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上海社科院2012级外交学硕士 陈留俊

内容提要:自从斯诺登获得俄罗斯的临时难民身份，似乎这一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暂告一段落，但其对世界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我们从中应该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也远未认真的总结。本文仅仅就此事件中各国的表现来作一些比较和思考，并希望从中找出中国外交在这件事中可圈可点与值得商榷的地方，希望能是大家对中国外交的现状和问题作一个管中窥豹般的启示，以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政治 定性 透明度 参与度 话语权

2013年8月1日，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律师透露，斯诺登已经获得允许其离开莫斯科机场的文件。莫斯科机场代表称其已经离开莫斯科机场，进入俄罗斯境内。斯诺登离开莫斯科机场，正式获俄罗斯一年的临时难民身份。目前看来，似乎这一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泄密事件已进入收官阶段，然而给世人留下的思考和反省尚如余音绕梁，多日不会断绝。

斯诺登事件给2013年暑期的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谈资和花絮，当然也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很值得所有关注者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依然得到了肯定的展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而在这个他们所谓的“间谍”叛逃的事件中，美国的权力或是影响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世界的国家都把斯诺登当做是“烫手的山芋”，避之唯恐不及，欧盟一些国家甚至因为害怕斯诺登过境而拒绝玻利维亚总统飞机穿越领空，这也恐怕是国际舞台上比较显著一宗荒唐的外交事故了，而这荒唐的背后恰恰是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至少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担心斯诺登事件会惹祸上身，影响他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不敢因此得罪美国。

其次，我们还看到，在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他的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的一百年后，他当年所反对的秘密外交、权力交易依然大行其道，理想主义的推行和实践依然只有少部分人、少部分国家在努力贯彻，尽管这种贯彻很大程度上还有其他的种种原因。比如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对斯诺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这其中当然有对斯诺登所作所为的认可和赞赏，但可能更多的是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使然，而不仅仅是多斯诺登个人。

再次，我们还可以看到，斯诺登事件所反映出的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许这种趋势还在酝酿当中，但它已确实存在。在斯诺登自己的出逃计划中，中国香港是第一目的地，这就反映出他个人的判断，那就是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给予他真正地帮助，尽管他还是有一些疑虑，所以他选择了中国的香港。随后他选择的另一个国家是俄罗斯，而最终给予他避难身份的也就是俄罗斯，这本身就体现出当今国际格局的实力对比，我想斯诺登的选择很可能是当今世界大部分人的选择，因为所有人一眼就已看出这个地球上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有哪些。

但是，所有“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检验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和这些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才能得到确定。”所以，本文想要讨论的不是国际格局的特征或是发展趋势，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讨论一下，在这个事件中，中国外交的表现如何，有哪些得与失，哪些国家的举动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改进，这也许对我们分析和反省中国外交的理论和策略都大有裨益。

一、定性问题

大家都知道，外交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和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正如中国学者杨闯《外交学概论》中所言。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事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我们首先要明确每个事件的性质，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有可能将这个事件处理的较为妥善、合理、高效。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斯诺登事件爆发后，尤其是据传其人已经到达香港以后，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主要是外交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此事定性，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可谓先声夺人，占尽先机，美国迅速而简洁地将斯诺登事件定性为一个刑事案件，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并叛逃他国的重要刑事案件，这样，就让美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针对相关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提出交涉时，显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至少中、俄无法堂而皇之地以政治犯的理由拒绝美国的引渡要求，不管有没有引渡协议，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似乎无法拒绝美国这样合理的要求，就因为美国首先给此事件做了有利于他们的定性。再反观中国的做法，尽管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香港特区这样一种特殊情形，和美国打打太极，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但在为事件定性的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缺乏大国的风度，从而使得你所用的搪塞推脱的借口变得可笑而且无力。

其实，我觉得为此事的定性无外乎三个方向：情报的，法律的，政治的。三个方向，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将斯诺登事件定性为一个情报案例，那么从他本人进入到中国境内，包括香港境内起，或者是6月初事件开始向媒体泛滥的第一时间起，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应该迅速而有效地评估并介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控制斯诺登的举动和行踪，从他身上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情报信息，为我们掌握美国网络监控的状态、情报收集的特点和手法、国际监听的运作等等有用的信息提供重要的帮助。而斯诺登就是战场上来自地方的情报人员，我们完全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使此事销声匿迹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挖掘此事件的情报价值，而不是在国际上吵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使得中国所有的动作都成为焦点，并因而缩手缩脚陷入被动。

如果我们将其定性为一次法律事件，斯诺登就是因为违反了美国国内的法律而逃到了中国，而同时美国政府也已经正式向中国及中国香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交还”申请，那么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应该尽可能的接触斯诺登本人，告知他在香港应该知道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以及目前事件发展的态势，并且目前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相关处理办法，这一切都是依据我们当地的法律办事，这其实也是斯诺登当初选择逃亡香港所说的最重要的理由啊，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及香港政府维护法治的决心和力量。同时我们可以就此和美国政府的法律及外交部门进行接触，以平等互惠的原则进行谈判，既依法办事，维护中国法律的权威和斯诺登个人的权益，又可以要求美国因此承担对等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并为中国对美国提出的一些相关法律事件提供协助与合作，即如中国依法要求引渡在逃美国的大量贪官。这完全建立在对等和法律的基础上，这样的话，美国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作为当事方的中国都立于不败之地，完全掌握这一事件的主导，而不是将斯诺登像烫手的山芋一样扔掉，实在是可惜。

如果我们将其定性为一次政治事件，斯诺登是反对美国虚伪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标杆和旗帜，是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挑战，他的逃亡是由于对美国政府可能的政治迫害的回应。那么，这当然为中国及世界其他曾经遭受美国指责的“违反人权”的国家提供了绝好的反击的资料和信息，这也是对美国指责中国等搞网络袭击的言行的一次绝妙的反讽，依据这一点，斯诺登是一个亟需保护的政治难民，而中国和他对美国的政治态度较为接近，他来到中国，中国就有义务给予他政治难民的身份并给予实质有效的保护。同时，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大肆宣传：美国式民主自由的虚伪和美国指责别国网络攻击的可笑。不管世界怎么看待中国的行为，中国至少表现出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坚定和顽强，一如古巴和委内瑞拉在国际上赢得的声誉，而我们也完全不需要担心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会恶化到何种程度，因为中美的政治关系本来就是这样起伏不定，这件事只是众多起伏之一罢了，中美的经济关系之紧密、厚重和复杂是美国也无法承受破裂之痛的。所以，将斯诺登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操作和理解并能赢得一定国际声誉的做法。

回顾这三种为此事件的定性的方向，我觉得，除了情报事件的定性所带来的后果由于我们信息的不足而不明朗之外，其他两种定性再加上适当的操作的话，中国外交在这件事情上得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中国政府所选择放走斯诺登的作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难怪外媒都以“奇诡、难以理解”这样的词来形容中国政府的作法，作为国人，我们实在也不能理解在这件事上使用中国式的“太极推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些事不是一定要等到强过对手才可以做的。

二、透明度及参与度问题

自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出世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实施以来，秘密外交和精英外交正受到越来越多地质疑和挑战，西方的民主制度当然也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参与外交甚至参与决策的程度，这自然引发了关于外交领域的透明度和民众的参与度的问题。透明度本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三大目标之一(另两个是贸易自由化和稳定性)，随着世界经贸的飞速发展，透明度很快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准则；参与本就是民主制度的内生诉求，没有民众的参与，很难说你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就是合理合法的。

斯诺登事件所牵扯出的美国对世界各国及本国国民的监听计划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轩然大波，其实质就是美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和民众的参与度问题，而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各国针对国民和外国政要或关键机构的侦测监听古已有之，美国的此类计划也不例外，只不过“9,·11”之后，美国确实加强了此类计划，但美国没有把政府对国民的选择性监听交由民众进行讨论和决定，而只是在美国国会内部作了一些秘密的审议并付诸实施，这一点让美国国民感到受到了欺骗和蔑视，因而引发了一些反弹的声浪。事实上美国民众所反对的并不是诸如“棱镜”的监听计划本身，而是美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的不透明不公开，这在8月份的一次民调中可以得到明显的佐证，民调显示，在尊重公民隐私和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做选择时，还是有近6成的民众选择了后者。所以，当斯诺登事件公开以后，美国政府迅速的将此类的监听计划进行了公布和解释，也很快获得了国内民众的理解和大部分的支持，国内的反对声浪渐渐平息，美国也可以专注于在国际上来处理这样一个较为单纯的情报事件，而不是长期的在国内舆论纠缠的政治事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的一种外交事件，只有让本国民众广泛的决心参与，只有将必要的信息公之于众，才有可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也才有可能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而不受累于国内政治。美国政府对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尊重的做法，很快使得斯诺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了最低。

再看斯诺登事件中一些奇怪的现象，这可能涉及到中国政府的动作。5月20日，斯诺登离开夏威夷，5月31日，斯诺登到达香港，这期间的12天时间斯诺登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6月6日，斯诺登授权英国《卫报》公开爆料：美国国安局对民众及世界各国进行秘密监听及网络监控，此后一天，习总6月7日一8日访美与奥巴马进行庄园会晤。这个爆料的时机如何解读？6月24日，斯诺登离开香港登机飞往莫斯科，两天前美国正式刑事起诉斯诺登，这个时机如何解释？中国对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掌控如此松懈？有多少人相信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如此种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和解释，我们国人在网络上所表现出的对斯诺登的同情和怀疑统统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还得面对各种国内媒体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吹捧和貌似有理的赞颂，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哀，因为我们的政府不相信我们人民的判断力和理性，他们甚至不屑于和他们的国民分享不是秘密的秘密，他们对国民的态度是一种控制和愚弄。很快，网上的民意由对斯诺登的赞誉、支持变得同情和可怜；由积极为国家出谋划策变得怀疑愤怒。这本是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的给中国及其政府的一次机会，却演变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为自己加分，相反，他们的表现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这根源就在于中国政府不愿提升整个事件的透明度，不愿意提高民众在外交事件中的参与度，（除非将此事件定性为情报事件）自己却又不能清晰明智地处理这一事件，又没有顺应民意舆情，实在是浪费时机，一无所获。

三、大国博弈的方式及话语权问题

大国博弈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外交的、文化的等等，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很少是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直接对抗，总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联合又有冲突；既有硬实力的较量，又有软实力的碰撞。“每一种合作和纷争行为都会影响行为者的信念、规则和惯例，这些东西形成未来行动的框架”。所以，每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要注意方法和技巧，因为大的原则性的和实力型的问题似乎大家都已做到心知肚明，那么重要的就是如何更科学更高效地运用软实力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了，尤其是相对处于弱势的国家更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外交的方法和技巧。

斯诺登事件中，美国的强势不言自明，他不需要任何说明，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敢于收留斯诺登，这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而中国依然不敢公开违背美国的意思，也足以显现中国目前国际地位的尴尬。这种情形下，中国尤其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而这软实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的掌握。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的出现以后，我们都可以听到一些国家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总是对国家事件的走向形成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话语权的体现。

所谓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所谓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在这方面，美国及西方世界确实占有较大的优势，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各种情报，各种世界性媒体和广泛的民众参与宣传的力度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可问题是我们在话语权的争夺中一直处于下风的情况下，怎样把握难得一遇的机会才是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斯诺登事件显然就是这样一个难觅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好好把握呢？

首先，中国在整个斯诺登事件过程中，始终是在被动地应付满天飞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既没有主动发布任何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也没有掌握发布信息的渠道，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外媒和极个别的华文媒体，好像堂堂一个国家在与斯诺登个人争夺话语权时都是处于下风的，更不用说与外国媒体和政府的唇枪舌战了。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是，当斯诺登事件在今年6月初曝光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一种局外人的角色看待斯诺登滞留香港一事，不作评论，不发一言。也许是斯诺登本人也感到了不安，所以在6月13日由香港媒体引用他的供词称，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从事针对中国个人和机构的网络攻击，试图以中国率先“躺枪”的爆料来逼中国政府做出表态和行动，但中国外交部依然只是淡淡回应说，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和网络攻击行为，此后就没了下文。中国在整个事件中完全没有把握住一系列绝佳的话语主动权，甚而没有表现出这种争取话语主导权的意愿，然后随着美国及国际媒体的种种报道而作一些被动的反应而已。

其次，中国在整个事件中的表态和行动显得迟缓而无力，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总是要“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但在国际舆论战、宣传战和话语权争夺战中，时间本身就意味着先机和优势，因为话语权的争夺中，如果你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做出反应事实上就意味着失败。就如同两个人吵架，当对方已经开骂后，你还默不作声，其实就已经处于被动了，更被众多的旁观者认为是你就是理亏的一方，大部分人是不会以不善言辞来为你开脱的，更不会替你主持你自以为的正义。我们看到，在斯诺登事件中，中国中央政府闪烁其词、消极被动，而香港政府则小心翼翼、不敢多说，这样的话，中国已完全表现的像个沉默的孩子，任人打骂和发难。斯诺登事件直到最后斯诺登获得俄罗斯的一年居留权，中国都没有表明自己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只留下含含糊糊和许多的疑惑。

整体看来，中国在斯诺登事件中并没有表现出与国家综合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造成了国际体系中的变化，因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其实在冷战以后，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中国已经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争的了更多的话语权，如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上、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上、在人权领域强调对话与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力量增强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事例。然而，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能只看个别的具体的事例，而要从整体上加以观察，从突发事件上加以观察。我认为，前面的成绩是中国政府长期努力和准备的结果，尽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斯诺登事件属于突发事件，中国在应对上明显准备不足，后又不知所措，畏首畏尾，表现的很不尽如人意，因而也丧失了一次绝佳的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机会。

四、小结

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斯诺登事件中，中国政府及中国外交的表现有待进一步商榷和提高，以上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所能感受到的遗憾和问题，当然还会有很多专家学者有更为深入的看法，我会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但我最后想从斯诺登的心理来推测一下，也许更多的人会有我一样的对中国的看法，因为斯诺登的心理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满怀希望的到来---焦急不安的等待----失望无奈的离开。

注释：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 徐昕 郝望 等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版 第5页

杨国宜 冯能保等《四书—全文译注》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166页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冯克利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43页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苏长和 信强 何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56页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秦亚青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27页

2013-9-1

陈留俊：上海社科院2012级外交学硕士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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