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2013级历史系 邓卜强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成为过去，唐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一蹶不振。关于这场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叛乱起因，历来是唐史研究的重点，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众说纷纭。我根据这些见解对安史之乱的背景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安史之乱爆发的有诸多因素，下面我从唐玄宗个人施政和唐后期的社会危机来进行分析、阐述：

唐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求治、改革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生活节俭，去奢省费，开创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使唐出现了的“开元盛世”，但是盛世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玄宗并没有善始善终，曾经的勤于政事、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的唐玄宗到了开元中后期政治上安于现状，不图进取，任用奸佞之臣，生活上失去自检，奢靡腐化，追求安逸享乐，并对神仙符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夭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练习礁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这时的玄宗变得挥金如土，与以前的玄宗大相径庭。自开元二十八年杨贵妃入宫后，玄宗更是沉溺声色，怠于政事，一心纵欲享乐，赏赐无度。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选，又数百人，贵妃姊三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这些都是从民间百姓搜刮来的脂膏，现在只为得一美人笑如此的奢华，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引起的百姓的不满易导致农民起义，激起社会矛盾。

唐玄宗不仅在政治生活上变得奢华腐败，由骄侈心代替求治心，同时在对待边疆问题上变得好大喜功，重视边功，这就导致边将邀功贪赏，无顾挑衅，发动了许多不义战争，例如南诏天宝之战，就是这些不义战争的组成部分。“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又安，财力殷盛。开元已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吞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赐之极，骄矜遂增。”从皇帝岛宰相再到镇将，大家都像中了战争的魔一样，这些不义战争弄的沿边地区不安，内地人心骚动，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国力，是矛盾至于表面化。唐玄宗后期腐败统治，不问政事，奢华的生活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呈现出来，为那些有野心的节度使发动政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帝王的特殊地位，他的思想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帝王可以把一个时代引向繁荣也可以造成倒退，唐玄宗后期施政奢华腐败的统治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除了玄宗个人施政因素外，朝内还存在许多社会危机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在政治上，玄宗后期，朝纲败落，官僚阶级高度腐败，任用奸相，将相不和使朝内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奸佞之相掌权，使吏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堕落，谗佞之风日益猖獗。世谓“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之相李林甫，出入宰相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费尽心思讨好皇帝，最后成了玄宗身边的大红人，为了专固相权，杜绝文儒之臣以战功进而引用藩将，“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人相之源，尝奏曰:‘文

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人相之由。然而禄山竞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李林甫为了自己的权利推荐安禄山等任职节度使，导致最后边防的兵权落入了安禄山手中，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继李林甫上台的杨国忠也是谄佞之徒只顾偱私误国，公行贿赂，妒贤嫉能，依仗杨贵妃而得势，骄纵跋扈，不可一世。杨国忠以谄佞得官，自然也要求别人这样谄媚于他，对不谄媚者一律进行打击和排挤，安禄山正是因为不买他的账，他以私愤多次来激他，让他叛乱造反，来让自己取信于皇帝，这就造成了将相不和，争权夺利，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最终成为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导火线，遂酿成“八年安史之乱”。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奸佞之相在独揽大权，使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是唐后期国家最终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不仅仅是奸佞当道是朝纲腐败，玄宗统治前期广听进谏，鼓励直言，先后重用姚崇，张九龄等贤相，使国家出现“开元之治”盛世，但是到后期玄宗志得意满，其奢侈之欲胜过求治之心，拒谏饰非，洗谄悦媚，重用奸佞之人，听信谄言，许多贤相忠言进谏李林甫明目张胆地进行阻挠并用恐吓手段杜绝言路，闭塞玄宗耳目，他以谄言中伤敢于直言进谏的中书令张九龄，使其被贬自己当上了宰相掌握大权。据史料记载:“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自此，群臣慑于李林甫的淫威，不敢再向玄宗进谏。安禄山叛乱图谋许多大臣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玄宗不予理睬大臣不再敢进言。这谄佞之风使统治者骄奢，以致堵塞言路，用人失误掩盖了危机这就是导致唐后期国事衰颓危机重重的又一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治世盛世，都离不开圣君贤相的努力，而衰世乱世，必定有昏君奸人的作祟。

在经济上，唐前期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农经济日趋破坏和摧毁，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的大地主垄断经济畸形发展和恶化膨胀，王公百官放肆掠夺民田，扩展庄园，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会兼并土地，是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些官僚、宦官、僧侣、地主豪商的掠夺兼并下，唐初期农民的分到的土地，至开元天宝年间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到了破产流亡的绝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为无家可归游民和逃户。《通典》中说：“国家自真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比隋氏。盛唐之迈于两汉，豹箭天下编户合跳元始之简，而名籍少三百余万。”并指出这是因为“所在隐诵之甚也”。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导致政治的腐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吞占大量土地，在政治上也成为掌握国家实权的力量。唐后期政治经济上的腐化还不足以使安禄山发动叛乱，更主要的是在军事上所占的优势，给安禄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发起叛乱。

在军事上，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的终止，府兵制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府兵制的地位大为降低，以致兵士执僮仆之役，备受将领厚待，人们不愿再充任府兵，所以它不能再担当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于天宝八载折冲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除。《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停止上番的事实，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自此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把大量招募的士兵集结在边疆重地，使得边疆集中大量的冗兵，而关中地区的兵员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形成了内轻外重的政策。吕思勉先生所言，“当时，天下兵力，实以西北二边为重，以唐所视为大敌者，实为突厥与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驭之亦较严。朔方、河、陇，多以宰臣遥领，或将相出入迭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硅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通过招募来的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边境的节度使手中。节度使制度正式形成于唐睿宗景云年间，并逐渐职官化，以前的节度使是为了加强边防重地的军事指挥而临时派出的，事罢而省，无自己的辖区，不设官属，只掌管军权，其所辖州、县、行政、财政多由朝廷另派官吏管理，到景云年间的边防要地东北、西北，设置的幽州节度使河西节度使已有固定的镇所，明确的辖区，这意味着节度使在事实上职官化，军事上有重兵的节度使，其权利不断扩大，成为唐朝边防统帅的主职，玄宗先后设置了八个节度使，连同景云年间设立的两个共十个节度使，拥有兵力40余万，而当时中央禁军仅12万人，内轻外重的局面严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割据局面，这些招募来的兵，都是进行过特殊训练的，有优厚的待遇，他们都死心塌地的跟随着主帅，形成以节度使为首脑的军事集团，节度使的职官化和权利不断扩大，官属机构完善和庞大，其位高权重，其出行巡查，八面威风，据史料记载：“受命之日，赐双族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

则建节，树六在，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族幢居中，大将鸣坷，金征、鼓角居后，州县资印迎于道左。”玄宗后期节度使地位逐渐上升，这就使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出现，尤其是安禄山、史思明等有有野心的节度使使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最后引起叛乱。

唐玄宗后期的个人施政上的腐败和朝内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危机安禄山这些蓄谋已久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安禄山拥有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大军，据有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威势赫赫，他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地位，完全因为他取得了唐玄宗的宠信，他能够摸透玄宗好大喜功的心理，经常挑起边境事件，诱捉外族边民，谎报战果，就此官位逐渐提升，不断立战功，取得玄宗信任和宠爱，最后进封为东平郡王;安禄山还经常贿赂玄宗左右，让他们在玄宗面前多说好话，终于打通了通天道路，从而使自己能青云直上，安禄山知道李林甫的地位，便多言奉承，博得其欢心，他得到皇帝的宠信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得到玄宗的喜爱也是因为玄宗喜欢被奉承的心理，他会不失时机的向玄宗献“忠心”，唐玄宗不会知道在他“忠诚”的外表下暗中却早已准备力量，伺机叛乱，以夺取唐中央政权。他利用民族矛盾，建立以胡人为主的叛乱领导集团，在中间故意挑起民族矛盾，帮助唐镇压少数民族，采用恶劣的手段杀害边疆少数民族，立下许多战功来取得皇帝的信任，同时还拉拢少数民族被俘人员为他利用。据记载：“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俘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亲自慰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少数民资为核心的叛乱领导集团。重用野心勃勃的安禄山是唐玄宗为自己掘坟墓，不仅采取各种欺骗诱惑君主的手段爬到三镇节度使地，掌握十八万大军.早已超过中央军队的三分之一，这步步青云早已经远远超过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的野心，在这种条件优越的前提下，安禄山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冬公开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总之，安禄山叛乱是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没有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未能制定出正确的决策而一手造成的，政治的腐朽，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瓦解，边防节度使权利的膨胀给安禄山提供了发动叛乱的可乘之机，使唐逐渐走向衰落。

简析安史之乱爆发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