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陪读失聪儿子,“同桌妈妈”16载无声母爱感动中国

　　一场高烧让爱子坠入无声世界，“疯狂妈妈”辞职和儿子做“同桌”陶艳波一家接受颁奖

　　陶艳波与丈夫杨德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秦皇岛工作。1992年，她生下了儿子，并给儿子取名乃彬，儿子的诞生也承载着陶艳波和丈夫对于美好生活最完美的向往。

　　1993年，陶艳波和丈夫带着八个月大的儿子回老家齐齐哈尔探亲时，儿子经历了一场高烧，高烧过后，陶艳波发现，无论在儿子周围怎么拍手，他都没有反应，夫妻俩连夜带孩子去了医院。没想到，儿子被一场高烧变成了重度神经性耳聋。

　　为了给儿子治病，陶艳波和丈夫跑遍了全国各地十几家知名大医院，但诊断结果都是：你们的孩子耳神经已经坏死！

　　“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孩子的最佳语言期为0-7岁，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他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的医生一语惊醒梦中人。那位医生告诉陶艳波，北京一家聋儿康复机构提供专门针对聋儿父母的培训。

　　学唇语几乎成了陶艳波唯一的希望，在众人的不解和惋惜声中，她毅然辞去铁路疗养院的正式工作。辞职的当天晚上，从不写日记的陶艳波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彬是我终生的职责。”

　　在北京那家聋儿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陶艳波一个人是聋儿家长，其余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陶艳波每天上课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一个月的突击训练便掌握了唇语的基本要领。

　　回到家里，陶艳波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儿子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她坐在小板凳上，让乃彬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母子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高度，她把儿子的一只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面，以便感受她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儿子看着她的口唇是怎样发音的。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虽然陶艳波每天对儿子说的话很多，可每天的希望却总是变成失望，陶艳波没有放弃，她相信只要坚持，总有铁树开花的那一天。

　　痴心人，天不负。陶艳波的执着和坚韧终于换来了奇迹的出现――

　　小乃彬4岁生日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他伸手想摸摸，却怎么也够不到，一瞬间，他突然鬼使神差地回头，望着陶艳波喊了一声“妈妈”。

　　为这一声呼唤苦苦等待了三年的陶艳波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丈夫：“孩子他爸，你快来听啊，我们的儿子会喊‘妈妈’了！”从那以后，陶艳波更加耐心地教儿子唇语，小乃彬进步迅速。

　　转眼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陶艳波做出一个决定，带小乃彬回老家齐齐哈尔上学，她准备做一个“陪读妈妈”，让孩子去正规学校读书。当时很多亲戚觉得陶艳波疯了，陶艳波却坚持认为聋哑学校没有语言交流环境，如果儿子到了那里学说话就更难了。

　　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名，尽管她认为儿子能够说话，但面对一个没有听力，语言表达含混不清的孩子，校长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眼看时间已近9月初，适龄儿童都已入学，事情才终于出现了转机。有一次，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说情，虽然小乃彬听不到校长在说什么，但他看懂了校长的表情，便拿起画笔，在纸上画了一幅家乡公园的宝塔，用含混的发音对校长说：“学校里你最大，如果你让我读书我就有学上，不然我就永远没机会读书了。”

　　儿子小小年纪竟能说出这番话，让陶艳波大吃一惊。校长被小乃彬的求学欲望打动，终于答应了母子的请求。不过，校长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孩子耳朵听不见，咋听课呢？

　　校长的疑问也是陶艳波的心病，那天晚上，她一宿没睡，思来想去，终于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恳求校长同意自己跟孩子一起上学，自己来当孩子的“耳朵”，校长同意了陶艳波的请求。

　　课堂上，杨乃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为了不挡住后面的学生，陶艳波从家里拿来一个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儿子旁边当他的同桌。陶艳波上课时特别忙，一边时时“掐”儿子，让他别走神;一边忙着记笔记，把老师讲的东西尽量多地记下来，为的是回家讲给儿子听。

　　让陶艳波欣慰的是，自己的功夫没白费，儿子学习特别刻苦，成绩出人意料的优异，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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