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膑形象

摘要: 孙膑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文学家，然之前由于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唐以后更是无史料可寻，所以引起后世不少人质疑此人的存在，认为孙膑就是孙武，直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沉寂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才打破了这一历史误会。由于身份不明，古代关于孙膑的形象，更是少人问津。本文今以汉代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介绍为主，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孙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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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字伯灵（山东孙氏族谱中记载，另有一说孙膑原名孙宾，遭膑型后改为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乃兵圣孙武之后，生于山东齐国阳谷、鄄城一带，其生卒年不详，据钱穆先生考证，其生活和活动年代大致在前380~前320年左右，“大致是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人，与商鞅、孟轲同时”。孙膑一代兵圣，他的形象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数人述之以“仁厚机智、重情义、足智多谋”，也有少数人鄙之以“狡诈记仇、同门相残、城府深”，然一个人的形象及其性格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于其历史社会背景下，不同的角度能看出不同的孙膑，绝不是单纯的善与恶能划定，孙膑之所以成为孙膑，是他所处时代使然，他的经历使然。

一、志向宏伟，清醒有远见

孙膑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值三家分晋后踏入战国的七雄大争之世，此时也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崩溃而封建制度崛起形成的时代，各国或变法或整肃兵吏，互相攻伐，无不以灭六国统一天下为目标，而各国士子们纷纷周游列国以求施展才能。春秋时期宋襄公讲“仁义”而遭败亡的事实让孙膑年轻时即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礼崩乐坏、尔虞我诈的战乱社会中，想要靠孔子所推崇的“仁义”定天下已经是绝对不可能。弱肉强食，强国战胜，则可以存国而继绝世，弱国战败，则只能割地求和甚至国亡而宗庙毁。军事服务于政治，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战争取胜，才能终止这种乱世而拯万民于水火之中。所以出身将门的他年轻时即非常重视兵法和谋略的修习，立下志向要为结束战乱而贡献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卓越的远见和意识，孙膑才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人，故而后来在学习兵法时，他摈弃了春秋时期的古老作战方式，形成了自己新的符合新时代战争的军事目的和军事思想。

二、冷静隐忍，身残志坚

世事总会不一帆风顺，欲成大事者，自身必需具备坚韧的品质。正当孙膑学有所成，对兵法谋略有新的见解并出山来到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想要在此施展抱负时，他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场重大挫折和打击。原来，在孙膑之前，跟孙膑一起拜师修习兵法的同窗庞涓就已先到了魏国并在魏惠王麾下当了大将。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庞涓深知自己能力不及孙膑，所以暗中叫人召唤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膑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庞涓妒忌孙膑的才能，胡乱找罪名陷害孙膑，并以法刑断孙膑双足而黥脸。孙膑尚未施展才能即被同窗妒忌陷害而遭受“膑刑”，成了一个瘸子。这对一个胸怀抱负的军事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受到这样的刑罚是极大的耻辱，而像这样的残废之人基本上是不能进入仕途的，所以在后来桂陵之战时齐威王欲以孙膑为将，孙膑自己就说了“刑余之人不可”。双足已膑，再不能驰骋沙场，孙膑遭遇为将者最耻辱的挫折，然孙膑遇辱不屈，壮志未泯。他是一个遇事冷静的人，他明白自暴自弃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小不忍则乱大谋，经过冷静思考和分析，他深知有庞涓在，魏国不会有他施展军事才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并且继续留在魏国将十分危险。所以他选择一面隐忍，一面伺机自救，终于在一次齐国使者出使魏国时，孙膑借机暗中与齐使相见，说服齐使运载自己回到故国。

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齐桓公和管仲的“尊王攘夷”，称霸天下。在那乱世当中，齐国可以说一直都是一流强国，经济基础好，并且历来贤臣明君都比较多，而稷下学宫使得齐国向来有尊贤的美名。孙膑一来到齐国即受到了齐国大将田忌的赏识和款待。齐国是孙膑的鱼水之地，在这里，孙膑把自己的才能尽情的施展开来，留下了“田忌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流芳千古的经典事迹。

三、善于观察分析,“诡”而有道

身处乱世之中要实现自己伟大的理想，是需要极大智慧的。孙膑能在百家争鸣、智者辈出的年代有一席之地，他善于观察分析，足智多谋的特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孙膑机智善谋，屡出奇策，他看问题很透彻，一下就能切住问题的实质核心。在《史记》给我们介绍的田忌赛马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分上、中、下三等，田忌身为大将，同等级的马总比齐王的马要差一些，这导致每次赛马时都是齐王赢。赛马就好比战场拼杀，田忌等传统将领只会遵照既定传统战法，以上等马对敌方上等马，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硬碰硬，如此赛马，定然每次都败北，但是，败北多次的田忌却从未想过问题的关键。而孙膑看事情的角度则不同，善于观察的他察觉了田忌与齐王的马相差不远，观战之后，他便看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经过分析，在一次赛马完之后，对田忌说“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听到孙膑的话后下了千金再与齐王赛马。《史记》“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马是同样的马，只是把出场顺序改变一下，田忌立即扭转了长期以来一直赛马败北的现状，赢了齐王千金。如果说田忌为将所用的策略为传统对阵策略，那么，孙膑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策。“田忌赛马”事件中看似简单的战法，从前却从来没人通晓过，能有如此精妙的军事运筹正是因为孙膑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分析力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

所谓“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孙膑的足智多谋，在性格品质当中则体现为一个“诡”字。孙膑之“诡”，诡而有道，他不像庞涓，庞涓仅因妒忌孙膑才能恐其贤于己，即设计陷害孙膑，如果说庞涓的“诡”为狡猾“诡诈”，那么孙膑的“诡”则为兵者“诡道”。孙膑的“诡”多体现在受害后自保和用兵之上。在魏国遭受“膑刑”，被庞涓所忌讳，孙膑低调隐忍，麻痹庞涓并使其大意，最终阴见齐使以自救。桂陵之战中，史载“齐威王欲将孙膑”，孙膑以“刑余之人不可”拒绝，因为孙膑知道，一个遭受过罪行的残废之人为将，是不能服众的。且以孙膑之才，又与庞涓同窗，孙膑为将必定使庞涓有所警惕，而田忌为将，孙膑自己为军师，则既可以起到麻痹庞涓，使魏军放松警惕，自己又可以在幕后谋划，设计取胜。可以说，孙膑能成为一代兵家，他的这种“诡”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

四、必攻不守，深谙韬略

孙膑一生，主要活动在齐国，其记载于《史记》上的主要事迹便是“田忌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司马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的千古军师形象。桂陵和马陵两场战争，均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大仗，它们最终确立了七雄的战国格局，同时也成就了一代兵圣孙膑。《史记》记载“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汉书·艺文志》也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中《齐孙子》指的就是孙膑的《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于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它证明了孙膑此人的存在，也为了解孙膑及其兵法提供了线索。

《史记》记载“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孙膑作为当时兵家的佼佼者，在战争日趋频繁残酷、社会秩序剧烈动荡而面临大变革的新时期，他的兵法提出了与以往兵书完全不同的符合新时代的军事战争观点。在战争观问题上，《孙膑兵法·见威王》中，孙膑明确提出“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他认为战争需做到有委有义，事备而后动，并强调“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通过“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等历史事实论证了战争是除暴乱、禁争夺而巩固、统一政权的必然手段，明确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道理，他认为在七雄并立的战乱之世“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却想通过“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来达到“禁争夺”的目的，先贤尧舜并非不想如此，而是实在不可得，所以才“举兵绳之”。在对战争的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孙膑在《孙膑兵法·强兵》中还指出了“富国”是“强兵”的前提，只有富国强兵，才能保证国家战胜而强立。

在军事作战方面，孙膑把“因势诱导，必攻不守”作为自己的用兵原则。《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中说到“孙膑贵势”，这并不是说孙膑擅长依靠势或者以势压人，而是说明孙膑善于把握局势，善于在“任势”的基础上“造势”,即借助既定的客观情势创造和争取有利自己的作战态势。在《史记》记载的马陵之战中，孙膑曾对田忌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因势诱导”就是孙膑贵势的核心。另外，在《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孙膑否定了齐将田忌所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应为“兵之急者”的看法，把孙武提出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思想浓缩提炼，道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的高论。所谓“必攻”，是指坚决主动进攻；“不守”则是指敌人防御虚弱的要害之地。如果认真考察孙膑的事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孙膑的军事谋略核心，“因势诱导，必攻不守”的思想贯穿了孙膑平生所指挥的桂陵、马陵两场重大战役。

桂林之战在《史记》中的记载精简，《孙膑兵法》出土后此战的作战过程在《擒庞涓》篇中得到补充，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围攻邯郸，率兵八万在茬丘驻扎，赵国求救于齐，第二年齐国决定出兵救赵，派田忌为将率兵八万抵达齐魏边境与魏军对峙。面对齐军大兵压境，庞涓不屑一顾，又率兵攻打卫国，田忌等传统将领就想马上引兵赴赵、卫与魏兵进行决战，而孙膑却认为不然。他一眼就看清了当时战局形势是“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与其直接引兵赴赵而让魏兵以逸待劳严阵以待，不如围魏救赵，威慑敌人，掌握战场主动权，然后半路设伏击杀魏军。因其势孙膑建议田忌“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迫使魏兵回援自救。为了迷惑魏军，孙膑虚实结合，指挥齐军南下攻打平陵以“示之疑”、“示之不知事”，以轻车西驰梁郊，分兵纵之以“示之寡”，激怒庞涓并使他弃辎重，兼程回援大梁。孙膑通过攻打平陵和西驰梁郊等虚招，掩盖了隐藏于无形的伏兵于桂陵的实招，最后在桂陵击败魏军，达到了“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的目的。同样，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再一次运用了“围魏救赵，必攻不守”的方法去解救韩国。在魏将庞涓去韩而归后，为了引诱经桂陵之战后而有所警惕的魏军，孙膑依“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之情势，结合“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的兵法，巧妙的运用了退兵减灶计迷惑魏军，使得庞涓大喜并率领轻骑“倍日并行逐之”，最后在多阻碍而狭窄的马陵道设伏一举击溃魏军、擒太子申，就连庞涓也自知智穷兵败，留下“遂成竖子之名”的话语后自刭而亡。孙膑以此两战，论证了自己“因势诱导，必攻不守”的军事思想理论并确立了自己在兵家的地位。孙膑深谙兵法并能将兵法融会贯通，用兵虚实结合、知己知彼料敌计险，他的谋划尽善尽美堪称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五、结语

孙膑性格中交错着“仁”与“诡”的品质。他知用兵之诡，却不知人心之诈。他以“仁”立身，但被庞涓陷害，遭受“膑”刑，他谋用诡道，料敌计险，却成了一代用兵之圣。诚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孙膑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出众的才能，最终抱负施展，成就了一番伟业。他是一个志向宏伟，清醒有远见的时代新人，一个遇事冷静，身残志坚的顽者，更是一个善于观察分析,运筹帷幄的智者。唯此倜傥之人，他的事迹将流芳百世，他的兵法将永远启迪后人。

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