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资料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其实就是要找任何一个借口，开始侵略中国)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此后，中国国民党在东北开展地下党务工作并支援、资助东北义勇军的抗敌活动;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人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后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因此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因为王铁汉的对日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于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当时情况，你做得很好!” )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31年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31年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顽强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8]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 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9] ，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长春抵抗中中国死伤军警名单披露

　　长春市亚泰大街和繁荣路交会处附近，有一个不大的陈列馆———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1931年9月19日，就在这里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而同一天在宽城子兵营也发生了一场战斗，成为了 “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前不久，长春学者孙彦平在整理《盛京时报》时，发现据其报道当时被掩埋的中国战死军警人数达171人。

　　“九一八”事变中 长春抵抗日军最激烈

　　孙彦平，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方志馆管理处处长。他手头有几大本厚厚的《盛京时报》影印本，那是研究东北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就在1931年9月25日的报纸上，有一则新闻：“红卍字会进行救济工作。埋尸六十七救伤兵四十。城内西三道街红卍字会全体会员，为中日冲突，互有死伤，组织救济队编为两组分头出发，前往工作，廿日午前八时……救回伤兵并掩埋尸体，兹将姓名列下：”

　　继续翻阅，29日，《救济伤亡士兵续讯，共埋尸一百七十一个》 “(长春)本埠世界红卍字会组织救济队，到二道沟并南岭等驻军所在，实行救济伤亡士兵，于二十一日出发，至二十二日，两天，救济之伤亡者，已详本报，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接连出发工作，救济之数死亡者共三十五个，有傅营长梁连长张连长在内，其余有伤者均自动逃散，为数有限，闻稽查处孙仁轩处长受伤在臂。”

　　这两则新闻报道的正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部分。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偷袭了中国东北军驻长春的两处大营，进而占领整个长春，这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驻长东北军自发进行的抵抗，虽终失守且付出了远远大于日军的伤亡代价，但资料显示，长春是“九一八”事变中抵抗日军最激烈的城市，连日本人自己的史料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事变后日军撰文叙述偷袭长春两处兵营的战况：“在满洲事变的首次攻击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长春附近的南岭及宽城子和北大营。其他在我军的进攻面前，不是未执干戈仓皇溃逃，就是毫无抵抗任凭我军解除武装……”

　　据日本人自己统计，在偷袭长春南岭和宽城子两处兵营中，日军死66人，重伤142人;而在沈阳的战斗中，日军仅仅死2人，重伤25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九一八”事变时驻沈阳、长春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应战开始。

　　宽城子兵营战斗

　　日军于凌晨4时30分抵达位于二道沟的宽城子兵营，当时驻扎在宽城子兵营的是铁路护路军步兵23旅663团2营。日军逼近兵营时，营长傅冠军出面交涉被日军打死，全营官兵被迫发起抵抗。上午8时，日军300余人的增援部队赶到，利用猛烈炮火对宽城子兵营守军发动猛烈进攻。至当日11时10分，宽城子兵营官兵在内无火炮支持、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撤退，日军占领宽城子兵营。

　　宽城子兵营

　　曾经发生过激战的宽城子兵营多数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当初它们是什么样貌呢?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王新英介绍说：长春宽城子兵营原是中东铁路沙俄护路军的营房，现存于一匡街附近的沙俄兵营旧址和沙俄将校旧址就曾是宽城子兵营的组成部分。1918年1月，中国军队解除沙俄中东铁路护路军武装之后，陆续接管了铁路沿线各地兵营。中东铁路修筑时，包括护路军兵营在内的建筑多数使用通用定型图纸，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旧照片了解当时兵营的大致样貌。普通士兵营房为单层建筑，矩形建筑平面、双坡屋顶，使用青砖或红砖砌筑，一些还使用石材贴面。

　　南岭兵营战斗

　　日军进攻南岭兵营是在晨4时。当时驻扎在南岭兵营的是东北军步兵第25旅50团、炮兵第10团和一个辎重营。东北军发现日军偷袭后曾予以还击，后接到熙洽“急速撤走，不予抵抗”的命令便停止还击，撤出兵营。日军见东北军撤退，便用机枪和火炮轰击南岭大营，致使驻南岭大营的东北军及附近无辜百姓死伤几百人，炮兵团的36门大炮及全部弹药粮秣也落入日军之手。

　　南岭兵营

　　长春南岭兵营，又称南大营，原位于长春市磐石路以南、亚泰大街以西、人民大街以东区域内，曾是长春建营最早、占地最大、驻军数量最多的军事驻军地。长春南大营旧址由北洋军总部规划，建设于1907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边防军炮兵第十团、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十九团、国民革命军独立步兵第六七一团等部队驻扎于此。2011年，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再现1931年9月19 日东北军官兵长春御敌的英勇事迹。

　　名单十分珍贵 掩埋地点没透露

　　孙彦平老师介绍，以往，许多叙及“九一八”事变的资料都仅提及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和几个军官的姓名，却鲜见伤亡的一般士兵的名单，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也未见这方面的资料。

　　这则报道是长春红卍字会人员在战事后20日至24日，连续几天前往战场救助伤者、掩埋死者时的实际记录(原报道略)。见诸这则报道中被掩埋的中国战死军警人数171人，其中二道沟大营(宽城子兵营)35人，南岭大营136人;被救助的受伤军警人数43人(后又有另则报道为44人)。应该说明，这个人数如果没有遗漏的话，也仅是遗留在战场上的伤亡的东北军的人数，不是这次战事造成的东北军全部伤亡的人数，随军后撤后东北军仍会有伤亡者，这则报道中是不包括的。《长春市志·军事志》载，两大营遭日军偷袭后，南岭大营东北军亡200人，二道沟大营东北军亡70余人。

　　报道中的东北军部分伤亡者的名单十分珍贵，特别是那些普通军警，“他们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第一批抗战者。”

　　南大营旧址陈列馆的副馆长王先生说，这份资料他们已经收到，将会做必要补充，但是如果这些伤亡官兵的后代或亲属还在，能为这次战斗提供出他们所知道的更多细节，作为直接证据就更好了。

　　而且，当年掩埋遗体的地点没有透露，若有更多资料，能让我们找到这些忠烈的遗骸，意义更加重大。

　　你知道这段历史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料，请联系我们，热线：0431-96618。

　　名单(部分)

　　(一)被掩埋的战死军警：

　　宽城子兵营：

　　营长：傅冠军(少校)

　　五连：张德玉(上尉，连长)、迟乐祥、朱振吕、无名(二十二三岁)

　　六连：刘明祥、崔健云、张广禄、谢福成

　　七连：张宝山、吴金山、刘云亭、刘风五、张福仁、陈洪涛、马明程、陈洪涛、张继瑞、陈永贵、程述松、杨子苓

　　八连：张玉琴、张玉奎、杨清、韩官印、周兴同、无名(二十四五岁)、无名(二十一二岁)、无名(四十岁)、无名(四十岁)

　　中东铁路护路警察：张国钧、王一臣、无名(三十岁)

　　夫役：常玉生

　　中东铁路特区厨役：刘治国

　　南岭兵营：

　　步兵：王洪道、宁福元、程贫林、曾传祥(七连)、李兑祥(排长)、王相臣、王万志、于长英、裴有林、苏凤祥(护兵)、王风鸟、孙桂祥、李佩兰(排长)、刘风景、赵景利、杨青山、无名(伙夫、三十七八岁)、无名(三十七八岁)、无名(三十五六岁)、无名、无名、无名、无名、无名、无名、无名

　　炮兵：姜德顺、张文彬、祖有禄

　　(二)受救助的受伤军警(原报道未区分两个兵营)：

　　四连：傅开贵、李顺德、姚少谦、姜果仲、陈树林、张润溪、董文富、赵起三、田瑞珍、于素三、齐荣海

　　五连：晁永贵、金安民、郭风祥、吴德钱、张家骥、萧景龙、王仲直、马如山

　　七连：张化有

　　一营：刘恩瑞、邹洪玉、张文同、张连升、赵仁喜、孙万铎、尹云升、陈德钱、张振元、王连升、姚德贵、杨连升、赵世奎、孙财、王玉升

　　未标连营：刘润祥、范子玉、徐景和、娄福贵

　　(注：名单中有几个名字违反民俗常识，孙彦平老师根据校勘《盛京时报》的经验判断，应是《盛京时报》中文排版中发生的拣字错误。根据中国人起名的习惯，进行了校正。朱振吕应为朱振昌，刘风五应为刘凤五，程贫林应为程宝林，李兑祥应为李克祥，王风鸟应为王凤鸣。)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中 关东军曾在东北演习上百次

　　“九一八”事变是偶然还是必然，是蓄谋已久还是伺机试探?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刘长江等学者认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毋庸置疑是经过精心策划、反复推演和逐步推进的。

　　刘长江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一战崛起，从一个不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之路。甲午战争后不久，日俄在中国东北展开争夺战，日本最终赢得胜利，夺取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等一系列特权，直接将侵略势力摆放在了东北。

　　1927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递交一份奏章，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共21项内容，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刘长江说，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野心与图谋。

　　此后，日本加紧侵略东北的准备。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在东北制造混乱，趁机出兵占领东北。这被史学界称为是“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进入1931年，日本开始全面计划侵占东北。日本朝野上下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发动侵略战争造势，并相继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为挑起战端不断渲染气氛寻找借口。同时，关东军在沈阳的演习更加频繁，而且公然以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为目标。

　　辽宁省档案馆研究人员曾做过统计，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年时间里，关东军就在东北进行了军事演习100多次，但却没有引起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足够重视。最终战端一开，数万东北军不战自退，一夜之间沈阳陷落。“多行不义必自毙”。刘长江说，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坂垣征四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石原莞尔虽然逃脱法庭的制裁，但1949年8月15 日病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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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秘“九一八事变”：斯大林对日本坚持“不干预政策”

　　历史现场，“九一八事变”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

　　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相互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只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苏联的态度。

　　9月21日，《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载：“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此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

　　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张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景电，1931年9月23日)事实上，虽然关东军能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国务院报告中亦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抑或是通过有计划地对日绥靖而将“祸水”南引中国，常为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

　　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尔格去日本负责此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

　　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电报仅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1931年9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被外界所察知。于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有云： “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

　　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通过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

　　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时掌握可靠情报来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

　　11月14日，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五天后，在苏联的默认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

　　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尚不居于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亦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返日接任犬养毅内阁外交大臣的芳泽谦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

　　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刺激关东军的野心。当时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犬养毅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包括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

　　随着“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狄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未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节奏。

　　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同样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摇动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

　　延伸阅读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史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等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Stalin： A New History， edited by Sarah Davies and James Ha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oris Slavinsky，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 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松花江上》,勾起了多少沉重的过往;人们可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白山黑水燃起的抗日烽火而歌唱。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再思“九一八”,是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冷静思考,是为了让历史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再回首 开门揖盗酿成奇耻大辱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当年在华北流传的一首民间小调,唱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攻击沈阳城。

　　“在敌寡我众情况下,北大营和沈阳城几乎不战而退。”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制定了“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张学良及东北军又执行了这一政策。

　　不足800人的日军,几个小时就攻陷近7000人驻守的东北军北大营,不足24小时,沈阳全城陷落。

　　“不抵抗等同于开门揖盗、任人宰割,这是莫大的耻辱。”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东北军,在事变爆发前都存在麻痹大意的心理,没有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心理和军事准备,战事未开,胜负已定。

　　再思考 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与智慧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进入了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历史不可假设,也没有如果。时隔80多年,再思“九一八”,与其扼腕,不如深思。

　　——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就怕挨打。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说,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陷入列强瓜分的境地后已无力挣扎。事变爆发前,日军多年陈兵城下,当时的中国已养成了怕挨打总挨打、割地赔款换太平的习惯。

　　——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胡玉海说,“九一八”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侵略,躲不了也避不开。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摸清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变后,国民政府梦想国际社会干涉,没想到华北、平津、上海相继告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告破产,无路可退。

　　——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克敌制胜。“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刘长江说,痛失东北的张学良,深刻认识到内乱不止才会招来外侵之寇,遂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华民族才再次空前团结起来共御外侮。

　　再出发 拒绝遗忘承担起复兴伟业

　　“九一八事变”爆发83年,抗战胜利69年,许多黑白分明、早有定论的事情,如今在日本仍然色彩模糊。有的政客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有的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王建学说,对于日本政府今天的所作所为,纪念“九一八”更具现实意义。九一八就像是清凉剂,让我们清醒地看清现实,向未来出发。

　　但记者采访时,有人对于“九一八”知之甚少,有的中学生甚至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满清时期发生的;事变爆发当天的南满铁路爆破点、北大营轰炸点等历史遗迹均无标记,甚至不复存在。

　　王建学说,当有的国家拼命否定和掩盖历史时,我们更要加倍重视历史教育,不能让它湮灭。

　　今年“九一八”,沈阳将再次举行撞钟鸣警仪式。在每年刺耳的警报声中,中国人完成了一次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不战而退的屈辱永志不忘,振兴中华的伟业不会停步;旧中国怕挨打总挨打、割地赔款换太平的日子一去不返,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照亮。

九一八事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