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危险犯及其结果加重犯关系新解读—以刑法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的关系为例郭　利　纱＊　　　　　　　　　　　　　　　　　　　　　　　　　　　　　　　　　　　　　　　　　　　　　　　　　　　　　　　　　　　　　　　　　　　　　　　　　　　　　　　　　　　　　　　　　　　　　　　　　　　　　　　　　　　　　　　　　　　　　　　　　　　　　　　　　　　　　　　　　　　　　　　　　　　　　　　　　　　　　　　　　　　　　　　　　　　　　　　　　　　　　　　　　　　　　内容摘要：刑法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之间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第１１４条包含具体危险和轻实害结果两种情形，两种结果在规范上均属于具体危险犯。第１１５条第１款包括行为人对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均属于结果加重犯。第１１４条既遂的标准是危险状态的出现，着手的标准是出现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着手认定与实行行为可以分离，第１１４条有犯罪预备、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没有犯罪未遂，也没有犯罪既遂后的中止，具体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中止的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第１１５条第１款的严重实害结果是加重的犯罪构成，与第１１４条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共同构成量刑规则，在法定刑的选择上量刑规则起决定作用。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未遂时，适用第１１４条犯罪既遂。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中止时，适用第１１４条犯罪既遂，同时将中止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关键词：具体危险犯；结果加重犯；既遂；未遂；中止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０７６（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０６-１１DOI: １０．１９５６３／ｊ．ｃｎｋｉ．ｓｄｆｘ．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１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１１４条规定的放火罪等是具体危险犯，第１１５条第１款是相同罪名的加重实害犯。我国刑法理论对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严重混乱，产生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是我国刑法理论本来就对具体危险犯是否存在预备、未遂、中止等问题存在争议；①第二点是源于法律规定的两个特殊性：一是特殊的分离，将同一罪名的不同形态规定在两个独立的条文中，即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共用同一罪名，属于同一罪名的不同形态；二是特殊的合并，第１１４条既包含仅造成具体危险的情形，也包含造成了轻实害结果的情形，第１１５条第１款既包含了行为人对于加重实害结果有故意的情形，又包含了行为人对于加重实害结果仅有过失的情形。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刑法理论上对于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的关系产生了激烈争论，而实务也难以从五花八门的理论争议中获得有益的指导。一、观点与分歧关于刑法第１１４条与第１１５条第１款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三种解读模式，未遂—既遂模式、＊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①参见张明楷：《危险犯初探》，载《清华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１辑；苏彩霞、齐文远：《我国危险犯理论通说质疑》，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３期；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６页；冯亚东、胡东飞：《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刑法目的为视角的剖析》，载《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９期；陈洪兵：《公共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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