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体诗

唱和就是此唱彼和，以相酬答。诗的唱和，古已有之，《尚书》卷四《虞书》载舜与皋陶的唱和，是最早的唱和诗。舜歌曰：“股肱（臣）喜哉，元首（君）起哉，百工熙（兴起）哉。”这是舜所望于臣，意谓股肱之臣乐于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成。皋陶继续歌唱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是皋陶所望于君，从正反两面论治道，意谓君明臣良，万事乃康；相反，如果君无大略（丛脞，细碎无大略），大臣懈惰，就会万事堕废。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四谓“唱和，帝舜与皋陶乃赓载歌，则唱和之初也”，即指此。其后汉武帝《柏梁》联句，颜延年、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等皆为唱和之诗。

早期唱和诗和意而不和韵，《文选》卷二四至卷二六所收皆赠答诗，有赠未必有答，或有答而已佚；有答必先有赠，即使赠诗已佚。如颜延年有《赠王太常（僧达）》诗，前称王之才，后写其不得志。王僧达的《答颜延年》显然是答颜延年的《赠答赠王太常》，有“幽衷何用慰”句可证，前称颜之文才，后谢颜之赠诗，写他们间的友情：“结游略年义，笃顾弃浮沉。寒荣共偃曝，春酝时献斟。”二诗内容相关，但不同韵，这是早期赠、答诗的共同特点。陆机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上篇赠妇，下篇代妇作答，主旨相同，均抒发思妇之情，二诗亦不同韵。

古代杂拟、追和之诗，亦不和韵，汉无名氏有《古诗十九首》，其《行行重行行》，陆机有《拟行行重行行》，原诗不断换韵，拟诗一韵到底，二诗也不同韵。梁元帝有《登百花亭怀荆楚》诗，阴铿有《追和登百花亭怀荆楚》，原作与追和之作不仅不同韵，而且连句数也不同，前者八句，后者十句。可见唐以前的杂拟、追和之作，皆和意而不和韵。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云：“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

后世的唱和诗渐用同韵，但只用原唱之韵而不必依其韵之次第，刘攽《中山诗话》云：“唐诗赓和……有用韵，用彼韵而不必次。”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云：“（和韵）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耳。”

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依韵诗。依韵指同在一韵，但不必与对方之韵同，刘攽《中山诗话》云：“唐诗赓和……有依韵，同在一韵。”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

后又进一步发展为次韵诗，又叫步韵，指步对方之韵，用韵次第先后与对方完全相同。刘攽《中山诗话》云：“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稹）、白（居易）至皮(日休)、陆(龟蒙)，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次韵起于唐，宋高承的《事物纪原》云：“次韵，颜延年、谢元晖作诗相倡和，皆不次韵。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用其韵；及令狐楚和诗，多次其韵；宋朝真宗时，杨内翰亿谓次韵（始）于此也，见《谈苑》。”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有“次韵千言曾报答”句，自注云：“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其《白氏长庆集序》(《元氏长庆集》卷五一)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朝鲜）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辩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其《上令狐相公诗启》(《元氏长庆集》补遗卷二)又云：“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云：“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使，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

白居易与刘禹锡也有唱和集，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白氏长庆集》卷六九)云：“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惟两家子侄秘藏而已？”刘禹锡《汝洛集引》(《刘宾客文集》卷九)亦云：“太和八年，予自姑苏转临汝。乐天罢三川守，复以宾客分司东都。未几，有诏领冯翊，辞不拜职，授太子少傅分务，以遂其髙。时予代居左冯，明年予罢郡，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因而编之，命为《汝洛集》。”

宋代唱和次韵成风，宋代诸帝常召两府、两制、三馆词臣赏花、钓鱼、赋诗。《庚溪诗话》卷上云：“太宗皇帝既辅艺祖皇帝创业垂统，暨登宝位，尤留意斯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罢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时贤荣之。苏易简在翰林，一日召对赐酒，谓之曰：‘君臣千载遇。’易简应声曰：‘忠孝一生心。’吕端参知政事，上一日宴后苑，钓鱼，赐之诗，断句曰：‘欲铒金钩殊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端续以进曰：‘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会遇，形于赓咏，此与唐虞赓载，事虽异而实同也。”《石林燕语》卷六亦云：“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则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就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一就有一篇《谢免和御制〈元日〉、〈除夜〉诗表》，其《谪居感事》(卷八)亦回忆道：“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竞举窥天管，争燃煮豇萁。恨无才应副，空自表虔祈。”《青箱杂记》卷三云：“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下列真宗读经史诗二十三篇。仁宗亦喜宴游，当时臣僚的诗作中，充满了《禁林宴会之什》一类的诗篇。《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云：“嘉祐六年三月，仁宗皇帝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觞，上赋诗：‘晴旭晖晖花尽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罥絮萦行仗，堕絮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刺，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昪、孙抃，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皆和。”这类应制诗没有多大意思，特别是这首诗，“徘徊”二字无别义，而诸公和诗皆押“徘徊”，故被教坊伶人所讥：“可则可矣，徘徊太多。”这类应制诗，粗看似乎文思敏捷，实际上不少都是预制诗。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载有一则笑话：“赏花钓鱼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坐中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这是对文臣学士的辛辣讽刺，题出“宿构”之外，应制诗“即多荒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可谓唱和次韵成风，仅编辑成集的就有李昉、李至的《二李唱和集》，王禹偁等《商于唱和集》，杨亿等的《西昆酬唱集》，释契嵩等的《山游唱和诗集》，欧阳修等的《礼部唱和诗》，苏轼兄弟的《岐梁唱和集》，苏轼及其门人的《坡门酬唱集》，孔武仲等的《睦州唱和集》，苏辙与毛维瞻等的《筠阳唱和集》，苏轼与陈师道、赵令畤的《汝阴唱和集》，邓忠臣等的《同文馆唱和诗》，秦观、参寥子等的《会稽唱和诗》，石牧之等的《永嘉唱和诗》，张壆等的《睦州唱和诗集》，叶梦得与苏过等的《许昌唱和集》，南渡后有洪皓、朱弁、张邵等的《轩唱和诗集》，韩无咎与陆游的《京口唱和集》，张栻、朱熹、林用中等的《南岳倡酬集》，李石等的《西湖唱和诗》之类。

诗的唱和，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之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但唱和特别是次韵过多，难免有牵强附会之作。元人郝经《和陶诗序》（《陵川集》卷六）对唱和诗作了很好的总结：“赓载以来，倡和尚矣。然而魏晋迄唐，和意而不和韵；自宋迄今，和韵而不和意，皆一时朋俦相与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也。独东坡先生迁谪岭海，尽和渊明诗。既和其意，复和其韵，追和之作自此始。”这里他把唱和诗分为“和意而不和韵”，“和韵而不和意”，皆“朋俦相与酬答”，“追和古人”则自东坡始，并“既和其意，复和其韵”，也几乎尽和陶诗，“得百余首”，“非有异也，皆自然尔，又不知其孰倡孰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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