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治河

发布时间：2023-03-24 03:17:34

刘大夏治河
作者：暂无
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20年第10期

侯起秀

一、前赴后继上河工

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黄沙岗决口，但河患并未使会通河断航，明孝宗派出白昂治河，白昂治河取得成效，水患稍宁。然而好景不长，明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又传来黄河决口消息，数道洪流俱入会通河，使张秋（在今山东阳谷县）上下情势十分危急。

明孝宗闻讯大惊，急派陈政去治河。原来陈政一直在北京主持修宫殿、建皇陵、筑河堤、造粮仓，不仅工程技术精湛，清正廉洁更是赫赫有名。

陈政属于当时的“北京帮”，与吏部尚书王恕为首的“南京帮”矛盾颇深，也想通过治河展示自己的工程才华。

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陈政走马上任。明孝宗叮嘱道：“治河是国家大计，你一定要昼夜筹划、勉图成功，凡事可便宜而行。”陈政热泪盈眶，说道：“臣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政先把黄河决口原因“甩锅”给了白昂：一是白昂领导疏浚的两条“南分”河道都已淤塞；二是白昂在黄河北岸领导新修的堤防不坚固；三是白昂不重视会通河泄水设施建设，造成张秋减水闸不能正常泄洪。接着，陈政开始征集丁夫，筹集物料，准备兴工。

陈政就在要大显身手之际不幸病逝。

明孝宗闻讯顾不得忧伤，心想：“来年春季漕运说到就到，还得派人快去治河！”他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再派大臣事宜，王恕等反复商量推举出6位大臣，但明孝宗还是不满意，问：“今日治河非同小可，必得通古今、识地势、有巧思的能臣。6位大臣中有这样的能臣吗？”

朝堂之中一片静寂。“有！”忽听有人高喊，众人循声望去，喊者并非旁人，正是王恕。只见王恕朗声奏道：“这几人都是人中俊杰，但刘大夏才识最优，可当此大任！”刘大夏是何许人，王恕竟敢拍胸脯保荐他？

刘大夏自小聪慧，明天顺八年（1464年）考中进士，与陈政有同年之谊。他在兵部多年，颇有胆识。成化年间，大太监汪直到兵部调取永乐年间对安南（今越南）用兵档案，准备向安南用兵，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相当于档案处长）的刘大夏竟将档案藏匿起来。事后，兵部尚书问他：“汪直要你的命易如反掌，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刘大夏说：“兵衅一开，来之不易的西南地区和平环境就将不复存在！”

王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两人都怀有国富民强的理想，都认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创造和平环境，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就是王恕赏识刘大夏的原因。

当时，明孝宗对刘大夏并不熟悉，只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接替陈政负责治河工作。在明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颁给刘大夏的敕书中，明孝宗明确指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同时，明孝宗还对陈政的“甩锅”行为做了检讨：“闻陈政所行多有非宜，你到任后先须案查陈政所行事务酌量其当否，当者绪续之，否则改正
之。”也就是说，通过对治河的深入了解，明孝宗已经认识到白昂实行的“北堤南分”是在当时工程技术条件下最有效的治河方略。

二、大河横流显英雄

刘大夏来到山东济宁的时候，冰消雪化，万物复苏，繁忙的春季漕运已经开始。看着运河里帆樯如林的漕船、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漕粮，刘大夏知道不把这些漕粮送到北京，王公大臣就要饿肚子。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完成春运任务。

刘大夏松了口气，会同地方大员开始踏勘河道，寻求治河长久之计。一路上，他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刚刚放松的神经顿时又绷得紧紧的，心想：“这治河太难啦！”

这天大雨滂沱，刘大夏一行被困在开封城。他请来河南巡抚徐恪、巡按御史涂升等商量何处应疏浚分水河道、何处应修筑加固堤防。刘大夏指着地图说：“从地势上看，黄河下游西南高阜，东北低下，因此黄河大势日渐东注……”话刚开头，忽听有人来报：“禀都御史，黄河决口啦！”刘大夏大吃一惊，急忙带人冒雨赶赴黄河岸边。

还未到黄河边，一匹匹报汛的塘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飞驰而来。“报，黄河决荆隆口，溃张秋堤，夺汶水入海。”“报，黄河决黄陵冈，溃张秋堤，夺汶水入海。”……刘大夏改变了主意，命人准备船只，要亲自冒险过黄河查看张秋运河情况。

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后，岁漕东南以给京师，张秋镇成为会通河的咽喉要地。刘大夏赶到张秋，只见张秋上下浊浪滔天，运河决口口门已扩大到90余丈（1丈约为3.33米），黄河溃水挟带着汶河来水一泻千里奔入大海，从聊城到临清约100里的运河河道内几近绝流。

刘大夏与同来的河南、山东官员一起商议堵口事宜。徐恪根据商议情况立即上疏明孝宗：“今河决而北直趋张秋，又决而东，长奔入海，将使运道中绝，东南财赋恐难遽达京师。”

这是明孝宗登基以来遇到的最棘手问题，他召集大臣每天开会研究处置措施。如此严重的河患吓破了一些大臣的胆，有人认为河不可治，治河是白费工夫；有人认为应用陆挽代替水运，这样虽增加了百姓负担，但可保无虞；有人认为应恢复元朝的海运路线，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即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其理由有二：一是1艘海船可运粮1000石，可当河船3艘；二是河运运费比陆运省30%，而海运运费比陆运省70%，海运虽有漂溺之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

明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刘大夏根据大量实地调研资料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治河方案：“黄河下游地势西南高阜、东北低下，这是黄河在下游频繁决口冲决运河的主要原因。从道理上讲，应该在上游分杀水势，但是黄河水量与运河比较要大数十倍，因此就目前而言‘分流’难以施行。黄河在河南所决的口门，溃水势若建瓴，立即‘堵口’也难以施行。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在黄陵冈（在今山东曹县）附近还保存有以前修的南北堤防，可利用率在70%左右，而贾鲁故道尚未泄水。因此，我的治河方案：一是修整这些堤防，同时堵塞运河东注决口，将运河与贾鲁故道连通使下徐州，由淮入海。二是在张秋南北各修1道滚水石坝，俱长三四十丈，中间砌1道石堤，拟长十四五里。如果运河水大，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如果夏秋水涨，船只可以绕开运河，而从贾鲁故道径达张秋北上。也就是说，暂时利用黄河溃水以济漕运，但从长远看仍然需要汶水接济运河。”

三、忍辱负重苦支撑


刘大夏避开了实施“北堤南分”，仅提出了保证漕运的临时方案，原因有三：一是明孝宗命他治河以漕运为先；二是黄河大水尚未全退，不便施工；三是河南、山东连年灾荒，仅山东已发放赈济粮200多万石、银50多万两，即便如此，仍然遍地是饥民。

时人称赞刘大夏“忧民如有病，对客若无官”，可见其为人品格。他在提出临时方案的同时，指出：“如果按照此方案治河，未免劳民伤财。今山东等处荒歉之余，公私匮乏，人夫尚可以工代赈，但财用无从取办，只能由中央统筹解决。”

明孝宗接到刘大夏的奏疏，多次与大臣商议仍然难下决心，一方面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治河，以后京师的粮食供应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他也清楚举全国之力治河，若胜则皆大欢喜，若败则后患无穷。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巡按河南御史涂升又来了奏疏。涂升再次提出“北堤南分”、大修河工的思想，说出了刘大夏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涂升指出：“今京师专藉会通河岁漕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因此，当今治河大计：一是大力疏浚以前黄河由涡入淮故道，如此则黄河下游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二是必须在黄河北岸修筑堤防，应以黄陵冈上下旧堤为基础，考虑黄河下游河道形势,补筑无遗，导黄入淮，由淮入海，如此则张秋无患，漕河可保。”并建议：“皇上要给予刘大夏充分信任，在归德（今河南商丘）或东昌（今山东聊城）建立办公场所，让他居中裁决。”

从涂升的奏疏不难看出刘大夏的窘况：大兴河工，缺少财力，小修小补，又无济于事；漕船过不了会通河，被漕运衙门告上朝廷；摊派多了，又被地方衙门告上朝廷……他受着上下左右的夹板气，还要没日没夜地为治河东奔西走。

这天，刘大夏把河南按察司佥事张鼐找来说：“如今已经入夏，但咱们送到北京的漕船寥寥可数，怨谤腾起，而迟迟不见朝廷对咱们治河计划的批复。黄陵冈为张秋来水之源，治河必须堵塞黄陵冈决口，但要塞黄陵冈，必须先在北岸疏浚孙家渡（在今河南郑州）。因此，我派你带兵七千赶赴孙家渡，务必疏通分水河道，为堵塞黄陵冈决口创造条件。”张鼐看着刘大夏冷峻而消瘦的面容只好应承下来。

张鼐等还未出发，忽报刚堵塞不久的张秋口门复决。刘大夏来到口门处，只见水浪滔天，有人悄声说：“这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刘大夏怒道：“黄陵冈！张鼐，你先随我去黄陵冈查勘水情。”刘大夏一路查勘，夜宿黄陵冈工棚。

次日，刘大夏正与张鼐商议治水事宜，有人来报：“皇上已命御马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来张秋，与都御史一起莅事治河！”刘大夏闻此大喜。

四、借东风乘势而上

原来李兴和陈锐都非平常人。按照当时的政治体制分“内廷”和“外廷”两个官僚体系，御马监就是“内廷”的兵部，其太监在内是皇家保镖，在外则是皇帝监军。明孝宗命李兴来张秋还带着宫廷画师，随时将河势变化、重要工程等以图画形式上报，不啻皇帝亲自驾临。陈锐是明朝漕运制度开创者陈瑄的后人，担任漕运总兵官14年，是个懂水利技术的高官。

明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李兴、陈锐来工地后，辛苦了1年多的刘大夏被降为“三把手”，别人都为他鸣不平，他却暗自庆幸，这是为何呢？原来这两人手中的权力给他治河带来了转机。以前河南老百姓拿着刀叉棍棒守候在黄河边，一见山东这边修筑贾鲁故道堤防，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前玩命打闹，以至于增筑贾鲁堤有名无实，李兴派锦衣卫到河南，老百姓不敢再阻挡筑堤；以前刘大夏调动地方官银、官粮费尽口舌，但没人听，李兴一到，河南、山东等地一下子就送来官银3万多两，拖欠多时的役夫口粮也按每夫每月4斗5升（约合135斤）计，由附近州县预备仓粮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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