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背后的故事，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海伦

海伦与丈夫埃德加·斯诺。

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关于长征，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延安是我的地盘”1937年4月30日，在美国人菲奇（右一）的帮助下，海伦终于见到了红军。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海伦与朱德。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1979年，海伦将毛主席42年前写的亲笔信交给首次访美的邓小平。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全中国的红军，都穿上了南京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服，连朱德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海伦询问了很多人，对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有什么想法。“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回答，包括海伦的小警卫员。但在他身上，海伦还是看到了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情感。 8月29日，海伦在笔记本里记录下这样一幕:“我看见我的警卫员，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拨弄着新发的国民党军帽，搓着那颗资产阶级的青天白日搪瓷帽徽。毫无疑问，他正在回想那颗破烂的布红星——他从江西戴着它经过了长征；当它脱线后变得无法辨认时，他又用自己可爱的手指重新缝好……”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主席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精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警卫员只吃小米饭，但每天晚上都为海伦做蛋羹和瓜菜汤。所有的食物都是花钱买的。海伦注意到，战士们即便只用几分钟老乡的炉灶，也要向老乡付钱。“他们在离开时总是把住处打扫得同来时一样干净——甚至更干净。不管他们因为小米不够吃而多么饥饿，也没有人想去抢劫路旁的果园或菜园。”对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有战斗力，海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主席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主席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主席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当然，这是后话。 1937年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火车即将开动，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站在车厢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使劲低着头，沉默不语，不让人看见他的眼泪从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此情此景让海伦也十分动情。多年后回忆起当日场景，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在那一刻，海伦立下心愿:决不做任何损害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事。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临走时，海伦不顾埃德加的反对，硬是收拾了40多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文稿和资料，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珍贵…… 他们回到了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和客观报道红色政权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包括斯诺、詹姆斯·贝特兰、史沫特莱、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贵的客人，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与礼遇。 1970年，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在那次重返中国的旅程中，他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站在毛主席的右手边，与主席谈笑风生；他美丽的妻子则站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出神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腾。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伦。此时，海伦正独自一人呆在麦迪逊镇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埃德加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那年，海伦42岁。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对于那份失去的爱，海伦心中到底有多少遗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但海伦在其晚年回忆录《旅华岁月》里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视为她对自己与埃德加之间那段情缘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 “一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那年秋冬之交，金坚范陪着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他清楚地记得，临别时，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据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海伦死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惟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10月23日本期作者：侯健美

《西行漫记》背后地故事，真正到过延安地是斯诺夫人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