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 作为启蒙良药的“休养生息”

发布时间：2023-02-19 00:15:04

休养生息作为启蒙良药的“休养生息”一般而言，对于汉代君王，我们会想到以赫赫武功而确立华夏民族之独立自强地位的汉武帝，确实，逐匈奴于大漠，成就一代帝皇勋业，又有几人能超越“秦皇汉武”？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汉文帝这个人物的价值也值得关注，因为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其实不仅是一种应时治世的政策，而且包含了极大的东方式智慧，这就是黄老之术的退让恬淡。十九世纪最杰出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Ernst,1864—1880）曾说过这么一段至今发人深省之语：“今各国见识浅陋之人，最喜得各项新巧之器，若与之谈道理，则觉味如嚼蜡，听之则欲寐。此等人但知爱物慕物，如异端之杨朱，彼其以为物可以养身，物可以徇欲，故逐物而遗其理，实己亦是一物，是以物养物而已，可知人从杨朱，徒为己而爱物，必至纵欲而败坏人伦。今中国人多拜孔子而不行其言，惟从杨朱之爱物，所以多纵欲败度耳。如此者，不特中国人为然也，西国博士亦有专务博览，驰逐于物之中，竟忘心性之理，如杨朱之溺于物者。然又有人见理不真，从墨翟之教而徒欲利人者，在浅见者观之则以为甚善，胜于杨朱也，而不知其不能利人，害实随之。”解释其原因在于：“墨子虽欲利人，实徇人之欲而不以理化人，利之而反害之，正不如耶稣之以理爱人而戒人之从欲也。”（《自序》，载[德]花之安：《自西徂东》，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二年版,3页）那代西方传教士的学养让人艳羡，他们对中国文化源头部分的采集辨析，都能够洞穿表象而试图直达本质，虽然他的传教目的很明白，最后往往是落入到基督教的优越性上去，但其对中国文化若干深层问题的烛照，则相当有启发。譬如，此处对物器与观念相悖的论述，确实是高屋建瓴，可圈可点。对杨朱、墨翟的比照分析，也同样发人深省，两者的目的都在予人以利，但取径不同，效果欠佳，都在远离孔子之道（取第1页共9页
义）。有趣更在于，孔子之为后世接受，也多半成为一种偶像式的接受，中国人敬其人而不行其言，所谓“阳奉阴违”是也。何以然？根本仍或在于，能见到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者为高明（以下论述线索参见《近代商人义利观的变化》，载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90—109页）。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进入到与现实中国生存密切相关的阶段，因为一马当先进入中国的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和炮舰护航。于是利益竞逐以一种更加赤裸显白的方式进行，所谓“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皆本于学战”（《与同志书》）。郑观应所提炼的“心战”概念，其实也近于“学战”：“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无事不学，无人不学。”（《商战下》）这样的战争，不但在现实中通过暴力军事战争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且推延及文化观念层面竟然也以如此简单之战争观视之。谬也。儒家这条线索对义利关系处理很明白，孔子最明白的一句话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义利作为道德原则针对的两个道德群体君子—小人。孟子似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强烈的对立观：“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有些过于唱高调的感觉。其实，这并非是介入场域的最佳策略，甚至会将论题一下子限制在纯粹的道德层面上，而不具备可操作性。倒是荀子，对此问题的阐述更为客观与高明：“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第2页共9页

休养生息 作为启蒙良药的“休养生息”

推荐内容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