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第一节　演义小说及其发展概况

一、什么是演义小说

“演义”一词出自晋代潘岳《西征赋》，原意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事而加以引伸的意思。大约元末明初开始成为小说体裁的名称。演义小说，简单地说就是敷演历史事实的小说。由于它是敷演所谓“历史事实”的，所以通常称之为历史演义小说。依据郑振铎的意思，这种小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创作主旨在于演绎历史事件，反映历史发展概貌，记述朝代兴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二是所写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多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实多虚少，因而创作往往受历史的局限；三是多采用编年体的写法，或记述一代史实，或通演古今事，人物多为帝王将相，具有历史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二、演义小说的发展演变

演义小说由宋代说话的“四家”（吴自牧《梦粱录》计四科为：小说；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合生。但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各书记载稍异）之一的“讲史”发展而来。讲史的特点是演说“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都城纪胜》《梦粱录》），题材一般取材于正史如《通鉴》，但作一定程度的虚构；也有取材于野史传说的。“讲史”形式上分卷分目，略具后来章回小说雏形。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演义”小说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它采用章回的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也都一样一律采用章回的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昌盛的时代，它的起点就是《三国演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演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不少新的历史演义小说。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到清代，历史演义小说又有发展。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影响最大的有四个系统：列国、杨家将、说唐和说岳。其中说岳与杨家府两个系统，说唐的后半——《说唐演义全传》及其续书《说唐后传》、《混唐后传》、《说唐三传》、《粉妆楼全传》等具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特点，所以有的书称为英雄传奇小说。

列国系统：

１、宋代讲史平话有《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２、明中叶余象斗编撰《列国志传》。

３、明末冯梦龙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写成《新列国志》。

４、清蔡元放将《新列国志》删改润色成《东周列国志》，为最流行的本子。

《东周列国志》是成就仅次于《三国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

杨家将系统：

1、宋代有其故事流传，如南宋临安说话人即有说《杨令公》《五郎为僧》平话。

2、金院本中有《打王枢密爨》。

３、元明两代有许多杨家将故事的戏曲作品，如元杂剧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楼》，明杂剧有《开诏救忠》《活拿萧天佑》《破天阵》《黄眉翁》等。

４、明代有“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的《新绣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即《杨家府演义》（万历刊本）。

《杨家府演义》为此系统的代表作。

说唐系统：

１、唐宋元说唱小说戏曲中隋唐故事：传奇故事如记隋事者有《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记唐事者有《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太真外传》《梅妃传》等；元杂剧有十几种与隋唐故事相关的剧作。另有《天宝遗事诸宫调》。

２、明初罗贯中有《隋唐两朝志传》、明中后期熊大木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另有万历刻本、澹圃主人(即诸圣邻)编次《大唐秦王词话》。

３、明末无名氏有《隋炀帝艳史》、袁于令有《隋史遗文》。

４、清代康熙年间褚人获《隋唐演义》、约成书于雍正年间的无名氏的专演瓦岗英雄的《说唐演义全传》。

５、《说唐演义全传》的续书《说唐后传》（罗通扫北、薛仁贵东征高丽）、《混唐后传》（抄录隋唐演义》征西部分）、《说唐三传》（薛丁山樊梨花征西事）等；另有《粉妆楼全传》。

《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为说唐系统的高峰。

说岳系统：

１、宋即有相关故事流传。《梦粱录》卷２１记载王六大夫于咸淳年间“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录》”，《醉翁谈录》有“新话说张韩刘岳”的话。《夷坚志》还有“东窗事犯”的故事。

２、宋元明有众多戏曲作品，如元杂剧有孔文卿《东窗事犯》，南戏有《秦桧东窗事犯》，明代有《岳飞破虏东窗记》及《精忠记》。

３、明熊大木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大宋演义英烈传》、《岳武穆精忠传》。

４、清乾隆间钱采《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为此系统之空前的作品。不少戏曲、说唱作品均取材于此。

其它演义小说：

尚有《西汉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

第二节　演义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贾仲明（1342－1423？）《录鬼簿续编》（作于1422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矣，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至正甲辰（1364）复会罗贯中时22岁，两人为“忘年交”，估计罗贯中在50左右。如此罗生年在1314年左右。假定罗年７０而终，则其卒年在1384年左右。

近来发现四明丛书刊本《赵宝峰先生文集•附录》载有《门人祭赵宝峰先生文》，中有署罗本者。罗本即罗贯中（郎瑛《七修类稿》：“《三国》、《水浒》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嘉靖间几种《三国志通俗演义》题署，最早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而所列门人，均按年龄排序。罗本排名第11位，其前为向寿（1310年生）、乌斯通（1314年生），其后为王桓（1319年生）。此与前述推论大体相符。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等依据地名以为创作于元代，与前述推论没有冲突，并无不可。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11《周瑜南郡战曹仁》节“油江口”注说：“今时江陵管下公安县是也。”元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卷14说：“油江口，地名，三国时昭烈帝立营于此，改名公安县，今县属江陵府。”《大明一统志》说：“公安县，今属荆州府。”如为明时地名，当说“油江口”“今时荆州府公安县是也。”这样的地名注有二十多条，都与元代地名相合。

除了上述材料外，明人王圻《稗史汇编》对罗贯中也有记载。其卷一百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清人徐渭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但均不知何据。

罗贯中的其他所传作品：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外或曰他也是《水浒传》的作者之一。

二、《三国演义》的版本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今所见明时刊本已不下２０种。其中最早者为嘉靖壬午（1522）刊本（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以弘治甲寅即1494年刊本为最古。当以孙说为是），书名《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该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板影印，因其前有庸愚子弘治甲寅年序，因误名《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比如卷一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则“刘玄德斩寇立功”，第三则“安喜张飞鞭督邮”。今通行《三国演义》第一回为《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立首功》，第二回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嘉靖本以前，估计均为抄本。以后各种版本，都依据嘉靖本，只是在插图、音释、考证、评点和卷数、回目、个别文字方面作些调整，但总体面貌没有变化。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才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

在《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中，影响最大的是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毛氏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修改了该书的回目，削除了原书的论赞，而且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的处理，并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但也正因为如此，毛本非保存其完整原貌的本子。毛氏父子评改本简称为《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毛本出来后，一切旧本乃不复行。

三、《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高儒《百川书志》说：“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三国演义》的取材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史册”；二是文学艺术作品。

（1）前者主要是晋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

（2）后者主要是六朝以来的民间故事、说唱、小说、宋元以来戏曲作品。如按时代排比，发展轮廓大致如下：

六朝：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所取材料如：曹操梦中杀人，望梅止渴，曹娥碑词（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七步成诗等。

隋：《大业拾遗记》，中有木刻三国故事。

唐：李商隐《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北宋：说话中有“说三分”的霍四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小儿听说三国故事；前两者又说明当时还有讲史话本。

宋元南戏：《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貂蝉女》。

元代：

（1）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杂剧中大约有三国戏60多种，今存《单刀会》等１０种（具体为《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王粲登楼》《三战吕布》《黄鹤楼》《博望烧屯》《连环计》《千里独行》《隔江斗智》），元明之际杂剧10余种（《陈仓路》《五马破曹》《庞掠四郡》《娶小乔》《桃园三结义》《单刀劈四寇》《怒斩关平》《单战吕布》《大战石榴园》《三出小沛》《大破杏林庄》等）。其中完整的“貂蝉”故事据说就最先见于元杂剧无名氏《连环计》。剧写杨彪、王允、蔡邕等人巧设连环之计，使董卓、吕布反目成仇并以忠义说服李肃，最终借董卓受禅之机合力将其杀死。此剧本事虽然出自《后汉书》的《董卓传》与《吕布传》，但其中貂蝉事则当出自民间传说。作者出于封建的正统思想对杨彪、王允等人维护汉室的耿耿忠心给予了充分肯定

（2）话本：元有刻本《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的话本流传。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特别是在朱熹《通鉴纲目》（改《资治通鉴》曹魏编年为蜀汉编年）的影响下，“尊刘贬曹”倾向早已形成。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东坡志林》的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可见，《三国演义》无论是从材料看，抑或从思想倾向看，都是在广泛吸取前人有关三国故事的基础上重新熔裁之后写成的，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1）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传统的正统观念。如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小说称刘备为刘皇叔，汉室出身成为小说“拥刘”的根据之一。相反，曹操不是汉朝天子刘姓的后代却又篡权，因而被称为“汉贼”。这是封建“家天下”的思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体现《三国演义》的局限。（2）但这种思想，又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汉民族的爱国思想。受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族的侵扰，宋元时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将“汉家政权”视为”汉族政权”的象征，拥护“刘汉”，反映了人们维护汉族政权的愿望。（3）“拥刘反曹”倾向也反映了作者歌颂“仁政”反对暴政的思想，表现了作者“明君贤相良将”的政治理想。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如当阳败退，形势十分危急，但刘备并不因此抛弃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曹操是奸诈之君的代表，“拥刘反曹”实则就是“拥护仁君反对奸诈之君”，宣扬

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二）肯定了刘关张的“义”的思想：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后，名为君臣，实为结义兄弟，所以“义”高于一切。关羽尽管身陷囹圄，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坚决拒绝曹操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险，投奔寄人篱下的义兄刘备；赤壁之战，他奉命扼守华容道，他又不忘曹操对他的“新恩”，竟然甘违“杀头”军令，“义释”了曹操。由此成为“义”的化身。而刘备，一旦知悉义弟关羽被东吴所杀，就一心复仇，即使此举有危国家社稷也在所不惜（赵云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显然，在刘备，“义”是压倒一切的，结义之弟重于国家社稷。张飞也是以报兄仇压倒一切，以致因此鞭打部下而为其暗杀。这种“义”，显然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道德观念的产物。

五、《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人物时有“三奇”“三绝”的说法：诸葛亮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又分别称其为“智绝、义绝、奸绝”。这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人物是典型的，虽然人物性格有失之绝对化的倾向。

被毛宗岗称之为“奸绝”的曹操是《三国演义》刻画最成功的人物。他“奸”:他阴险奸诈、忌贤妒能、虐杀人才、甚而“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显得极端奸诈自私。但他又“雄”: 雄才大略、为人洒脱、豪爽多智、处变不惊、爱惜人才、审时度势；有时还轻敛薄赋，爱惜百姓；甚而明知刘备胸怀大志，久必为患，但为“不失天下之心”而并不杀他；而当关公挂印封金、离曹奔刘时，他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都显得宽大仁德。曹操是 “奸”“雄”的有机结合体，汝南许劭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以说是对他的最好概括。可见曹操是“奸雄”的典型。第12回写曹操与吕布战于濮阳，中了陈宫之计，仓皇而逃：

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曹操拨转马头，望东门而走……

曹操因此得脱。这种处变不惊、临危不乱、险境中镇定自若的本领，就绝非一般奸诈小人所能为。

关羽“义绝”（或“勇”），是“义”的化身。这种“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刘备的“守义”。刘备寄人篱下，关羽尽管身陷囹圄，却坚决拒绝曹操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险，为的就是严守“桃园结义”之“义”。这是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侠义行为。二是对曹操的不“负义”。他虽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在他心目中明显“旧义”重于“新恩”，但他却并不因为“旧义难忘”而不顾“新恩”。他斩颜良，诛文丑，就是为报曹操之“新恩”。他过五关斩六将，每次杀人，尽管势不得已，但总是担心“曹公知之，必以为我为负恩之人”。到了华容道上，他竟然甘违“杀头”军令，“义释”了曹操。显然，此时的“义”，已经大于了“兴复汉室”的誓言与事业，是一种为了不“忘恩负义”从而可以牺牲一切“大义”行为。关羽的“义”，

显然也是下层平民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的产物。

当然，关羽也是有缺点的，正如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所说：“一生英勇，蔑视敌人，气吞山河，但又骄傲自大，刚愎自用。”

诸葛“智绝”，是贤相的典范，是道德智慧的化身，集忠贞、诚信、仁义、坚毅、睿智、机敏于一身。他料事如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玩曹操、周瑜这样的智谋之士于股掌之间；他辅佐两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有不当处，所谓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

刘备“仁绝”，是仁君的典范。如当阳败退，形势十分危急，但刘备并不因此抛弃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但作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所谓“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

张飞“莽绝”，为人鲁莽直率，嫉恶如仇，粗中有细。

六、《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１、宏大绵密的结构：《三国演义》叙述起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的共９７年的所谓“三国”史实，诚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内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它以史为经，以事为纬，以蜀汉为中心，以蜀汉与曹魏之争为主线，适当穿插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尔虞我诈、尔存我亡的政治、军事斗争，使之矛盾集中，线索分明，主次有序，详略得宜。

２、七实三虚的写法，较好地处理好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虽然谢肇淛《五杂俎》以为“太实则近腐”，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学诚《丙辰札记》以为“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讯也以为“虚实”失当，以致像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都因此产生了误会（民间有“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骗死人”的说法）但是演义小说毕竟“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鲁讯《中国小说史略》），或者说“全实则死，全虚则诞”，所以大约只有如《三国演义》的“虚实”，才是恰当的。

3、“犯中求避”的战争描写：“犯中求避”为毛宗岗语，“犯”指情节的相犯相似，“避”指情节的相避不同，即善于在相似的情节中写出战争的不同个性。具体说就是写不同的战争又写出不同的特点，如赤壁之战与猇亭之战，毛宗岗即有如下评论：“曹操赤壁之战，骄兵也；先主猇亭之战，愤兵也。骄兵败，愤兵亦败。”赤壁之战中，孙、刘以进攻取胜，猇亭之战中，东吴以坚守取胜；赤壁之战中，指挥者诸葛亮与周瑜才华横溢，妙计层出不穷，猇亭之战指挥者陆逊忍辱负重，以柔克刚。一骄一愤，一攻一守，一刚一柔，绝不雷同。再如书中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争，虽然情节相似，如均为以少胜多，都用火攻等，却同样写出了战争的不同个性。

4、文白相杂的语言特点：作于弘治甲寅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史之文，理微义奥”，而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只有《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恰好弥补了两者的缺陷，使“人人得而知之”。

七、《三国演义》之不足

１、“虚实失当”。章学诚《丙辰札记》以为“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讯也以为“虚实”失当，因其虚得不够，致使像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都因此产生了误会。

２、人物形象绝对化片面化或“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它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鲁迅《中国小说的变迁》）

３、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能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或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

４、正统思想：因为刘备与皇室稍微沾一点血缘关系，便被尊为正统。这同周仓所谓:“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也有些矛盾。

5、对黄巾农民起义的态度：以之为“贼”，给以丑诋谩骂。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