》序中予以极高的评价：“纪念国耻，传之学堂，宣之社会，以激发全国公愤，卒复强仇，为世界雄诗之风化天下而效力于国家也。”史学家称之“难以匹敌之庚子信史，清诗之至评”，可惜却鲜为人知。
吴鲁对于腐败的清廷在民穷财尽、国家将亡之际，仍不思悔改振作，深感悲愤。遂于宣统三年（1911年），奏请开缺回籍，辞职回乡。民国元年（1912年）10月8日病逝故里，葬于晋江磁灶镇马鞍山。
吴鲁一生勤耕不辍，着述宏富。
福建末代状元--吴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