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传》：

记忆背后的抗争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

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第一眼望去，是安静的，平凡的。数九寒天并没有什么两样。小城规规矩矩，城里也并不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那城里除了东二街道的大泥坑子，就再也没有什么盛事了。扎彩铺、豆腐坊、染缸房里，生老病死的事情日复一日枯燥地上演。再往下说，算得上大事的也无非是哪里有人家跳大神，唱秧歌，每年七月十五的放河灯，抑或是每年秋天的野台子戏，还有就是四月十八的娘娘庙大会，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样，况且，也都是为鬼做的。人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求神拜佛，拉拉家常。呼兰河，曾经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唯一剩下的只有曾经祖孙二人在后院的时光。院里的有二伯是奇怪的，喜欢和自己说话，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还有那团圆媳妇，在婆婆的折磨下最终死去了；磨坊里的冯歪嘴子，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儿，从此遭人唾弃，就是这样，这就是呼兰河，作者成长的地方，充满回忆，但似乎算不上精彩。

作者是孤独的，呼兰河里，有自己家乡的点滴，但却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没有生育她的父母。在尾声处，是这样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呼兰河值得回忆，但却又让人落寞。

然而落寞之中，却又仿佛听见一种呐喊，那种呐喊来自东二街的大泥坑子，来自团圆媳妇化身的大白兔在东大桥下的幽怨，来自冯歪嘴子的安详的生活：

《呼兰河传》是一幅画，描绘着二十世纪初呼兰河小城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将一幕幕的悲剧徐徐展现在人们眼前。然而作者并不急于介绍人物，前两章着重于环境与风俗的描写。

（东二街道上有个大泥坑，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他的苦头，溅的满身是泥。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鸡鸭鱼人车栽在里面的不计其数，但是从来没有人建议填平它，过路的两类人，一路负责施救，他们大多是普通百姓，那些穿长衣马褂的，是从来不施救的，这类乡绅看到马车跌进泥坑，就“嗷嗷”的叫着，过了一阵发现那马车起不来，没有什么新花样，于是就各自散去。生活的无聊单调，人们只好借这个大泥坑来找寻一点生活的乐趣。人们将其神秘化，不断渲染它的威严，今天说学堂校长的儿子掉进泥坑是遭了龙王的报应，明天说大泥坑可以把“瘟猪”变成“淹猪”，使呼兰河的百姓可以吃上便宜的猪肉，总之，这个大泥坑给人带来的不是灾难，反而是好处。然而，这不禁让我想到，有人曾经将封建社会比喻为一潭死水，平静的不起一丝涟漪，在萧红笔下，似乎这个大泥坑子就是这样的一潭死水，社会与这大泥坑子如出一辙，封建、愚昧、麻木充斥其间，灰色的生活状态在长期内无法改变，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呼兰河，充斥着封建、庸俗与愚昧。

与这大泥坑子一样，东二街卖豆芽的王寡妇，日子一年的就这样过去，王寡妇一年的这样卖着豆芽菜，忽然有一天，她独自一人去河边洗澡，掉到河里淹死了；染缸房里除了某年某月某日死了某个人之外，其余的世界没有因此改动了一点；东二街道还有一家扎彩铺，那房子，院子，鸡、鸭、鱼、仆人简直栩栩如生，然而这一切却都是烧给死人的，活人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些扎彩是给地主人家用的，丫鬟、仆人照着阳间一样，鸡犬猪马，也都和阳间一样；阳间有面条吃，阴间也有面条吃；阳间有车马坐，到了阴间也一样。

阳间与阴间，简直是一模一样的了。这就是萧红笔下的社会，阳间与阴间又有何分别呢？这一点在扎彩铺伙计身上更加强烈。做扎彩的，不过是几个极其粗糙丑陋的人，他们吃的是粗饭，穿的是粗衣，睡觉则睡在车马之中，就是这样一群人，却懂得如何打扮一个妇人女子。

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么漂亮炫目的作品是出自于他们之手。然而，无论他们拥有多么高超的手艺，在人世间不过是一只蝼蚁，除了默默挂掉，没有第二条路。脱下单衣，穿起棉衣，冬天来了，生老病死都没有太多的关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死，算是一件悲哀的事，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全家哭；嫂子死了，娘家人过来一起哭；哭完，把人抬到城外头埋了也就没事了。社会就是这样，你若问他，人活着为了什么，他说“人活着为了穿衣吃饭”，再问，人死后呢，答“人死了就完了”。这就是萧红记忆中的呼兰河，人们被封建社会裹挟着，毫无生机，逐渐湮灭在社会长流之中。

在呼兰河，算得上盛事的就是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娘娘庙会，放河灯是为鬼超生，四月十八祭拜娘娘庙，给神仙磕头烧香，那野台子戏，是人们一年一度的交际处，你不去，就要被认为落伍了，还有那跳大神，活生生把人给跳死了。这跳大神值得一提，哪家要是遭病遭灾了，非得做这么一件事不可，哪家遭了灾，街坊邻里一呼啦的都跑过来看热闹，有的人看了之后，心惊胆战，过两天就没事了，有的人，竟直接被吓死了。这些活动究竟是给鬼做的，对于活人而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但只要有，人们便非得去不可，去过之后，也就没事了。

《呼兰河传》究竟是对童年的回忆，还是留下了和祖父的一段美好，而作者细腻的笔法也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的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又如写有二伯的贫困：

"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有二伯的鞋子，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有二伯……耍猴不像耍猴，讨饭不像讨饭的……”；“有二伯孤伶伶地躺在院心，他没有边的草帽，也被打掉了，所以看得见有二伯的头部的上半是白的，下一半是黑的。而且黑白分明的那条线就在他的前额上，好像西瓜的阴阳面……”。写磨官冯歪嘴子的贫困：

“我一开门进去，风就把那些盖上的白布帘吹开了，那女人仍旧躺着不动，那小孩也一声不哭，我往屋子的四边观察一下，屋子的边外没有什么变动，只是磨盘上放着一个黄铜盆、铜盆里泡着一点破布，盆里的水已经结冰了，……”；“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岂不是等于露天地了吗？这真笑话，房子和露天地一样。”

xx在评论《xx传》时说：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是美好的，那里的日落，小胡同里的小孩追追打打，那里的一切，看起来是那样地美好。满天星光，满屋月亮，是凄美的，然而，后面紧接着是一声哀怨：

“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若是雨夜，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因此彷徨。在呼兰河的平静之下，是悲惨，是黑暗，是封建社会的侵袭：

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是一个脸长得黑乎乎，笑呵呵的活泼女孩，然而到婆家之后，却被婆婆一天八顿打，三顿骂，活活的被折磨死了，为什么呢：

因为婆婆觉得，这个团圆媳妇太大方了，“大方”的不符合规矩，这姑娘一点也不知道害羞，走起路来飞快，坐得笔直，婆婆觉得非得好好地打她不可，不狠哪里能规矩出一个好人出来。小团圆媳妇被吊起来打，叔公公拿皮鞭子抽她，打昏过后，又用冷水把她浇醒，婆婆用烙铁烫过她的脚心，用针刺过她的手尖。终于，把小团圆媳妇折磨病了，又请跳大神来给她治病，把她放在大水缸里，用热水浇，街坊邻里看着同情，但看见小团圆媳妇没死，又接着浇热水。可怜的小团圆媳妇，吃过偏方，烧过替身，受尽百般折磨，终于还是死了。死了，又能如何呢？人们有这么一丝丝怜悯之心，可怜小团圆媳妇，但对于婆婆却认为是无辜的，人们憎恶的对象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婆婆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牺牲者”，小团圆媳妇无意识地违背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而惨死，封建礼教荼毒之深，可见一斑。

萧红就是要对这样一种农村社会的弊病进行大胆的揭露，在1938年的座谈会上，她说：

“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呼兰河传里的一桩桩悲剧正是萧红对于封建社会传统思想荼毒民众的敏锐察觉，这种觉察力体现在有二伯身上，初读此章，觉得有二伯不过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并不能体会出其中的深意。有二伯是张氏家族的一员，但是家道中落，破败最早，以至于到现在地位和仆人一般。老厨子经常奚落他，孩子们也骂他，取笑他，向他抛石子。人世的炎凉，使他性情变得古怪了。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和人在一起，就一句话也没有了。就他除了用怒骂对付张家的毒打外，还以偷的办法对付主子。他偷钢酒壶、锡火锅、大钢钱、大澡盆，拿去卖。他还在粮食仓子里边偷米，背到粮米铺去卖。他偷了东西，又爱面子，怕人家提到“偷”字，人家一提，他总是不好意思。这一点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又是何其地相似。他没有家眷，没有固定住处，一贫如洗，他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被子就往外流着棉花。一掀褥子，那铺着的毡片，就一片的掉落。他的枕头一动就哗哗地往外流着荞麦壳。这套破烂不堪的行李，三天两天的就要动手缝一次。他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走在街上，人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他戴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他穿的鞋，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他前边掌掌，后边钉钉，过了几天，还是掉底缺跟的。因此他的脚，永远离不开地面。他要猴不像耍猴，讨饭不像讨饭的。日俄战争时期，足以看出他的地位，地主们一个都跑了，有二伯却留着守家，沙俄的军队抢的抢，杀的杀，有二伯是死里逃生，但他却借此炫耀自己勇敢，有二伯常常说，“跑毛子的时候（日俄战时）他怎样地胆大，全城都跑空了，我们家也跑空了。那毛子拿着大马刀在街上跑来跑去，骑在马身上。那真是杀人无数。见了关着大门的就敲，敲开了，抓着人就杀。”有二伯说：

“毛子在街上跑来跑去，那大马蹄子跑得呱呱地响，我正自己煮面条吃呢，毛子就来敲大门来了，在外边喊着‘里边有人没有？’若有人快点把门打开，不打开毛子就要拿刀把门劈开的，劈开门进来，那就没有好，非杀不可……”他身处奴才的地位，却有着主子的思想，他对冯歪嘴子的遭遇，认为“那算完，长的一身穷骨头穷肉，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官，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对于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本应予以同情，却同样恶语相向“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有二伯是麻木的，他深遭压迫，却又难以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在压迫与无声的反抗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性格，他像阿Q，对于社会无能为力。

如果说小团圆媳妇是无意识地打破了封建传统，那么冯歪嘴子就是有意识地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出身贫寒，却敢于追求爱情，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冲破社会的冷言冷语，在冯歪嘴子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萧红的身影。恋爱自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封建礼教绝不是轻易可以被战胜的。当他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后，磨房掌柜和掌柜太太大骂他：

“破了风水了，我这碾磨房，岂是你那不干不净的野老婆住的地方！”把他们赶到磨房南头装草的房子里住。开初几天，冯歪嘴子的门下竟站着不少探访员。流言蜚语四起，都是关于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人们奚落谩骂他们。有的还看他们笑话：

“那草棚子才冷呢！五风楼似的，那小孩一声不响了，大概是冻死了，快去看热闹吧！……他妈的，没有死，那小孩还没冻死呢!还在娘怀里吃奶呢”。越读下去，越发觉得心头一点的沉重起来。但是，任凭他人如何奚落，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他的儿子慢地学会爬，走路，夏天那孩子穿着肚兜，光着屁股，在爹爹面前玩耍，他的父亲打着梆子，母亲坐在门坎上绣着衣服，这一幕是如此地充满温情。冯歪嘴子爱他的儿子，体贴妻子，然而，上天似乎总是如此地不公，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妻子不幸去世了。旁观者又准备看他的热闹了，可他反而镇定下来。他并不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绝望，他看见自己的两个孩子，觉得一定要把他的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长得牢牢的。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份能力，他看别人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他照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自己动手喂那刚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就用调匙喂他。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该拉磨。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境地。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就这样，他的小儿子，一天天的长大。孩子一天天瘦下去，邻里觉得他必死无疑，但是，在冯歪嘴子眼里，他看他的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大，“这小东西学会哄人了”，“这小东西学会懂事了”，“这孩子眼看着就大了”就像那墙上的黄瓜，就这样，一天天的，小的孩子学会了笑，小牙渐渐长出来了，微微的咧嘴一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生活给予生命压迫，生命却变得愈发顽强，在黑暗的环境里，新的生命在不断成长。

《呼兰河传》就是这样的一部传奇的诗篇，他呼唤着人们向着社会和内心的腐朽挑战，落后的思想包围着人们，而真的猛士，就是要向这黑暗的世界抗争。

呼兰河传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