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的虚伪和困局

　　美式民主的虚伪和困局　　国内很多人因为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国，所以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自由、民主和平等。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平等。　　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背景下，用钱购买政治话语权成为美国社会通行的规则。“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其实是“钱主政治”当道。　　美国竞选表面上具有公平性，好像谁都可以自由参选、公开竞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花钱如流水的竞选过程，实质上制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经济门槛”：如果没有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候选人就养不起竞选团队，打不起竞选广告，更不用说竞选旅行和造势集会了。　　所有的传播渠道都要用大价钱来购买，否则根本没人知道你是谁，谈何为你投票？　　图1: 2016美国大选的选举经费支出。上为希拉里，下为特朗普。单位：百万美元　　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部“钱主政治”的生动教科书。美国民主的“经济门槛”到底有多高？如图1所示，自2015年1季度起，希拉里竞选团队每个月的支出在200万-600万美元之间，19个月的累计支出高达6000多万美元。而且这还只是希拉里“嫡系”竞选团队的开销，其他五花八门后援团队“义务”为希拉里做宣传的费用还未计入在内。　　这么多竞选资金从哪里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时代华纳集团和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都曾为希拉里“慷慨解囊”，捐助的竞选资金在2016年6月就已达2亿美元，为希拉里的选战提供了充足的金钱弹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开销少于希拉里团队，不过这是坐拥7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特朗普自掏腰包。所以，要想在美国政界出人头地，要么自己腰缠万贯，要么找到腰缠万贯的财团捐助，才有可能跨过“经济门槛”。　　图2: 史无前例的特朗普“巨富内阁”，17位阁僚的身家总计145亿美元　　在“钱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竞选赢家总要给予捐助人丰厚的利益回报，以换取他们的长期支持。　　例如，小布什在2000年当选总统后，至少24位顶级赞助人或其配偶当上了美国大使，其中大部分获得被派往欧洲国家的美差。至少57名赞助人或其配偶被任命到一些拥有实权和资源的政府委员会。　　还有3名主要赞助人进入了内阁，他们是商务部长埃文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国土安全部长里奇。“投桃报李”并非共和党的专利：克林顿在第一个任期也任命了5名10万美元以上赞助人担任驻外大使。美国法律为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利益输送留足了空间，这恰恰是合法的腐败。　　“钱主政治”下的竞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赌博，获胜的一方会按照下注额进行“分红”。　　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不过5万4千美元，巨额选举经费对工薪族来说是个天文数字。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额，更使“钱主政治”登堂入室。接受巨额捐助的政客变成财团的代言人，而腰缠万贯的巨富从来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思考问题，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真正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美国政客很善于自我包装，竞选时总要刻意表现自己关心普通民众，但是胜选之后却说一套做一套。奥巴马上台之前信誓旦旦地声称，绝不允许游说集团继续干预白宫的决策。可是上台之后，他却为许多捐助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提供了内阁重要职位；至2014年，已有多达70名游说客进入奥巴马的班子。当年的慷慨激昂，哪里抵得过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易？　　特朗普的“健忘症”则更为严重。他在竞选时多次强调自己关心普通美国人的工作和收入，曾批评华尔街和大银行，并誓言要扫除政客利益输送的不正之风。可是胜选之后，他却组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富内阁”：2016年12月特朗普已经公布了17位阁员的提名，这17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美国1/3家庭财富总和。对于美国媒体对此的批评意见，特朗普反倒感到理直气壮：“一家报纸指责我不任命那些身家平凡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想要那些已发家成功的人！”　　“普世价值”的漂亮包装无法掩饰美式民主的虚伪：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主要限于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人民群众对选举产生的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无法约束其执政期间的行为。资产阶级和政界之间的利益输送广泛体现则封官行赏、政策倾斜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正因为在台上的政客极少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才会使政治成为一门生意。　　美式民主能摆脱这种虚伪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这种虚伪正是资产阶级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掌权者实现了全面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的途径就会被彻底切断；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扶持代理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岂不是要出现动摇？所以说，对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恰恰是资产阶级故意设计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美国政坛被游说集团掌控，司法演变成金钱的博弈，优质高等教育需要高价购买，这些不平等使得统治集团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成为受害者。消除政治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经济不平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富可敌国的寡头，就没有人能用大量金钱影响政局和司法；公有制经济支撑下的国家财力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向公众平等开放。　　然而，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必然触碰到“普世价值”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美国的现行体制决不允许改变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初级分配方式。由此可以预见，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打破美国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困局。“普世价值”营造的政治平等的假象，将愈发难以掩盖严峻的经济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美式民主的民意基础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蚀。　　虚伪而弊病丛生的美式民主显然不应该是中国的选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早已为我们指明了国富民强的道路——那就是宪法中的人民民主。列宁在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政权应将政府官员置于人民群众的时刻监督之下，从制度上防止他们侵害群众利益。列宁的构想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行合一”政体：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行政和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组织、对权力机关负责，接受民选代表的监督。超越美式民主的出路正是完善人民民主：　　· 必须维持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并且充实权力机关的权力和职能。　　· 必须实现对公务员群体的“全天候监控”，这要依靠权力机关、监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 必须彻底切断商界对政界的权利输送，使选举不受候选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人民民主才不致出现蜕化变质。　　所谓的美式民主：实则是金钱下的政治　　美国民主遭遇困境(之三)　　《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05版)　　美国民主怎么了？一向被标榜为西方民主制度范本的美国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美国民主从炫耀对象变成问题本身，其经济基础、运行模式、对外政策均暴露出弊端。本版约请4位外国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民主进行分析，敬请关注。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审时度势)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　　《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05版)　　近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诸多举动。美国政府先是频频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同时又发布了多份主张对中国采取对抗战略的文件，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等。中方需要及时进行分析，探寻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并掌握类似活动增加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美国政客为例便可以看出，所谓“美式民主”并非完美。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其宣称的民主有着巨大差异。而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这种双重标准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都属于内政。而美国则声称，所有国家都必须符合“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宣言大相径庭。　　美国直接介入他国、颠覆民选政府的行动，更能说明美国的真面目。美国官方曾经承认在伊朗参与了推翻民选政府的运动，而美国参与颠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现实，都证明了其目标并非“民主”。那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近期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说道：“美国应当把维持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作为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其提出的概念并非各国平等，而是“使美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点”。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不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而这迫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对待中国。对于一些国家，美国可以进行侵略战争，而对中国则无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23%，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中国经济总量便会与美国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　　这些事实明确显示，美国的“对抗主义者”反对中国并非因为中国没有遵从所谓“西方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虚伪”而已。他们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中国的繁荣昌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刘仰知翻译)　　对内对外采取双重标准　　不平等持续扩大(大势所趋)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高级研究员鲍里斯·古斯列多夫　　《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05版)　　美国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里，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带来的福利，明显暴露出重大缺陷。　　国际学术界对于“民主”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一般都会认为民主政体须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今天，美国民主模式在这些领域正面临困境。　　美国垄断了对民主、人权及其遵循标准的解释权，指责其他国家违反民主和人权，以所谓不民主为借口质疑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试图告诉其他国家如何构建民主和保障人权，这种行为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同时，美国还明显违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则，导致其自身面临严重问题：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限制公平选举，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跨国应用美国法律，不当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未经指控无限期囚禁被关押者，酷刑以及在监狱施行超出法律允许的行为等。　　而且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9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6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对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权的保护是发达国家中最弱的。过去十年里，美国没有批准任何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一些重要问题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险、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视。美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种族划分时尤其明显，并且差距在持续扩大。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在美国，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认可的，这就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由于这种选举制度，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　　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竞选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活动，所以竞选资金的来源至关重要。政治学家一直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美国历届总统竞选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因此，一般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更有权势的阶层则越来越接近政府，这种情形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了民主。富裕阶层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扩展其权力，这使得美国成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一直指责中国不遵守民主原则，但事实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展示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权利的决心。这首先表现在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减少社会不平等和让更多百姓摆脱贫困。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从乡村到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有序更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与施政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并不寻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相反，他们着重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并警示其他国家不要直接复制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模式远未臻完美，中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并不隐瞒这些困难，而是公开声明采取解决措施。这将有力保证中国沿着既定道路前进，解决途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顺利实现预定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周小林翻译)　　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着普通大众　　“寡头政治”损害民主价值(势所必然)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研究员保罗·杜阿特　　《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05版)　　在美国，以具有可实践性的理念为基础且受到市场这一无形的手自动调节的民主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给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带来不稳定生活、失业乃至让他们苦苦求生的各种投机活动、金融泡沫、次贷和债券。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不能任由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的经济领域中，并对这些经济领域进行干涉。当然，这种干涉仅仅是互补的和有益的。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希望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如果将美国民众完全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生活中脱离开来，那将会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维护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式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有学者已经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过去这几年，当全世界，包括美国，因为俄罗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而习惯于将俄罗斯称为“寡头政治”时，很多人还并不太愿意接受对美国民主的这种说法。　　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这一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式民主一直被誉为是西方民主的范本。确实，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包括1779份政策资料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很欣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广泛的公民权利，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机构或者富裕阶层控制，那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游说活动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论并非无根无据，甚至有些人希望报告里的情况成为现实。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满了各种游说团体的活动，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寡头制和游说团体也很令人担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湾战争，就是贪得无厌的游说团体为了能源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带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威廉·富布赖特的《权力的傲慢》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力量理解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们会认为他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有着国际任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将其他国家带离“黑暗”。因此，他们会在善恶之间建立一个二分法并用此来支配他们的外交政策。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没有寡头政治，没有财阀统治。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理解丘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试验场，并且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坚定地认为，如今美国的寡头政治恰恰是全球范围内战争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原因。(展腾翻译)　　美国民主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制度　　照搬照抄行不通(适势求是)　　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尤科赛尔·戈迈兹　　《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05版)　　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这一论调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从欧元区到拉丁美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到新西兰，或是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到非洲和亚洲，都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主”一词还没有合适且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给全球带来了福利提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例子是最好的体现。但我们仍需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得益于自由贸易原则。　　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最佳制度，其他国家简单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万事“切不可以偏概全”。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社会收入不公平、社会安全隐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也面临着多方挑战。必须承认，美国企业的大量研究和创新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出美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了。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不断调整名义利率，以适应经济的稳定运行。而制定合适的名义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决策中的难点。冷战结束以来，过去7年中美国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国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通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基本资源合理配置到铁路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国的繁荣之路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的繁荣也不是建立在所谓“帕累托原则”之上，依赖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反，满足个人需求，促进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纯粹的自由经济制度更优越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表现并不如我们一直以来所信赖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混乱让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对市场的长远规划和指导。无论是中央计划，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还是二十国集团合作，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呢？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将会变得清晰明朗。中国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被视为中国帮助实现全球福祉提升的关键信号。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有效资源分配中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同时以其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种能力得到最佳运用，那么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去等待结果和正确评价。我们身处于一个竞争世界，一国表现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总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借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臧舒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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