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论

摘要

《＜儒林外史＞人物论》通过小说创作的主要因素，与传统章回小说比较中，得出《儒林外史》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说明《儒林外史》人物特殊之处，进而说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与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通过这些特点对《儒林外史》人物有一定的研究，进而深入的理解《儒林外史》

关键词：人物 人物形象 儒士

一作者介绍

吴敬梓，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号粒民，清代著名小说家。出生于名门的大家庭，从小就受到科举科考思想的影响，但却不热心于功名。虽然吴敬梓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没有入仕，且因为他经历过家庭由渐到骤破落的过程，所以他看透了科举制度下当时士大夫的堕落与无耻，看清政治的罪恶和社会的腐败。于是写下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伟大”的《儒林外史》。这本书成书于作者的50岁左右，是作者迁于金陵之后的作品。吴敬梓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描写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及精神面貌。《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为线索，讲述了200多位受科举制度影响的文人的命运起伏，向人们展示出了科举制度对于人和人性的迫害。虽然全书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人公，却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科举制度下丑态百出的文人群雕，是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含泪的批判。所以《儒林外史序》中也对《儒林外史》进行了总结：“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曰“儒林”，迥异元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位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1

二与其他章回小说的比较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深刻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以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发展及贯穿主题的美学原理为表现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就构成了小说的必备三要素。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塑造人物形象，因此人物形象是其最主要因素，它连接着故事情节与环境描写。而小说的人物形象我们称之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物原型提炼加工而成的，它不同于真人真事。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具有更集中、更普遍的代表性。《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小说，它有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与环境描写。但是却没有向其他小说一样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而是通过塑造了200多位人物形象，多幅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同时《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古典白话小说，属于清章回体小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是从宋代才逐渐开始的，到了明清则进入到了繁荣时期，著名的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书，而书中人物形象是随着白话小说的成熟而一步步演进的。在《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一出场就被定型，比如说曹操的奸诈，关羽的忠义，刘备的仁义等等，他们一出场就被作者赋予了这样的性格，不仅一成不变，且反复渲染。比如曹操的奸诈，第四回里，在写他出场不久就写他杀吕伯奢，一开始就使他给人们留下了可憎和可怕的印象。他所说的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道出了他的人生信条。第十七回，写他攻打袁术，因军中粮尽，竟借粮官的头来稳定军心，这不仅写出他的奸诈，且写出他的残忍。他对自己手下的谋臣志士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荀彧是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为他建立了很大的功劳，但却因荀彧劝他不要封魏公，触动了他篡权的野心，他于是便逼荀彧服毒自杀了。其他如许田射猎、杖杀伏皇后、梦中杀人等情节，都突出地刻画了他的阻险、奸诈和不仁、不义，突出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基本特征。在《三国演义》中，这些人物还都是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大人物，掌握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亦人们心中的大英雄。

而在《水浒传》中，人物性格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最突出的是豹林冲的性格变化发展，林冲本来生的燕颔虎须，绰号豹子头，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但教头的职位、优厚的收入、美丽的妻子、舒适的生活，使林冲养成了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性格。即使高衙内调戏了他的妻子，他也是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但他却没想到高衙内却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反而一而二、再而三地陷害他，甚至在他已落难为一个草料场的囚犯的时候，还要派人害死他。这之前林冲忍之又忍，当发配到草料场后，他也没有完全失去幻想，他乞求神明庇佑，能摆脱苦难。可他没想到自己沦落到此，高俅等人还要置他于死地，更没想到前来追杀他的竟是自幼相交的好友陆谦，陆谦卖友求荣，竟到了要拾他一块骨头回去邀功请赏的地步。林冲最后忍无可忍，果断地杀死了高太尉派来谋害他的公差，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的路。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起初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且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水浒传》中的人物也不再是风云变幻的大人物，而是慢慢地走向了市民，这里主要展示的是平民英雄的形象。

《西游记》中人物的形象更是变幻多彩，《西游记》用多角度、多色调描绘出来的猪八戒这一艺术形象，与《三国志演义》中的帝王将相、《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相比，更贴近现实生活，因而也更具真实性。猪八戒尽管是天蓬元帅出身，长得长喙大耳，其貌不扬，却更像一个普通的人，更具浓厚的人情味。他本性憨厚、纯朴，在高老庄上干活勤谨，帮高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种麦插秧。在取经路上，一担行李，始终由他挑着。在斩妖除怪的战斗里，他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十万八千里取经道上，他有苦劳，也有功劳，最后理所当然地取得了正果。但是，他的食、色两欲，一时难以改变；偷懒、贪小便宜，又过多地计较个人的得失。看到美酒佳肴、馒头贡品，常常是流涎三尺，丢人现眼，还多次因嘴馋而遭到妖怪的欺骗。遇见美色，就更是心痒难挠。他偷懒贪睡，叫他去化斋、巡山，却一头钻进草丛里呼呼大睡。一事当前，不顾同伴的安危，先算计自己不要吃亏，有时因此而临阵逃脱。他还偷偷地积攒私房钱，有时还要说谎，或者自己嚷着“分行李”，散伙回高老庄。这里猪八戒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多面化的多元的形象，人物形象的来自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

《金瓶梅》中更能明显地看到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发展，如潘金莲的性格前后变化与发展，且写出了潘金莲的心理变化。从《金瓶梅》中的人物来看。《金瓶梅》大多都讲是市井小民的事情。《金瓶梅》比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从“说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迈进了新的一步。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向写人物转移，且有人物的心理描写。小说中的故事从传奇慢慢地转向平凡；节奏比较慢，在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和叙事角度中精雕细刻一些人物的心理和细节。如写李瓶儿病危、死亡到出葬，竟用了两回半近三万字的篇幅，仅临终一段就写了一万余字，把西门庆、李瓶儿及众妻妾等的感情世界刻画得细致入微。小说中写了不少平淡无奇的琐事，与情节的开展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为了写心，为了刻画性格。《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另一大进步是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一般是单色调、特征化的，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有恶有善，色彩斑驳。

与之前的章回小说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儒林外史》有它不同的特色，这首先表现在《儒林外史》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儒林外史》的主人公是由200多个人物组成的，往往几个章节就介绍了一个人物，如在介绍鲍文卿，就是集中在几章节讲述了鲍文卿的一生。第二个不同因为《儒林外史》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所以这也导致了《儒林外史》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都写得十分的精彩，可是主人公的不断变化，这就要求《儒林外史》故事情节也要随着主人公的变化而变化，且《儒林外史》故事情节的时间段是比较长的。第三就是《儒林外史》不再像其他的传奇与小说一样，注重的是人物心理的变化，在写王冕的行为时，往往就讲述出了王冕的心里。王冕因不愿去见危素，所以多到外地，呆了几年适逢天下大变，他便想着回乡侍奉老母。虽然写的寥寥数语，可是写出了王冕的孝悌之义的深厚。在全书中不难找到如此的描写，虽然短小，但却到出了人物的想法、人物的心理，有利于加深人物的形象。

三《儒林外史》人物论的特点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平凡人的真实性格。像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以及为他料理后事的情谊，他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等等，都是通过日常极平凡细小甚至近于琐碎的描写，塑造了下层人民真诚朴实的性格，感人至深。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作者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如第一回多层次地揭示了时知县的内心世界。种种复杂心理不断转折、变幻，心态在纵向中曲线延伸，让人看到他那灵魂深处的活动。《儒林外史》中每个人物活动的过程并不长，但能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匡超人从朴实的青年到人品堕落，写出他随着环境、地位、人物之间关系而改变的性格，在他性格变化中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儒林外史》则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通过这一简洁的白描，夏总甲的身份、教养、性格跃然纸上。

所以小说在发展到《儒林外史》时，吴敬梓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吴敬梓继承了传统章回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把人物的形象描写多元化，且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在随着故事细节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少年，自小上过几年学，因家贫无力不能读书，跟一个买柴的人到省城帮忙记帐。没想到客人折本倒闭，匡超人不得不靠给人拆字混日子，这时他才二十二岁。匡超人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劳好学的农村青小伙，吴敬梓在小说中细致的描写了他一步一步走向灵魂堕落的过程。匡超人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少年时期，转折时期，变质时期三个阶段。 匡超人少年时期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孝顺。他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见到娘亲就“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父亲卧病在床，他回到家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等烂熟，和饭拿到父亲面前。晚上拿个被单，睡在父亲脚跟头。他白天里杀猪，卖豆腐，晚上便服侍父亲。他父亲夜里睡不着，要吐痰，吃茶水，一直到四更鼓，匡超人就读书陪到四更鼓，每夜只睡一个更头。哥哥买了个鸡子来给他接风，叫他不要告诉父亲。他那里肯依，把鸡肉先盛了一碗送给父母，然后才肯吃。对父母真是体贴入微。晚上村里失火，累及自家，他首先背出父亲，然后扶出母亲。在他看来，这是头等重要的，其他行李家什都不在话下。可见孝顺父母是他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时的匡超人是极为淳朴可爱的。 因为匡超人事亲孝顺，而且勤学上进，一日被路过的知县李本瑛发现，感其嘉行，提携他中了秀才，岂料李知县被人诬告，可能累及匡超人。于是他来到杭州躲避风头。匡超人到了杭州，要投奔的潘三外出未归，便与一班假名士交往，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 这些斗方名士或因科举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于是这些人就想找一条“终南捷径”：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这些人表面上潇洒风流，但骨子里忘不了功名富贵。他们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意图侥幸能够名利双收。正如景兰江所言，“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而匡超人初到杭州后，就卷进了这帮“名士”之中，“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年少时那朴实敦厚的人品开始受到污染，思想开始蜕变。于是匡超人主动地加入到这群名士中，参加了“西湖诗会”，也想从中获取些好处。可见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被名士群所同化。虽然马二先生教他懂得了读书人应以文章举业为主，但这条路终究是难走的，况且此时的恩师李本瑛已被人诬告摘了印，无人提携，于是匡超人转身投入到西湖斗方名士们所吹捧的“终南捷径”之中了。 匡超人思想的第三个时期即质变时期是在认识了潘三以后。潘三是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的市井恶小人。他劝匡超人不要与那帮名士来往，只有像他那样才能做一些有想头的事情，才能发迹。他看中匡超人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聪明伶俐，他要利用匡超人为自己服务。如勾结差人黄球，拐卖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给姓胡的财主，伪造的朱签就是匡超人所拟，而潘三也很豪爽的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匡超人从中尝到甜头，为非作歹的胆子也就越发大了起来。接下来在潘三的安排下，他又顶替金跃上考场，并中了秀才，又赚了二百两银子。潘三确实没有亏待匡超人，不但帮他在城里买了房子，还给他取了亲。从私人的关系来看，潘三是有恩于匡超人的。但是，在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展示出他在这个污浊社会的“学习成果”——暴露出他那寡情薄义、虚伪、撒谎的嘴脸：逼妻子回大柳庄乡下，导致其妻郁闷忧虑而死；潘三入狱后的翻脸无情；考取教习后的自命不凡，吹自己为读书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贻笑大方。这个昔日的纯朴少年已经变成一个毫无廉耻的吹牛家，虚伪透顶，狡诈至极。 在小说所展示的匡超人的历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他的性格从纯朴善良到人格沦丧,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

然而《儒林外史》在人物形象上却还有它的创新之处。《儒林外史》的创新之处体现了《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并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主要人物敷衍而出，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中都有他们固定的人物来演出情节。《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就如同画卷一般，随着画卷的慢慢展开，人物形象一个接着一个的接连着出现，且自相起讫。这就形成了《儒林外史》与其它章回小说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与其它章回小说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儒林外史》在人物形象上的创新之处，即《儒林外史》作品中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作者又是怎么处理的，才使得《儒林外史》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好评？这就要求我们得对《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得有一定的分析研究。《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作者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将人物形象一个个的串起来的？黄秉泽先生认为，《儒林外史》全书除了楔子和尾声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外，从第二回到第五十四回，作者把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故事，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人物的来去，故事的起讫，都井然有序，来有踪，去有迹。为了深一步的了解《儒林外史》，我们就得对着近两百个人物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儒林外史》是一个没有固定主人公的著作，对于这近两百人物的深一步认识，我们得将他们进行分类，进而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识别。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真儒士，他们有真才实学，品行端正，淡泊功名利禄，这些人都寄予了作者自己对于儒士的理想。另一类，为腐化的儒士，他们受到传统四书五经的熏陶，能识文断字，但他们凭着自己的权位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思维僵化，不思进取。第三类人，是假儒士，这些儒士他们自己识字不多，学问浅薄，但却顶着别人的名号或者别人的诗文出来欺骗世人，更或者他们有样学样的混迹官僚中自称儒士。他们这样做的就是为了达到混吃混喝混名气的目的。

以上三大类就是《儒林外史》中主要人物的类别及特征。作者给人们塑造出来的真儒士，有王冕、鲍文卿、杜少卿等人，他们品行高洁，象征这作者对于儒士所寄寓的理想。同时也是作者对于现有儒士行为的反思。因此作者塑造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人。季遐年写字、王太卖火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但他们又分别精通琴棋书画，过着“又不贪人富贵，又不伺候人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他们经济上自食其力，精神上任性自由、清醒独立；生活于市井但隐逸于琴棋书画；既不受名利束缚，又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伸张。他们知情知趣，心境淡泊，为所欲为，蔑视权贵。当“南京的名师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时候，这四人却出现在市井之中。当儒林中一片狼藉，而市井则有闪光的人格。称他们为“奇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儒林中人，而有着市民的生存技能，传统真儒的品格精神，魏晋名流的风度神韵、自由精神。作者融众多品格于一身，塑造出“市井四奇人”的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文人理想人格的新悟。吴敬梓已对传统的儒士的行为和生存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形成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即想要儒士们保持真正的独立，他必须使他们的经济能够独立。

在从与真儒对立的角度来看，腐儒应是假儒的一部分。可是从作者讽刺的笔法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力度来看我认为腐儒应该分出来另列一类。首先腐儒是作者用正面的讽刺手法将那些已经获取功名的儒士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作者写腐儒的腐是通过不同的方面来写的如都写中举周进、范进、马二等人物即是一群备受八股科举制度残害的封建迂儒。对于这群深受科举之害的迂儒们, 作者是以悲哀和怜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虽然他们在科举厄运下的遭遇各有不同, 但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下层寒士在科举征途上的辛酸和艰难。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他们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寒士, 用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 但在科场上却是屡试不中。几十年的科场失意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辛酸、困顿和屈辱。又如写杜慎卿，他的出场带着光环眩晕的传奇色彩，飘逸潇洒是外表，矫揉世故是内瓤，歪才点点，非大奸大恶之徒，实蝇营狗苟之流，不过仗着家中的一定财产，附庸风雅，酒色财气一点也不少的，假名士，真俗人也。这也塑造出了一个内心空虚的儒士。二娄他们也风流雅趣，一心想要找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与他们结交来显示出他们的权位与文采。可惜皆是一团闹剧，最后冷清收场。这点讲的是有权位的儒士附庸风雅的窘境。还有二严的小气计较和人情世故。可以说作者把腐儒刻画得面面俱到，深刻地展示了腐儒的不同面貌。这就可以看出作者正面的对可就得批判。其次，腐儒在《儒林外史》中占得比重比较大，人数多，随着《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如同画卷一样慢慢的展开，而腐儒也就穿插着出现，首先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后来是严贡生、严监生兄弟，严贡生横行乡里，拦人猪、讹人钱，被告到县里，逃避在外。弟弟严监生有万贯家财，却生性吝啬。他花钱替哥哥了结官司，但不久就病重身亡。娄三公子、娄四公子附庸风雅。他们结识了看坟的邹吉甫、因亏损银两而入狱复出的杨执中，以及牛布衣、权勿用、张铁臂、陈和甫等一班人。大家齐集娄府，还畅游莺脰湖，以风雅自命。张铁臂自称是复仇报恩的侠客，拿猪头冒充人头，骗了娄府二少爷五百两银子。权勿用也因事被差人抓去。娄氏二公子的雅兴因此顿减。在后选家马纯上游西湖，遇到少年匡超人，他十分赏识匡超人。匡超人在马纯上的指点下，用心读书，受到县令识拔。后匡超人到杭州投靠潘三，在潘三怂恿下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堕落不堪。老秀才王玉辉穷困不堪，却专心著书，希望能有益于教化。他的三女儿死了丈夫，要绝食殉葬。王玉辉非但不加劝阻，反而加以鼓励。女儿死后，他反而觉得伤心，外出访友，以排遣愁思。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腐儒批判的范围之广。第三他们既受到科举考试的毒害，却有享受到了科举考试后功成名就的荣耀。比如周进中举后，对于落魄范进的提拔，且通过范进提拔了他的学生荀玫。所以腐儒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作者通过对他们正面的描写来批判科举制度对于文士的危害，使得文士精神空虚，无所事事。这是对科举考试的无声控诉。

而对于假儒，作者则运用了更深一层次的讽刺来将那些追求名利人的心态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他们都文化水平没有达到腐儒的水平，却通过假替别人的名号或者诗文，而享受到了功名给自己带来的极大的好处，这被作者刻画得血骨清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蘧公孙和牛浦郎。蘧公孙出生于名门世家，但到他时家道开始败落，他在外出收账时遇到父亲故人王惠。慷慨向王惠解决了盘缠不足的问题，王惠为此则把自己破书包里的书本给了他。蘧公孙看见时高青邱诗集话，知道这诗集话的价值，心想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将他缮写成数套，填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于是果真刻了起来。刻毕，便发给亲朋好友，于是成就了他少年名士的梦想。然而假的总是会露馅的，当他娶了鲁编修的女儿后，他的假文采也逐渐的被他的妻子发现。如果说蘧公孙的成名因有自己世家的积累，假借外人的书稿而成就自己的名士梦。那么牛浦郎更是离奇的厉害，此人原为乡间的一位少年，识些字，也读些书，尤其爱读诗。刚一露面就是偷钱买书念，这个露面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好学和聪明。在甘露庵，老和尚问他是不是想考科举，他回答：“我们经纪人家，那里还想甚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这个回答就出于不俗。问他读的是什么诗，他回答：“讲不来的也多，若有一两句讲的来，不由的心里觉得欢喜。”这等读书法尽得读书的乐趣，应该说牛浦郎是真读书。这样牛浦郎就经常在这里读书，老和尚在那边打坐，经常到晚上三更天。老和尚喜欢他说等到一定的时间给他两本诗集要他好好去读。这两本诗集是刚刚在这里病死的一个叫牛布衣的名士的遗作。在老和尚外出的时候，牛浦郎偷出了这两本书，发现其中几乎全是应酬之作，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牛浦郎基本上读得懂。这样的好东西让牛浦郎想入非非：“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于是他又想：“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第二天，他就让人可了两方印：“一方阴文图书，刻‘牛浦之印’；一方阳文，刻‘布衣’二字。”从此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名士牛布衣。之后在外招摇行骗。牛浦郎自从看到牛布衣的诗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挂狗头的骗子，这一系列的时间就像是演了一出闹剧，而其中扮演丑角的牛浦郎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丑无比的角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所悟出的“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其实还就是“官”之一字所产生的诱惑，让他的灵魂扭曲变形。原本懂得读书趣味的牛浦郎就这样变成了恬不知耻的“牛布衣”。这就深层次的批判了科举制度对于当时人思维与精神的双重迫害，道出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残害，也写出了科举制度吃人的本质。

四总结 

综上所诉，从以上三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如果只用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来反应科举对于人的残害，显得滑稽可笑，就显示不出来科举迫害人性的真实性。所以吴敬梓采用画卷的形式将不同人物慢慢的展示出来，有分类、有对比，使人们对于科举制度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反思。

1《儒林外史序》闲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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