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武帝平定匈奴的历史条件和个人作用

摘要：自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开始，历经惠帝、文帝、景帝，西汉前期七十多年对匈奴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汉武帝即为以后，变“无为”为“有为”，积极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收复了大量被匈奴占领的西北地区，基本解除了匈奴对西北边疆的威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汉初以来社会所给他提供的历史条件，同时也离不开汉武帝的个人品格和才能的发挥。

关键字：汉武帝 平定匈奴 历史条件 个人作用

一

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8年），有40多年在同匈奴打仗，汉兵出击达18次之多。从马邑之谋至元狩四年，汉军在反击匈奴战争中打了一系列胜仗，使匈奴奴隶主贵族遭受沉重打击，大汉王朝北部边患基本解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武帝也因为内兴制度、外御强敌的巨大功绩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帝王。历史活动家的成功，包括历史活动所受到一定限制的历史条件以及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两个方面。汉武帝改变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实行积极的反击战争，并且获得巨大成功，亦遵循此历史规律。

从汉武帝对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因素：

第一，汉武帝即位之时，汉代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经济在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战争对经济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必要的物质是军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汉初之所以对匈奴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是迫于当时贫困的社会经济形势。史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统治者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文帝常下诏鼓励农耕，景帝也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汉初杰出政治家晁错提出“入粟拜爵”和“马复令”两项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举措，人们通过用粮食买爵位和赎罪，使国家粮食储备大增，民家养马不仅免除徭役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生产时间，而且为国家增加了抗击匈奴的武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发展，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西汉王朝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文景时期在削藩方面的努力为汉武帝解决内忧起推动作用。西汉初期的王国势力一直是威胁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早在文帝时贾谊就已经认识到王国的危害。“治安策”说：“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景帝时的晁错就“请诸侯之罪过，削其之郡”，汉景帝按照晁错的建议削藩，引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叛军才被平定，七国被废除，汉景帝逐渐收回了地方的政权与军权，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政权。王国势力受到大大的打击，国内政权渐趋稳定，并且为汉武帝最后解决汉高祖以来王国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开辟道路。

第三，随着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逐步好转，统治者和一些大臣重新考虑汉匈关系，为改变高祖以来对匈奴的消极防御政策做准备。汉初统治者试图通过“和亲”政策约束匈奴的侵扰，但是“和亲”并没有完全达到统治者的目的，匈奴仍时不时地南下掠夺，向汉政府挑衅。例如：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卯，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景帝时匈奴曾入雁门，掠夺汉地人民财产。匈奴一再违背约定，迫使西汉统治者对单纯依赖“和亲”消除匈奴侵边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时期，两位比较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和晁错，他们反对被动的“和亲”并上书皇帝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试图改变被动局面。贾谊主张设置“属国”，“因故而治俗”，通过“三表”“五饵”来分化瓦解匈奴，最终“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令之”。晁错建议“以蛮夷攻蛮夷”克服匈奴的三技，使汉朝军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建议文帝调整防御战略，向西北边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晁错的措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汉文帝十分欣赏，“乃赐错玺书宠答”。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汉武帝一朝对匈奴态度的转变。

浅析汉武帝平定匈奴的历史条件和个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